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出現在中國足球的現場，是2004年的11月17日，地點在廣州。7比1橫掃對手卻未能小組出線，很難説那是個悲劇還是個笑話。
   
        從那以後，我漸漸淡出了對中國足球的報道，《世界足球之旅》和世界盃報道讓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國外的足球。接觸多了，就有了比較。比如説在我去瑞典之前，我一直很奇怪這個北歐小國是憑什麼成為世界盃的常客，而當我結束8天的採訪之後，我覺得瑞典進入世界盃實在太正常了。就像我的這個疑問一樣，我們往往更關心的是結果，而忽略了過程。我們常常苦惱為什麼13億中國人就挑不出幾個踢球的，卻忽視了這個選拔的過程是否存在着急功近利、拔苗助長的現象。
 
        中國足球唯一的一次世界盃之旅，是一個外國人幫助完成的，米盧走了，留下了他的“快樂足球”這樣一個模糊的理念，和球迷以及足球界內部對他毀譽參半的評價。在那幾年裏，人們更多的關注是他和足協，和球員，甚至和記者之間的關係，在那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下，米盧成了“老頑童”、“老狐狸”，成了一個有些心不在焉，甚至不務正業的教練，所以，當他離開後，有人説，他什麼都沒有留下。

        問題是，你究竟要的是什麼？
   
        中國足球請來的每一個外籍教練，帶進世界盃都是第一目標，而提高中國足球水平都是次要的目標。
 
        阿裏漢走了，杜伊來了，他的任務很明確，就是08奧運會。在08年之前的這段時間，對於他絕對是一種煎熬，成績這兩個字將一直挂在他的頭上，或者壓在他的肩上，可成績真的有那麼重要嗎？作為一個世界盃的消費大國，我們只有三次給自己的國家隊加油的經歷，而這樣的尷尬，在我們做世界盃前期報道的時候體會尤其深刻，所到之處，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世界盃，和中國有關係嗎？”
  
        所以，沒必要對這屆國奧隊抱有什麼太大的希望，即使在亞運會上，在奧運會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也不代表中國足球的水平就有了質的提高。如果中國的青少年俱樂部也能像瑞典的足校那樣有4000個學生，女孩子也以成為一個女足運動員而自豪的時候，進入世界盃，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個時候，大多數的俱樂部教練員應該不用再擔心被球員聯手做掉，而國家隊教練也不用在三五十個人選裏選出水平較低的，而剩下的那些就成了當然的國家隊隊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