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導：安特 攝像：俞樂觀

　　10月的江西新餘，陽光明媚。看著他的第一輛客車駛出車站後，身材瘦小的龔磊獨自一人站在窗前，點著了一支煙。心裏盤算著怎樣才能實現自己開一個跨省的龐大運輸公司的夢想。

　　10年前，龔磊回自己的家鄉——江西省新餘市的姚圩鎮，創辦了一家煉鐵廠，身份從深圳人又恢復為姚圩人。他雖然知道自己是姚圩鎮1萬3千勞務大軍中回鄉辦實業的第一人，但卻不清楚這一舉動的坐標意義。

　　江西是我國中南部的腹地省份，新餘是江西省的中部城市，姚圩是新餘市的一個鎮。這裡的農民離開土地，出外打工，改變了鄉村的經濟面貌。這座原本不太有名的鄉鎮，創造出了一種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模式，較好的解決了當地的“三農”問題。

　　從龔磊開始，不斷有打工者回到姚圩，創辦經濟實體，投資家鄉，使姚圩的經濟得到良性發展。姚圩人稱之為“引鳳還巢、反哺家鄉”，姚圩鎮的國民生産總值超過周邊鄉鎮2倍多！

　　姚圩這個被稱為“濃縮江西農村”的地方，成為遠近聞名的“姚圩現象”！江西省委派專人赴姚圩調研，其調研報告《姚圩現象的背後》稱：“‘姚圩模式’為中西部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可以移植的路徑模式，因而具有符號和標本意義。”

　　一群號稱“南方走西口”的現代農民，他們是如何靠赤手空拳，做到這一切的呢？

　　姚圩鎮，位於內陸腹地，不靠江、不靠海、也不靠鐵路。長期以來，生活的艱難，似乎成為許多村民心目中無言的困惑。姚圩鎮最尖銳的問題是人多地少，又地處袁河沖積平原的低窪地帶，洪澇災害頻繁，“小害年年有，大災三六九”，農業收成一年比一年差。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廣為流傳的“好女不嫁姚圩郎”，折射出當時姚圩經濟的困頓。

　　20世紀80年代初，為了生存，第一批姚圩人開始離別家鄉，外出打工。那麼，他們要去往哪呢？

　　為什麼要來深圳？那個時候，深圳是改革開放的窗口，幾乎是南下打工農民最完美的選擇。從老鄉們傳回來的各種傳説中，姚圩人得知，深圳的錢掙不完，許多國外和香港的公司每天站在大街上招人。出去幹個一年、兩年，總能揣回個十萬八萬。

　　誰是姚圩外出務工第一人？已經無法考證。不過，今年35歲的龔磊絕對是最早那批人之一。他和幾個老鄉從新餘縣城出發，搭長途汽車到廣州，再轉車，花了20多個小時。

　　像龔磊這樣在深圳洗車的姚圩人，總數在5000人以上，幾乎壟斷了整個深圳80%以上的洗車業務，從姚圩來的洗車工人特別能吃苦，幹活又細膩，在當地有口皆碑。龔磊曾經洗車洗到暈倒，半年以後，落下腰肌勞損的他，錢包裏多了三萬塊錢。

　　11年以前，當同樣是姚圩人的宋敏兒懷揣著全家人的希望，第一腳踏上深圳這座最早的特區時，他絕對沒有想到他的生活，將要經歷那麼多的大喜大悲。

　　三十幾個老鄉一起擠住在幾間小平房裏。在老家還算過著溫飽生活的宋敏兒來到深圳反而變成了赤貧，他給老家寫信時苦笑著説自己被“洗白”。

　　好在姚圩人多，困難的時候，家鄉人這種濃郁的鄉情就體現出來，在深圳的春風路附近，就集中居住著3000多姚圩老鄉，老鄉們互相幫襯，幫宋敏兒介紹到一個飯館，每天洗菜、切菜。

