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批判》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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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幾何時，古巴的切格瓦拉是一代中國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偶像，然而，當我們今天再次將格瓦拉搬上中國的舞臺時，年輕的觀眾們卻喝著可口可樂，嚼著香口膠，T恤上前胸是格瓦拉後背是麥當娜。他們對格瓦拉的精神有欽佩、有質疑、有迷惑，但更多的是消遣。連美國的雅各比都感傷地哀嘆“知識分子”消逝了。他是在看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的青年一代對公共話題不感興趣，更對在公眾中佔有一席之地不屑一顧才發出如此哀嘆的。在法國，隨著1968年“五月風暴”過後，“知識分子”從街壘遁入大學校園，福柯也悲哀地宣佈“知識分子”從此銷聲匿跡。只剩下在各個領域裏忙碌的“專家們”。然而，美國學者艾爾文古德納對這個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一書中指出：知識分子進入大學校園，通過手中掌握的專業知識成為當代社會的“職業管理者”，是當代社會所出現的知識分子的轉型。不僅不意味著知識分子的消失，而且預示了知識分子的未來和一個“新階級”的興起。
　　對於這一觀點很多中國學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場，因為他們恰恰不是“福柯”就是“古德納”。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然有了伏爾泰那句名言所彰顯的理性和寬容的胸懷，這就是：“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卻願意用我的生命捍衛你發表你的觀點的權力”，在“電視人文談話節目高級論壇”上，我們請來了一大批學院裏的學者、專家，請來了不少資深的業內人士，請來了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請來了當代著名的文學大家。他們各自都試圖用自身的學理邏輯來詮釋當下的人文話題，既有工具理性的表達，又有價值理性的提升，既有泛人文化的嫌疑，又有純人文化的守成，既有傳播學層面上的解析，又有收視率壓迫下的慨嘆，不一而足。倒是著名作家陳忠實用他那文學家特有的生動話語和敘述方式表達出了他對當代中國電視媒體中人文價值的獨到見地，直逼現代傳播學上的“防禦論”的命門，即：越是深入地獲知思考和憂慮，就會使人在行為方式上越發理性。
　　當人文遭遇娛樂時，人文怎麼辦?有人説娛樂中就有人文，這我不否認。但是有人説娛樂就是人文，這我不能茍同。有人説用娛樂來包裝人文，這我同意，但很多包裝讓人覺得太媚俗，不是把人文搞成“文人”就是把人文搞成“人妖”。寓教于樂、雅俗共賞的審美標準講了上千年，鮮見有拿捏得好的，當然大師除外。可是像電視這樣的大眾傳媒，從業人員良莽不齊更非人人精英，雖然分眾化了，專業化了，窄播化了，但是人文（談話）節目的訴求和目標受眾群的契合，實在是一門令從業者和研究者都非常頭疼和思索的“準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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