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之路： 探尋可為世界共享的精神價值

“青山行不盡2——唐詩之路藝術展”展覽現場

近日，在“青山行不盡2——唐詩之路藝術展”上，中國美術學院近千名師生在“唐詩之路”上的行走、採訪、研究和創作得以集中呈現，帶領觀眾重新思考唐詩與藝術的關係，並由此展開與生活、與世界的對話。

■ 高世名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

其實，“唐詩之路”不只有展覽。

對中國美院而言，這個項目是幾乎所有專業在教學創作中都會持續推進的一個命題，我們試圖用大眾最熟悉的唐詩去回應藝術創作最本質的內核。

唐詩，滋養著所有中國人的心靈，是中國人詩性情懷和精神生活的最普遍基礎。唐詩之路，是中國人詩性心靈的發生現場，在這個現場，我們可以遙想千年前詩人們的行跡與情致，通過這個現場感受我們與古人心意相和、聲息相通，在詩意生發中，成就吾人與世界的一番興會。

在中國藝術世界裏，物我之間最原始之關係不是模倣，而是起興。“興者起也”，是我們跟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那種詩性的生發、感官和心靈的昇華，是情物交感、身心發動的感覺的開端。“興”是一切創造力的源頭，是藝術在任何時代都不會被替代的東西。

古人在舟車勞頓中輾轉逶迤，亦于漫漫長途中收穫無數“興會”，這種興會，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感物方式。唐詩之路上的吟咏唱和將我們當代人的思與感擴展至千年，將我們帶回到中國人詩性心靈的一個個發生現場，帶回到一種“興”的操演之中。溪山無盡，行旅亦無盡；天地無涯，情致亦無涯。歷朝歷代，無數文人、畫家在山水間煙雲供養、吟風弄月，他們於此秀麗山河、有情世界間倘佯徘徊，唱和不息。

“青山行不盡2——唐詩之路藝術展”展覽現場

今天，我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豐富的媒介來闡述這類詩性，也希望今天的年輕人都能通過這個項目回應到中國文化中最好的部分，跟它接通，與它同頻共振。這是因為，人與世界之間的詩性興發是創造性的根本。2008年，我在香港藝術中心組織“創造性焦慮與可能世界”論壇，有位英國學者論述了從無到有的神學式創造觀；瑞典隆德大學的一位教授講述了如大地母神般繁衍式的創造觀；德國設計師借用《易經》這一“偶然性的考古學”，提出了變易的創造觀。而唐詩引申出的創造觀，則是一種人與世界的興會，一種感發、興起的情致和物我一體的創制。它于外在世界和內在世界的交互中激發出心靈往還。藝術是內外世界的擺渡者，它在二者打通之際會激發出一種詩意，這便是藝術最核心的價值。

我一直認為中國最重要的傳統就是自新之道，所謂“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用”。前段時間，我去上海張江高新區，我注意到那裏所有道路都以科學家命名，如祖衝之路、畢昇路等。當時最大的感觸就是所有中國人的名字全是500年之前的，這似乎就意味著500年以來，中國人對在全人類意義上的普遍性貢獻似乎缺失了。這是我們最難以釋懷的事情。宋代以前中國讀書人的精氣神跟明清所展露的文弱之氣很不一樣。李白仗劍壯遊天下，陸游有西山刺虎之勇，辛棄疾醉裏挑燈看劍，甚至連明朝的徐渭都是允文允武，既可籌謀政事，又可參讚軍務。傳統中國人這類積極進取的精神和開放創新的胸襟需要重新被激發起來，而唐詩最能彰顯這種開闊豪邁的精神狀態。這次展覽有意選取了一些紀念碑式的大氣魄作品，不僅為了突出展示現場的衝擊力，更希望能有效催生出“詩言志”的大傳統和中國文人的慷慨情志。

