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4月，湖北應城退休教師陳培環在家門口碰到了她的一個鄰居。鄰居向她問起陳培環兩個兒子目前在外求學的情況。

　　陳培環的大兒子余嘉明目前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小兒子余昕也已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而在縣醫院退休的丈夫作為專家，已返聘在廣州市的一家醫院。所以，家裏只有陳培環孤零零一人，在湖北應城這個文化欠發達的地區，一個教師家庭培養出了兩個博士，使陳培環成了當地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人們流傳最廣的，還是陳培環個人的高考經歷。

　　陳培環是老三屆的第一批畢業生。66年4月的一天，她和同學們正在教室裏填寫高考志願表，老師建議他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正在這時高音喇叭裏播出一個驚人消息，高考廢除了，教室裏立刻一片譁然，有的同學驚叫，有的很沮喪，有的甚至流淚了，但不管同學怎樣的議論，怎樣的激動，還是隨著滾滾的洪流，由學生變成了回鄉知青。那一年我父親為了鼓勵陳培環寫了一幅對聯帖在的門上，寫的是“山窮水復今日投考無門，柳暗花明明日投考有期”。

　　雖然“文革”十年，陳培環一直沒有獲得推薦上大學的機會，但父親的對聯使她並沒有熄滅內心憧憬大學的火焰，在陳培環中學畢業十一年之後，國家終於在1977年的冬季舉行了“文革”後首次恢復的高考，作為被浪費十年光陰的一代青年，渴望命運的改變使五百七十萬考生走進了這盛況空前的考場。這一年，陳培環已是所在鄉村的民辦教師。

　　作為老三屆，陳培環因為年齡問題公社沒有准許她參加1977年的高考，但為了廣招人才，在距1977年冬季高考的半年之後，國家又于1978年的夏季組織了全國統一高考。經過多方爭取，陳培環和同是回鄉知青的丈夫終於獲得了考試資格，但對於像陳培環這樣的大齡考生來説，1978年夏季的高考，是國家政策允許他們參加的最後一次高考。

　　但此時，陳培環已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考生，因為他當時已是一個3歲孩子的母親，同時又懷有十個月的身孕，是拖著極不方便的身體來到了考場。

　　由於陳培環身體特殊，當她走到那個考場外面的石灰線的時候，保安人員就上前擋了駕，因為他們沒想到還有這樣的考生。陳培環就莊嚴的把她的准考證遞上去，他們幾個年輕人又仔細地查對了一下，開始是敬意，然後肅然起敬，最後由衷地説祝你考上。

　　雖然為了高考，陳培環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但命運之神卻並沒有眷顧于她。

　　在考試的第三天的淩晨兩點，在考場附近緊挨的衛生所裏，陳培環的孩子降生了。在這種情況下，她躺在那個病房裏，仍然還再想著那個高考的事，想著沒有結束的高考。

　　就這樣，陳培環永遠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但在考場生下的兒子余昕卻給母親帶來了新的希望。

　　陳培環説：“有的人，看到我的小孩，他們就説你上不了大學不要緊，讓孩子長大，考一個全中國最好的，就這樣，開玩笑鼓勵我們。當時他們的這些話，實際上又成為了一種預言。”

　　同是在2005年的4月，電影導演白羽已在為他的第二部電影進行拍攝場地和選擇演員的準備工作，在目前國産電影尚未走出低谷的情況下，一個導演要想獲得一部電影的投資，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和陳培環一樣，白羽一生最為艱難的也是他坎坷的大學之路。

　　1970年，白羽畢業于北京市的一所中學，由於父親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師，白羽從小就夢想成為一名影視工作者。但“文革”期間，大學的推薦入學制度使白羽失去了進入高等藝術院校繼續深造的機會。

　　白羽被分配做小學教師參加培訓的時候，曾經起草了一個呼籲書，有上百名同學聯合簽名，寫的就是我要讀書，要繼續上學，後來這件事被作為一個錯誤，作為一個過失受到了批評，而且被記入檔案。

　　那個年代由於高考的大門關閉多年，白羽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因求學無望而常常陷入人生的迷茫之中。

　　白羽回憶説：“上大學，受高等教育，受繼續教育這樣的機會就被剝奪了，然後我們選擇自己職業、事業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也就是自己的發展前途，自己的命運都不能來主宰，都不能自己來掌握。所以當時我們很痛苦。”

　　但與陳培環不同的是，在1977年冬季那場影響許多人終生的高考中，白羽終於抓住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他終於如願以償地考上了當時的北京廣播學院。

