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別冊：維和“別動隊”的秘密行動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07日 11:18

　　“那是一個秋天，風兒還是那麼纏綿，我看見媽媽的臉，就在那溫暖花開相伴的地方……”在2000年中央電視臺“315”直播特別節目中，韓紅現場演唱的歌曲《天亮了》曾濕潤了無數人的雙眼。更能打動人心的是這首歌曲背後的故事，由於貴州麻嶺遊覽區發生了一起纜車墜毀事件，23個遊人只有一個兩歲的孩子潘子浩倖免遇難。他的生還是因為他父親在纜車墜地的一瞬間把他舉到自己的雙肩上。《天亮了》就是韓紅因為這樣的父愛感動而在20分鐘內創作的歌曲。

　　“花季少女賈國宇的夢想在卡式爐的爆炸中殘裂了”，“河南農民在假果樹苗的坑害中妻離子散、家敗人亡”，“劣質鍘草機吞噬了數不清農民兄弟賴以致富的手”，“一次輕率的手術奪去了一位女大學生的生命”……

　　一樁樁、一件件含血的案例催人淚下，發人警醒。“315”晚會多的是這類真實、殘酷、感動、吶喊、疾呼的調查與訪問，這也是觀眾們迄今為止仍內心最期待的節目，他們鍾愛記者明查暗訪、拍攝自維權一線現場、真正講述老百姓自己心事的報道。

　　儘管許多鏡頭角度偏斜，甚至圖像模糊不清，頗像杜可風一般的搖晃風格——但這種緣自於暗訪現場的真實感更加令人感動，並從中猜想出暗訪記者當時所面臨的險境。

　　尹文：夜訪地下工廠

　　簡歷：《經濟半小時》執行主編。參加過1997年、1998年、2001年“315”晚會。1999年上海“財富論壇”、2000年和2001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總導演。

　　經典語詞：“315”晚會是我們經濟部的春節晚會，對於這臺晚會，我們總是會全力以赴。因為打假維權不僅僅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也與我們自己休戚相關。前幾天主持人王小丫就中了“大獎”，買到一瓶假藥，吃下去一點效果都沒有。

　　前年“315”的時候，臺裏安排暗訪華北地區一個最大的假汽車配件市場，派了十幾撥人去摸底一個多月，但後來因為消息走漏，市場關閉使大家撲了空。去年我們又想起來這檔事，任務交到我手裏。

　　這個市場在河北，華北地區超過40%的假汽車配件從這裡流出，來採訪過的各路記者非常多。當地人對暗訪設備並不陌生，而且警惕性特別高，一聽到外地人講話就特別緊張，畢竟這個市場連帶地搞活了附近農民的造假産業。

　　我們住到大約離市場一個小時車程的任丘石油管道局的招待所，不敢住在很大的賓館，攝像機等大設備都用衣服裹起來，因為據説在很多地方有條規定，發現了央視的記者要立刻報告當地有關部門。

　　由於買這種汽配的都是小商小販，外表都不怎麼乾淨，我們在去市場之前一個星期沒刮鬍子，兩天前就不敢洗澡，將幾年前不要的衣服穿上，基本上像一個比較地道的農民。

　　第一次去市場踩點時，偷拍設備沒敢帶，因為當地人對偷拍設備已經很熟悉。我們對出租車司機説，聽説附近的汽配市場很大，想去看看。司機聽我們像北方口音，就説，你們是記者吧，上次我拉了一個《工人日報》的記者去採訪，被他們發現了照相機都被砸了。

　　假汽配是當地做了十多年的産業，屬於一條龍作業，有人做翻新件，有人做假公章、假合格證，還有人幫著托運，給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發貨。由於經常被曝光，這些集市改成鬼市，早上3點至6點開始上攤子，每隔兩三天開一次集，幾千個小攤位，都是打模刷漆的翻新件。第一次去，我什麼也沒帶，也沒有買。就是在市場閒逛、聊天，扮普通消費者藉以消除他們的戒心。