《禮記·大學》中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句話原本銘刻于商代湯王的禮器之上，就是不斷提醒自己——這又是“新的一天”。這種“日新”之道希望能在當代美術學院的教學中重新得以接續和激發，並重新反饋到生生不息的大傳統之中。唐詩之路同樣是今天的現實，我們的生活和生産也在其中。這也是為何這次展覽很多作品並不回避當下的原因。總的來説，唐詩之路的目的有二：一是用當代的藝術媒介和形式，讓這條唐詩之路延伸到每個人的心裏；二是將唐人的詩情召喚到當代，激發出新時代日常生活的美好史詩。

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省教育廳、杭州市教育局等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這個展覽在接下去的幾週時間裏會迎來數千名中小學生。唐詩之路的展覽現場將成為孩子們學習傳統文化、接受藝術教育的第二課堂，“詩教”和“美育”在此被融為一體，單這一點就值得我們長期做下去。

面向未來的發展中，中國美術學院一直注重教學新模式的不斷創造。唐詩之路催生的便是一種跨學科跨專業的“創作集體”，其破除的是現代藝術史上孤絕的個人主義神話，因為真正推動歷史進程的創造性絕非小我的個人主義所能辦到。我們既有的科研攻關體制可以解決已知的問題，但無法構造出未知的問題，沒有宏觀的世界觀願景，完全個體式的自由探索也很難形成“從零到一”的範式創新。我們現在嘗試著以創作集體推動教學，不是推動集體創作，也不是簡單地強調團隊工作，而是要建構起共同的創造情境，在群與我的多重交互中，激發出一種可以將自我拔高一度的創作狀態。創作集體希望指向的，是馬克思歷史願景中所謂的“創新聯合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故而，唐詩之路的背後，承載的實際是一次教學改革。在這裡，“創作集體”倡導的不是以無限差異性為標準的創新，而是在與歷史的循環往復中、在跟古人的酬答應和中形成的一種“自新之道”。我們國畫專業的臨摹絕對不是複製和無創造性的重復，更不是拷貝，而是在跟過去偉大作品的直接照面中展開認知、對話與操演。臨、摹、倣、擬是中國藝術傳習的四種方式和狀態，都是通向創造性的不同環節。歷史絕不是一條直線的“單向街”，在中國藝術的傳習和創造中，古人一直都在場，前人創造出來的所有感性和詩意全都沉澱在今天的現場之中，我們需要將它激蕩出來，與之相應和，跟它一道起舞。所以，我們的創新是在歷史中的創新，有著非常厚重和豐富的內涵，與西方現代主義以來那種用差異性取代創造性的“自我閹割”的創造觀全然不同。

這其中也涉及所謂“藝術生産”的問題。近幾十年，國際藝術界一直有套流行話語：Art as Knowledge Production，就是藝術作為知識生産。但藝術生産出的到底是何種知識？這個事兒大家其實講不太清楚，很多所謂的藝術研究生産出來的知識，多數是不確定的、不靠譜的，非常具體和個人化的。對我而言，藝術是一種精神生産。生産出來的是一種情志，一種感性，一種因感而觸的機遇，一種感覺的開端。它是有意味的感覺形式，是我們跟世界打交道過程中産生的可以被分享到公共領域的那種東西。

日常生活就是一首詩，而且是一首偉大的史詩。我看了《山水：富春江作為方法》山水影像計劃，感觸頗深。這次的影像中摒棄了景觀式的詩意圖像，而更多展現了山水世界中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是記錄性畫面。這類日常是鉛華洗盡的詩意，藝術家們讚美眼前的一切，將世界與日常表現為一首“大詩”。這種衝動和認知只有在心氣高的社會才會誕生，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社會，只有文明的上升期才會産生這類對遼闊日常生活的詩性讚美。

山水作為一種方法論，其實是我們一直以來的方案和線索。許江院長當年推動視覺藝術東方學，我從中發掘出了三個大命題：山水、漢字和器道。它們貫穿我們的所有專業，是中華文明基因在國美教育體系中的投射，映照出的是中國美院一直以來立足“中、西、古、今”文化大框架對藝術的深度思考。

回到唐詩之路，它不但是古今無數世代在山水間心靈會合之地，亦是歷史上一個個自由靈魂身心安頓之所。正因為如此，唐詩之路才成就出可以為全世界共享的精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