　　白羽還記得那天上午在工作單位的傳達室等著通知書。遠遠地看見郵遞員的身影，騎著自行車，綠色衣服的身影，白羽高興極了，但是仍然有擔心，怕到最後一刻還是落榜。所以他又要克制自己，就是先不要激動，要看到結果，而且如果落榜以後，還要有心理準備，準備再考。等到郵遞員來了以後，把通知書送到白羽手裏，這時候他心裏簡直極度興奮。

　　大學畢業後，白羽被分配進了北京電影製片廠做了一名專職電影導演。是1977年的高考實現了白羽的人生理想。

　　白羽感嘆道：“1977年的高考對於我，還有我這個年齡同時代的人，都是一個巨大的轉折我們從此可以選擇自己的發展前途，自己的命運，還有自己的事業和職業。”

　　1978年夏季的高考結束以後，陳培環的丈夫考取了醫學院。陳培環則回到了原來的學校，繼續擔任一個鄉村學校的民辦教師。雖然，自己上大學已沒有可能，但她把希望寄託在了自己的兩個孩子身上。

　　作為一個鄉村的民辦教師，工作並不是固定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陳培環孤身一人，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在不同的代課學校之間飄來飄去，但她是一個倔強的母親，默默地承受著生活的重擔。

　　陳培環帶著兩個孩子，到不同的學校去代課，生活非常地辛苦。大兒子余嘉明，小學讀五年，就轉了六所學校，由於陳培環生活不穩定，大兒子就跟著她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陳培環去的六所小學都是鄉村的，條件最差最差的那種學校。當時即使在這麼艱苦的環境下，她的孩子學習重視的程度，是一般人不能想象的。

　　余嘉明記得當時父親還在上大學，在外地，弟弟還很小。這種情況下，母親還要代課，這時候陳培環的精力，余嘉明看起來是非常疲憊的，他們也經常被託付給一些其他老師。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陳培環給自己的兩個孩子樹立了上大學的目標。

　　由於工作出色，在余嘉明小學畢業的時候，陳培環終於轉為正式公辦教師。就在這個時候，孩子的父親也將工作調回了家鄉，實現了全家人的團聚。但陳培環並不因為全家人轉為吃商品糧的城市戶口就放鬆了對孩子們的學習要求。她用自己多年的教師經驗，精心培育著余嘉明和余昕這兩棵小苗。

　　陳培環的家裏總有一種對學習有利的氛圍。在平時的談話中，吃飯或者聊天中，一家人總是對某些有意義的問題，像某某作品，什麼社會現象等進行交流，討論，有時甚至爭論。

　　由於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國家教育資源分配極不平衡。因此，我國農村的教育事業長期落後於城市。1984年12月，為了解決我國農村長期教育經費不足的狀況。國務院發佈了《關於籌措農村學校辦學經費的通知》，農村中小學校的學費開始了較大幅度的增長。雖然，陳培環夫婦作為當地的工薪階層，經濟並不困難，但隨後不久，陳培環的兩個孩子先後上了地區重點中學，對孩子們的教育，成為他們最主要的支出。

　　那時陳培環夫婦兩人的工資不夠孩子們的學費。為了節約，陳培環平時的生活是不用錢的，他們自己種菜，自己養雞，把全部的工資都給孩子們讀書用，每學期開學的時候，陳培環就不得不就借帳，從兒子小學到高中，夫婦兩就一直這麼過過來。

　　雖然，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後，我國實行了“科教興國”的戰略，政府在教育領域，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上大學仍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社會資源。高考招生長期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比例。

　　那個時候是在高考擴招之前，上大學的機會仍然很少。所以對所有的學生，特別是對農村的學生，高考或者上大學的機會，仍然是人生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遇。

　　令陳培環作為母親感到欣慰的是，兩個孩子的學習一直非常優秀，在繼余嘉明1991年成功考上大學不久，陳培環在考場生下的兒子余昕也在1995年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他們在用知識改變自己命運的同時，也實現了母親心中最大的夢想。

　　由於自身的遭遇和經歷，重視對孩子的教育，是許多參加過1977年和1978年高考的人共同的價值取向。白羽的兒子白晨是在他大學畢業四年後才出生的。當時中國在城市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十年，對於自己的獨生子女，白羽傾注了太多的希望。

