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導：韋紅雨 攝像：張軍濤
在抗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一個柔弱的日本女子，為了追求和平的理想、追隨真摯的愛情，衝破社會與家庭的重重阻力，來到自己國家的佔領地——中國，她的命運將會如何呢？
(採訪：)
這些你看這都是磚頭，你就説不是，那邊最明顯，就那邊，一堆一堆的，比這邊更清楚，當時安葬的時候，有一個墳土堆，記的名記得不一樣，一樣 ，綠川英，好像有個英字，對，綠山英，想起來了，叫綠山英不叫綠川英。
一段慘痛的歷史已成過去，但那記憶卻讓人刻骨銘心。在這冬去春來、草枯復綠的日子裏，兩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來這裡尋找當年留下的一個墓地，尋找安葬在這裡的一位日本女性和她的中國丈夫。但是，準確的墓址究竟在哪兒呢？在幾十年時間裏，研究者曾經三次組織搜尋工作。
1983年,在佳木斯烈士陵園裏，為這對異國夫婦修建的紀念碑和陵墓落成了，綠川英子和劉仁的遺骨就遷葬在這裡。
1937年7月7日，中國人民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滅絕人性的侵略者在中國的土地上燒殺搶掠，耀武揚威。他們繼蹂躪上海、血洗南京之後，沿著長江西進，直逼中國的腹地城市武漢。在日軍炮艦上，當軍官們打開廣播想用戰報鼓舞士氣，卻沒有想到傳來了一個清脆的女聲，她用地道的日語揭露日軍罪行，報道戰場上的真實情況，號召日軍士兵起來反對無恥的侵略戰爭。
同志們，在這次戰爭裏，中國的勝利不僅意味著中華民族的解放，而且也意味著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遠東所有被壓迫人民的解放，它的確是全亞洲和全人類明天的關鍵.同志們，你們為何如今還在動搖不定呢？要記住，此時即使無所作為也意味著不可饒恕的罪過…
開始，士兵們還在驚奇，中國竟有日語説得這樣好的人才，但越往下聽，廣播的內容越發鑽進士兵們的心裏。戰場上的反戰廣播，對日本軍國主義者來説，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直到佔領武漢後，日本軍部才搞清這位女播音員，是位真正的日本女性長谷川照子，即中國戰場上廣為傳説的綠川英子，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氣急敗壞地罵她是嬌聲“賣國賊”。
（採訪呂元明 東北師範大學教授 80歲）
對日本人説她是賣國賊，她就説你説我是賣國賊，但看我賣的什麼國，你那個帝國主義那個國家，根本就應當取消，不是賣國不賣國，應該給他打垮，打敗，而我愛的日本是另一個日本，是民主的日本，是真正人民的日本。
呂元明教授是研究日本文學的學者，經過他長期追尋和研究，終於搞清了綠川英子那傳奇般的人生經歷。
綠川英子，原名叫長谷川照子。1912年出生在日本山梨縣一個普通的工程師家庭。她背起書包上學的時候，就有一種反對強勢、關懷弱小的正義感。她因為參加日本的進步活動而對中國的革命發生了興趣。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她就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提出了強烈的抗議，積極參加左翼進步組織。之後遭到逮捕。學校當局則以“思想不良”的罪名把她開除。當時綠川英子離大學畢業只差三個月。
此後，以世界共同進步為理想，綠川英子愛上了世界語，走上了學習世界語的道路，她又通過世界語開始和中國的世界語者接觸。
（採訪中國世界語協會秘書長：于濤 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 秘書長）
世界各國當時都有一批世界語者，他們可能是有的是無政府主義者，有的是無産階級(革命)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熱愛和平，反對戰爭，通過這樣一種語言，他們大家結成了，實際上一個比較鬆散的聯盟。
1932年，年輕的綠川英子隻身來到東京，她參加了日本世界語協會的工作，表現出傑出的語言才能。1935年，發表了她的一篇表現自己革命態度的世界語作品：《一個年輕的世界語工作者的自白》。
