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春季，是中國高校教育史上一個令人難忘的春天。自從1966年6月，因文革中國高校停止招生考試11年後，國家于1977年冬季首次恢復高考招收的29萬大學生到了入學報到的時候，這是共和國歷史上唯一一批春季入學的大學生。

　　同年3月3日，1017名77級新生從祖國四面八方跨進了著名高等學府清華大學。

　　李繼定就是從這進入清華大學的，有了這麼一個上清華大學的機會。他記得每一個同學都非常激動。看到前面那個主樓，非常壯觀。那時候他們到北京來看這個主樓，特別是那四個大門都非常非常的好。晚上燈一打，到了學校以後，指派給他們的班主任就帶著他們去參觀，第一天參觀就是主樓。

　　李繼定來自安徽一個貧困的農村。1972年中學畢業後，作為回鄉知青，做了五年半的民辦教師。當時他是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化工係77級2班。

　　李繼定回憶説：“鄧小平説恢復高考，我們有了機會，考上了清華大學，非常激動，到這個學校裏一看，這個心情，那真是沒法形容。學校裏面也是非常隆重，恢復高考第一屆，學校裏面插著旗子，各個係的旗子，宿舍也打掃地非常乾淨。然後在學校的操場邊上，每個係每個係，新生報告，領行李處，領飯票處，領書什麼的，非常非常好，當時的心情是，大家都覺得到一塊兒來，我們同學到一塊兒來，有的同學説兩個星期才熟，我們那時候三天大家就非常熟了。就這麼一個機會，有這麼一個上大學的機會，確實心情非常地激動。”

　　時年26歲的李金英在年報道的時候，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小插曲。李金英的錄取通知書上寫的是工程物理系，結果他到工程物理系的臺階上找了半天沒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後來老師才説，他們可能是整個一個班劃到了工程化學系，可以去對面的接待站的地方去找。李金英去了一找，確實有，是工程化學系的，是放射化學專業，於是他才去報道。

　　就這樣，李金應作為新生被分到了化工係2班。

　　1975年，高中畢業回下鄉，做了兩年農民的王文一也是清華大學化工係77級2班的一名新生。

　　王文一覺得是非常幸運的，在那時候，上大學10個人只有一個人能上大學，甚至15個人只有1個人能上大學。

　　1978年3月5日，清華大學大學化工係77級2班作為一個全新的班集體成立了。當時這個班集體共有30余名字同學。青年教師謝新佑被分配到這個新的班，擔任政治輔導員工作。

　　謝新佑記得這個班的學生分四類型，一部分是屬於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這部分人大體是9個人，他們全班是33個人，第二部分是來自於工廠的，有10個人，還有就是教師，就是民辦中學的一些教師，這個是9個人，還有是應屆畢業生，這個是四個人，所以一共是33人。在開始的時候，這部分人由於個人的經歷不一樣，所了解的社會的一些情況和自己的一些體會，思想狀態都相差很大。而看年齡最小的是17、18歲，大的是到31歲，所以年齡差也比較大。

　　1978年的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由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胡福明撰寫，經楊西光等人多次修改和胡耀邦最後審定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1日，《光明時報》以特約評論員文章的形式予以公開發表，新華社全文轉發。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全文，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報紙也相繼轉載，由此圍繞著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全國性的大討論。

　　當時不僅僅學生的思想混亂，而且當時社會上也有一些不一致的認識，所以以至於才有“實踐是檢驗整理的唯一標準”這樣一個大討論。

　　討論的氣氛很熱烈，大家也沒有什麼顧慮，討論一些事情。討論到最後，大家大概形成了這樣一個，自然而然形成一些東西，就是説現在的制度現在還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還是有不斷完善的問題，不能指望一個東西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完善了，這是一個基本的故事。還有一點要做的事情，每一項改革到底對不對？到底我們現在對社會的一種發展分析的到底對不對？唯一的還是要通過實踐來檢驗它，如果實踐是正確的話，我們就按照正確的去做。

　　謝新佑回憶道：“平反了一批冤假錯案，但是一個是對劉少奇同志，原來是最大的組織派，現在是平反了，還有一個是對彭德懷同志平反了，那時候説是最大的右傾主義分子。還有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這個事情也是給學生一個很的大震動。以前搞的文化革命，是階級鬥爭，現在要趕快要轉型，然後對老主席的印象，自己心裏面，以前是神，一切都是正確的，現在呢，那麼多錯誤，都搞錯了，現在是從神到人，人才有錯誤嘛，這樣對大家的震動是很大的。”

　　從真理標準的討論引發對文章的反思，在77級2班也帶來同學們對自己過去的認識。

　　李金英進大學的時候是26歲，一些和他一樣的學生都覺得時間給耽誤過去了。所以思想狀態有時候顯得比較混亂。學完了之後會怎麼樣誰也不知道。

　　這種混亂在學習上也有所體現，在這一部分的同學中間，他們熱衷討論社會的一些現象，而在學習上有所鬆懈。

　　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的滕騰也看到了77級大學生的思想上出現波動。

　　滕騰對當時的情況做了分析，他説：“有一部分學生，文革的影響也相當深的，這些你想想看，都是紅衛兵，文化革命期間，他們是造反的，對不對？很多都是造反的，所以接受所謂真理標準討論是要糾正他們對一些，比如説一些非常簡單化的，文革期間還保修下來相當一些影響。”

　　1978年12月，中央共産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確定了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針。

　　隨著國門的不斷打開，給當時77級大學生帶來了一些新的思想衝擊。

　　之前由於沒有對外開放，大家對外部世界也不知道，開放以後，結果，看看周邊，李繼定發出了疑問：“我們大陸好象比台灣生活水平各方面，還要差一塊。北韓比南韓要差一塊，我們社會主義代表的這種蘇聯比美國也差一塊。大家有時候情緒也比較悲觀，我們怎麼回事？説社會主義，説共産黨你好，怎麼我們比人家要差呢？而且這個差距還比較大呢？”

