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 燃燒的青春

央視國際 2004年09月09日 11:04

　　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來自北京、上海、重慶、成都、昆明的10萬知識青年，雲集雲南生産建設兵團，成為中國第二個橡膠基地發展階段的又一批生力軍。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這些從未經歷過艱辛和困苦的城市青年，揣著一腔熱血，捧著一顆火熱的心，遠離父母，完全按照軍人的生活方式，在條件簡陋、生活艱苦的環境中，向荒山開戰，向荒山要膠。

　　然而，嚴酷的現實，仍讓這些熱血青年始料不及。

　　沈瑾瑾：“房子也沒有的，我們當時去的時候,由老工人搭了幾個草棚棚,後來要來一百多個知青,怎麼辦?白天到山上砍竹子、砍樹榦、打竹排、編茅草連夜趕。”

　　趙鳳巧：“當天到那裏就在樹底下用芭蕉葉子搭一搭，早上起來的時候被子全都濕掉了，因為露水嘛！就是這樣先把房子蓋起來。”

　　周公國：“吃什麼呢？講起來現在的年輕人都不相信，他可以吃半年的卷心菜（蓮花白），吃半年的茄子，吃半年的南瓜。”

　　張進戰：“什麼叫九菜一湯？就是灑幾根韭菜在湯裏，放點鹽，這就叫九菜一湯，這就是我們的菜。”

　　趙鳳巧：“第二天就給我們一把鋤頭一把刀，我們就靠這一把鋤頭一把刀，向原始森林要住的，要吃的，發展生産。”

　　這部紀錄片是上海電影製片廠于1974年拍攝的，儘管它深深刻下了文革時期的宣傳痕跡，但也在不同程度上，記錄了當年知識青年在雲南橡膠基地的那段特殊經歷。

　　趙鳳巧：“我們就是這樣一個一個連隊去開，一座山一座去開，每天就靠噹噹的鐘聲。你在山上可以看下面，人像螞蟻一樣的，就這麼嘟嘟上山了。然後噹噹一響，這麼多人就下來吃飯了。每天在這深山老林就靠這鐘聲。”

　　就這樣，知青們開始了他們人生的另一個起點。他們不知道這個起點指向何方，更不知道它的終結在哪。但有一點他們清楚，那就是開山劈嶺，養育膠苗，讓中國人儘快用上自己的橡膠。

　　趙鳳巧：“一次，推土機手開著推土機去推梯田，遇到螞蟻包，他不知道裏面是土蜂，一推土蜂一下子都出來了，直往他身上叮。推土機手就這樣中毒死了。”

　　張進戰：“我就聽遠處的人在喊，黃蜂來了！黃蜂來了！有的人可能被咬著了。這時候有一隻蜂突然砰的一聲落在我的腕上，我的線手套只戴在這個地方，正好露著肉，它也正好落在這兒。這一口咬得特別紮實，我就感覺它不是像針扎，像是咬了一塊肉那種疼痛的感覺。回去以後手就不行了，最後整個胳膊就彎不過來了，透明了，就腫得透明了。”

　　張進戰：“我記得每次會戰，那時候大家也不是比賽，就是比勞動幹勁。我當時最多的一次挖了二十八個大穴。二十八個大穴為一畝，這勞動量非常大。手上的十個老繭全成了血泡，全部磨碎。為了拿第一啊！”

　　趙鳳巧：“吃在山，住在山，不完成任務不下山。什麼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為社會主義的列車，不要在橡膠事業上誤了點，同志們幹呀！大雨大幹，小雨小幹，沒雨拼命幹。”

　　知識青年們用汗水和熱血開出了一片片梯田，栽種下一棵棵膠苗，同時也栽種下自己的希望，自己的明天。

　　趙鳳巧：“橡膠要發展，那麼多地開出來需要膠苗，我們就承擔了一百八十畝育苗任務。為了這一百八十畝的育苗，到老百姓那裏去收草排，收不了那麼多，我們有些知青就把自己的床單被子拆下來去遮陽。一個星期曬下來，新新的床單已經發白了。”

　　據統計，從1969年知識青年踏上雲南這片土地，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其間整整十年，知青們共開墾出四十萬畝膠園，栽種下橡膠樹一千多萬株。他們為中國的橡膠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她叫喻顯荃，現為景洪農場的中學教師，當年是一名來自重慶的知識青年，在那個激情的歲月裏，她曾是雲南墾區第一個女子割膠班的班長。

