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國”實施200余項考古發掘——探尋文明源流 堅定文化自信

山東崗上遺址南區墓地出土文物。圖由國家文物局提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考古發現的重大成就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近年來，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關注中國境內人類起源、文明起源、中華文明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截至目前，國家文物局共批准立項夏文化研究等18個重大項目，批復各地實施200余項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為實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堅實的支撐。 ——編  者

實證百萬年人類史

推進解決人類起源課題

中國境內人類起源，是“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關注的關鍵領域之一。不斷的考古新發現，為百萬年的人類史提供了實證。

湖北學堂梁子遺址位於十堰市鄖陽區，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型曠野遺址。2021年以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學堂梁子遺址進行了系統的考古發掘，發現迄今歐亞內陸同時代最為完整的直立人頭骨化石。近期，學堂梁子遺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進展，發現1具保存較為完好的古人類頭骨化石，命名為“鄖縣人3號頭骨”。目前已出露額骨（包括眉脊）、眼眶、頂骨、左側顴骨和顳骨及枕骨左側，形態清晰，未發生明顯變形，還同時伴隨出土大量動物化石與石製品。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説，鄖縣人處於直立人演化歷程的關鍵節點上，3號頭骨是迄今歐亞內陸發現的同時代最為完整的直立人頭骨化石，是探討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國乃至東亞地區起源與發展的重要證據。

甘肅白石崖溶洞遺址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甘加鄉。考古揭示白石崖溶洞遺址已發掘地層主要形成于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是青藏高原目前已知年代最早、有可靠埋藏地層、出土豐富考古遺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院士陳發虎説，針對白石崖溶洞遺址早年出土的古人類下頜骨化石進行體質人類學、古蛋白和鈾係測年分析研究，表明其為至少距今16萬年前的丹尼索瓦人化石。這説明白石崖溶洞遺址是青藏高原上目前已知最早的考古遺址，也是阿爾泰山地區丹尼索瓦洞以外首次發現丹尼索瓦人化石的遺址。據悉，白石崖溶洞遺址是目前唯一在東亞發現丹尼索瓦人化石和丹尼索瓦人DNA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是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重大進展，更是國際上丹尼索瓦人研究的重大突破。白石崖溶洞遺址的發掘和研究，為探索史前人類向青藏高原的擴散和高海拔環境適應、丹尼索瓦人及東亞古人類演化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皮洛遺址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金珠鎮兩家村，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曠野遺址。該遺址最重大的發現是數量豐富、形態規整、技術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東亞發現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階段的文化遺存，也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産品。其上部地層出土的小型兩面器也可能代表東亞稀少的新型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皮洛遺址是迄今青藏高原發現面積最大、地層保存最完好、堆積連續、文化類型豐富多樣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區發現典型的阿舍利技術體系，填補了該地區乃至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一項空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鄭喆軒説，目前皮洛遺址揭露7個連續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層，出土各類石製品超過6000件，地表採集系統記錄典型石製品超過3000件。皮洛遺址的發現，將有力推動早期人類對青藏高原的開發過程、早期人類適應高海拔環境的能力和探索東亞手斧的分佈與源流、東西方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等重大學術問題研究。

相關專家指出，湖北鄖陽學堂梁子遺址的新發現為探討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國乃至東亞地區起源與發展提供重要證據；甘肅夏河白石崖溶洞遺址和四川稻城皮洛遺址的新發現是早期人類進入青藏高原的最新證據，都是東西方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的主要物證。這些考古發現，不僅刷新了中國既有的考古學認知，也為推進解決人類起源等世界性課題提供新的科學依據。

考古工作者在湖北學堂梁子遺址工作。圖由國家文物局提供

實證一萬年文化史

為解決農業起源問題提供新材料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長江下游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農業起源的重要中心，是率先進入農業社會的先行者，是中華一萬年文化史的重要實證。

橋頭遺址位於浙江省義烏市城西街道橋頭村西側，錢塘江—義烏江支流銅溪在其東側由北向南流過。橋頭遺址主體為一處上山文化時期的環壕聚落遺址。發掘區的東、南、北三側為人工挖掘的環壕，西側被河流沖刷破壞，中部圍成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臺地。橋頭遺址出土遺物以陶器和石器為主。石器以礫石石器和磨制石器為主，類型包括石磨盤、石磨棒、石球、穿孔石器以及石斧、石鑿、石刀等。陶器類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盤、卵腹罐、雙耳罐、壺、圈足盤和杯形器等。陶器上的乳白彩紋比較複雜，出現了太陽紋、短線組合紋等圖案。上山文化彩陶是長江流域新石器彩陶文化的重要一支，也是迄今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發現的最早彩陶。橋頭遺址是東亞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環壕遺址。這一發現是中國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農業定居生活走向初步複雜化的重要見證，也是上山文化聚落考古的一大突破。