　　謝新佑記得有好些同學經過自己的一些體會，覺得社會主義就是平均主義，社會主義就是吃大鍋飯的，越搞越不好。還有就是説毛澤東思想在民主革命時候還能夠談得到一些，但是到了後來，到底毛澤東思想是什麼內容？都説不清楚了。有的甚至説社會主義是不是“烏托邦”主義，到底應該怎麼個走法？多數的人認為看不清楚，心裏有一種迷茫。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在第一欄的顯要位置開闢了一個新的專欄，“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並當期發表了一篇署名為潘曉的讀書來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作者在文中表達出來的思想困惑引發了很多77級、78級大學生參與討論，並在那一代大學生提出了“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個嚴肅的問題。

　　為了解決77級2班當時的學生思想問題，1979年，新學年開始後，政治輔導員謝新佑組織召開班會，進行討論。

　　謝新佑記得當時的原則是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就是在讓同學們能夠充分地有什麼就講什麼，充分地把不同的意見就講出來。希望同學們不要動不動就要扣對社會主義不滿，所謂的反對言論的等等。同時謝新佑也跟同學講清楚，同學們説是什麼？觀點是怎麼個看法？不作為今後政治思想鑒定的一些內容。

　　在謝新佑老師的組織下，化工係二班的同學以班會的形式進行了一系列的學習和討論，同學們的思想産生了激烈的碰撞。一九七九年九月，就在這幢教學樓四層的一個會議室，王文一同學終於提出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一口號。

　　王文一記得當時的意見並不是那麼一致。最後，討論結果説怪社會也好，説發展不如別人也好，説怎麼樣也好，畢竟推到“四人幫”以後，使學生們重新進入大學，所以要好好學習，從我做起，做現在做起。

　　李金英的印象中王文一談論得很多，最後就説那大家就從現在做起，清華化工77級2班的學生帶個頭，同時全校的學生都帶個頭，把社會也帶動起來。

　　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個口一號經提出，馬上在化工係77級2班全體同學心中産生了共鳴。

　　一九八零年三月二十日，剛復刊不久的《中國青年報》對化工係77級二班進行了報道，“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句口號也成為文章的標題。隨後不久，鄧小平同志在一次講話中，高度肯定了這句口號，全國許多媒體也紛紛予以轉載，由此，這句口號走出了清華校園，對於那些經歷太多磨難和失落的七七級七八級大學生來説，這句樸實無華的話，對重樹生活的信心，勝過了許多華而不實的豪言壯語。

　　學生們的積極性被極大的激勵起來，絕大多數人心裏想，耽誤了十年沒有讀書，一定要抓緊時間拼命地讀，拼命的學。

　　為了珍惜這宗機會，很多學生們基本上早上從宿舍起床，洗涮完以後，背著書包，書包裏不僅僅是裝著課本和教材，還裝著飯盆。學生們是直接到食堂吃飯，吃了飯以後就直接到教室，中午也不回宿舍了，中午上食堂吃了飯以後又上教室，吃了晚飯就上圖書館，圖書館關了門以後，才回宿舍，所以當時大家説這叫做“三點一線”。

　　當時間進入一九八零年以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國家和社會出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年輕一代的學子們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標，作為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這首歌唱出了他們對未來的憧憬。

　　聽完《年輕朋友來相會》後，李金英感覺歌詞寫的非常好，大家都是年輕人，年輕的朋友能夠從五湖四海大家能夠湊起來，的確是一種心靈不一樣。另外歌詞裏也展望了再過20年後再相會。李金英心里正有這種想法，想想20年之後，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想到這裡她總是激動不已。

　　王文一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歌曲，感覺作為80年代的年輕人，大學生，以後國家的建設，肯定我們每個人都在中間發揮著不同的作用。20年來相會，為國家做出貢獻，這也是每個人應該做的。

　　懷著一種20年後再相會的美好期望，1982年77級2班的全體同學終於渡過了難忘的大學學習時光。

　　看著舊照片，李繼定回憶道：“這是我們1977屆的1000名同學考入清華大學，1982年畢業的時候，我們在這裡鋪了一塊石頭，當時我們大家，大家畢業的時候在議論，畢業了，我們給母校留下一個什麼紀念品呢？就放上這麼一個鋪路石，為什麼放在這個中間，也是有意思的，我們也是在我們這個清華大學的一代一代的老學長的教育下，我們可以説，踏著他們的肩膀上來的。然後我們也原以為我們後面的同學，搭一個鋪路石，讓他們在我們的基礎上再走，那是我們畢業20週年的時候，2002年，我們在這兒又鋪了一塊，就是説我們鋪了這兩塊鋪路石。”

　　大學畢業後，化工係77級2班的同學，作為文革後我國首批恢復高考招收的大學生，很快成為社會的急需人才。

　　20多年過去了，在當年全班30幾位同學中，除9位同學出國尋求新的發展外，其餘26位同學基本都擔任了各自單位和部門的領導。直到今天，“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句口號仍不斷用於人生自勉。

　　在共和國的高等教育史上，“文革”後恢復高考所招收的七七級，七八級大學生是最為特殊的一代大學生，他們不僅承受了“文革”的苦難和悲劇，又學習成長在一個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自身境遇的大起大落使他們的精神氣質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由於國家急需人才，在八二年大學畢業後，七七級，七八級大學生很快充實了社會的重要崗位，成為今天的社會棟樑和中堅力量。在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這一歷史事件過去近三十年後，七七級，七八年大學生這一特定人君最終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裏，但歷史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