　　白羽感嘆道：“當我們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之後，希望孩子也能夠通過高考、通過上大學、通過自主的很好的選擇自己的職業和事業，來很好的做事，很好的創業，很好的成才。”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高考長期成為我國中學教育的指揮棒，中學教學形成了一種偏重考試，偏重分數的應試教育模式。在高考的壓力下，我國中學生的學習負擔和心理負擔日趨加重。

　　1985年，關於教育體制改革，正式提出了教育的目的，是要提高學生的素質。1993年中國改革發展與綱要更是明確指出中小學要以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從而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中期，我國的中小學教育出現了素質教育的探索與嘗試。許多學校及學生的家長開始培養學生及孩子的全面素質。

　　白羽對兒子從小就很注意培養，一個是讓兒子在學習的同時，要看大量的課外書籍，包括文學，包括歷史。同時還讓他學了一定的音樂的基礎，比如説彈鋼琴這樣的一些活動。

　　但在孩子進入高中以後，白羽發現了自己對孩子素質教育與社會的應試教育存在矛盾。

　　白羽的兒子比較偏科，他酷愛歷史學，酷愛西方音樂，西方古典音樂，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這上，而對於每天高中上課的那些普通課程，普通的作業，卻不想寫。

　　2005年在白羽高考過去28年後，他終於面對了兒子的高考。但白晨在由高二進入高三，由自由學習狀態向以高考為目標的緊張學習過渡中，他遇到了困難。白晨覺得有的時候學習抓不到重點，而是憑著性子去想學什麼就學什麼。老師講課的時候，他聽不懂，而在學習中遇到難題的時候，他也通常是採取回避或者是放棄的態度。

　　由於不能適應過於緊張的學習，白晨出現了厭學情緒，放棄了學校學習回到了家裏。白晨回憶道：“心理上有些不太適應，會突然變的焦慮或煩躁不安。往往不是説遇到高考的時候是黑色，往往是剛上高三的那段時間是黑色的。所以我想從學校離開。”

　　由於高考無法回避，白羽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白羽把自己當年上大學的經過講給兒子聽。他想幫助兒子樹立一個正確的態度，於是給兒子買了各種各樣的輔導材料，有針對性的，同時請了有7、8個家教，輪番地來上課。

　　時間到了2005年的5月底，這一天，陳培環特地從湖北應城來到了北京大學，因為，她的大兒子余嘉明不久將進行博士論文的答辯，她特地來看他。對於孩子們的大學生活，陳培環非常有興趣去了解。

　　陳培環有時會問兒子，宿舍裏誰跟誰關係最好，他是什麼樣的人，他家裏是什麼樣的。

　　在考上大學後，陳培環的兩個孩子依然保持著濃厚的學習興趣，並都以獲得博士學位為求學目標。幾年前，為了幫助小兒子余昕前往美國求學，家境並不寬裕的陳培環夫婦傾盡了全力。陳培環借了四五萬的錢，直到2000年3月才還清。為此丈夫也退休後也一直在外面打工。就這樣，整家人過著清貧的生活，對孩子有很高的希望。

　　也就在2005年的5月底，白羽仍在外景地忙於自己新戲的拍攝。再過十來天，他的兒子白晨即將邁進高考的大門。

　　由於白羽的工作性質要經常出差，但出差工作緊張的時候，白羽還要每天打電話詢問兒子的情況。

　　白晨也意識到問題比較嚴重，因為如果在這個地方失利的話，證明將來要在社會上做出一些工作的話，可能比其他的同學將來走的路要困難得多。

　　2002年，陳培環將自己和孩子兩代人的高考經歷寫成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報紙上。

　　“我高考的路上真是障礙重重，大學永遠都離我望塵莫及，我的孩子們，他們上重點，讀名牌，從本科到碩士，甚至到博士，都一路的暢通。我有時想我説這兩代人不同的高考求學路，高考的經歷，這不正是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一種縮影嗎。”

　　2005年6月7日，全國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舉行，28年前，為了實現自己的思想，白羽主動選擇了高考，28年後，他的兒子白晨也不得不接受高考對自己的選擇。

　　白羽回憶道：“我們當時高考是改變命運、改變現狀的唯一齣路，就是受高等教育，選擇自己喜愛的職業和事業，能夠做出自己想做出的成績。對於他們來説，這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他們還有別的很多出路。”

　　1977年，一紙試卷給人們以公平改變命運的機會是社會的巨大進步，20多年後，僅用一次考試就決定命運，也成了我國高考制度改革的難點。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2000年，我國共有5800萬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先後有1100萬學生被大學錄取。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