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訪談

為了紀念香港回歸十周年，《藝術人生》遠赴香港，在聚會內地、香港眾多文藝界人物作客香港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演播現場的同時，還專程拜望訪問了香港文化代表人物金庸先生。朱軍如約來到金庸先生的辦公室，進行了一次特殊背景、特殊形態、特殊意義的訪談。

無論是內地，還是港澳台，甚至是海外，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凡是接觸過小説的人，很少有不知道金庸的。他在華人世界的地位舉足輕重。金庸先生在香港生活了六十年，他用自己的生命閱歷，見證了香港六十年的變遷，也在這樣的變遷中，完成着自己的人生夢想。

八十三歲的金庸看上去還是那麼神采奕奕的樣子，一點沒有暮年之氣，這不僅讓人想起他在十七歲寫的一篇文章《一事能狂變少年》，六十六年的歲月流經，時光已舊，卻精神依然，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小小的傳奇。而在中國文學史上，金庸也創造了一個武俠文學的傳奇。

不一樣的際遇

這次《藝術人生》的訪談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常態形式，沒有現場觀眾、沒有標識背景，沒有舞檯燈光，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而然。在這樣的情景中，聽金庸先生的親身講述，感覺當然就不同了。

沒有什麼比時間更有説服力，一切的驗證，將在時間與回憶的蕩動中，呈現出本來的樣子。

在生活中，最快得到閱歷的方法有兩種，一是讀歷史，再就是聽人講人生故事。當有機會在這位智慧長者滿是書籍的書房辦公室裏，聆聽他一生的故事，應該説是一次難得的際遇。

八百年來第一人

這次特別的訪談，是從金庸先生的暮年大學生活開始的。

兩年前，英譯版的《鹿鼎記》讓金庸獲得劍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在接過證書的時候，金庸出人意料的提出讀一個真正博士學位的請求。

説到做到，這一年，他辭去任職六年的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職務，在外界一片譁然中，到劍橋大學做起了八十歲的學生。對此金庸的説法很簡單：“唸書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金庸説：“中國的歷史學家都沒學位的，我這個學位，讀不讀其實沒關係，劍橋大學是一個做學問最好的地方。”

當朱軍問到選擇劍橋是不是跟他的表兄著名新月詩人徐志摩有關時，金庸的回答很是乾脆：“小的時候，受他的影響是有的，表哥在劍橋大學唸書，爸爸説大了以後，你也去念。”他還透露説那時表哥在劍橋，沒有讀學位，只是一個旁聽生。

劍橋校長説，在劍橋的建校史中，沒有哪一位贏得劍橋的榮譽博士，還要再來念學位的，金庸是第一個打破八百年記錄的人，而且是劍橋在校生中年紀最大的人，那年他八十一歲。

現在金庸先生已經讀完碩士，看情形，不久就要是金庸博士了，那可是貨真價實的博士，沒有榮譽字樣的前綴。

 

出身世家

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寧的一個世家望族查家，康熙曾親筆題詞：“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父母給他取了一個傳統的文人式名字：查良鏞。從小，父親不希望他將來做什麼大官，而是做一個有造詣的學者名人。那時家裏藏書很多，養成了他讀書的習慣，也喜歡看小説。查良鏞在書香環境的熏陶下，查良鏞渡過了一段寧和的童年時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全面侵華，抗日戰爭爆發，亂世中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13歲的查良鏞無奈之下，只能隨學校南下，開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

習慣富庶生活的他，第一次體會到了人世間的苦難與哀傷。

 

該有的磨難

金庸先生説：現在一般年輕人，尤其是香港人，生活太優越了，沒經過困難，一有困難就吃不消，就沒法抵抗困難。年輕的時候，經過磨難是很好的鍛煉，鍛煉了就不會怕困難。我們這一代的人都經過這樣、那樣的困難。也經受過日本鬼子的轟炸、逃難走路的時候，日本飛機到了，就跑警報，飛機扔炸彈，我們撲在地下，起來的時候，很多人已經死了。許多的死屍躺在旁邊，當時死就死了。那种經歷讓人什麼都不會怕了，生活中的困難、物質上的困難，都不會怕了。

 

少年鋒芒

查良鏞經歷了由安至危、由富到困的人生轉折，這個生於安樂的少年在戰亂的顛簸流離中，開始磨礪出自己的鋒芒。

十五歲的時候，和兩位同學一起合作，編了一本《獻給投考初中者》，根據中學招考的題目，做些模範答案給學生看。查良鏞編國文，數學好的同學編數學，另一個同學搞排版印刷，書做得很成功，賺了相當多的錢。

1941年，十七歲的查良鏞在杭州的《東南日報》的副刊上發表了那篇《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桀驁之氣嶄露無遺。金庸對朱軍説“我是個不守規矩的人”。因為狷狂的個性，讓查良鏞遭遇了兩次被學校開除的命運。

當時學校的訓導主任執意要開除查良鏞，校長希望不要開除，想保住他的學籍。最後沒有保住，還是被開除了。那位校長又寫信，推薦查良鏞到徐州中學去唸書。時過境遷，當年的中學校長去世了，金庸就出錢在學校裏鑄了個銅像，又題了字，以示紀念。因為金庸難以釋懷對那位校長的感謝之情。

