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讀書時間”

  國慶前夕,我打李潘的傳呼,她很快就回了電話,我們約好第二天10點半在中央電視臺臺裏二層咖啡廳採訪。

  我選了咖啡廳後排一個位置坐下,前方有一個清秀的男孩也在張望。李潘出現後,我們發現在等同一個人。三人高高興興地湊成一席,要了一壺茶邊喝邊聊。

  M是CCTV網站的編輯,來與李潘商量她個人主頁上網的事,CCTV網絡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源,李潘特高興,説自己喜歡上網,但脾氣太急,現在換了一台配置最好的電腦,用起來還是著急。他們讀完M先走了。我按下採訪機的錄音鍵,李潘陷入對往事的回憶中。

  一頭撞進電視大門

  1990年,李潘從浙江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四川省總工會工作,在政策研究室研究工人運動理論。因為工作與所學當代文學專業相去甚遠,她有些鬱悶,在機關呆了二年後,心裏還是不安分地想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歡的事。她似乎默默地在等待著這樣的機會。

  天賜良機,1992年底,時逢成都經濟電視臺組建,大規模地面向社會招兵買馬,這是全國第一家股份制電視臺。當時電視臺對普通人來説是高不可攀,帶有神秘色彩的單位,非行有關係才能進去。據名的人數有幾千人,李潘也在其中,經過緊張激烈的角逐,她如願以償考上了。於是李潘毅然決然地辭了職,應聘到成都經濟電視臺。她把自己的所有檔案關係放在了人才交流中心。用她自己的話説“從此成了一個有業遊民”,不再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沒有了任何保障,在1992年這是需要極大勇氣和自信的。

  累得象一個瘋子

  現在回憶過往,李潘充滿了感慨:因為是一個全新的電視臺,所有的人都沒有做過電視,當時我們以一種難以想象的熱情和激情去從事電視,累得象瘋子一樣,但是收穫特別大。臺裏的領導讓你嘗試所有的東西,你所有的想法幾乎都能實現,象做夢一樣,那是充滿夢幻色彩的幾年時光。李潘在很短的時間內,熟悉了電視的各個層面,她從最小的事情開始做,同時兼做策劃、編輯、主持人,甚至是導演,全方位的鍛鍊了自己。

  李潘是四川隆昌縣人,當時普通話都講不好,連n和l都分不太開。臺領導覺得她有潛質,放手讓她去幹事情。於是李潘介了很多欄目的製作主持、編輯了。剛開始是《每日財經》,每天播報股票信息;《聊天 》,這是一檔脫口秀談話節目;還策劃、主持了電視雜誌節目《女人有約》,這是一個女性節目,此外還定期做現場直播的大型聊天節目和綜藝晚會,所有的事情都得她自己去張羅。她説:“這一切對我現在主持《讀書時間》幫助太大了,如果沒有那段經歷,很難想象我今天會是什麼樣子。”

  心會隨夢一想走

  從1993年開始“觸電”,到1995年,李潘的工作已幹得有聲有色,並在《成都高報》上開了專欄,在成都已是家喻戶曉。“可以説什麼都有了,包括房子和所謂的名聲,基本上屬於不用再累就可以輕輕鬆鬆地沿著那條路走下去。”

  這時,李潘的生活道路又面臨著選擇。在成都拍節目時她結識了CCTV的孫慧。孫慧當時一直想做一個讀書欄目,因為在CCTV這檔節目一直處於“缺席”狀態。她萌生了這個想法後,就請李潘幫她的忙。於是,從1995年底開始,李潘參與了未來節目的策劃工作,幾乎每個週五都往北京跑。當時,孫慧“拎”著李潘和《讀書時間》的另外一個主持人劉為,三個人一起在北京做前期的策劃,商量這個節目怎麼弄,開各種各樣的會,請專家出謀劃策,然後一次次地做試驗版,試驗版在臺裏通過後,1996年5月《讀書時間》正式播出。

