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武漢人，不過還好，説普通話時幾乎沒有南方口音，原因很簡單：我母親是北方人，而父親十幾歲時就已經是一名優秀的話劇演員了，普通話一直是家裏的官方語言；我從小又在部隊院里長大，那裏和大學一樣，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只有選擇普通話才能讓別人明白自己。
94年非常幸運地被保送到北大法律系，在度過了四年無憂的大學生活之後在面臨畢業時正趕上今日説法欄目在籌備播出。經過挑選，我被吸納進了這個集體，直至今日，工作就是説法。我的好些同學當了律師。大家聚會時我常有一種離群的感覺。不過轉念一想，其實大家幹的工作差別不大，首先都是要説話，只不過律師説給對方律師和法官聽，而我説給觀眾和嘉賓。好在嘉賓們都極有涵養，不會象對方律師那樣動不動跟你急，其次律師怕法官，而主持人則怕製片人。因為他會審你的節目，而一旦覺得不滿意還會毫不留情地“咔嚓”掉，行話叫“槍斃”。被“斃”的感覺和敗訴沒有什麼區別。最後是都有觀眾群。律師的觀眾群在旁聽席上，就和他面對面，而我的觀眾在自己家裏的電視機前，跟我沒準能隔著長江黃河。 本科畢業之後，我又被保送到北大法律系研究生院。一直以來我都是以雙重身份（法律系學生和法律欄目主持人）穿梭在燕園和中央臺之間，而這一忙又是三年。三年中最大的感受是個“累”字，但是每每想到鏡頭那邊無數雙渴望依靠法律尋求幫助的眼睛，我又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