第二次被開除之後，沒有錢，飯也沒得吃了，衣服也沒得穿了。

 

職員生活

無奈之下，查良鏞只有求助一位姓蔣的表哥。蔣表哥在重慶當時中國最大的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做館長。查良鏞告訴他，自己被學校開除了，生活沒着落。表哥説就到館裏來做個小職員好了。

就這樣，查良鏞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圖書管理員，給看書的人簽記名字，維持一下秩序。有飯吃，有薪水，還可以住在圖書館，對查良鏞而言，最大的好處就是能看喜歡看的書，他在那裏真算是如魚得水。

 

失之交臂的外交官

查良鏞在求學的時候，最大的夢想，是想成為一個外交官。

新中國成立時，查良鏞寫了兩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那時他的身份是上海《大公報》駐香港的公派人員。

幾篇文章被當時一位國際法專家、參加過東京審判東條英機一批日本戰犯的梅汝敖大法官看到了。

外交部請梅汝敖先生去當顧問，到北京就給查良鏞打了幾個電報，説自己年紀大了，要做這些困難的工作，困難的工作不能出去做，梅先生認為查良鏞年輕有為，知識也豐富，對國際法也懂得，想請去當助手。

查良鏞一直想到外交部工作，就到了北京。

當時周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做外交部內部工作，兩人常常見面，一來二往，就熟了。

喬冠華後來私下裏對他説：‘在外交部做事，你這個地主階級成份永遠沒機會，沒出頭的。你這個才華，你這個本事，做一輩子小職員，會很可惜的。’

就這樣，因為歷史的原因，查良鏞跟一個外交官的夢想，擦肩而過。

 

從大俠到報人

查良鏞回到香港繼續做編輯、翻譯，1955年，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查良鏞遇見了改變後來整個命運的武俠小説。當時的他不會寫小説，也沒有寫過，但在所在報紙總編的邀請下，就接粱羽生開始寫《書劍恩仇錄》，並把自己名字中的鏞字拆開，做了一個筆名。於是金庸一邊想一邊寫一邊發表。沒想到一炮打紅，一發不可收拾。金庸先生在《書劍恩仇錄》成功之後，又在短短的三年內連續創作了《碧血劍》《雪山飛狐》和《射雕英雄傳》，一時間風靡全港。和梁羽生、古龍一起被譽為新武俠小説的開創者。1959年，35歲的金庸用全部稿費積蓄做本，投身商海，開始實踐心中更大的報人理想，打造他的報業新天地。

金庸先生前後有兩支筆，一支是寫武俠小説的“世界第一俠筆”，另一支是寫社評的“香港第一健筆”。香港市民喜歡看他的武俠小説也喜歡他犀利的文風社評。尤其是與離開的大公報的反擊筆仗，更讓金庸名聲大振，報紙銷路大開。金庸寫武俠小説，最初只是為了賺錢，後來就是為了支撐《明報》事業。

到了六十年代末期，金庸先生還試圖在武俠小説創作方面進行一些新的嘗試，在社評之外，能夠更感性的表達出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對現實社會的看法。於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的《笑傲江湖》和社會問題小説《鹿鼎記》。

筆墨之外的人生

1972年，《鹿鼎記》連載結束，金庸宣佈就此封筆，不再寫武俠小説，自此告別江湖。“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是金庸以除《越女劍》外的14部武俠小説書名撰寫的對聯，這幅對聯現在就寫在書房式的辦公室門口。

這些作品被翻譯成很多文字，所有的武俠小説故事也超越了文字本身，被無數次拍成了影視、被畫成卡通、進入了電子游戲，在華人世界甚至更廣泛的空間裏廣為流傳。

金庸筆下的大俠似乎都是在歷經磨難之後才成長、成熟起來的，這些從側面折射出金庸先生所經歷的人生跌宕起伏的風雨人生。

1976年10月對金庸而言是最大的不幸之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十八歲的大兒子查傳俠自縊身亡。幾個月以後，金庸在《倚天屠龍記》的後記中寫道：“…事實上，這部書情感的重點不在男女之間的愛情，而是男子與男子間的情義，武當七俠兄弟般的感情，張三丰對張翠山、謝遜對張無忌父子般的摯愛。然而，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太也膚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三十一年後，身為父親的金庸追憶大兒子查傳俠的身死，將有着怎樣的感悟？金庸今生有過三次婚姻，而前兩次婚姻究竟是什麼樣的狀況，彼此之間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對媒體談到第二任妻子朱玫時，金庸曾懺悔説‘我對不起她’？金庸是怎麼與鄧小平見面的？當時他們都談了些什麼？金庸又是怎麼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他又在香港回歸中肩負過怎樣的使命？在辦公室錄製現場朱軍給金庸先生帶去了什麼樣的神秘禮物？

 

《藝術人生》另辟蹊徑，專心訪談，集結金庸八十年生命故事，揭秘查良鏞眾多鮮為人知的人生情節。

 

敬請收看6月27日晚中央電視臺三套20：35、一套22：39同日播出的《藝術人生》“慶祝香港回歸十年特別節目”《相聚2007》之“人在江湖?金庸”。

 

文/姜川   攝影/宮德輝

責編：吳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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