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程正和當時的一汽廠廠長郭力在兩年前曾打過交道，如果郭力的記憶力不是那麼好的話，程正在長春的勞動結束後將回到北京，回到妻子和孩子身邊。程正和紅旗的緣分實際上，是從1956年開始，那一年，一汽在北京舉行解放牌卡車換型彙報會，程正以業餘愛好者的身份，把自己畫的兩幅畫也交了上去。

　　程正：他們帶兩個方案，我自己畫兩個方案，結果局裏頭對這些也很寬宏大量，就説你來，你來了畫，我就擺起來了。擺起來那天在會上恰恰正好有兩個蘇聯專家，一個設計專家費斯塔，一個是工藝專家卡切特柯夫，兩個蘇聯人。他們兩位一看我那畫兒後，非常讚賞，他就把我們那局長，張逢時，張局長叫去了。他説這是誰畫的，因為他知道一汽畫的是哪個，他是一汽的人，後來張局長説，這是我們局裏一個小年輕自己畫著玩的。後來那個蘇聯專家説，你們對這樣的人才為什麼留在北京，不調到長春去？可當時説話時我聽著有點害怕，我不想來長春，那時候剛畢業，分配在北京，覺得在汽車局工作，很貪圖在北京待著，這種想法，當時張局長也知道我的心理，張局長就哈哈哈一笑就過去了。但是郭力，郭廠長那會兒呢，郭廠長就把我記住了，有這麼個人，叫程正，他在畫這個東西。

　　1928年，程正出生在天津，他是家裏的第七個孩子，也是第一個男孩，由於家庭的原因，在汽車當時還是達官貴人的奢侈品時，程正便比別的孩子更多接觸了汽車。在國民黨時期，任天津市市長的父親，有一輛別克，但父親公私分明，在程正的印象中，自己從未坐過那輛車。真正讓他喜歡上車的，是一位流亡在天津的白俄，這個人是他的三姐夫，他在天津以修理汽車為生，程正經常偷偷開他的車出去玩。但即便如此，程正也沒想到，自己的將來會和汽車聯絡在一起。

　　程正：這是在英國，這是我前年去英國的時候畫的一張，先畫鉛筆畫，回來改。這是泰晤士河的上遊，我跟我那姐姐坐在河邊上，我就畫了一張，這地方荒極了，根本沒有人去的。

　　8歲那一年，程正父親去世後，一家受到父親生前好友楊抱林，一位留學回來的水利工程師的很大影響，幾個姐姐在楊的幫助下先後出國留學。楊經常領一些和他一樣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來家裏玩，從那時開始起程正喜歡上了西方古典音樂，並癡迷于繪畫。

　　青年時期，程正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藝術家，只是出於對藝術家當時前途的擔憂，他才放棄了走這條路。

　　程正：那是國民黨時代，大學畢業生出路很慘，很多學文科的找不著事，我真看過大學畢業的藝專的學生在街上蹬三輪，我親眼看見，這些東西對我腦子有刺激，刺激得很厲害。

　　而在三四十年代，西方的工業文明，在古老的中國的確呈現出越來越強的發展勢頭。1948年，程正考入了燕京大學機械系。那時的燕京依然由美國人管理，在那裏，程正將自己對繪畫的熱愛和汽車結合了起來，美國人注重自我表現的教育方式，讓程正在進行紅旗車的設計時更加大膽。

　　程正：比如説後來我做前邊那個車頭的時候，郭廠長説你想想，你想想什麼東西咱們中國人用，而外國人不用的東西，説你在那上頭做做文章成不成。他這點給我的啟發我就想，我就想中國最大的特點，咱們中國的建築在世界上是非常出色的，並且有強烈的中國個性，我就想中國的圖案。後來我想到扇面的形狀，這形狀跟咱們的進風口是很類似的，我第二天早上我跟郭廠長説改扇面，他説成，就定扇面了，就一句話就定扇面了，我就做了。後來那個頭出來，現在看那個圖冊，簡單地就是把扇面搬上去了，就擱了一把扇子，當然看著這叫自然主義，很蹩腳的設計，但這就是我的思想。

　　經過33天，第一輛樣車終於動了起來，但實際上這輛車由於製造過於倉促，存在的技術毛病太多，這輛車並沒有起到樣車的作用，一切都需要重新開始。從1958年底到1964年的6年間，這種被命名為ca-72的兩排坐車始終在不斷地改進和克服各種技術難關，同時在追求民族特色方面，ca-72也嘗試了各種可能。

