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時代
新羅被像甄萱和弓裔這樣的造反領袖鬧得四分五裂。甄萱于公元900年在全州宣佈成立後百濟，弓裔于翌年在開城宣佈成立後高句麗。最後一個造反領袖、貴族家庭子弟王建成了弓裔的首席大臣。王建於公元918年以弓裔行為不軌和濫用權力而推翻了他，並尋求和得到了地主和商人們的支持。此時地主和商人的政治和經濟勢力都已遠遠勝過新羅政府。
王建於公元943年輕而易舉地向後百濟發動襲擊，並於公元935年接受了後百濟的自動投降。翌年，王建又接受新羅景順王的遜位。
王建最初滿足於不去觸動各道的權貴們。他特別注意安撫新羅的貴族。他讓前國王景順在自己的政府中擔任最高官職。他甚至與新羅王族的一位女士結婚，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
在以高麗王國（918棗1392）棗棗高麗的名稱來自高句麗棗棗開國國王身份登基後，他擬定了十條訓諭要他的繼承人們遵循。在這十條訓諭中，他預言他的國家與北方的遊牧民族國家之間大概會發生衝突，提出要加強國力。目標是收復高句麗過去的國土。他告誡決不要干擾佛教寺廟，並警告要提防篡位和各王族間發生內訌，要防止削弱地方權力。
太祖（王建的謚號）的寬大政策加上他的婚姻紐帶便得桀驁不訓的地方貴族變得比較順從。光宗王（949-975在位）為了削弱地方權力，著手解放奴婢以恢復在公元956年被不公正地降為奴婢者的平民身份。此舉有助於增加歲入，並受到被不公正地強迫當奴婢的人的歡迎。
兩年後，他實行了科舉制度，以擇優遴選官吏。他的繼位人景宗（975-981在位）實行給官吏分配土地和山林的辦法。這些政策使高麗國得以作為中央集權政府立住了腳根。公元982年，成宗（981-997在位）採納了儒學家崔承老的上疏，為用儒家國家模式治理國家鋪平了道路。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命，一切私人擁有的武器都收集起來改鑄為農具。
政府組織是按唐朝體制設立的，但是建立了官吏向國王進言和對國王的決定進行審查的制度。有了這樣的國內秩序，高麗便得以抵擋住外國人的入侵。
契丹興起後開始大聯合，把原來的部落聯盟變成一個由中央統一指揮的組織。他們于公元926年征服了渤海國，公元937年正式定名了遼國。如上所述，渤海國人民逃到高麗，但是此時遼國已作好進攻的準備，因而高麗想同它建立外交關係的願望落空了。遼國于公地983年、985年、989年和993年發起進攻，襲擾高麗。然而在公元993年，高麗統帥徐熙（940-998）面對著與遼軍僵持局面，與遼將蕭遜寧舉行和談以結束敵對狀態，承認高麗在鴨綠江以南的領土權。
公元994年，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是遼國于公元1010年發動進攻，高麗國王逃到南方。由於北方的女真部落在與滿洲接壤的韓國邊境地區強大起來，衝突變得更為複雜了。這給已經疲於戰爭的高麗發出了又一個警報。高麗國王顯宗（1009-31在位）下令刻印大藏經，乞求佛祖保祐。大藏經總共約有6，000章。
然而，在公元1115年，女真宣告成立金帝國，與遼國發生戰爭。公元1125年，金征服了遼國，轉而侵略宋朝。到1126年，金征服了北宋，北宋逃到長江以南地區。宋朝兩個皇帝被金俘虜。宋朝皇家書庫和許多私人書庫歸金所有。
高麗那年也遭了災難。公元1126年，由於仁宗王的岳父縱火焚燒宮廷建築，所有的宮廷建築物，包括王家藏書樓和國家研究院的數萬部藏書，全部化為灰燼。高麗損失了這批著名的藏書，而且無法從宋朝獲得書藉。用木版印書既費用高昂，又十分費時。於是産生了用金屬鑄字印刷的想法，開始用澆鑄銅錢的同樣技術來鑄銅版。在12世紀中葉前前後印了許多書目，但印數有限。
公元1145年，仁宗（1112-1146在位）命儒學家金富軾編纂了《三國史記》。約一百年後，一位名叫一然的和尚編纂了《三國遺事》，定部著作記述了史書上沒有記載的重要史實和傳統。
但是，由於武官的地位降低，奉祿較少，文武官員之間發生矛盾。公元1170年，武官起來造文官的反，用流血手段來報復。
大約這個時候，蒙古人鞏固了政權，宋朝用焦炭煉鐵的新技術被蒙古人利用來生産武器。蒙古人于公元1215年用這種新武器征服了金，並把死不臣服的遼國難民追趕到高麗境內。在那以後，高麗便接連地遭到蒙古人的入侵。高麗朝廷和官吏于公元1232年逃到了江華島。
蒙古人于公元1238年打進來，對高麗實行擄掠，毀掉了新羅時代建造的皇龍寺精美的寶塔。在江華島上的高麗朝廷刻製了第二部高麗大藏經，這部佛經共80，000多塊木版，兩面刻字，現在保存在海印寺。這項艱巨任務也是以祈求佛祖保祐抵禦蒙古人的虔誠愛國心來完成的。高麗人民儘管不斷遭到進攻和入侵，卻同仇敵愾，抗擊外國入侵者，保衛國家。
從14世紀中葉起，蒙古的力量迅速衰落。他們自己內部存在著爭奪王位的鬥爭，同時在14世紀40年代，中國全國各地頻爆發起義。
高麗最終擺脫了蒙古的控制後，開始採取措施改革政府。恭愍王（1351-74在位）首先將親蒙古的貴族和武將撤職。這些被貶謫的人組成了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派別，策謀發動政變推翻國王，但是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
第二個國內問題是土地持有問題。此時，土地分配製已經瓦解。只有得蒙古人寵愛的文武官員，連同一小撮地主士紳，擁有絕大部分農田，由佃農和農權耕種。恭愍王試圖實行土地改革，卻遭到本應實施他的改革的那批官員的反對和規避，因為他們本就身擁有大量土地，按規定應對其所有權進行重大改變。
第三個問題是佛教徒和儒家學者之間的敵對日益加劇。通常，佛教信仰與儒教信仰彼此共存，沒有甚麼衝突，而且在王朝的大多時間裏確是這樣。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此時高麗學者已深受朱熹在十二世紀末蒙古人入侵前夕所提倡的新儒教教義的影響。新儒家學者不同意一個人在出家做和尚前應先棄絕家庭聯絡的主張，因為儒家哲學的基礎就是牢固的家庭和社會關係。寺院擁有很大財富和權力以及國家為佛教節日承擔巨大開支這兩件事成為批評的對象。
另一個問題是，日本海盜不再是搶了就逃跑的海匪，而成了深入國土行劫的有組織的軍事劫掠者。正是在這個時候，李成桂將軍由於在一連串交戰中成功地擊退這些海盜而聲名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