興隆遺址位於河北省張家口市康保縣照陽河鎮興隆村東南，地屬長城以北冀蒙交界的壩上高原。該遺址于2016年壩上地區區域系統調查時發現，發掘總面積約1100平方米。2018年度田野工作初步確認遺址面積、堆積類別與分佈情況、絕對年代等。2019年度田野工作繼續發掘部分房址，了解房屋建造、使用與廢棄過程。遺址二至三期出土大量植物遺存，有栽培作物粟黍以及野生植物山杏、大籽蒿、藜等。其中，黍是我國目前有直接測年數據的最早的黍類遺存之一，為探討黍的馴化與早期栽培提供重要材料。興隆遺址堆積複雜，發現了大量能反映其獨特文化面貌的出土遺物，其一至三期遺存及周邊其他同類遺址代表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

首都師範大學副校長雷興山説，以義烏橋頭遺址為代表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農業的重要起源地，還發現了迄今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發現的最早彩陶，興隆遺址是發現我國目前有直接測年數據的最早的黍類遺存之一，為探討黍的馴化與早期栽培提供重要材料。“距今1萬多年前，是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轉折時期。相關考古發現以陶器、農業、定居為標誌，涉及人類演化史上重大關鍵點，為解決農業起源問題提供新材料，證實中華文明是連綿不斷的文明。”雷興山説。

實證五千多年文明史

揭示早期中國文明的基因

近年來，考古發現展現了中國史前文明化與早期國家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成為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重要實證。多項考古發掘填補了多項空白，多維度揭示了早期中國的文明基因，對研究中華文明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石峁遺址位於陜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鎮。始建於距今4300年左右，使用約500年後廢棄，面積在400萬平方米以上，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龍山時代晚期至二里頭早期階段城址。2012年迄今，考古工作者先後發掘了外城東門址、內城韓家圪旦高等級墓葬區、城外樊莊子“哨所”等，除了大量出土遺物外，還發現了“頭骨祭坑”及“藏玉于石”的現象。外城東門址所發現的內、外甕城及馬面等遺跡，是國內最早的同類城防設施。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助理邵晶説，考古發掘的種種跡象表明，皇城臺是石峁城的最核心區域，已具備早期“宮城”性質。

陶寺遺址具有明確的功能分區，其中宮殿區是學界重點關注的區域，也是陶寺遺址都城性質最重要、最直接的物化要素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歷時5年逐步確認了陶寺遺址近13萬平方米宮城的存在，並較為全面地揭露了南東門址和東南拐角處的側門。陶寺遺址宮城內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發掘取得重要收穫，意義重大。發掘進一步確認了宮城內面積近8000平方米的最大宮殿建築的存在，是迄今史前時期最大的夯土建築基址。該建築基址之上發現有2座主殿、東側附屬建築、中部庭院、東部疑似廊廡等，其結構複雜，佈局規整，史前罕見，當為中國古代宮室形態的源頭。陶寺遺址宮城內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發掘與發現，對於中華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國等重大課題的研究具有推動意義。

施岙遺址古稻田位於浙江省余姚市，是一處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稻田，初步勘探總面積約90萬平方米。考古發掘出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大規模稻田遺存，年代距今約6700年至4500年。河姆渡文化時期稻田因發掘面積較小，僅發現少量稻田、田埂、河溝遺存。施岙遺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面積最大、年代最早、證據最充分的大規模稻田，良渚文化的稻田已經出現了比較完善的路網和灌溉系統，這種大規模稻田起源年代可能早至距今6500年以上，並一直延續發展。此次發現表明，稻作農業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會發展的重要經濟支撐，進一步深化了對長江下游地區史前社會經濟發展和文明進程的認識。

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導下，考古工作逐步揭開了二里頭遺址的多網格式佈局。2021年以來陸續揭露了多處城市道路和道路兩側夯土墻，包括宮城北側道路上的門道、宮城西部圍墻，併發現宮城西側道路夯土墻向北延伸200余米，據此推測已知作坊區、宮殿區、祭祀區以西至少各存在一個分區。遺址北緣中部首次發現較為豐富的制陶遺存，出土陶窯、存泥坑、泥坯、燒土、爐渣、變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墊、修整工具等，包含了制陶工藝的多個階段。宮城西南角發現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出土大量骨角質遺物，其中部分存在砸擊、切割、磨制的痕跡，表現了骨角器加工的各個環節。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遺址是二里頭遺址手工業考古的重要突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趙海濤説，二里頭遺址考古新發現進一步揭示了多網格式的結構佈局，是探討早期國家都城制度、手工業與社會經濟、禮儀與喪葬制度等問題的重要線索。

崗上遺址位於山東省滕州市陳崗村，其中大汶口文化城址面積約40萬平方米。2020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崗上遺址北部居址區和南部墓葬區進行了考古發掘，總發掘面積約1000平方米。崗上遺址是海岱地區發現的大汶口時期面積最大的史前城址，因其高等級墓葬的發現及玉器的出土，崗上遺址的區域中心地位尤為凸顯。崗上遺址考古新發現豐富了對魯南地區乃至整個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階段中心性聚落內涵的認識，對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説，國家文物局將持續推進“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不斷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推動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細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歷程，為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