　　程正：那時候什麼都想，像牙雕啊、景泰藍，什麼金絲楠，反正什麼高貴用什麼。比如説織錦，我們坐墊那些料子，杭州織錦的那個都錦生，專織的，織錦很漂亮，咱們買一小塊就好些錢，那整個內飾都是那個織錦。儀錶板是福建漆，福建漆叫赤寶砂，赤寶砂是要涂四十幾遍，四十幾道工序，才出那個，出來什麼樣，跟那櫻桃一樣，就是裏頭紅的，外頭看著沒顏色，但裏頭呢有隱隱約約的銀子的銀箔透出來，很講究，一個儀錶板要做一個月，就光刷漆的時間一個月。後來不能用，為什麼，汽車是幾天一輛的，那福建漆是四十天一個，只能做一個，根本不合拍，工業上不能用，失敗了。

　　儘管這種嘗試在工業化方面是失敗的，但單從內飾方面來説，它的精緻和考究確是絕無僅有的。遺憾的是在紅旗車收藏者手中，我們見到的，都是三排坐大紅旗，始終沒有找到早期的兩排坐紅旗，ca-72並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認可，兩排坐不適合國家領導人的工作需要，技術和外形方面它也遭到了許多非議。

　　程正：中國那時候當時我們的領導人都年紀很大，所以的話令我們的坐墊的椅子很高。外國車的椅子很低，一坐就呼哧就臥到地下了，站起來要是年紀大了，站不起來，非得人攙不成。這不成，所以我們那椅子就是坐下去，當然沒這個硬，但是坐下去人不用蜷著腿，所以這些的考慮呢，就跟一般外國車設計走了兩條路了。那時候不就給我們評價四個字嘛，大平正方，個兒又大，又平，又正，又方，而不是人家的圓滑的，光順的，流線型的。

　　那個時候條件各方面的限制，再就是我們技術水平方面的限制，這個很多東西一下做不了，不要説旁的，連個雨刷都做不好。雨刷做不好，門鎖做來做去都做不好。什麼時候搞過關了，就是1965年，我們搞三排座的時候，這些總算才真正已經過關了，那個時候設計是水到渠成，已經成熟了。

　　在我國的有關史料中記載著，東風是中國第一輛國産轎車。但對於程正來説，紅旗車的製造，確並非他第一次參與製造轎車。1951的，程正在天津汽車地配廠實習的時候，他的導師呂燕冰正在試製一輛小型旅行車，程正參與了這項工作。那輛車使用的是天津支配廠自己製造的發動機，和一個老掉牙的美國道旗車的底牌，由於當時缺少工具，車的後尾燈是用駝鳥牌墨水瓶做成的。

　　程正：在蘇聯的百科全書裏也講，中國第一輛汽車不是我們一汽的，是天津的，指的就是這輛車。

　　1958年，程正留在長春後，妻子和兩個孩子一直在天津生活。16年後，這段婚姻結束了。

　　人們今天所説的老紅旗，多數指的是1965年以後生産的三排坐 ca770，給紅旗牌帶來巨大聲譽的也是三排坐紅旗。1966年4月，20輛車送到北京，總理、副總理和人大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全都換上了三排坐轎車。

　　程正：770齣來以後那車當時很受歡迎，就是72的毛病都在那上面克服了。我們那個整個佈置的尺寸都變了，就是佈置的后座更寬敞了，后座可以伸開腿。並且，後來我們那個后座後頭可以放躺下，就是領導人他比較累的話，他嘩，把它用電機一放，那椅子可以放平，可以睡覺。那是彭真的意見，彭真説你們看看理髮廳，理髮廳理完發，嚓，椅子不就倒了嗎。因為這車從中南海反饋，總有那意見這意見，改，改，改吧，我們就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因為我自己買過奔馳，也買過寶馬，現在坐的也是奔馳，從開的角度上講，肯定它的操縱性不如奔馳，但是從坐的舒適性方面，肯定要比現在的S級奔馳還是要好，就是比今天的也是要好，乘坐方面。

　　今天，多數老紅旗車已不再使用，成為汽車愛好者的收藏品，他們的命運也因收藏者的境意不同而不同。

　　1959年，紅旗車第一次出現在國慶十週年慶典當中。1962年周恩來總理迎接西蘭總理班達耐剋夫人訪華，紅旗車第一次擔任外事迎賓車。1969年以後，周恩來、朱德先後換上了紅旗防彈車。1972年，在毛澤東第一次詢問，什麼時候能坐上自己的轎車14年後，他終於換掉了，夏天需要在後坐放上一盆冰塊的蘇聯吉斯防彈車，坐上了紅旗防彈車。