  這個時候孫慧就跟李潘説,“你再這麼跑不行了,你得做出一個選擇,乾脆就徹底過來吧。”

  當時,李潘在成都已根基穩固,生活也習慣且舒適。許多人也勸她,“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北京水深,堂子野,你沒有背景,去哪不會有好的果子吃。”她非常猶豫,去留真成了人生的一道難題。後來有一天她突然想到:“如果到了45歲的時候,在成都我是什麼樣我能夠看到的,可是到北京去了之後,45歲的我是什麼樣子,我肯定想象不到。未知的命運其實更為誘人。如果我就在成都呆著,等到了45歲,再回過頭去看,在我20多歲的時候,曾經有一次機會換一種活法,有一種更多和更大的挑戰,而我放棄了,我想我肯定要後悔。”為了不讓自己在45歲的時候後悔,李潘下了走的決心,她對同事的吆喝:“同志們,趕緊來買我的東西,賤賣!”她以很便宜的價格把鋼琴、電器什麼的全賣了,只留下了一台29英寸的電視機,因為是剛剛買的,特別喜歡它,捨不得於是,她個人抱著一台大彩電就來闖北京了。在北京只熟悉孫慧。

  我代表讀者提問

  《讀書時間》是一個談話節目,早在1992年李潘在成都主持《聊天 》時就開始嘗試談話節目,她對談話節目一直情有獨鍾。當時策劃這個欄目時又把它設計成一種談話節目樣式,所以李潘做起節目來挺自信的。但同時也面臨更大的挑戰:觀眾群由成都地區變成全國的觀眾,而且是知識階層的觀眾,情況完全不一樣了。

  萬事開頭難,剛開始時,人手少,沒有編導和後期編輯,李潘和劉為從頭到尾全部是自己做,從找選題、寫稿子,進棚錄相後期剪輯合成到送上播出線,樣樣不能馬虎。談話節目主持人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她)不應是花瓶,談話應追求碰撞和火花,如果不了解作者和談話內容,與對方根本不是談話對手,那節目就不不會好看。李潘説談話節目一定要是交流式的,自己一定要參與其中,不能只把編輯寫的稿子拿來唸唸,那樣絕對不行。“我希望對方把我看成是個認認真真讀過他的書並對他感興趣的一個讀者,交談時希望對方口無遮攔,不要有壓力,能把真實的想法表達出來。”

  每週一期的節目,主持人需要訪談很多嘉賓。人過幾百,形形色色,作家學者們的個性也是千差萬別的。李潘喜歡“不矯情”的嘉賓,能特別真我地坦露,真實地展現自己。有很多嘉賓確實達到這種境界了。談起比較滿意的節目,李潘覺得與台灣女作家龍應臺的那次訪談,雙方交流得特別酣暢;還有紀念沈從文、傅雷;採訪王世襄、陳忠實等幾期節目,也覺得挺好的,感覺交流起來挺愉快,而且對方給自己的感覺也特別好。

  我問李潘:“面對學有所成的大家和作者,你會不會感到有壓力和緊張的時候?”

  她平靜地説:“我從來沒有感到壓力和緊張,根本原因是由於我對自己的定位。我並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學富五車、無事不曉的主持人,端著架子代表中央電視臺去跟人家做一個平等的、甚至有點居高臨下的採訪,而且還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能“滅”對方。順便抬一抬自己。我覺得我就是一個讀者,一個對其作品好奇的讀者,那人認認真真讀了他的作品,不管我的學識與偏好怎麼樣,喜歡也罷,不愛也好,我自然會産生很多疑問和想法,我相信跟我一樣的讀者可能也會有許多相同的問題,我希望代表觀眾來向他們發問。這樣自然有緊張與壓力,更多的是交流,當然,我不知道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觀眾問他們真正想知道的問題。有時我特別怕把個人的興趣強行貫注到節目裏邊,當然這也是不可避免。”

  作為《讀書時間》這種主持人欄目,主持人在策劃整個節目的過程中,他的興趣、愛好自然就會影響節目的內容,就象選書一樣,劉為是學歷史的,他可能會對歷史方面的題材感興趣。李潘是學文學的,她相對就會對作家感興趣。她經常反省自己:“我個人的興趣、愛好可能會投射到節目中去,那我的偏愛會不會影響到我提的問題或者讓節目做偏呢?”

