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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社會階層變遷與電視傳播價值取向 |
作者:俞虹2003-12-8 18: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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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聚焦中國當代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對電視傳播的價值取向影響的研究。通過探求電視媒介人在當代社會階層變遷背景下的實踐與理論變化的軌跡、展示階層變遷對電視傳播影響的現象、揭示受眾接收心理的變化,分析研究電視媒介傳播價值取向所具有的互動價值意義,從而期待在我們的電視傳播中能夠增加更多理性的、自覺的成分。
【關鍵詞】階層變遷;電視傳播;價值取向;傳播理念;受眾心理;互動影響
當今世界誰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是一個充滿活力、蒸蒸日上地行走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中國社會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勢必折射在以反映現實、再現現實、表現現實和服務現實為己任的電視媒體中。本文聚焦中國當代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對電視傳播的價值取向影響的研究,通過探求電視媒介人在當代社會階層變遷背景下的實踐與理念變化軌跡、展示階層變遷對電視傳播影響的現象、揭示受眾接收心理的變化,分析研究電視媒介傳播價值取向所具有的互動價值意義,從而期待在我們的電視傳播中增加更多理性、自覺的成分。雖難以一文概全,但希望能夠提出問題,引發更多的同仁參與思考。
一、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後,人們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認識,很長一段時間維持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即“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劃分觀念中,或者單純從職業角度劃分為:工、農、兵、學、商。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後,經濟體制的改革、意識形態領域的觀念變革和國家整體上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才真正促使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如果説改革開放之前乃至初期中國社會階層的構成是典型的金字塔結構,那麼20餘年後的今天,這種力學上的穩固結構在中國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發生了某種鬆動,而且它的結構構成與排列順序也有了變化。2002年1月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成果《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將當今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産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階層。一2002年4月《中國現階段階級階層研究》一書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該書對我國當前階級階層狀況的基本觀點是:1、兩大階級的基本格局沒有變,但每個階級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化;2、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出現了若干個新的社會階層;3、以發展生産力為共同的任務,形成了三個大的利益群體,即普通勞動者、經營管理者和生産要素所有者。二
我們清晰地看到,中國當代社會階層的構成已經遠遠地豐富於以往,新的社會階層已經逐漸形成,新的社會階層結構與以前比較“在基本成分、結構形態、等級秩序、關係類型和分化機制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三這種階層的劃分是以職業的分化、細化為基礎,以其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理論依據的。這三種資源的擁有狀況決定著各社會群體在階層結構中的位置以及個人的綜合社會經濟地位。
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研究者依據各階層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這三種資源的擁有量和其所擁有的資源的重要程度,對十大階層進行了社會經濟地位等級排列,即:社會上層:高層領導幹部、大企業經理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及私營企業主;中上層:中低層領導幹部、大企業中層領導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及中等企業主;中中層: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中高級技工、農業經營大戶;中下層:個體勞動者、一般商業服務業人員、工人、農民;底層:生活處於貧困狀態並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四
這種劃分比較細緻,但對於本文要論述的社會階層與傳媒的價值取向變化與互動影響而言顯得過於細化,不易整合分析闡述。故參考上述分類,結合傳媒現狀,同樣依據各階層對三種資源的擁有量和其所擁有的資源的重要程度,筆者將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結構大致劃為三大塊,並以此作為本文重點論題論述的基礎與依據。
1.強勢集團:由擁有充分的組織資源的國家與社會高層管理者、擁有充分的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的大型企業經理人員、擁有充分的文化資源的高級專業人員、擁有充分的經濟資源的大私營企業主構成。
2.中間階層:由擁有相當的或一定的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人員、産業人員、農業勞動者構成。
3.弱勢群體:由僅僅擁有很少量的或基本沒有三種資源的商業服務業員工、産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構成。
強勢集團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流集團,在我國已經基本形成。他們是權力、資本、知識的擁有者。雖然人數少,但屬精英階層,對社會有巨大的主導影響力,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國家發展走向。他們具有極強的話語權,對新聞媒體有控制權和影響力。
中間階層或曰中産階層的概念已經廣為人們議論,通常具有三高特徵:“高學歷”、“高收入”、“高消費”。中間階層的擴大與發展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體現。在西方發達國家,這個階層幾乎“佔社會職業/就業人口的30%左右,已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引導社會消費、穩定社會形勢、定型社會規範及主流社會價值的社會結構的主體力量。”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首席科學家牛文元在2002年召開的第九屆人大五次會議上説:“中國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産階層已成為當務之急。”“中國需要逐步培育並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産階層,以規範、優化財富分配結構,推動社會穩定有序。”牛文元認為,龐大的中産階層形成後,社會財富分配結構將變成中間大兩頭小的“紡錘型”,或者叫“橄欖型”,這對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施政的代表性、減少社會矛盾衝突,無疑會發揮積極作用。六我們不能否認媒介人自身的階層歸屬,使他們在價值取向、情感認同與這一階層具有天然的親和力。這些都使媒體必然成為這種發展趨勢的積極有力的推動者。
但是媒體的社會責任、權利與義務,使媒介人會在一種使命感驅動下,積極關注弱勢群體,不游離大眾群體。畢竟弱勢群體在中國依然佔有極大的數量比例。改善與提高這個群體的生存條件、生活質量以及個體的文化素質,與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在2002年的“兩會”上,我們看到“弱勢群體”已經成為代表們的熱點詞彙。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關心弱勢群體,各級政府部門要積極幫助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 時空連線》欄目在“兩會”期間專門做了聚焦弱勢群體的專題系列節目。媒體的關注和導向無疑對營造社會對弱勢群體整體的人文關懷氛圍能起到積極的催化作用。
社會階層的變遷,利益主體的分化,受眾需求的分化與多元化,加之消費時代受眾對傳媒的心理期待升值,都對傳媒形成了無形的壓力。大眾傳媒必須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社會政治體系中的一部分,同時努力協調不同利益主體。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大眾傳媒已經成為現代觀念形成的重要來源,尤其電視傳媒在引領時代潮流、營造文化氛圍、製造時尚觀念方面優勢獨具。充分利用電視傳媒,可以使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更大範圍內運作,並大大促進國家發展,提升文化品質,加快前進的步伐。
責編:詩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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