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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選：熱血女子

發佈時間：2003年01月16日 11:04 作者：CCTV-1《東方時空》

     “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中國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沉沒。”美國歷史學家謝爾頓如是説。這個弱女子同日本政府進行了8年“抗戰”，她的身後是一些七老八十的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她試圖讓人們明白：日本細菌戰的罪惡不大白于天下，人類文明史將蒙羞。

    2002年，弱女子王選引人矚目，她以自己的方式不懈地努力著，她鋼鐵般的意志令人嘆服，她當之無愧被評為2002年《南方週末》年度人物。但對於這一切，她根本無暇去想，為了中國和中國的歷史，她仍在四處奔波著。

     她的努力使“日本人腦袋裏最頑固的一顆螺絲釘松了”

    2002年8月27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駁回了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的賠償請求。但在判決中首次認定日本侵華細菌戰的罪行。有人説，日本人腦袋裏最頑固的一顆螺絲釘松了。

    集結民間的力量，撥開歷史的黑幕，王選，這位外表柔弱的熱血女子，和她身後的180名原告一道，成就了一段黑白分明的歷史。

    王選，50歲，1987年留學日本，1995年開始從事細菌戰調查，1997年細菌戰中國受害者索賠訴訟原告團成立，王選被推舉為總代表。

    浙江義烏，王選的家鄉，一個山清水秀的江南古城，六十年前，一場災難降臨到這個寧靜的小山村。

    王選：“日本人要銷毀細菌戰的罪證，當時有四百多人還活著，被充作‘活體試驗’的中國人中有四百多人當時還活著，日本人把他們全殺了。”

    六十年前，王選13歲的叔叔及族親8人死於日本731部隊投放的鼠疫。那個村莊在兩個月裏死了四百多人。當時整個中國受害人數達數百萬。倖存下來卻一輩子受病痛折磨的更是難以計數。

    歷史的血跡正慢慢風乾，受害者的聲音越來越微弱。1995年，在日本求學八年的王選準備赴美國深造，一則關於細菌戰受害者要求賠償的報道和一幅照片改變了她的生活。這是3個即將充作試驗“材料”的中國人，相隔六十年，他們目光中流露的恐懼與無助，依然讓王選淚流滿面。

    從那以後，王選放棄了留學美國計劃，辭退了英語教師工作，也放棄了做母親的機會。為了讓受害者的權利得到最大的體現，她開始了艱難的調查取證工作。1997年，王選被第一批原告推舉為代表團團長。

    時間是最大的敵人，也是日本政府的武器

    “其實，在中國證據仍是有的。”王選舉起一本書説，浙江省現在還需要每年抓一千隻老鼠，抽血驗血，以防鼠疫。甚至在1996年的《防病手冊》中，仍有“鼠疫”一項，因為仍有老鼠測出來是抗體陽性。細菌戰，對環境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壞，是潛伏著的殺手，無論是身體還是心靈的創傷至今未愈。

    “所以，我們要將細菌戰的罪行揭露於世。”王選説訴訟的意義在於“只要世界上多一個通過訴訟了解到細菌戰受害的歷史事實，就是我們的勝利”。

    從二戰結束直至今天，日本國內對細菌戰始終存在兩種聲音。一種聲音是：應當坦率地承認細菌戰史實，勇於承擔戰爭責任，進行深刻反省；另一種聲音則是百般抵賴與開脫。

    1983年，家永三郎在高等學校教科書《新日本史》中記述了731部隊其事，日本文部省審定這本教材時，責令作者刪除該項內容，並稱：學術界正處於收集史料階段，尚未能發表專門的學術研究成果，“寫入教科書為時尚早”。

    聯絡到某些公職人員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東史郎敗訴等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對細菌戰採取的態度絕非偶然。這與德國在戰後進行的真誠悔過與深刻反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歷史學家指出：德國在紐倫堡審判後，繼續實行審判追究，開展徹底清除納粹的工作，並對受害者實行國家賠償和個人賠償，在世界人民面前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形象。而在亞洲，由於美國的有意包庇，不僅審判戰犯不夠徹底，日本也沒有真正履行賠償，致使現在戰爭遺留問題很多，軍國主義殘余勢力活動猖獗。

    我國在1972年與日本恢復關係正常化之時，出於“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不加重日本人民負擔”的考慮，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此後，中國政府又多次重申這一立場不會改變，但同時表示“一部分中國受害者與日本的當事者接觸，我們不干涉”。民間索賠已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潮流和趨勢。王選認為：“我們應該像猶太民族索要賠償的鬥爭精神學習。再沉默拖延下去就是對死難者的最大不敬。”

    同時，王選並不認為索取賠償是訴訟的全部目的。1998年第一次開庭中，王選説：“日本和中國人民基於歷史事實的對於戰爭正確的共同認識，是日本和中國相互理解以及真正友好關係的前提。”她希望人們不要只對官司的輸贏感興趣，重要的是促進公眾對歷史事實的了解、對戰爭的正確認知，從而防止歷史悲劇的再次發生。

     7年裏王選一直在不停趕路

    王選的號召力，使國內外眾多媒體投向了這一群滿身創傷的老人，和那段充滿血淚的歷史。

    王選：“因為這個犯罪是被掩蓋的，他們的權利完全是被壓抑了，如果受害者自己不去做那意味著什麼呢？”

    7年裏，王選一直在不停趕路。民間力量本來就鬆散脆弱，再加上戰前戰後，日本銷毀了大量戰爭罪行，致使調查異常艱難。王選踏破鐵鞋尋訪當年731部隊服役的士兵，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證詞。1996年，在細菌戰頭目石井四郎的墓地前，王選的一番話令人難忘。

    王選：“當然我不太願意去，但是我想我得去，我想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家屬可能到石井四郎墳上去的，我是第一個，所以我想，我得代表那些受害者們説幾句。”

    從日本到中國，從線索到真相，7年來王選尋找證據，組織訴訟，聯合媒體，仿佛有力量在身後驅趕。在異鄉的街頭，她也遭遇了數不清的冷眼和閉門羹。

    王選：“我努力不要去恨，我也不願意去恨日本人民，我只是想和他們談一談。但是我不明白也不理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中國人。”

    27次赴日開庭，猶如27次重大戰役，指揮是一位外表柔弱內心堅強的女子，兵馬是一群年愈古稀、身體病弱的老人。

    王選：“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以前的歷史要有一種繼承，對受害者我們應該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也是一種繼承，他們沒有被恢復的權利，他們受到侵害的權利和尊嚴，或者他們已經去世，在有生之年沒有能夠得到恢復，我們應該幫他們去做。”

    有這樣一位老人，生前還在殷切盼望赴日開庭，九個月後已帶著遺憾離開人世，臨終留下了一疊厚厚的調查資料。7年中，六分之一的原告已去世。有力的證人正在消亡。訴訟的道路還有多長？

    值得欣慰的是，這場馬拉松式的正義訴訟，讓許多日本人知道了從教科書上學不到的日軍的戰爭犯罪事實，世界上進步的力量以及年輕的一代，已經開始廣泛參與介入，在訴訟判決之前，正義已經贏得了最廣泛的支持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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