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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産黨擊退一、二次反共高潮 |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停止了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並把對國民黨政府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方針，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統治集團中親日派和英美派發生分裂，汪精衛親日集團公開投敵，親英美的蔣介石集團則繼續留在抗戰陣營中，但是，他們也表現出很大動搖性。１９３９年１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它政策重點由對外抗日轉移到對內反共，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之後，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則進一步確定了以軍事反共為主、政治反共為輔的方針。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國民黨胡宗南部侵佔了陜甘寧邊區的淳化、正寧、寧縣等五個縣城和邊境的十六個區；中國共産黨從抗戰大局出發，一再忍讓，在對其談判未果後，被迫自衛反擊，堅決打退了來犯之敵，恢復了隴東大部地區。在山西，閻錫山則發動了十二月事變，進攻抗日決死隊（新軍），新軍和八路軍協同作戰，擊退了來犯之敵，並從抗日大局出發，主動提出停止摩擦，後雙方達成了停止武裝衝突、劃區抗戰的協議；１９４０年２月至３月間，國民黨石友三、朱懷冰等部配合日偽進攻晉東南太行區的八路軍總部，八路軍一二九師與晉察冀南下部隊相配合，殲滅朱懷冰部主力兩個師的大部及反共遊雜武裝萬餘人。之後，八路軍主動提出休戰，雙方議定以臨（汾）屯（留）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縣一線為界，該線以北為八路軍防區，以南為國民黨軍隊防區。至此，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勝利打退之後，毛澤東于 １９４０年間，寫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等重要文件，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産黨堅持國共長期合作的方針及其鬥爭策略。毛澤東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是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在正確的階級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認為，黨對於國內各階級相互關係的基本政策應該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後，國民黨頑固派並沒有收斂反共活動，而是將其反共活動的重點由華北轉到華中，由八路軍轉到新四軍。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以何應欽、白崇禧正副總參謀長的名義發表致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皓電”，強令將在黃河以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于一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這充分暴露出他們製造分裂、挑動內戰的野心。１１月９日，朱德等發出“佳電”，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但是為了顧全團結抗戰大局，挽救危亡，中共同意將駐在皖南的新四軍部隊撤往長江以北。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晚，皖南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９０００余人開始移動。 ６日行至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突遭國民黨軍隊８萬餘人的包圍襲擊。新四軍英勇抗擊，激戰七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除少數軍隊分散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一部被俘。軍長葉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遇難。１月１７日，蔣介石發佈反動命令，宣傳新四軍“叛變”，取消該軍番號，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對國民黨製造的嚴重反共事變，中國共産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政治上，展開強大攻勢，揭露頑固派的反共罪行。２２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向國民黨提出了懲辦皖南事變禍首等十二條解決時局的辦法。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在重慶也展開了猛烈反擊，揭發和抗議國民黨的暴行。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親筆題字。在軍事上，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同時成立以劉少奇為書記的華中局，加強華中地區及新四軍工作的領導。隨後將華中新四軍改編成七個師，嚴陣以待來犯之敵。
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紛紛發表宣言、通電和談話，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國際上，一切進步輿論都同情共産黨，反對國民黨反共內戰方針，英美的輿論對蔣介石集團也表示不滿。
由於中國共産黨的堅決反擊，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陷於空前的孤立。３月１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第二屆會議上被迫表示：以後“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８日，國民參政會選舉董必武為駐會參政員。１４日，蔣介石約請周恩來面談，答應提前解決國共間的若干問題。至此，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變的恰當處理，再次證明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策略方針是正確的。這一次鬥爭的經驗證明，第一，“任何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並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於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便無他路可循。”第二，當時，仍然處於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之中，大敵當前，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階級矛盾仍然處於從屬的地位，是服從民族矛盾的，因此，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必須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第三，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勝利打破，充分説明了在同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中進行適當讓步的必要性，正是由於中國共産黨在“佳電”中對國民黨作了適當的讓步，才取得了在事變發生後轉入政治反攻的主動地位，並以自己的行動，讓中間派認識到中國共産黨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從而取得了他們的同情，並最終取得了鬥爭的勝利。（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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