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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徹寰球的永恒旋律－－《國際歌》及其中文譯者 |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１３０年前，詩人歐仁 鮑狄埃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巴黎郊外，奮筆寫下不朽的無産階級的光輝詩篇——《國際歌》。這首歌穿越遼遠的時空，直至今日仍迴響在中國的大地。
這首歌，在中國的革命歷史上有著特殊的位置。多少人在鏗鏘激昂的《國際歌》聲中加入中國共産黨；多少共産黨員面對敵人的屠刀，唱著這首無産階級的正氣歌，慷慨就義。
在紀念中國共産黨建黨８０週年的日子裏，這首歌一次次響徹在共和國的上空，成為連接千萬共産主義戰士的心聲。
１８７１年，鮑狄埃筆下誕生的《國際歌》，原名為《國際工人聯盟》，１８８７年正式刊載在他的詩集《革命歌集》中。第二年，工人業餘音樂家狄蓋特用了３天時間為它譜曲。《國際歌》全曲只有一段貫穿首尾的旋律，以及通用的三段歌詞。悲壯的前奏過後，深沉的第一主題昂首進入，表現出革命志士們不屈的氣節；中段旋律始終莊嚴、雄渾，曲調中愈發透出光明與希望；最後，樂曲的前奏經過自然再現，在雄壯而嘹亮的氣氛中結束。
１３０年來，《國際歌》成為國際無産階級的戰歌，被翻譯成世界各國文字，傳遍地球上每一個角落，響徹寰宇。在俄國冬宮，在西班牙前線，在中國的渣滓洞集中營，在亞非拉的反帝反殖戰場上……一切曾有被壓迫者反抗的地方，都能聽到《國際歌》的激昂聲音。鮑狄埃也因此被
稱為“是一位最偉大的用歌作為工具的宣傳家”。
在我國，早在２０世紀之初，就有了《國際歌》的中文譯本。據專家考證，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廣東省共産主義小組主辦的《勞動者》週刊，１１月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主辦的《華工旬刊》，１９２３年《小説月報》第十二卷增刊《俄國文學研究》上都曾出現過未曾署名的中文翻譯。
首先有署名的中文版本應該是鄭振鐸留下來的。
１９２０年七八月間的一天，還是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生的鄭振鐸，和好友耿濟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題名《赤色的詩歌》的詩集。一首首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深深打動了他們的心弦。於是，他倆採取了分工合作的辦法：由耿濟之先把詩歌的大意口譯出來，再由鄭振鐸用中文來“筆述”。第一天，他們一直幹到深夜，譯出了第一首《第三國際黨的頌歌》。這兩段詩和今天流行的《國際歌》中文歌詞極相似，但譯文直到１０個月以後才發表，而且是詩的形式，沒有附曲，不適合唱頌。
１９２３年６月，《新青年》第１期上發表了瞿秋白譯自法文的詞和簡譜《國際歌》，這便是我國最早能唱的《國際歌》。１９２０年，當他旅俄途經哈爾濱時，在參加俄國人慶祝十月革命三週年大會上首次聽到此歌。
１９２３年春夏之交，他將這首歌譯成漢語。
當時，他一邊彈奏風琴，一邊反復吟唱譯詞，不斷斟酌修改，直到順口易唱為止。法文“國際”這個詞，如果譯成中文，只有兩個字，而這個音節有八拍，不易唱好。經過再三琢磨，他採用音譯“英德納雄納爾”。
１９３５年初，中央蘇區陷落前夕，瞿秋白等突圍時被俘。蔣介石見勸降不成，下令處決。臨刑前，瞿秋白神色自若，走到一處草坪上坐下，説了一句“此地就很好”，同時還唱起了這首自己翻譯的《國際歌》，坦蕩面對死神。
而我們今天在各種集會上所傳唱的，其實是１９２３年詩人蕭三在莫斯科譯配了《國際歌》的詞曲，副歌譯為：“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１９２０年５月，蕭三遠涉重洋，來到法國。當他和他的戰友們第一次聽到法語《國際歌》的時候，熱血沸騰，産生了把它翻譯成中文的心願。
１９２２年冬，蕭三從巴黎來到莫斯科。第二年，他與陳喬年一起，把《國際歌》的歌詞初步翻譯成中文。後來，他們先後回國，使《國際歌》的旋律傳遍祖國各地。當蕭三回到延安後，在延安文藝工作者的幫助下，又完成了全部歌詞的修改、重譯。“延安版”的《國際歌》一直唱到６０年代初。
１９６２年，中國音協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邀請有關專家，對《國際歌》歌詞加以更加仔細的推敲，産生了《國際歌》新的中譯本，一直唱到今天。但其中“
International”一詞，蕭三曾擬略加修改，把副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改為“共産主義世界”，即由音譯改為意譯。但此後各種出版物仍照原樣排印，保持首創于瞿秋白的音譯不變。其實這也是全世界所有譯文都完全按照音譯的一句。
《國際歌》是革命的宣言，是戰鬥的號角，激勵我們前行，催促我們奮進，鼓舞我們為實現共産主義而奮鬥終身。（新華網 秦傑 沈路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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