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特別的高中同學聚會，梅連枕、魏本永以及丁漢民，他們都是文革爆發的一九六六年高中畢業于山東淄博五中的同班同學，在經歷了十一年的人生磨難及社會閱歷後，又共同面對了1977年的高考，也就是從1977年開始，這個每年一度的同學聚會持續了二十多年。

　　1977年的冬季，中國舉行了文革後首次恢復的高考，連同1978年夏季的高考共有1160萬考生走進了考場，在他們當中，中學畢業年限從1966年到1977年，跨度達11屆之多，年齡最小的只有十五、六歲，最大的已有三十六歲。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最為特殊的一群大學生。

　　梅連枕這樣回憶接到錄取通知書時的心情：“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啊，心情是非常興奮的，同時考慮到要是真上學的話應該説還是有喜有憂。為什麼這樣説呢？因為接到錄取通知書那年我已經31歲了，那麼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到了三十一歲才得到上大學的機會，對於梅連枕來説，這是一個不容失去的機會。

　　梅連枕的愛人是農村戶口，當時分了責任田，要種地。他的兩個小孩一個大的三歲，小的一歲，他的老母親也已經接近60了。所以梅連枕是家裏的頂梁柱，平時的生活需要他照顧他們。要上學，又要維持五口之家的生活。這些方面都成為了梅連枕的困難，但他的思想來非常堅定的，為了上學義無反顧。他回憶説：“無論怎麼樣也一定要去上學，從經濟上來説砸鍋賣鐵也要去上學！”

　　魏本永比梅連枕要年長一歲，他當時32歲，是和小自己十六歲的弟弟同時走進考場，他考上了農學院。而當時魏本永班上全是老三屆高中畢業生考上的，班上的同學最多的已經有四個孩子了，年齡還有比我大一歲兩歲的。

　　對於這些大齡考生來説，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是一場遲到十一年的高考，作為梅連枕和魏本永的高中同班同學，年近三十的丁漢民面對高考，處於猶豫之中。

　　高考的時候丁漢民已經在廠裏當工人了，他先是聽同學説的，後來才在一些政策性的廣播、電視裏也證實這個消息，可以恢復高考。

　　這些年齡在30歲左右，甚至已結婚成家拖兒帶小的大學生都有一個共同的名稱，就是老三屆。指的是初中66屆、67屆、68屆，高中的66屆，67屆，68屆。因為對他們而言，之前接受了文革前比較好的中小學教育，又經過文革的串聯，紅衛兵串聯和下鄉的鍛鍊，所以人們習慣性地把這一代人稱之為老三屆。

　　淄博五中是山東省的一所省級重點中學，一九六六年，魏本永、丁漢民、梅連枕是淄博五中高三年級的同班同學，對於他們來説，上高中就是為了上大學。

　　就在魏本永、丁漢民和梅連枕積極準備一九六六年的高考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同年6月13日，延續了十多年的國家統一高考制度作為資産階級教育路線的“舊制度”被廢除了。

　　丁漢民是在收音機廣播中聽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停課鬧革命，停止高考的通知。他當時因為趕時間上學，並未理會。到學校以後，學校裏的喇叭也正在廣播，全校的同學馬上就在一起像炸了鍋一樣，丁漢民的心情非常複雜。

　　梅連枕對於當時的心情則回憶到：“6月18號左右，首先是我們知道北京四中當時好像，貼了一張廢除高考的大字報，一下就廣播，就説是高考要停止，暫停，一下這個消息，對於還有十天就要高考，志願也報好了，報名費都交好了，復習好功課就等著參加考試的，所以對我們當年的高中生來説可以説是當頭一棒，總覺得高考不要了，那以後的道路怎麼走啊？自己原先想的這樣一直努力奮鬥的前程可以説是給了很絕望的一種結論。”

　　與此同時，國務院向全國大中學發出通知，學校要“停課鬧革命”。根據國家的規定，高考被停止了，學生們則繼續留校搞文化大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丁漢民和同學在學校裏成立了各種造反組織，然後在學校裏寫大字報，開批判會，

　　高考的停止讓梅連枕的打擊持續兩個月左右，這種心情，加上文化革命開始的動亂，梅連枕將煩躁的心情轉移到文革的氣氛當中。

　　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屬中學的十余位學生在圓明園遺址旁成立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紅衛兵這一組織形式迅速在全國發展起來。同年七月，淄博五中也成立了紅衛兵，魏本永、丁漢民、梅連枕也都加入了這一組織。