　　回來後我又去了一次，真的買了一些假汽車配件，謊稱自己到任丘出差送油，順便捎點便宜的配件回去。過了三天，我又過去，説上次買的配件還不錯，這次多買些有“品牌”的回去。所謂的“品牌”，就是假冒的一汽、二汽等正規廠家的配件。這裡是整個村莊聯營，好多人都在家裏做氣泵等配件，每家分別刻上個王字、李字或者其它，賣完後可以憑此小記號實行“三包”。他們將我帶到一個小房間，裏面要什麼配件都有，還有各種偽造的商標，這些翻新件的利潤也不高，每件一兩元左右，但當地人做了十幾年，不知賣了多少出去，也不知有多少生命受到傷害，因為剎車片、離合器都是汽車的重要配件，稍不慎就會車毀人亡。

　　我們的鏡頭不止需要市場鏡頭，還需要配之以造假現場的素材。但他們怎麼也不願意將我們帶到造假的作坊。據我們調查，當地的村莊都在提供一條龍“造假”服務，所有的零配件放到一起就可以組裝成一部新車。由於接近“315”，他們都是白天息活，晚上挑燈夜戰。於是我們在晚上又租了一部車，直奔村莊，對工人們就説是老闆介紹我來的，工人因此放鬆了警惕，我們順利地拍下了一手素材。

　　三天后我們又去集市，買了個大剎車片。然後就撥個電話到當地縣政府，説我們是“315”節目組的，半個小時後到市場來採訪。我們本來是想拍他們通過高音喇叭通知市場收攤子的情況，但是喇叭並沒有響。但5分鐘後市場上平時看不到的工商人員都來了，他們與攤點的老闆嘀咕著什麼。我迎著一個穿制服的人走過去，問這個剎車片能買吧，他看了兩眼，説沒問題。

　　到了村口，我看到有工商部門的人在等我們，這時有個認識的商販來了，對我説不要買了，“315”的來了。當時我還帶著錄音筆，假裝沒聽到，又高聲問：“什麼？‘315’的來了？”回臺裏我倒帶時發現他曾與工商人員交談過。

　　節目播出後，河北省政府及工商總局非常重視，派人監督、執法。當地政府下決心扒掉這個造假市場，剪斷了高壓線，從源頭上進行整治。

　　石世侖：川江飛船

　　簡歷：《經濟半小時》執行主編。10年的記者經歷，觀察了各色人等的生活，總算是濃縮了人生精華。參與創作1997年、1998年、2000年、2001年中央電視臺“315”晚會；參與創作《1999“65”世界環境日直播》，獲1999年中國政府新聞獎。

　　經典語詞：我希望把手中的話筒，變成一把冰冷的解剖刀，不帶情緒，剖出社會最真實的百態。如果單單把記者這個職業作為一種謀生手段，比較容易，如果想做個盡職盡責的記者，難！

　　去年“315”的主題是“生命安全”。2000年全國發生了很多起重大安全事故，像洛陽大火、重慶沉船等，一死就幾百人。我做完“洛陽大火”，播出後又發生了很多起船隻超載而沉沒的安全事故。當時我們想，各級部門一直都很重視，各類文件也早已經傳達，但為什麼還是屢次出現事故？

　　於是決定暗訪川江。川江就是長江的四川段、重慶段。嘉淩江的水上運輸很發達，當時正是全國整頓水上安全最嚴格的時候，朱總理都有嚴格的批示。

　　我們先去港口進行暗訪，買了一件破軍大衣，打扮得跟坐船的農民幾乎一模一樣，農民們因為要起早趕集，背著菜、雞、鴨、魚等到相對集中的城鎮賣，因此時間都是淩晨兩三點，而按照我們的工作習慣，通常這個時候都在睡覺。

　　船邊都坐著人，船中間放著筐，船舷基本已與水面相平。而船行到中間河段時便像公共汽車一樣搶快，相互搶客，河道本身就很狹窄，一路走了三個多小時，一直保持超載狀態，令人覺得非常危險——實際上當時我有點害怕，因為我不會游泳。

　　在城市裏我們的生命、健康有基本的保障，但農村所謂的弱勢群體，離生命的基本保障都差很遠，我們頭上頂著記者的名字，如果僅僅為了完成一個節目，工作就不會太投入。那次採訪我們跑了七八個碼頭，按常規一兩個就行了。