　　喻顯荃：“當時都很年輕，而且充滿了激情，也充滿了理想，我們就想起成立一個女子割膠班，有利於連隊開展比、學、趕、幫、超的活動，也可以促進生産。所以我們當時就成立了這個班。我們這個班有北京知青，有上海知青，還有重慶知青，還有幾個老工人子女。當時成立之後，我們第一個想法就是多産膠。我們當時就發現，早早割膠産量要高一些，所以我們就天不亮到山上。因為還要走一段距離，就到山上去等到能看見。那時候沒有頭燈，只要一看見我們就開始割。有一次上錯了鬧鐘，幾點我們也不知道，班長張瑾就把我們喊到山上去了，緊著緊著都不亮，後來割完膠回去之後才發現，撥的鬧鐘是三點鐘。等我們差不多割了一半左右，連隊其他的人才開始割膠。提早割膠産量確實提高了一些。除了這個，我們還練技術。相片上就是練割膠技術。所以當時我們女子割膠班的這些成員，割膠技術都是過硬的。”

　　當年女子割膠班的姑娘們以高昂的激情和鬥志，出色地完成了各項工作，做出了顯著成績，在雲南墾區名聞遐邇，受到了墾區各級領導的嘉獎，也成為全體青年膠工學習的楷模，而她們的付出也是巨大的。

　　喻顯荃：“所以，我們來的這些沒有哪一個沒有被螞蟥叮過，被螞蟻咬過，沒有哪個沒有哭過，但是我們都堅持下來了。拿現在的話那就是一種信念，覺得自己應該為國家作一些貢獻。”

　　他是一位攝影家，也是當年雲南墾區十萬知青中的一員。雖然離開雲南已經二十多年了，但一有機會他總要回到這裡，看望他的老同學、老朋友——淩瑜。

　　安戈：“淩瑜是我們同一個學校，同一個年級的同學，然後又是在1968年2月和55個北京知青一起來到西雙版納。到了西雙版納，在勞動過程當中，他是最早過勞動關的。那形象都是每天光著膀子，一身大汗在山上挖梯田種橡膠。非常刻苦。在我們同學中間，是最能吃苦耐勞的。哪家有事，他就幫忙。真是當年學雷鋒培養出來的，那真是待人特別好。”

　　1970年元旦的晚上，場部衛生所的草房突然失火。遠在一里之外的淩瑜聞訊趕來，他不顧熊熊燃燒的烈火，一次又一次地衝進屋內，背出了兩個被濃煙嗆昏的醫務人員。在淩瑜的感召下，同志們奮力撲救，大火終於被制服了。事後，他看到衛生所同志們的東西被燒光了，就捐出家中剛寄來的幾件新衣服，自己卻一直穿著補了又補的舊衣服。

　　安戈：“那天正好下著大雨，我到他們隊裏去看他，正好他病了，隊裏老工人都勸他到醫院去看病。他就堅決不走，説還有好多事沒有做完。第二天早上病就更重了，吐得一塌糊塗。”

　　1970年3月14日，淩瑜不幸患了中毒性痢疾，不但發起高燒，而且大口大口地嘔吐。就這樣他還堅持出工。同志們説什麼也不讓他再幹了，一定要把他送進醫院。

　　誰也沒有想到，當人們把他送到醫院後，他卻再也沒能回來。淩瑜去世的那一天，剛剛過了23歲生日不過20天。

　　安戈：“他們隊的老工人都不吃飯了，很多人都哭了。送葬的時候，男女老少上千人到這裡來。他是我們來支邊的知青裏面，最早去世的一個。隊裏的老工人每年都給他掃墓，我們知青回來都會到他墓前來掃墓，我這次來已經第四次了。”

　　當年十萬知青，像淩瑜這樣長眠于橡膠樹下的又有多少？據記載，僅1972年雲南生産建設兵團在墾荒大會戰中，因自然災害和救助他人而長眠于邊疆的知青就達150多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一部青春的壯歌，至今人們提起他們的名字和事跡，仍然為他們的業績而肅然起敬。

　　這是一位至今仍然留在農場的北京知青。從1969年來雲南，她已經在這裡生活了35個年頭了。歲月使她由一個小姑娘變成了一位桃李滿園的優秀教師，雲南省勞動模範。

　　宋琪：“我是1969年從北京初中畢業來到雲南。那時我是在北京22中上初中，來雲南的時候才剛剛滿17歲。可以説是什麼都不懂的小姑娘吧。來到雲南以後，我們當時分到生産班，就是上山勞動。雖然自己説起來不是特別的怕苦，實際上那個活是特別的苦。那個時候幹活都是分任務的，砍壩、定植、挖大穴都是有任務的。像我們這种女孩子勞動力不是特別的強，有的時候男同學、老工人都幹完了，下山了，可是我們有的時候還幹不完。我想不完成任務就下山那不行，還是堅持要把任務完成了，幹到多晚還是要堅持幹，而且有的時候，完成任務以後還想超額一點，還有個榮譽感在裏面。”

　　在來雲南的頭十年裏，宋琪喂過豬，管理過林地，又當了七年的割膠工，最後才調到農場小學當教師，其間無論多苦多難，都沒有使她退縮、逃避，更沒有讓任何事情成為橫亙她面前的難題。然而，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卻成了她人生最大、最難的一次抉擇。