　　應數生産，純手工製作，和只為少數領導人服務的特點，使紅旗車蒙上了神秘的面紗。六七十年代有這樣一種説法，外國領導人在中國的最高禮遇有三種：一是受毛澤東的接見，二是住釣魚臺國賓館，三是坐紅旗牌轎車。

　　程正：一個比利時的商人，專幹保險車的。請他來了，請他讓他看，看完了以後，他説哪兒的保險車也沒你們的保險，算了，你們自己來吧，我們不幹，他不幹，就説明咱們水平不低。咱們是閉門造的，但是造起來，就是我們考慮得比別人更嚴格，更嚴格。

　　政治車的身份，使紅旗車無論在生産和使用上，都變得不同尋常，在60年代未試製防彈車時，程正因為家庭背景有問題，被排除在試製組以外。

　　程正：唉，我為什麼不幹呢，我每天，我生在這個世界上，我就是為畫汽車的，就是那種想法，所以一有機會就畫，畫畫畫，那時候我還畫，在那圖裏還有一張，我畫的叫工農兵你看了吧，那時候想法就是，那車不是為上邊做的，那個時候不是不要為，領導做糖衣炮彈嘛，就是那車將來是給工農兵用的，裏頭畫的非常簡陋，就是讓那個（車）很便宜。但是那個想法，開始接觸實際了是吧。但是那個車也就是運動，嘩 ，熱一陣完了，理都沒有人理。

　　在程正的畫稿中，我們發現了很多造型各異的汽車草圖，許多草圖上都寫著mp兩個字母，意思是永遠不會生産。在那個年代，在中國在一汽，程正除了製造紅旗車，他不會有機會實現其他的設計夢想，即便這樣，就在轎車飛速發展的十年間，他甚至連設計轎車的資格也沒有了。

　　這段時間已是轎車工業第二次起飛，並獲得空前發展的一代。從1913年，美國福特公司在底特律安裝了第一條流水線以後，轎車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其他國家紛紛效倣，轎車開始走進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戰截斷了這一進程，戰後各種新材料和技術手段的運動，轎車的種類和數量大大增加了，德國的甲殼蟲，美國的福特和日本的豐田，成為深受普通家庭喜愛的轎車。上個世界80年代中一項統計中表明，當時的美國每平均一點四人就有一輛轎車，日本的這個數字是二點八人，西德是二點三人，在中國，當時還沒有結束轎車配給制的階段，嚴格地説並不具備商品的概念。

　　程正：紅旗呢，需要量太少，技術要求太高，不能用大量生産方式來生産，只能一點一點來搞，經濟上是非常划不來的，都賠錢，所以這個車子水平是高的，整個製造水平汽車工業是上不來的。

　　和過去絕大多數設計任務一樣，一陣旋風過去而無聲無息了，即不是任何一人的責任，也非全體人員的過失，紀念那麼多人的勞動成果，ca770d。70年代末，程正回到了設計科。不久，廠裏要求他負責設計770三排坐的換代車型，這個車型的設計前後四年，做出了四輛樣車，但最後的結果確是不了了之，這也是程正參與設計的最後一輛老紅旗車。

　　程正：這我從最早的這個車，你看這是我們那年做的第一輛車，這輛車的型號跟770不一樣，你看頭全變了。這是1987年，到1989年我從雜誌上突然發現了一個英國車Rose Royce，它的頭偶合跟我用了完全一樣的手法設計的，它車比我晚出了兩年，我的車出來變成廢紙了，它車出來變成商品了，後來走在街上是它的車而不是我的車，這點我非常難受。但是我看了雜誌，我把它複印下來貼在這兒，你看這個車頭的安排跟我幾乎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相近，這是一個方頭，這是大燈，底下是轉向燈，它這也是一個方頭，大燈和轉向燈，完全一樣的安排，一個巧合。當然我不説他抄我的，這也太狂妄了，只能説我們倆走到一塊兒碰上頭了。

　　80年代初進口車大量涌入中國，1981年國務院發出節油節電指令，紅旗車因油耗較高，停止生産，第一代紅旗車的製造歷史宣告結束。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十年之後，也就是1988年，長春汽車開始和德國奧迪汽車公司合作，生産奧迪100型轎車。隨著合資奧迪國産化率的提高，長春一汽開始摘掉了奧迪的四個環，生産第二代紅旗轎車，只是第二代紅旗轎車上少了老紅旗車的韻味。程正退休之後，又被返聘回了廠裏，繼續在設計處工作，業餘時間他還是畫著各種各樣的紅旗車的造型，只是他心裏明白，他的這些畫兒永遠也不會有變成車的那一天了。（CCTV-10《人物》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