我上一次出現在中國足球的現場,是2004年的11月17日,地點在廣州。7比1橫掃對手卻未能小組出線,很難説那是個悲劇還是個笑話。
從那以後,我漸漸淡出了對中國足球的報道,《世界足球之旅》和世界盃報道讓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國外的足球。接觸多了,就有了比較。比如説在我去瑞典之前,我一直很奇怪這個北歐小國是憑什麼成為世界盃的常客,而當我結束8天的採訪之後,我覺得瑞典進入世界盃實在太正常了。就像我的這個疑問一樣,我們往往更關心的是結果,而忽略了過程。我們常常苦惱為什麼13億中國人就挑不出幾個踢球的,卻忽視了這個選拔的過程是否存在著急功近利、拔苗助長的現象。
中國足球唯一的一次世界盃之旅,是一個外國人幫助完成的,米盧走了,留下了他的“快樂足球”這樣一個模糊的理念,和球迷以及足球界內部對他毀譽參半的評價。在那幾年裏,人們更多的關注是他和足協,和球員,甚至和記者之間的關係,在那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下,米盧成了“老頑童”、“老狐狸”,成了一個有些心不在焉,甚至不務正業的教練,所以,當他離開後,有人説,他什麼都沒有留下。
問題是,你究竟要的是什麼?
中國足球請來的每一個外籍教練,帶進世界盃都是第一目標,而提高中國足球水平都是次要的目標。
阿裏漢走了,杜伊來了,他的任務很明確,就是08奧運會。在08年之前的這段時間,對於他絕對是一種煎熬,成績這兩個字將一直挂在他的頭上,或者壓在他的肩上,可成績真的有那麼重要嗎?作為一個世界盃的消費大國,我們只有三次給自己的國家隊加油的經歷,而這樣的尷尬,在我們做世界盃前期報道的時候體會尤其深刻,所到之處,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世界盃,和中國有關係嗎?”
所以,沒必要對這屆國奧隊抱有什麼太大的希望,即使在亞運會上,在奧運會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也不代表中國足球的水平就有了質的提高。如果中國的青少年俱樂部也能像瑞典的足校那樣有4000個學生,女孩子也以成為一個女足運動員而自豪的時候,進入世界盃,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個時候,大多數的俱樂部教練員應該不用再擔心被球員聯手做掉,而國家隊教練也不用在三五十個人選裏選出水平較低的,而剩下的那些就成了當然的國家隊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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