　　姚圩人喜歡抱團，他們通過親戚幫親戚，朋友帶朋友，跑到深圳來打工的越來越多，從幾十人到幾千人、上萬人，最終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勞務大軍，一個3萬人口的姚圩鎮，跑到深圳來的就有8000人。也正是在這8000姚圩子弟當中，很快有一批人不安於現狀了，開始琢磨起：是否要做一點屬於自己的生意？

　　好在生意一直都不壞，一點點的有了積蓄。很多姚圩老鄉感慨地説：在深圳就是這一點好，只要你勤勤懇懇去做，總是能夠掙錢的。

　　龔磊也是個有心人：他來深圳本來就不是為打工來的，最初選擇幹洗車，就是為了日後自己開洗車行。

　　在外闖蕩十幾年，不少姚圩人在深圳買田買地，深圳的春風路更是崛起了“姚圩一條街”。很多姚圩人在打工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樹立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這個時候，幾百公里以外的故鄉新餘，不失時機地向這些遠方的遊子發出了邀請：歡迎他們回家鄉創業、投資。這就是姚圩人後來津津樂道的“引鳳還巢、反哺家鄉”。

　　1995年，姚圩鎮的領導專程趕赴深圳拜訪龔磊，盛情邀請他“回家鄉看看”。回憶當時，龔磊開玩笑説，他是讓區委書記哄回來的。回來後,龔磊感覺事情有點不對頭，區上主要領導天天陪著他又吃又轉，可就是什麼要求也不提。

　　兩天轉下來，龔磊心裏“發毛”了,準備逃回深圳。剛過收費站，龔磊打電話告訴區委書記他走了。書記問他在哪，要去追趕。龔磊表示已經明白領導的意思，保證回來投資。

　　這個姚圩漢子回去後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過來數百萬元購地款和廠房建設費；又訂購一批純凈水機械直拉姚圩，區領導親自指揮拆卸安裝。等他再次回來，百丈峰礦泉水廠已經開工投産了。

　　龔磊的舉動在姚圩人中迅速地一傳十，十傳百。很快，鎮領導發現，規劃的鎮工業園區的土地不夠用了、建材不夠用了，建築廠房的施工隊也不夠用了，以勞務輸出聞名的姚圩鎮竟然出現了“用工荒”。

　　這一年回家過春節，聽説家鄉建築材料嚴重短缺，做河粉發了財的宋敏兒猛然動起了腦子。他果斷決定就地籌辦一家建材公司，他希望姚圩建設下一代小康村的時候，用的都是他提供的材料。

　　“樹高千尺，落葉歸根”！十餘年的打拼，催生出姚圩鎮數以百計的百萬、千萬富翁，一批當年的“務工仔”成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後，紛紛回到家鄉發展。從深圳回來的105戶姚圩人，自籌資金2200萬元建起了一條1公里長的整齊的街道，兩邊林立著155間店舖，這就是姚圩鎮上赫赫有名的“姚圩深圳街”。這真是好事成雙，在幾百公里以外的深圳，出現了“姚圩一條街”，而在老家姚圩，又出現了同樣令人驚喜的“深圳一條街”。

　　姚圩人手裏有錢，房子也建得高，但零散雜亂沒有規劃，弄得連個車子也開不進村。鎮政府邀請了省建設廳的專家對全鎮１０２個自然村進行了一次全面測量和規劃，對農民建房進行統一佈局、統一審批、統一施工、統一管理，全鎮7273戶農戶有6100戶建起了三到四層的新居，農村的改水改廁、公共綠地和衛生系統都達到了很高的檔次。如今，全鎮農村正在策劃建設新的第三代小康村。

　　姚圩鎮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使全鎮人口結構發生“質變”，又帶來一個嶄新的契機：那些留守在姚圩老家的種田大戶、能手們突然發現，他們一夜之間有了用武之地了。

