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導：唐立新 楊帆 攝像：梁濤
一場影響中國經濟走向的變革，為什麼最早發生在平遙？一個縣城裏的顏料鋪，靠什麼做到了富可敵國？小小的一張票據，憑什麼能夠替代萬兩黃金？誰是“中國銀行業的鄉下老祖父”？哪條街曾經被譽為“中國的華爾街”？
平遙，是山西晉中一個規模不大的縣城，自從1997年平遙古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産以後，從世界各地蜂擁到平遙來觀光旅遊的客人就擠破了門檻。
日升昌就坐落在平遙最繁華的“明清街”上。這條不起眼的走廊，當年是專門建造用來運錢的，最鼎盛的時候，每日從這裡進進出出的白銀竟然高達幾十萬兩。
日升昌三進的院子並不算大，但一段對中國封建經濟影響深遠的財富傳奇，最開始就是在這個院子里拉開序幕的。
這張照片叫做《背銅錢的人》，它表明封建商業經濟已經遇到了尷尬。清朝中後期，隨著商業的繁榮，人們越來越發現：巨大數量的貨幣運來運去很麻煩！再怎麼説，貨幣也是一種金屬。沉重的金屬貨幣運輸起來很不方便。尤其當貨幣的重量超過所購買的貨物的重量時，比如購買絲綢，人們就更加無法忍受了。有人甚至説，制約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沉重的貨幣也是一個因素。
這個矛盾在平遙尤其尖銳，由於商業空前發達，每年有大批的銀子從外省長途運回平遙；而外地的分店需要錢週轉的時候，又必須千里迢迢地把銀子從平遙運出去。很顯然這中間既出現了重復計算，又出現了重復運輸，更嚴重拖延了成交的速度！
這個時候，一個商業英雄被呼喚出來了，他叫雷履泰。
雷履泰1770年出生於平遙縣的細窯村，他出身於農家子弟，很早就進商鋪當夥計學生意，40歲的時候就當上了西裕成顏料莊的大掌櫃。
這個茶莊就是當年西裕成顏料莊的舊址，據説雷掌櫃經常喜歡坐在一個靠窗的位置喝茶。西裕成顏料莊總號設在平遙，分號則設在北京崇文門外草廠十條，它的日常生意是，在平遙收購顏料再轉手賣到北京，到了雷履泰的手上，已經做到京城顏料行的第一把交椅。
雷掌櫃多才多藝，有很強的個人魅力，又講義氣，他經常出面組織同鄉會，跟在京的山西商人混得滾瓜爛熟。當時平遙以及附近的介休、祁縣、太谷、榆次等縣的商人，也在北京開了很多鋪面，每年年終結賬，都要長途往老家托運銀子，很不方便，而且常常出錯。
這時候，就有人來和雷履泰商量，不從北京往老家寄現錢，把銀子交到西裕成顏料莊的北京分號，再從北京寫信給平遙總部，只要有雷經理的簽字，就可以在平遙取出銀子。一開始，只是一些朋友或者親戚關係，兩個地方劃撥銀子，不需要任何手續費。
後來，要求雷掌櫃幫忙劃撥銀子的人越來越多，於是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部分匯費。1819年，匯費的收入竟然超過了西裕成當年的顏料經營總收入。
雷履泰眼睛一亮，因為他看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濟形式。
雷履泰注意到，這中間有一個關鍵環節，就是他親筆簽名的那封書信。有了這封信，就可以在北京和平遙兩個地方異地取錢。那麼這種書信的形式如果規範化了，是不是一把鑰匙？有可能代替中國幾千年來笨重的現金交易的方式呢？
經過雷履泰的仔細醞釀，西裕成顏料莊改組成“日升昌票號”，並於在清朝道光三年，即1823年高調開業。
今天，范老先生握筆成拳，低下頭去，穩穩地寫下一張匯票，並蓋上日升昌防偽的圖章，他是日升昌博物館為遊客安排的匯票展示員。遙想當年，雷履泰以同樣的格式小心翼翼地填寫出第一張匯票的時候，那是多麼驚人的一筆啊！從此，雷履泰的身份就不再是普通的顏料行的老闆，而是開創了一個時代的金融巨子。
日升昌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這張票，它的作用和當年雷履泰的私人書信異曲同工：只要你把銀子交到它的櫃上，拿上一張由商號開出的匯票，到了別的地方就可以憑票再把銀子取出來。正因為這樣的原因，人們就把經營匯票的商號叫做票號。
又因為交銀子和取銀子可以不在同一個地方。所以，每天總會有某個分號銀子不夠用，這個分號就在當地吸收存款以保持平衡；而同時必定會出現另一個分號銀子過剩的情況，那就必須就地發放貸款。而“存款”、“放款”以及“匯兌”這三大業務，正好是現代銀行業的基本業務。所以，日升昌也被稱為“中國銀行業的鄉下老祖父”。
