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求真”——博物學視角下的嶺南繪畫

來源:中國文化報 | 2023年02月08日 00:20
中國文化報 | 2023年02月08日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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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魚逐落花(紙本設色) 居廉

遊魚逐落花(紙本設色) 居廉

近日,由廣州藝術博物院、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和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華南國家植物園聯合主辦的“格物·求真——博物學視角下的嶺南繪畫”展覽正在廣州藝術博物院展出。展覽首次從博物學角度介入嶺南繪畫史,時間跨越幾個世紀,既有中西文化的碰撞,也有藝術與科學的交織,是一次藝術與科學的跨界合作。展覽旨在探討博物學對嶺南地區近現代美術史産生的影響,用圖像展示中西方視覺文化交流,同時啟發廣大觀眾關注身邊的自然物種和生態環境並進行一些博物實踐。因此,本次展覽的策劃盡可能兼顧學術性與科普性、全球化與在地化,讓歷史與當下連結、藝術與現實互動。

博物學在嶺南繪畫史上産生了何種影響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帶著這個問題,筆者基於工作中對館藏作品的梳理與思考,第一次嘗試從博物學角度講述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的嶺南繪畫的故事,並希望在展覽過程中繼續交流思考,形成“展前研究——展覽視覺呈現——展後研究”的閉環。

可愛花(紙本水彩)  張瑞麟

可愛花(紙本水彩)  張瑞麟

展覽框架:兩條線索、四個單元

第一條線索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第二條線索是藝術科學互惠共進。循著這兩條線索,展覽分為4個單元。第一單元“圖像採集,西方博物學家的行囊”是講述西方博物學進入中國的故事。十八、十九世紀,廣州是西方博物學家進行物種採集的重要場所。他們雇傭了一批本地畫家在其指導下繪製博物畫。廣州外銷畫家比較被動地接受了西方觀察方法、繪畫技法的影響,成為中國最早接觸西方博物學和水彩畫技法的人群之一。第二單元“相看東西:本土學者的博物繪畫實驗”從文人的身份視角切入,選取了黃士陵和蔡守的作品。在受到西方文化衝擊之後,本土學者的文人身份發生了變化,成為對西方博物學知識有一定認識的新文人,因此在藝術上也相應地改變了對自然的觀察和認知,中西技法的交融顯而易見。第三單元“寫生一脈:從十香園開始的傳承與革新”注重梳理嶺南畫脈,“寫生”是藝術創作方法,也是教學的核心,更是藝術革命的手段。本單元展出了居巢、居廉、伍德彝、容祖椿、高劍父等人的作品,以及一批日本博物學古籍,以此將嶺南繪畫受西方博物學和日本博物學影響的兩條路徑呈現出來。第四單元“草木繪真:近百年華南植物科學畫”將目光轉向科學界,從“格物致知”到“求真實證”,博物畫中的一部分演變成了植物科學畫,藝術為科學添磚加瓦。這是首次在美術館較為完整地呈現創始於1929年的華南植物園的植物科學畫面貌。這些畫作是藝術與科學的結晶,見證並參與了中國植物學科的創建和發展。

4個單元相互獨立又各自呼應,為了有機地聯絡4個單元,讓觀眾體會各畫家群體創作的異同,展覽還特地呈現了一些相同題材的作品以便進行圖像對比。 

抽絲剝繭:發現被遮蔽的往事

策展人好似一個偵探,需要尋找蛛絲馬跡,發現美術史被遮蔽的另一面,挖掘被遺忘的角落。在這個展覽中,可以重新認識著名金石學家黃士陵和蔡守。黃士陵的花卉畫是傳統文人畫與西方博物畫相結合的産物。他主要使用毛筆繪畫,配以書法和印章,卻使用鉛筆進行輪廓描繪,並強調花木的結構特點和陰陽向背的光影效果,甚至描繪病蟲害細節,這些畫作已具備鑒別物種的功能。本次展出的一級文物《粵中花木冊》還隱含著黃士陵與吳大瀓等人交遊的往事。蔡守于1907年至1911年在《國粹學報》刊登了128幅博物圖畫,以往只能在影印版看到黑白圖,這次借得上海桑浦美術館收藏的8張原作做了複製畫,其中有兩張畫能和《國粹學報》的圖一一對應。

嶺南畫家如何受到西方博物學家的影響?展覽也試圖給出一些證據,從香港藝術館館藏居廉畫作《狨猴》中伍德彝的題跋可以發現,這是居廉等人在廣州西南城區的花地遊玩時見此小猴,畫圖“以資考博”,經專家鑒定這是眼鏡猴,世界上最小的靈長類動物,而當時花地正是西方博物學家採集和交換物種的重要場所,因此嶺南畫家和西方博物學家可能在花地相遇。此外,此次展覽還挖掘整理了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任職于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前身)的專職畫師張瑞麟的一批珍貴畫作。

跨界互動:藝術與科學 展覽與生活

本展覽是一次新的嘗試,不僅是藝術與科學的跨界,也是展覽與生活的互動。

廣州藝術博物院首次與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等合作主辦展覽,在展覽內容中也不乏跨界合作的例證。中國植物學界的代表人物“北胡南陳”都出現在展覽中,容庚曾收藏居巢居廉等人的畫作,並委託族叔容祖椿繪製《百花圖冊》,容庚在《頌齋書畫小記》中寫道有的畫作是“胡先骕為定名”;華南植物園的植物科學畫成就跟陳煥鏞院士和陳封懷所長的重視分不開,張瑞麟正是陳煥鏞的繪圖師,而陳封懷是清末著名畫家陳師曾之子,陳師曾在日本學過博物學。外銷博物畫作為視覺知識材料,是西方博物學家了解和鑒定命名中國物種的重要依據,很多中國植物遠渡重洋後對世界園林藝術影響巨大,中國被稱作“世界園林之母”,但是物種的發現命名權卻掌握在西方人手中。到了20世紀,以陳煥鏞為代表的科學家努力工作爭奪植物學界話語權,篳路藍縷,開創發展中國植物學。

此次展覽也希望體現在地化,與生活互動。廣州是“花城”,居民對花卉的喜愛千百年來一如既往,花地直到今天都是重要的花卉市場,2023年新年花市重啟,展覽應時應景。觀眾可以在展覽中看到大量嶺南花卉,黃士陵的《粵中花木冊》涉及廣府素馨花傳説,外銷畫《荷苞花》能讓觀眾意識到植物命名的變化,還有外來物種的傳入等。

值得一提的是,展覽與展館也相得益彰。廣州藝術博物院在白雲山腳、麓湖之畔,藝術與自然相融共生,很多畫作中的動植物都能在周圍自然環境中找到。這20多年來,看展覽和逛麓湖是很多觀眾共同的美好回憶,在即將搬館的時間節點,這個展覽再次呼應並加強和周圍環境、和觀眾的連結。有些觀眾看完展回家後還會找尋與展品相對應的植物,這也是一種有意思的互動。

一個展覽的生成是學術研究落地的成果,也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從問題出發,層層挖掘梳理,到視覺化呈現與觀眾見面,觀眾的觀看、體驗、思考、反饋與互動也在延伸並豐富著展覽的意義。

編輯:韓丹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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