（採訪人民中國雜誌社副社長 王眾一）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日本有一個相對思想活躍的時期，也就是在大政時代，我們一般通常叫做大政民主時期，在這個時期，各種當時的進步思潮，包括社會主義思想，包括無政府主義思想，都大量地傳入日本，而且這些思潮還在這個時期傳到中國，對中國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批中國青年來到日本尋求救國之路。綠川英子在從事世界語活動中，結識了中國世界語愛好者劉仁、劉維兩兄弟，他們來自遭受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中國東北。反對侵略戰爭和要求進步的共同願望，使綠川英子和劉仁攜手走到一起。1936年，他們結婚組成了家庭。戰爭的威脅越來越近，1937年1月，劉仁決定回國參加抗日戰爭，綠川也在做著前往中國的準備。但她的計劃不僅受到日本政府的阻撓，而且也遭到來自家庭的強烈反對。在當年日本社會的氛圍中，一個日本女青年愛上中國人，並準備追隨他到中國，的確會有許多日本人難以理解。
（採訪高凱，劉仁當年在重慶同事，81歲）
他們兩個感情挺好，因為她也跟我講，她當時跟劉仁結婚，她家裏所有的親戚和父母都反對，可是她強行，所以她大概對劉仁很愛，那麼她就要求來中國。
（採訪劉曉梅，劉仁侄女）
那是父親（劉維）説，他送伯母綠川到中國來的那一天的事情，説那一天早晨綠川只提了一個小小的包袱，到了父親的住所説，我們走吧，爸爸陪著她上了車，在路過綠川家別墅的時候，綠川下了車，一會兒又出來了，又拎了一個小包袱，是一台打字機，這是她到中國準備參加抗日戰爭的一個武器。
綠川英子為了和平的事業和人生的幸福，毅然出走，1937年4月秘密登上駛往中國上海的輪船，和丈夫劉仁會合，一起參加抗戰。離開日本的時候，父親坐在屋子裏沒有動，有病的媽媽只能把她送到門口，只有姐姐和叔母把她送到碼頭。他們大概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們的最後一別。那時來中國的輪船不少，但運載的都是到中國參加戰爭的日本軍人；而此時竟有一個弱小的日本女子，卻與他們抱著完全不同的目的，參加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
綠川英子到了上海，迅速站到中國人民抗戰的行列中。她以“劉蒙暉”的署名，向日本《改造》雜誌發去《花兒怎樣開》的翻譯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所犯下的罪惡。並積極參加了營救抗日愛國人士沈鈞儒、鄒韜奮的遊行。
戰爭形勢日益嚴峻，日本與德國遙相呼應，加快了併吞中國，強佔東半球的步伐。中蘇美英法等國家開始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戰線。在中國的日本友人，也積極加入反戰行列，如日本作家綠川英子、鹿地亙等都是日本反戰同盟中國分部成員。
1937年8月，在上海創辦的《救亡日報》，是公開宣傳抗日救亡的重要報刊。綠川英子使用妙子、美代子等筆名發表文章，抗議日本侵華，她的行動，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96歲的林林老先生是當年《救亡日報》的編輯，至今還記得，他收到綠川英子文章時的情景。
(採訪林林，當年《救亡日報》編輯 96歲）
從綠川英子來講，她是一個女的，離開家，到外國來，有可以佩服之處，所以我收到這個稿子很高興，就是日本有反戰分子的稿子，在我報紙發表，這個不容易的。
1937年10月27日，日軍在付出慘痛代價後佔領上海，同一天，綠川英子夫婦與郭沫若、何香凝、鄒韜奮以及日本反戰人士鹿地亙夫婦一起，搭乘輪船撤離上海前往香港。很快，綠川英子和劉仁輾轉來到廣州，參加抗日宣傳活動。由於綠川英子不隱瞞自己的日僑身份，一度引起猜疑。
(採訪聶長林，劉仁當年在重慶同事，84歲）
當時日本飛機轟炸廣州，有的時候派偵察機去偵查，因為天熱，這時候是五六月，廣州已經很熱了，綠川就拿著手絹擦汗，因為她來的時候，她沒隱瞞她是日本人這個事，當時國民黨特務機關對日本什麼的很敏感，暗中就盯上梢了，那麼，她走到哪兒，實際暗中已經盯梢，可能不是開始，已經盯上她了，正好日本偵察機來的時候，她拿手絹擦汗，完了，這下子就抓住了，説就是給日本飛機打信號，日本的間諜，驅逐出境，而且立即出境。
