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姑娘寫就內蒙史詩

　　1956年，22歲的辛滬光在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那一年寫成了《嘎達梅林》，這個小女孩能寫出那麼一部大氣磅薄的交響作品，令周圍的人都大吃一驚：“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吃驚不吃驚——我一心想寫，主要是那個情節那個故事特別動人，非常能震撼我。要畢業了，我就想應該寫一個能反映我在音樂學院五年學習水平的東西，我看到‘嘎達梅林’那樣一個民間敘事長詩以後特別感動，所以就拿這個題材寫了一部交響樂。”

　　很多人都以為《嘎達梅林》的作曲者應該是個強健剛猛的蒙族漢子，沒想到她本人卻是一位柔弱的南方女子——聽過《嘎達梅林》這個音樂的人，腦子裏就對音樂的作曲者有三個猜測：第一是成年男性；第二是蒙古族血統；第三常年在內蒙古草原生活，而辛滬光卻完全不符合這三個假想：當時的她不僅是一個沒有絲毫蒙古族血統的年輕女性，而且之前也從來沒去過內蒙古。“我祖籍是江西，從小就在上海生長，所以就是説起來也怪，小時候老師上地理課講內蒙古地廣人稀，多少平方公里才一個人，冬天刮了大風，能把鼻子凍掉、能把耳朵凍掉、能把手指頭凍掉……哎呀，那時候簡直不可思議，那樣的地方還能活人——那時候我對內蒙古就這麼個印象。沒想到搞音樂以後會喜歡上內蒙古的那些音樂，就像吸鐵石一樣的被吸過去了，所有原來的想法也就早都忘在腦後了。”

　　如果僅看外表，的確難以想象一個上海女孩竟能寫出如此大氣磅薄的交響樂作品來：“‘嘎達梅林’的故事本來就非常感人，他本來是王爺下面一個掌握兵權的官，但是他為了百姓的生存環境幾經週折還曾被抓起來，最後他劫獄逃出來以後就打出了造反的革命旗幟，為了民族的利益聚集了很多牧民，最後卻被叛徒出賣中了埋伏，結局非常壯烈。我看到了整個故事，就好像這個畫面都在我眼前浮動的那種感覺，本身就激動得不行，我説這實在是適合寫交響樂的東西，所以就這麼寫出來了。”

　　蒙族同學成為終身伴侶

　　1951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的辛滬光是解放後的第一批學生，那時從長相到性格都是個秀氣的上海姑娘，完全還沒有蒙古人的氣質，也正是那時她才開始接觸蒙古族音樂：“我們那時候喜歡看一些東北民歌集、蒙古民歌集，後來內蒙古歌舞團到內地演出，一下就把我抓住了——哎呀，這些音樂真好聽！我每天都去看，有時看完了學校的大門都關上了，於是我就爬墻進去，就這樣著迷得不得了。另外在接觸一些音樂之後，我就拼命收集一些有蒙古族特點的東西，包括唱片、畫報、資料。”

　　辛滬光的同學美麗其格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的作者，由此她也認識了很多來自內蒙古草原的同學：“他們同一屆裏頭有一個管弦係的同學，他們那一屆音樂學院就取了他和美麗其格兩個男生。他是在管弦係學黑管的，經常和美麗其格到我們作曲係的自休室來，我們就這麼熟悉了，那時候中央音樂學院學生也不是很多，反正互相也就這麼接觸了。我就在交往中蒐集他帶來的一些內蒙古的東西，他們1952年還去內蒙古帶來了一些蒙古族的唱片、資料、畫片、畫報，但只要跟內蒙古有關的我都有興趣，我都收了下來。”正是這個在管弦係學黑管的蒙古族同學，後來就成為了就成為了辛滬光的終身伴侶，於是辛滬光對蒙古族文化的接觸也就更多了：“因為嘎達梅林的老鄉就是我老伴的故鄉——就是科左中旗，這個故事就發生在他們那個地方，他經常跟我講一些故事，也介紹那兒的一些民歌，我也跟他學唱蒙文民歌，他也是我《嘎達梅林》的第一個聽眾。”

　　大學畢業後，已經由《嘎達梅林》而成名的辛滬光面臨著畢業分配的問題，其實她這樣的學生很多地方都要，想留在北京沒有什麼問題，回上海也沒問題，但她卻選擇去了內蒙古。“我那時候什麼也聽不進去，反正就要去內蒙。我就是覺得搞作曲的應該有豐厚的土壤來滋潤自己，另外既然我愛上了蒙族音樂，那麼我就要到那個地方去真正體驗。我寫《嘎達梅林》的時候只是一種想象，但是當我真正創作時卻什麼也不知道。我一心就是這麼想的，所以那時候我們填表可以填三個志願，我三個志願就都寫了‘內蒙古’，那時候腦子很單一，就是我喜歡那兒的音樂，我一心就想真正到草原上去。我們家也沒太反對——説你既然選了蒙族對象就那樣吧，他們也沒攔著我就那樣過去了。”

　　為畢業夢想深入牧區采風

　　辛滬光第一次走進內蒙古還是有些失望，她本以為在呼和浩特能夠見到蒙古包，沒想到那裏是個滿是高樓的大城市：“我被分到當時內蒙古惟一的文藝團體——內蒙古歌舞團，在團裏的創作組負責創作。一年以後，我就申請深入到牧區，在那裏感受感受牧民的生活，剛過1958年春節就卷著鋪蓋當牧民去了。我覺得既然到了那兒就要寫出反映內蒙風格的東西，否則還不如在北京待著呢。當時老伴怕我冬天去草原不行，但我説人家能去我為什麼不能去，就買了皮大衣、皮帽子，全副武裝了才過去。那個時候是大冬天，汽車、馬車都沒有，我們就騎著駱駝走了三天三夜。”