　　今天，河埠村第三次土地拍賣會正在進行當中，在場的村民們又緊張、又興奮。

　　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姚圩鎮尖銳的人地矛盾得到根本緩解。為了讓土地連片開發，使土地向種田大戶集中，形成規模效益，向現代農業産業化方向邁進。昔日受到冷落的土地一下子成了“香餑餑”，全鎮的土地只好實行競標，以表公平。現在，一畝地的流轉價格最高的達到240元，最便宜的也要65元。

　　規模效應一點一點地顯露出來了：一千畝蜜橘基地、一千畝葛根基地、三千畝藥材基地、三千畝蓮藕基地……，姚圩的農業注入了無窮的活力。聽説在農忙“雙搶”的時候，全鎮35台聯合收割機連軸轉還忙不過來。

　　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幾千年來一直在談，尤其對於姚圩鎮所在的新餘市來説，探索土地問題的歷史從來沒有停止過。

　　這是距離姚圩鎮只有10公里的彭家洲村， 1930年，毛澤東同志從興國縣送來當紅軍的農民中，找了8個人，在彭家洲村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並整理成小冊子，這就是後來有名的《興國調查》。

　　通過調查，毛澤東認識到，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的實質是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求，實現其物質利益，從而解放生産力。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已經找到了那個時代解決農民問題的辦法，就在離他當年搞調查的地方很近的一個小鎮，70年以後，一群渴望走出鄉村的農民，闖出了一條新的致富之路。

　　今天，專家們則看得很明白，姚圩解決土地問題的經驗，實際上就是一句話：“把農民從土地上剝離出來。”這一過程西方稱之為“農村城鎮化”，連美國的大農莊都是這麼走過來的。

　　耐人尋味的“姚圩模式”還給當地農民提供了大量“離土不離鄉”的掙錢機會。在龔磊的運輸公司做工，有的工人月工資能拿到3000塊。在另外一些按件計算的工廠，“幹得好的工人能拿到2000多,低的也有1000多塊。”

　　新宋村，是姚圩鎮目前外出打工人員最少的鄉鎮。原因很簡單，在深圳幹了5年保安的鄧藝民説：“在深圳一月掙800元，在姚圩輕輕鬆鬆一個月掙一千多，誰願意出去呀？”

　　龔磊説，這許多年以來他常常失眠，半夜裏也會驚醒，因為一閉上眼睛，腦海裏就浮現出那一年，和幾個老鄉步行去深圳時的情景，那真是一段辛酸的回憶。

　　是時候了！應該為姚圩的父老鄉親們做點更有意義的事情了！或許，這就是一種遊子回報家鄉的情懷吧。

　　2002年11月，龔磊與鎮政府、新餘汽車運輸總公司等簽訂協議，在姚圩鎮上興建長途汽車站。

　　2003年3月，龔磊又在長途汽車站的基礎上組建了新姚客運有限公司。2004年1月，這個全江西省惟一的跨省鄉鎮汽車站全面投入運營，街頭巷尾，姚圩人整天都在興奮地談論起這條運輸線：這條線簡直連到了每一個姚圩人的心裏：每天都按時有兩班大巴往返深圳，從此以後，姚圩人去深圳比過去更方便了。

　　這是距離姚圩鎮只有幾公里的鄧家老屋。這個有著100多年曆史的大型圍屋，是當年鄧家的祖先靠做油茶生意發財，蓋起來的。據説鄧家最繁榮的時候，圍屋裏住有270多口鄧家子孫。那種人丁興旺、熱鬧非凡的景象可想而知。這個祖屋曾經是他們全族人持續了一百多年的光榮。

　　然而，今天鄧家的子弟們卻要堅定地向祖屋揮手告別，鄰村姚圩鎮的那些打工皇帝們的故事，在整個新餘早已經成為了傳奇，像磁石一樣吸引著包括鄧家在內的四里八鄉的村民們。

　　三個年輕人搭上了進城的車子，義無反顧地向深圳方向而去，他們每個人也懷揣著一個屬於自己的夢想。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