在友人的幫助下，綠川英子避免了驅逐和流放之苦，她一如既往地渴望著戰鬥生活。1938年1月22日，新華日報發表了署名V?M的文章，文中表達了她對中國人民奮起抗戰的高度敬意。V?M為世界語維爾達?瑪約的縮寫，含義是“綠色的五月”。
1938年初夏，綠川英子和劉仁到達抗戰中心武漢，劉仁在郭沫若領導下工作，她則埋頭為雜誌寫稿，投身抗日運動的前列。1938年6月，新華日報發表了她的文章《愛與憎》，首次使用了綠川英子的名字，接下來，署名綠川英子的文章越來越多。她在《日本朋友慰勞信》中，這樣寫道：“我老想到前方去，同你們在一塊兒拼命的鬥爭一下好打倒侵略者。但我又怕你們殺了我，至少要恨我、罵我，因為我是從敵國來的一個女性。使你們陷入這樣的困苦裏，是日本軍閥。他們殺了你們很多兄弟，姦了你們很多姐妹，實在我們很對不起你們”。綠川英子竭盡全力地發出來自心底的“停止戰爭”的吶喊。
在郭沫若的推薦下，她被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對日宣傳科聘為中央廣播電臺對日廣播員，她以綠川英子的名字參加了對日本的日語廣播，她站在中國抗戰的麥克風前，用流暢的語言，來揭發日軍侵略罪惡和戰爭暴行，為爭取普通士兵反戰起到了重要作用。武漢失守以後，綠川英子來到重慶，在抗敵文化工作委員會，和劉仁一起擔任了對敵宣傳與敵情研究組的成員。對綠川英子的行為，日本軍部恨之入骨，日本國內的輿論界詆毀她是“嬌聲賣國賊”。她的父親甚至還收到了軍國主義分子的恐嚇信。在中國，綠川英子卻受到抗日軍民讚譽，周恩來同志鼓勵她説：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實的好女兒，真正的愛國者。郭沫若贈詩歌稱讚綠川英子：茫茫四野彌黮暗，歷歷群星麗九天。映雪終嫌光太遠，照書還喜一燈妍。
熱愛和平的人，必定得到人民的熱愛。人們不斷追尋她的足跡所至，緬懷她的笑貌音容。幾十年過去了，劉仁的弟妹，談起她的日本妯娌，仍然滿懷親情。
（採訪王淑敏 劉仁弟媳 83歲）
我認為這人挺好，挺儒氣，説話聲還不大，她生兩個孩子,都是喂的，但是人家那孩子喂的好，她還挺乾淨，把自己那屋子擦得可乾淨了，一早上起來孩子要不鬧，她就各屋都擦，擦锃亮的，我挺佩服，我説日本人也挺好。
(採訪聶長林，劉仁當年在重慶同事，84歲）
綠川這個人很有意思，性格很內向。
（採訪高凱，劉仁當年在重慶同事，81歲）
就像一個很沉默寡言的一個人，頂多就是按日本的禮節，早晨見面“你好”。
（採訪呂元明 東北師範大學教授 80歲）
我在研究綠川英子，我最欣賞的是她的文學創作和她的為人。
綠川英子的作品，是日本現代反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體裁豐富多樣，有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説，題材也非常廣泛，有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有對中國人民不屈精神的謳歌，更有對侵略者的譴責。在表現形式上，感情細膩，剛柔相濟。通過她的大量作品，人們永遠記住了一位敏銳識別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界限的日本女性，看到普通日本人對中日之間真正和平關係的理解與努力。
（採訪呂元明 東北師範大學教授 80歲）
花這個作品，我認為是她的作品當中的精品的理由就是，她沒有直接寫抗戰，她寫的什麼內容呢，她寫的她看到的田地種的百合花非常好看，她想著去要幾枝，她就跟農夫説了，你這個花真好看，她沒説下邊給我幾枝，那個農夫説，這不是花，這是我賣錢的，市場上能賣多少多少錢，這使綠川英子很為難，因為她想這花我還得花一筆錢來買那麼幾朵花，她就沒有買花，她回去一想，原來中國的農夫真不簡單，他為了生活，他不欣賞花，他頑強地在土地上耕種。
綠川英子是一個有強烈親情的人。1939年，她在病床上寫下長詩《丟失了的兩個蘋果》。作品從她對日本廣播時，每每想念媽媽開始，她相信她的媽媽每天都會在收音機裏收聽她的播音。綠川英子通過個人容顏的變化和遭遇，指出造成民族不幸的根源，是來自於法西斯走狗們的窮兵黷武。
（採訪呂元明 東北師範大學教授 80歲）
在她的作品當中，講母親不是一篇兩篇，很多作品都涉及她的媽媽，特別突出的是兩個紅蘋果，因為那個她是在媽媽面前的小孩，有兩個紅蘋果，參加中國抗戰以後，那當然是一個日本婦女參加中國抗戰，顛沛流離，三年當中兩個紅蘋果就沒有了。