　　深入草原的采風隊受到了牧民們的歡迎，他們把最好的東西都拿出來，奶茶、奶豆腐，手扒肉……只要是好東西都拿出來招待他們，辛滬光暗暗在心裏説：這些老鄉，對我們真好。“我小時候在上海從來沒吃羊肉，後來在學校的時候愛人帶我去吃了一次涮羊肉，可吃完以後總是有股膻味，不覺得特別喜歡吃。可到了內蒙以後卻是有啥吃啥，也沒有覺得特別反感，後來慢慢也就適應了，只是特別盼望吃蔬菜，可牧區沒有蔬菜，我們就在草原上揀沙蔥，揀了一大堆腌上，煮麵條的時候放上點，或者做餡包在餃子裏，這是我們惟一的野菜了。回去的時候，有個牧民帶著我到飯館吃飯，我就叫了好幾個菜，可那個牧民説他不吃這個，這是牲口吃的。”除了沒有蔬菜吃，牧區還沒地方洗澡，時間久了身上就長出虱子：“我在老鄉家住，總覺得身上老癢，原以為是皮膚過敏，就找大夫來把脈看，開了點蒙藥也還是癢得不行。那麼長時間都是一個蒙古包裏，我沒法去換衣服、洗衣服，就想辦法被窩裏面換，後來發現我衣服上怎麼老是鑽出個不認得的蟲子，別人説：‘那不是虱子嗎？’我才認得這就是虱子。”

　　每天晚上是辛滬光最幸福的時光，她就買上兩瓶酒去牧民家聽他們唱民歌，整個晚上都是歌的海洋：“我們沒有錄音機，完全靠手記，有時來不及了就先標個主要的，過一會兒再琢磨唱給他聽。我那時候正學著用新蒙文整理民歌，都是用蒙文記詞。”由於常學到很晚，辛滬光不得不獨自在空曠的草原上走夜路，有一天她迷路了，找不到回來的方向——旗長曾告訴她在草原上迷路就趴在地下聽狗叫的聲音，或者看天上的星星、看蒙古包的燈光，可那天滿天都是星星，趴在地上什麼也沒能聽出來。辛滬光嚇得大叫，她住的那家老太太聽著了，就拿著電棒跑出來把她領了回去。

　　兒子三寶再譜《嘎達梅林》

　　一晃五十年過去，辛滬光一家都已離開了內蒙草原，目前她的兩個兒子一個在美國，另一個就是現在的著名音樂人三寶。以前人們在介紹三寶的時候，會説“他是辛滬光的兒子”，而如今在介紹辛滬光的時候會説“那是三寶他媽”。

　　辛滬光説，三寶自小就表現出很強的音樂天賦：“那時侯《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的樣板戲在收音機裏放，他就能根據節奏加上動作；他聽到賣冰棍的調子，就跟著用呼和浩特的口音哼唱，還能夠自由發揮。他的耳朵很好，聽過的音樂他都能記得，他那時候還偷我唱片，直到後來他自己説了我才知道原來如此。”後來三寶也寫了一系列以蒙古族音樂為主題的作品，辛滬光對其中的《規》特別喜歡：“1993年我去美國，他就給我寄過來，有一個馬頭琴和小提琴的二重奏帶爵士感覺又有民族風格，吸收了一些新的東西，每段裏頭都有他想象的意境，我覺得那東西挺好。”

　　前幾年，三寶跟母親打了一回擂臺——他重寫了一遍《嘎達梅林》。時候不少人對三寶的《嘎達梅林》有所置疑，他們認為從小在內蒙長大的兒子全沒了當年母親那種強悍的光與力，覺得三寶太抒情了，婉轉的長調蘊含了美麗的呻吟，剛烈變成了陰柔的基調，沒有母親那麼寬廣的胸膛，可作為母親和原作者的辛滬光卻不這麼看：“他有剛烈的地方，比方説他也用了民歌，還有戰爭場面的那些激揚，可嘎達和夫人的愛情主題卻是抒情的。我覺得他抒情的也有、壯烈的也有，不是説他是我兒子我就誇他，他把民歌的弦法、特點感性地劃在自己的感覺裏，我都可以分析出怎麼回事。我對收集的民歌做了一些研究，給他們講民歌課的時候也講像愛情主題是怎麼樣，蒙族民歌裏弦法規律實際是沒有的，他完全是靠感性做出來的。小時候，他就在我們內蒙音校大院裏整天聽那些東西，他完全是感性的，倒不一定會理論上升，因為他不是專學作曲的，是搞指揮的，他就靠自己的感覺也夠膽大了。他沒有那麼多想法，我就喜歡，因為我當時就覺得我有這個使命感，他現在也是。後來修改時他還請我去了，比如馬頭琴部分怎麼潤色，我給他説一説，他基本上都寫進去了。他覺得這個《嘎達梅林》好像就應該是他寫，我們一家都跟‘嘎達梅林’有緣——他爸就是那個地方的人，他媽寫了《嘎達梅林》，那他就義不容辭了，而且聽説他是主動要求寫的，也是屬於一根筋的人。

責編：芊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