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的制度安排與制度合法性的實現
　　完全不顧媒介産品外部性，徹底放鬆管制必然出現市場失靈；而如果政府行為成本超過利益的時候，也會出現政府失靈。因此，政府需要建構一個新的、有效的媒介制度，通過媒介産業行為實現其合法性。
　　一般而言，政府對媒介産業的制度安排是一種博弈的結果，即各種不同集團為了在廣泛的媒介法律和傳統背景下獲得有利於自己的條件而進行的博弈。美國有兩種力量確保公共政策和掌權的組織不要出現過快變化，一是能夠從政策中獲利最多的各種群體進行的維護自我利益的活動，他們通過公共關係和遊説進行活動；二是美國司法體系的運行邏輯，即高度重視過去或上一個案例的處理。
　　其實，任何一個社會中，媒介産業作為社會既得利益集團，是傾向於維護現有經濟、政治、教育、藝術、宗教和軍事組織的合法性的；即使有媒介反映和表現社會衝突與緊張，但是社會中絕大多數媒介幾乎不挑戰國家的主導的制度力量；媒介生産公司是否挑戰社會取決於它資源的來源，即來自主流社會，如政府、大廣告商、有權力的組織（主流宗教組織等）、大部分受眾等，還是來自邊緣社會，如非政府機構、特定發行商和播出商、小眾同質群體、小廣告商等，從而産生了主流媒介生産商和邊緣媒介生産商之分 。其實，我國媒介産業重組中也可以看到這種部分媒介主流化，而相當媒介日益邊緣化的過程和結果。
　　因此，制度化，或制度安排的手段是公共政策體系的設計，其目的則是制度合法性的實現，即媒介産業利益與制度利益的一致。
　　就我國情況而言，媒介産業公共政策體系缺失、有效制度安排不足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制約媒介産業變遷的最重要問題，這關係到國家傳播、文化發展戰略問題。
　　隨著媒介産業市場化、産業化和集團化的進程，媒介産業資本化過程必將在我國出現和發展。這將給我國媒介産業的經濟成分帶來重大的變化。發生變化的原因有一是政府希望繼續嚴格控制主流媒體和核心媒體，而邊緣媒體、非主流媒體和媒體相關産業的經濟形態將取決於市場，因此，它們的經濟成分會多元化，如市場化、外資、國內公有或私有資本等；二是各種資本的力量將日益強大，它們的地位和作用將最終得到國家的承認。因此，國家也會開放一定空間給這種力量；三是社會多元化、經濟全球化必將對我國的媒介經濟成分的變化産生深遠和複雜的影響。如外來資本和私有資本介入媒介産業，這不是一個非好即壞的簡單的二元論。從世界上其他國家媒介市場和媒介産業在外資和私有資本進入後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變化來看，它們的進入將會産生多層面、多種方式的影響。
　　短期的、直接的影響將是經濟意義上的。如經濟成分多元化、經營管理方式國際化與本土化、市場範圍的全球化、競爭的多層面化與加劇、規模經濟/範圍經濟效應等。
　　中期的、比較間接的影響將是政治意義上的。如政策、法律體系的調整、政府規制方式的變革、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博弈等。外來資本和私有資本介入將會推動我國媒介産業完成市場化、集團化過程，並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資本化階段。這個階段已經不單純是一個經濟過程，而完全是一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力量，特別是前兩種力量博弈的過程 。
　　長期的、可能間接也可能直接的影響將是文化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如流行文化的普及、價值體系的修正、意識形態的分化等。
　　經濟成分變化將以所有制多元、兼併、重組、戰略聯盟等許多方式實現。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經濟成分的變化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帶來多元、競爭、活力、創新等，但是同樣可以帶來新的壟斷（要麼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要麼是經濟與政治寡頭方式的）、非競爭、低俗化、公共利益的侵蝕等嚴重的問題。因此，對我國來説，媒體經濟成分多元化應該是一個公平、均衡、良性、持續的變革過程。
　　可以説，目前決策層、學術界和實踐界就市場對於媒介産業的意義的認識極為模糊和混亂，因此，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中來澄清認識。
　　媒介産業的生存與發展不僅僅是靠市場選擇的。我們必須要了解，即使是在市場經濟和媒介産業都最為發達的美國，媒介的生存與發展也首先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而是由市場規則決定的，即國家有關的公共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説的"遊戲規則"。美國國家有關媒介産業的法律和政策之多、之細遠遠超乎我們許多國內媒介同仁的想象。其中有關所有製成分、市場覆蓋範圍和規模、技術標準、産業供應鏈格局、內容規範、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等許多方面的規定不厭其詳。所有美國媒介正是在這樣完善的遊戲規則的約束下，進行法律規範下的競爭的。因此，可以説媒介産業首先是公共政策體系和制度安排選擇的。這恰恰印證了一個道理，即市場不是萬能的！正如經濟學中所説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即市場價格體系的不完備性，阻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主要表現在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 。這種現象在美國等自由市場經濟發達和媒介産業強大的國家中經常發生，因此，它們才不斷修訂、完善公共政策體系和制度安排，通過"看得見的手"來建構媒介産業。這在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中往往比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中還為人所知。
　　另外，特別需要説明的是，正當我國對市場崇拜萬分，社會和人們的市場非理性大大強化了普遍存在的市場幼稚病，日益呈現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同時 ，西方發達國家的決策者和社會的意識卻日益達成這樣的共識，即所有媒介企業不是商業性組織。商業性組織的每個決策都是為了利潤最大化。然而對這種傳統的企業理論有兩種批評意見，一是認為將經營活動純粹看成是追求利潤過於原始而簡單。因為，有的企業還有其它的動機，如媒介企業，它們或許是追求公共和政治影響。二是認為原有理論假定了所有企業行為相同，而不考慮它們規模和組織結構的差異。實際上，企業的制度結構對其行為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媒介企業中有默多克的新聞集團這樣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一的公司，但是大部分是公共有限公司（PLC），這種公司的所有者與管理者是分離的，即委託人-代理人體制。這種體制中管理者就會有利潤最大化之外的動機，如銷售收入最大化或公司增長最大化等 。當今，國際上已經越來越從依靠企業所有者自己一時一事的企業家精神發展，走向了依靠職業管理者，即專家，建立一套創新機制壯大發展 。

    因此，就我國的媒介産業公共政策體系建設和制度安排而言，亟需慎重權衡國家利益、媒介利益和公眾利益；既防止市場失靈，又防止政府失靈；建立公共所有的現代媒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