對於剛強的綠川英子來説，來到中國多年，她始終思念著自己的家鄉和親人，她既是一個走筆風雲的戰鬥者又是一個情感細密的柔情女子。她把對家鄉和親人的眷戀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採訪聶長林，劉仁當年在重慶同事，84歲）
就在1945年8月，我又離開了，到敵區去，日本人已經投降了，走之前綠川她沒有主動跟我講過什麼，這回主動跟我講，告訴我她的本名，叫長古川照子，她的弟弟叫長谷川宏。那意思就是，如果接觸日本俘虜了，希望能夠查一查有這個名字沒有，如果有那是我弟弟，把我的情況告訴他。
生活中性格言語不多的綠川英子，其實有著豐富的情感，她把這種情感，真實、細膩地流露在自己的作品中。在《反攻》雜誌上連載自傳體報告文學《在戰鬥的中國》，原來計劃寫三部，結果只完成了第一部，但也讓讀者了解了她。這裡有她依依惜別的故鄉之情，也有顛沛流離的征途之苦，是對一位反對侵略戰爭、維護和平正義的日本女性的戰鬥生活的真實記錄，更是對中國人民深深情感的傾訴。
（採訪呂元明 東北師範大學教授 80歲）
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作品的境界非常的高尚，非常富有正義的這種精神，民族精神，反法西斯主義的精神。
1945年8月15日和平降臨大地，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宣佈投降，中國人民獲得了抗戰的勝利，自從來到中國八年來，綠川英子在戰鬥紛飛中，和中國人民並肩戰鬥，現在又和他們一起分享勝利的喜悅。她説：“我日夜盼望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離開祖國已經八年了，懷念之殷莫過於今日”。
當整個世界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時，綠川英子和丈夫劉仁又投入了新的工作。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他們和一批進步人士一起，被派往東北解放區。從重慶到上海，繼而風塵僕僕到達瀋陽，化裝通過多道封鎖線，他們最後來到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後方留守處社會研究所任職並擔任教材編審專家。
1947年，正當綠川英子滿懷政治熱忱和革命激情，獻身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的時候，在一次人工流産的手術中，由於意外事故，奪去了她年僅35歲的生命，寒夜中的一顆星星隕落了， 110天以後，丈夫劉仁因病和悲哀過度，也追隨綠川英子而去。
在中國，綠川英子留下了她的事業和理想，她的精神發芽生根。這裡是她人生的第二故鄉。在日本，綠川英子的名字傳播久遠，-今天，仍然有不少日本人像她那樣為了和平、為了愛情而來到中國，致力於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
（採訪 山田花尾裏 日本外教）
綠川英子是為了世界的和平，為了中日兩國的關係在從事和平工作的人，所以做得非常不容易，我現在和平的時代，讓我在中國做工作是非常高興的事。
綠川英子的一生，由一個平凡的女性，經歷三次決定性的轉折，第一次，中國全面抗戰，一個日本人，站到中國的立場，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投身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線之中；第二次，在中國，以綠川英子的名字寫了大量富有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優秀文學作品；第三次，日本投降後，大批日本人回國了，她卻仍然留下來和丈夫一起參加了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最後永遠留在了這片土地上。
我憎恨正在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軍閥，我對日本的兄弟們大聲疾呼，請不要白流你們的鮮血，你們的敵人不是隔海的這裡。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