  李潘特別困惑的問題是:普通讀者究竟喜歡什麼樣的東西?至今她都沒有一個很好的渠道得到這方面的反饋信息。每次做完節目,她會看一下,每次看的時候都特別後悔:這個問題不到位,這個表情不好,這個問題問得太傻。要不人們怎麼會説電視是一門遺憾的藝術呢?

  主持人就是一個讓人品頭論足的職業,李潘希望人們在談起自己的時候,會説:“這個人還行,問的問題不傻,她能勝任這個工作。這是我的要求和希望,我特別害怕人家説,她怎麼這麼無聊呀,問這種問題,傻冒!”

  閒聊波爾卡

  我一直有一個疑惑,做《讀書時間》的主持人,每週一期節目,時間緊,但為了與作者在同一個平臺上交流,成為一個合格的談話對手,必須讀大量的書,可是有的作家著作頗豐,每本書都要讀嗎?帶著這樣的困惑,我們聊起了選書、買書和讀書的問題。

  閒聊波爾卡

  李潘告訴我,她每個禮拜都去逛書店,去找能夠做選題的書,她它們買回來讀。同時出版社也會給節目組寄書,提供信息。如果一個作家只有兩、三本書,她肯定會全讀了。如果作者書太多了,有10幾本,20幾本,就挑選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來讀。比如説到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的《隨筆集》是把他對世界、對人生、對文學的最精闢的看法濃縮于一本書中,這本書一定是要通讀的。正好今天下午3:30李潘要去採訪大江健三郎,這次他到北京,沒有接受過一個媒體的單獨採訪,《讀書時間》是例外,這是她們爭取到的一個機會。於是,我興致勃勃説好跟她一塊去。李潘詳細地為我畫了一張路線圖。

  李潘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她和劉為分頭去找選題,事前從不溝通,但兩人幾乎沒選重過,所以同事開玩笑:“你和劉為這輩子永遠別想走到一起。(我們倆都是光棍嘛)你們倆歇菜吧,你們倆永遠沒戲。”李潘笑著説:“我和他在選書方面的興趣、愛好幾乎完全不一樣,偶爾有撞車時我們很容易就協調了,誰更適合就讓誰做。”

  欄目開辦初期,有一年多時間,節目從頭到尾都是主持人自己做,儘管非常累,但李潘幹得很開心,因為與其他欄目相比,他們不用拉廣告。國家應該扶植這樣的文化節目,如果文化節目去拉廣告,你勢必會被金錢所左右,那麼擇東時是以錢為標準,你能選擇出什麼樣的好書介紹給觀眾?臺裏承擔節目費用,使我們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後顧之憂,我們可以很牛的對外面説:“我們是不看錢的,只要你書好,我們就推薦。”文化就是這樣,你沒錢的時候,你就是要下跪。李潘無限感慨。

  作為《讀書時間》的主持人,李潘的業餘時間大部分是在讀書中度過的,難怪她那麼清瘦,但人很精神。不過她説,她象動物,“貓冬”一到冬天,自然就胖了。李潘喜歡健身、游泳、打羽毛球。大學時還是女子排球隊隊長,從小到大,很活躍的一個人。我問她國慶期間怎麼過時,她説要去大連玩一玩。

  從1990年畢業至今,李潘一直“獨在異鄉為異客”,從成都“流浪”到北京,苦苦堅守著自己心中的夢想。遠在四川的父母把女兒看成家中的驕傲,每次家裏來客人,父親都會“逼”著人家看女兒的節目錄像帶。説起這些,李潘開心不已。 (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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