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後，鄒承魯考取的公費去英國留學，他有幸進入了在當時生物化學領域最主要的研究中心之一的劍橋大學，回憶起那段時光，鄒承魯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明白了要想在科學上有所成就，就需要一個人貢獻自己的全部生命。直到今天他人告誡他的學生，僅靠每週40小時的工作，而沒有廢寢忘食地全身心的投入的精神，也是不可能成成為一個好科學家。

　　主持人：我們知道您的治學態度、科研作風和科學精神，都與您在劍橋唸書那一段可以説是不可分割的，那您是在那裏念的研究生，最後讀完了博士學位，那麼我想有一個人，在您的一生中都是至關重要的，那就是您的導師Keilin教授，那麼當時您去劍橋的時候，他已經60多歲了，您覺得他的一種什麼樣的工作狀態讓您特別幹對。

　　鄒承魯：就是他的敬業精神，熱愛科學努力工作的精神，那我到那時候他大概是60歲左右的吧，我是他最後幾十個學生之一，他身體不好，有哮喘病，常常在實驗裏吃藥噴，往喉嚨裏噴什麼東西，可是他是每天必來，並且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格，每個星期要給他交報告，每個星期要交報告，至少對我這樣，對其他學生我想也是這樣，星期六那時候是五天半工作制，星期六中午之前給他，他下個星期一定找你，你這個報告都什麼問題，都給你指出來了。

　　主持人：也就是説他一定是在週末工作？

　　鄒承魯：一定在週末他是工作的，再有就是嚴格，每一位學生發表每一篇文章，不管他署名不署名他都要看過，他不但要自己過，他學生多了，他找個老學生先看，老學生看了過你提出意見讓你去改，改完了之後他再看，看之後他再批意見再改，一篇文章從寫到發表反復總是好幾次，最後他認可了，他允許你去投稿。

　　主持人：您的定第一篇論文是發表在英國非常權威的，也是當時世界很權威的《自然》雜誌上，當時Keilin教授的一些做法，怎麼會竟然讓意想不到呢？

　　鄒承魯：這個工作題目是他給的，大概怎麼做他都跟我説過，不過我去執行了就是，在執行過程當中，工作進行的比較順利，所以沒給他找什麼麻煩，最後寫完之後，工作完成寫了論文之後，就像我們剛才説的這麼來回好多次，最後呢，我當然是把最後的稿子給他的時候，我當然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頭，他拿起稿子一看，他提起鼻就把他的名字劃掉了，他説你自己發表。他這一句話雖然説我自己發表，但是從他的實驗室出去的，雜誌編輯部都知道，從他那兒出來的稿子他一定看過的。他這個態度我是受益終身，我對我的學生我也是這樣，假使我不是真正在他工作當中起到作用了，光是給一個題目你做去吧，假使這樣的情況，一般我也不署名，這是我跟他學的，我最反對有些實驗室（負責人）現在學了美國人叫老闆，在他手下的人，不管做什麼工作，不管他有貢獻，沒貢獻，不管他知道不知道，熟悉不熟悉，一律把他的名字寫在上頭，有的時候還寫在前頭，那麼這樣的老師有時出了事你自個兒就倒楣，假使學生出了什麼錯，你的文章有問題，有時候要罵起來首先是罵起導師。因為導師是知名人物，學生只是個學生。

　　主持人：你在劍橋期間，條件是非常艱苦的，當時實驗室裏沒有冷室所以有的實驗只能通天在樓頂上進行，而Keilie教授非常強調，就是要在簡單的條件下，創造出最優秀的工作，當時您的實驗室應該説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實驗室之一，那麼今天你是不是還同意Keilin教授的觀點呢？

　　鄒承魯：他的原來的意思是這樣，就是科學上能夠做出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科學思想而不是設備，這話原則上是對的，但是不能推之於極端，有些設想沒有一定的條件也實現不了。

　　主持人：我發現在您的辦公室裏挂著Keilin教授的照片，可見您對他這個情感，其實你離開劍橋已經50年了，我想這50年，這張照片從來沒有離開過您，是不是一看到他您就感覺到獲得一種力量。

　　鄒承魯：對，我想到他，就想到他對科學的敬業精神，想到他對科學的嚴謹性，對學生的寬容，這都是我要努力做到的，努力學習。

　　鄒承魯是在劍橋攻讀博士學位的。1948年，剛剛獲得碩士學位的一名中國女士來到劍橋，她就是李四光的女兒李琳，鄒承魯和李琳在異國相愛，並於1948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此時李四光夫婦正在英國考察，他親自主持了女兒的婚禮，在鄒承魯的記憶裏這是他們家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同李四光為中國找到了石油一樣，鄒承魯為新中國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做出了貢獻，他們一家三口在地質學、生物化學、物理學三個領域各有建樹，在教書育人上同樣功勳卓著，他們同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這在中國科學界可謂獨此一家。

　　主持人：您的岳父是李四光先生，他是在1950年回國的，他回國是抱著科學報國的心態回來的，您是1951年回國是抱著一種什麼樣的理念呢。

　　鄒承魯：你們年輕人可能不會理解，因為在這個舊社會過來的，就知道舊中國那時候的那種情景，總希望中國能夠有一天改變面貌，能夠想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

　　主持人：您覺得您這種愛國的情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或者是受了什麼的影響？

　　鄒承魯：我想從小學就開始，我對現在的教育我有一些看法，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學教的太少，我想我的愛國情懷是在學中國歷史，學中國的傳統文化裏頭得來的。

　　主持人：所以您的愛國情和當時的中國傳統教育有很大關係？

　　鄒承魯：我又要講一個故事，我有一個日本朋友也是一個科學家，那時候我還在上海，他到上海來參觀我們的實驗室，參觀完了他説我要去蘇州，我説你為什麼要去蘇州，他説我自小就知道“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波到客船”這首詩，所以不但要去蘇州，我還要到寒山寺去，還希望在寒山寺住一晚上。

　　主持人：還是一個外國人。

　　鄒承魯：我把他送走之後，我隨便就跟幾個學生談談，我就跟他談起這個事，在跟我談話的學生當中，差不多有一小半不知道這首詩。

　　主持人：那你發現他們不知道這首詩的時候？

　　鄒承魯：我就覺得現在的中小學對中國傳統文化教得太少了。你假使不熟悉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們歷史上這樣一些優秀東西，你怎麼會愛國呢？

　　鄒承魯説，他成長在一個黑暗而苦難的年代這是一個在風雨飄搖中的國家，於是中國自己的文化給在黑暗中千千萬萬的孩子提供了滋養，給他們心裏生長起不滅的愛國主義情懷。

　　近年來80多歲的又一次成為新聞人物，他頻頻出現于媒體及公眾面前，成為受人尊重的科學打假鬥士。

　　鄒承魯：很高興能夠跟大家見面，並且講一講我對於科學道德有關問題的一些看法，我想這些看法在這裡跟大家談，我覺得非常重要，一個就是科學工作違規行為的表現，違規行為第一條呢，偽造學歷、偽造工作經歷，現在提倡高學歷就産生這樣一些副作用，最可怕的不是一些假文憑，而是假的真文憑，第二部分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