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産業是一個經營影響力的産業。而這種影響力的發生，從功能層面上説，緣自於傳媒是否深刻地關注和記錄社會上正在發生和形成的歷史，併為社會實踐中的人們提供足夠充分的信息支持、知識支持和智慧支持。顯然，無論傳媒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有多少種具體的模式或手段，但其目標和價值模式應該是十分明確和一致的：這就是為經營好傳媒的這一影響力而提供人力資源的選才、配置及其規則方面的保證。那麼，從造就和經營傳媒影響力的角度看，它對於新聞人才的判別提出了哪些關鍵性的要求呢？

一、新聞人的人格要求：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憫人的情懷和大澈大悟的智慧

新聞業是現代社會的神經和血液，是一項需要新聞人付出滿腔熱忱、百倍艱辛直至熱血和生命的事業。這一崗位要求新聞人對其承擔的社會角色及履行的歷史使命要有一種充分的自覺。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説：“新聞記者是什麼？假如國家是一條船，新聞記者就是站在船橋上的了望者。他要注意來往的船隻，注視地平線上出現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我國原新華社的社長郭超人指出：新聞工作者“筆下有財産萬千，筆下有毀譽忠奸，筆下有是非曲直，筆下有人命關天。”

從經營傳媒影響力的角度看，傳媒的社會形象實際上是新聞人的人格化體現。因此，優秀新聞人的第一特質是境界，是作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追求。新聞業的歷史實踐告訴我們：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榮譽在於深刻地關注和記錄社會上正在發生和形成的歷史，正是基於這種關注和記錄，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成果才能有效地融入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力量潮流中去。顯然，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好新聞永遠是和時代發展的現實“問題單”聯絡在一起的。湯因比曾經説過：“一部人類文明史，不過是人類面對自然和社會的挑戰而不斷應戰的歷史。”事實上，一個優秀的新聞人的真正價值就在於真實地記錄這種“挑戰—應戰”的社會狀態，揭示這一時代發展進程中的瓶頸因素和問題單子，深刻地反映人類應對挑戰的智慧及其成果。其實這也是一切試圖成為主流傳媒的所應追求的境界。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説，造就一篇好新聞的，絕不僅僅是漂亮的文字、敏銳的嗅覺和機巧的處理，最重要的是一種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一種大澈大悟的智慧。當這種境界、情懷和智慧面對社會發展進程的現實“問題單”時，一篇好新聞也就應運而生了。

二、新聞人的專業自覺：“話語權”的使用

人和人之間在生理“音量”方面，雖有差異，但畢竟不大；但是人們在社會話語的表達“音量”方面，卻往往有天壤之別：有的人，一句話便可地動山搖；有的人，即使是拼死的吶喊，也顯得悄無聲息。這便是傳播學中所謂的“社會話語權”的概念。對於新聞人而言，既然我們有幸由於職業和崗位的關係相對地有更多的社會表達的機會，我們的一項特別重要的自覺就是，如何用好我們所擁有的“話語權”。

讀書有三種境界：第一境界是通過閱讀知曉了一個道理，了解了一則知識，感受了一篇故事，等等，這是任何一個有著基礎文化知識的人都可以做到的；第二境界則是“內行看門道”：弄清了一篇故事是運用什麼手法編織起來的，一個道理的敘述邏輯是怎樣的，一則知識的結構性特徵是什麼，等等；第三種境界便是摸到了這個道理、這則知識、這篇故事的“價值底牌”，即文章的要旨和作者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所謂把一本厚書讀“薄”，讀成“一張紙”、“一句話”，往往意味著你抓住了它的“價值底牌”。自覺的社會話語的表達則是一個逆序的過程：無論你要講什麼具體的事件和道理，首先需要考慮的是，你到底要為誰説，到底想説什麼。幾十年前，毛澤東曾經説過一句極其睿智的話：“屁股坐在哪兒決定腦袋如何想。”在社會話語權的自覺使用方面，立場和價值歸依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有自覺意識的新聞工作者，總是把他所面對的人物、事件、現象當成一個“載體”，在這個載體之上他總是要裝載上最為智慧的大腦對於人類面臨的一系列緊迫問題的思考和判斷，用他的知識、智慧和價值關懷説出他應該説的話，以支持和滋養那些處在面對自然和社會的挑戰不斷“應戰”狀態中的“社會動力層”的人們。不然的話，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機巧的文字匠。

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政府行政體系與市場體系已經成為控制社會、影響社會的最大的兩股力量。在這兩股力量之間，傳媒的專業主義的力量日益彰顯出來。在這樣一種格局下，中國的發展始終拒絕平庸。為中國的發展廓清視野，在終極目標的關懷下提供建構式前進的選擇，這便是我們這一代新聞人的宿命。它需要我們有真知灼見，更需要我們有衝破利益羈絆的勇氣。吳敬鏈之所以被人們兩度選為經濟界年度風雲人物，不是因為他説出了什麼駭世驚俗的大道理，而在於他的真誠和勇氣。其實，作為一個對於社會有著深刻關懷的新聞人不象普通人一樣可以自由地將靈魂與肉體分開，更不能自由地將靈魂與思想分開。新聞人不是信息處理的機器，不是有著冷酷內臟的觀察和記錄裝置。我們必須不斷地從痛苦中分娩我們的思想，慈母般地給社會以我們擁有的一切：我們的血汗、我們的心靈、我們的激情、我們的痛苦、我們的良心、我們的不幸乃至我們的生命。生命對於我們意味著，將我們的全部，不斷地化為光明和烈火，真正意義上的新聞人不可能是別的樣子。至少，我們應該和經濟學家西蒙所要求的那樣：“讓世界不要比沒有我們時更糟”。這是一種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