山西大學的劉建生教授正在指導博士生撰寫關於“日升昌現象”的論文，其中有一個論點就是日升昌究竟靠什麼來掙錢呢？
“山西票號信譽第一，有力量買賣中國任何地方的匯票。” ——《英國領事報告》
“25年來匯豐與山西票號做了大量的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但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山西人。”
然而這決非票號賺錢的全部秘密！因為對日升昌來説，出現了全新的運作空間：儲戶存進來1000兩，我發放出去的貸款完全可以是4000兩。因為匯票只是一張紙，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印發。這樣一來，就有可能發生空前的暴利，在西方金融學裏面，這一現象被稱為“虛擬貨幣”，意思是“錢可以生錢”。它暗含著複雜的經濟學原理，所以日升昌的誕生絕不是一件小事情，它意味著一場經濟學革命提前到來了。
然而問題是，小小的一張紙，憑什麼就能代替萬兩黃金呢？當然有前提。那就是票號的生命線——商業信用。
兩百多年來，晉商這個群體建設自己商業信用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堅守誠信被所有晉商奉為發財致富的基本法寶！有人説，關於晉商們不惜做賠本買賣、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也要維護其商業信用的種種記載，簡直可以裝滿幾籮筐。
票號的存款總是有限的，但它所打造的信譽品牌卻可以成為無價的資産，如果信譽好，在客戶眼裏，票號開出的票據就是硬通貨，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等同於現金。可以説，票號的利潤正是由信譽和數字遊戲這兩大法寶創造出來的。
所以，票號也是中國最早的銀行信用形式，這在當時交通不便、信用方式單調、信用工具缺乏的年代，的確是一個創舉。山西票號既培養了中國資金市場的基礎，又開創了中國現代信用制度的先河。
雷履泰如同高手下棋，一步一步地佈局。他先是深入地調查了山西商人比較集中的一些城市，列成表格，然後派遣精明幹練的夥計，先後在漢口、成都、廣州、上海、揚州等30多個城市建立分號，就地招攬匯兌業務，本地交款，外地用錢，手續簡便，信譽又可靠。於是，日升昌就實現了全國聯網。
這樣一來，日升昌名聲大噪，連外省商人所開的商號，甚至沿海一帶的米幫、絲幫，也都來找日升昌匯兌銀子。最值得一提的是，1842年，日升昌承擔了《中英南京條約》的賠款支付業務，如此的大手筆在全國引起了轟動效果，並驚動了當時的大清王朝。
如果説，山西票號是借助一個王朝的力量，到達了它的頂峰時期，那麼隨著這個王朝的沒落，票號也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票號的衰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歷史進入一個劇烈動蕩的年代，山西票號經過了大小幾十次戰爭的洗劫，又遭受了西方列強無情的資本輸出。另外，隨著東南沿海一系列的通商、開埠，海洋貿易崛起，江浙財團強勢出現，主宰中國經濟的力量由內地向沿海轉移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
這時候，偏處於中國北方內陸深處的山西票號資本，終於被無聲地掏空了。
1914年冬天，紛紛颺颺的大雪一連下了幾天，強勁的北風席捲過晉中地區的深宅大院，陰冷的天氣似乎把人們的心情也凍結起來。就在這一年，山西票號的開山祖師——日升昌倒閉了。日升昌並非第一家倒閉的山西票號，但它的倒閉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山西票號左右中國金融界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結束了。
日升昌雖然倒下了，但晉商們以空前的創造力，開創出票號這一金融新行業，推動了封建商品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票號業“獨闢蹊徑”的商業理念和經濟制度，幾乎囊括了現代銀行的運營規律，令人驚嘆，留給後人一片嚮往。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