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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五反”運動 |
“三反”、“五反”運動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産、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的統稱。
１９５０年中國共産黨七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為了恢複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措施，其中之一是調整工商業中的公私、勞資、産銷關係。調整後，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迅速發展。但資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滿足於用正常方式獲得一般利潤，力圖利用和國營經濟的聯絡，以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産、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圖抗拒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削弱國營經濟。他們在經濟上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蝕了工人階級和國家工作人員。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開展增産節約運動，促進經濟建設。在運動中，揭發出大量的貪污盜竊現象，而貪污盜竊又與黨和政府內部存在的嚴重官僚主義緊密相聯。因此，黨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分別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産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及《關於反貪污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強調必須把“三反”鬥爭看作像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重要，要大張旗鼓地發動廣大群眾。從此，“三反”運動在各地區各系統各部門迅速展開。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各單位限期發動群眾開展鬥爭。１月５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第三十四次常委會上作了《“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産階級》的講話，號召全國工商界積極參加“三反”運動。在“三反”運動中，一些單位揭發出私人工商業者的貪污、行賄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為此，中共中央于１月５日發出了《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産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３月１１日，政務院公佈了《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３月２８日，政務院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文件根據“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規定了對貪污分子的處理辦法。
在“三反”運動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貪污盜竊與社會上不法資本家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産、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毒”行為密切相聯，要徹底剷除“三害”，就必須反掉“五毒”。為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向違法資本家開展一場大規模的“五反”運動。２月上旬，“五反”運動從各大城市開始，很快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３月１１日，政務院批准公佈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方法》，把私營工商戶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５類進行定案處理。定案處理的結果是：守法戶佔總戶數的１０—１５％；基本守法戶佔５０—６０％；半守法半違法戶佔２０—３０％；嚴重違法戶約佔４％；完全違法戶約佔１％。１９５２年４月公佈了《關於結束“五反”運動中幾個問題指示》。１０月黨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魯言關於結束“三反”、“五反”運動的兩個報告，“三反”和“五反”運動勝利結束。
“三反”、“五反”運動，打退了資産階級的猖狂進攻，為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附：據安子文的報告介紹：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軍隊除外），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約有３８３．６萬人，共查出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１２０．３萬人，其中共産黨員１９．６萬人，佔貪污總人數的１６．３％。貪污１０００萬元（舊幣制）以上的約１０．５９萬人，佔貪污總人數的８．８％。在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人中，已做處理的１０７．８萬人，尚未處理的１２．７萬人。全國被貪污的贓款６萬億元，已退回２萬億元。在“三反”運動高潮中，全國打擊１０００萬元以上的貪污分子最高數２９．２萬人，最後核實定案的只有１０．５萬人，減少了６０％左右。當時由於追算時間過長，折算標準不統一，折價過高而成為大貪污犯的約佔３３％；將小貪污犯算成大貪污犯的約佔４７％；由於對貪污界限不清，把公私不分、失職、浪費和有政治問題的人算成貪污犯的約佔１５％；根本沒有貪污，完全打錯了的約佔５％。在已處理的部分中，免予處分的佔７５．７％，給予行政處分的佔２０．７％。判處刑事處分的３８４０２人，佔已處理部分的３．６％，其中機關管制的１７１７５人，勞動改造的１１１６５人，判處有期徒刑的９９４２人，判處無期徒刑的６７人，判處死刑的４人，死刑緩刑９人。據廖魯言的報告介紹，根據華北、東北、華東、西北、中南五大區６７個城市和西南全區的統計：參加“五反”運動的工商業戶共有９９９７０７戶。受到刑事處分的有１５０９人，其中判有期徒刑的有１４７０人，判處無期徒刑的２０人，判處死刑的１４人，死刑緩期執行的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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