　　宋琪：“當時我已經調到學校當老師了，對於我也就面臨著這麼一個問題了，是走還是留。看到別的知青一個個都回去了，回家了，能夠和父母團聚了，我內心深處肯定也是非常想回去的。那個時候來這裡差不多將近十年了，和家裏面父母也十年沒在一起生活過了，弟弟妹妹也都……我真不想説這些。當時心裏面挺想回去的，北京畢竟是大城市的生活，農場雖然呆了很多年了，確實有很深的感情了，最青春、最年華的一段可以説是在農場度過的，可是想想父母想想自己的家全部人都在北京，還是挺想回去的。後來想想，一方面是愛人他是雲南人，他從來沒在大城市生活過，如果他到了大城市可能各方面都不太適應；自己當時在農場已經幹了十年了，自己種的橡膠都已經長大了，而且自己和周圍的老工人就像一家人一樣，孩子在這裡都已經習慣了；再説學校裏的知青老師，都已經走的差不多，我們剩下的幾個進了學校的知青老師還是比較有幹勁，決心要把這教育工作搞好，又一想邊疆離了我們這一部分人還真是一個大缺憾。左思右想最後可以説通過很激烈的思想鬥爭，還是留下來了。”

　　宋琪曾經在她寫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説到：“我能為這個雄偉壯麗的事業，為農場的巨大變化和興旺發達，灑下一滴熱汗，奉獻自己的青春而深感自豪。我，青春無悔”。

　　在上海的這條普通弄堂裏，一位當年的知青躺在家中的病榻上已經三十多年了。今天雲南省駐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又來看望他。

　　楊建平：“上海知青朱浩明1970年從上海到雲南生産建設兵團橡膠農場，去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在一次幫助連隊運送膠水去加工廠的路上，不幸馬車翻車，膠水連著馬車一下子就翻到朱浩明脊椎骨的地方。當時就嚴重昏死過去。醒過來以後整個人都麻木了，送到醫院急救以後，診斷為高位截癱。如今已經33年了。”

　　三十多年來，朱浩明與母親相依為命，與病榻相伴為生，從英姿勃發一直熬到鬢髮斑白。三十多年來讓他唸唸不忘的，仍然是在雲南的日日夜夜和親手栽培的橡膠樹。

　　朱浩明：“到那個地方最主要是割膠嘛！開頭的時候不是割膠，到後來一批批培訓以後，就割膠了。早晨出去割膠兩個桶，我心裏印象還是很深的。以前實生樹都是從上朝下割的，後來還有這樣割的，從下朝上割的。我總的心願就是希望我們農場一天比一天好，那我們的條件也能跟上去，對吧！享受到農場的好。”

　　從朱浩明爽朗的話語中，使我們明白了，是什麼精神在支撐著他堅強的生命，是什麼力量使他戰勝病痛樂觀地走到今天。

　　對於每一個知識青年來説，雲南是他們心中的第二故鄉，邊疆的山山水水是他們魂牽夢繞的地方。當年的艱苦磨難，是他們後來創業的資本；當年的坎坷經歷，是他們人生一筆價值無量的財富。

　　吳鶴祥：“當他們離開農場的時候帶回的是什麼，橡膠種子、幹膠片、砍刀鋤頭，這是什麼？這是他們對橡膠事業貢獻留下的紀念物，就像信物一樣留在身邊。這些東西對他們回來以後，是沒有用的，只不過寄託他們對橡膠事業的感情。”

　　這本題名為《動龍印跡》的畫冊，是當年在東風農場的七千多名上海知青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自籌資金、自己構思、自己編纂而成的。在畫冊中他們這樣寫道：“7674位知青朋友，不管是熟悉的、陌生的還是永遠離去的，三十年後能相聚一冊，是我們的緣分、幸運和驕傲。” 這裡留下了他們在西雙版納的青春寫照，刻下了他們經歷的風風雨雨，濃縮著他們的甜酸苦辣。

　　知青：“知青是歷史現象，它總是要過去的。但是知青在那邊留下來的幾十萬畝橡膠林，那是長久留存下去的。不過在我們心目當中，我們總忘不了十年最美好的青春，獻給農場的建設。”

　　知青：“雖然也有過痛苦的抉擇，也有過生活的煎熬、感情的磨煉，但是作為我們知青來説還是不後悔的。我們覺得在這兒幹了這麼多年，還是值得的！”

　　當已成為影視導演的北京知青張進戰，闊別雲南20多年後回到農場，看到自己當年栽種的橡膠樹早已長大成林時，百感交集。

　　一位知青寫下了這樣一句人生箴言：“十年彈指一揮間，我們奉獻了青春年華，幾度春秋幾度風雨，我們無悔無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