　　後來我們跟當地政府聯絡，他們的管理部門看了樣帶説，你們真正走到了生活的最前沿。這次暗訪對他們的觸動很大，因為他們也沒有這麼投入地察訪過。

　　王亞丹：血禍

　　簡歷：《經濟半小時》編導。從小到大，從南到北，工、農、商、學、兵五味俱全。1996年進入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以做維權和經濟領域事件調查類節目為主。參加系列片《世紀的呼喚》拍攝，獲全國電視新聞一等獎。參加系列片《韆鞦萬代話資源》拍攝，獲中國經濟節目一等獎。連續參加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中央電視臺“315”晚會，拍攝製作了《傳銷禁令》、《劣質雜草機》、《我要回家》等節目。

　　經典語詞：一直偏重做維權節目，所以早下了決心，不能愧對百姓。1996年安徽一女工為其父的醫療糾紛來到北京上訪，當時正值炎夏，由於沒錢，她從城東走到城西，走了整整4個小時，在辦公室我倒了一杯水給她，她拿著水杯哭著説：投訴2年，第一次有人讓她喝口水。這話一直在我心裏久藏，每想起這些，就感覺到記者背負的責任。

　　去年我們根據某平面媒體上關於艾滋病村的一個報道，去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採訪。

　　其實早在1997年“315”，我們就“做過”一例可能是當時中國最小的艾滋病患者，4歲半，也是河南的。小孩過年放炮，從樓上摔下來，輸血後患上了艾滋病。

　　去年2月份，我去了上蔡的文樓村，與第一次接觸艾滋病人的感覺不同。那次我看到孩子非常可憐，但到了文樓村覺得非常壓抑，油然生出一種恐懼感，大片的農田裏堆著墳墓，家家戶戶都貼著悼念親人的紙，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死人，有的一家有的幾個。

　　在文樓村我見了一個3歲小女孩，她媽媽生她姐姐時瘋狂賣血，在賣血的路邊廁所裏生了姐姐，媽媽、姐姐先後因為艾滋病而死亡。小女孩也是艾滋病，由爺爺奶奶帶著，不會説不會笑，沒有表情。在這個村子裏，剛開始時我按照暗訪的感覺，向路邊的人打聽路，問誰家有艾滋病人，一下子就被他們打斷了。他們一看是央視的記者，圍了很多人一點都不避諱，説“我是他是，周圍人都是”，這麼多人有十多二十個，我問誰不是，他們説沒有。

　　讓我感觸最深的是，有一個女的，先一天採訪他丈夫，她在做飯，我拍片的空間問她有沒有查出自己也得了病，她説“我也是”。我問她有沒有什麼症狀，她説沒有，挺好。我又問她，艾滋病要死人的，你怕不怕。她嘻皮笑臉就躲一邊去了。第二天她就開始發高燒，臥床不起，從前院走到後院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又問她現在怕不怕死，她説怕，老人太老，孩子又小，沒人照顧。

　　文樓村的艾滋病幾乎都是由於賣血而引發的。我問他們賣一次血給多少錢，他們説每次300~500CC，50塊錢。按規定，採血必須間隔2個月以上，但他們卻是一天一抽、一天兩抽，最後導致了艾滋病氾濫。

　　從艾滋病村回來後，我又到南方某城市中心血站採訪，發現那裏每天有很多人排隊獻血，經過暗訪後才發現不是無償獻血，每抽一次給380塊錢。有很多民工剛到廣州找不到活，便靠賣血為生不願回家，我在那裏拍了一個女孩，她有湖南、江西的身份證。我在那裏呆了三天，她賣了兩次血。

　　回來後將河南文樓和南方某城市中心血站兩件事聯絡起來，越想越覺得沉重。在文樓村一伸胳膊50元，與南方某城市380元沒有什麼區別，一個民工一個月也就掙五六百元，賣兩次血760元，賣三次就過得很舒服——正是這些血禍造成了艾滋病的氾濫。所幸的是，在國家有關部門的關注下，文樓村的病情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新週刊 李國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