　　從1966年8月18日到同年11月底，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先後八次接見紅衛兵，以老三屆為主體的學生開始了全國大串聯。

　　梅連枕參加了紅衛兵的全國大串聯，去了北京、上海，並見到了毛澤東。

　　魏本永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們夜裏兩點就起來了，在長安街上等著，等了好長時間，大約是十點鐘左右，我們就開始步行，到了華表那個地方，就是要進天安門廣場了，這時候我們就非常激動了，前面的人就看著拿著毛主席語錄在呼喊，慢慢地我們就融入到那個氣氛裏面，就是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當時就非常激動，知道見到毛主席，見到國家領導人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由北京到延安、韶山、井岡山等革命聖地，學生的大規模串聯延續了兩年多，直到1968年的秋天。

　　到了十月份的時候，丁漢民接到學校的通知，通知他們要離校了。

　　魏本永領到的畢業證和之前的畢業證也有了區別。以往的畢業證是彩色的，很有規格。而他們得到的畢業證是一個白皮子的小本子，封面有一個毛主席木刻頭像。

　　就這樣，魏本永、丁漢民和梅連枕離開了學校，從理想回落到現實，二十歲左右的年齡，每個老三屆開始重新尋找自己的人生位置。魏本永家在農村，他做了一名回鄉知青，開始了一個農民的生活。

　　魏本永回憶道：“回家之後，我的第一天，我記得我在農村幹活推小車，因為在這之前，我很少參加農活，除非是假期，主要的精力都在學習，考大學上面了，回家以後這期間，那個時候基本上用不上高中學的課程，用不上多少知識。”

　　作為農村為數不多的高中畢業生，魏本永並不安心做一個普通的農民。他參加了村裏成立農業實驗隊，實驗隊的工作主要是繁育良種，再就是實驗良種良方配套。

　　與魏本永相比，同是回鄉知青，丁漢民還要幸運一些，在回鄉作了兩年知青後，招工回城，成了一名工人。作為同學，他經常去鄉下看望魏本永，同學之間、老師之間互相交流信息。

　　經歷文革的開始和落幕，11年過去了，魏本永成了一個典型的農民，丁漢民、梅連枕作為工人，也都結婚成家。老三屆已從單純的學生沉澱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裏，他們都已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齡。

　　1977年10月21日，黨和政府終於向全國發出了恢復高考的通知和決定。在招生對象裏，對老三屆作了明確的規定。考生年齡以二十五歲為限，老三屆只要能證明其高中學歷或與之相當的文化程度，年齡可放寬至三十歲，婚否不限。

　　就這樣，歷史仿佛重新回到起點，11年之後，魏本永、梅連枕和丁漢民再一次面臨高考的問題。

　　魏本永知道自己可以報名去參加高考的時候，已經是下午2點多了，而4點半報名就停止。通過詢問，魏本永了解到需要的唯一證件就是要證明高中畢業。在回家之後，魏本永的母親從一個很破的小箱子裏找到了畢業證。他的母親把畢業證像寶貝一樣放在箱子底部，畢業證的封面上印有毛主席木刻頭像。魏本永立刻拿著那個證件，匆匆跑去報名。

　　梅連枕回憶道：“這個消息我是在郵局前面的報廊當中看見的，我去那兒去挑水，那時候要挑水，每天要去瀏覽一下報紙，一看有這個消息，當時確實很激動，當然一個是命運好像看見了一線希望，但是報名出來一個我的意外，就是説他要求年齡要控制在30歲以下，我是1946年12月4號出生，到76年應該説就是到了30歲了，我一看，我剛剛看到的希望，一下門又被關上了，我又被關在圈子之外。”

　　在萬分焦急下，梅連枕以一個66屆高中畢業生名義寫給教育部一封信。信中談到高考不應該以年齡再劃一條線，把老三屆的學生第二次擋在高考的大門之外，但出於多年政治風雲的經驗，梅連枕落款時並未寫上自己的真實姓名，而是匿名為王朝陽。

　　寫信後沒過幾天，教育部重新下了規定，對老三屆這次參加高考不做年齡限制。梅連枕非常放心地投入復習功課，並在高考中考出優異的成績。

　　通過努力，梅連枕終於爭取了自己最後的考試資格，但同樣作為老三屆中的一員，湖南湘潭的陳仕持在報名參加高考時遭到了拒絕。

　　陳仕持還清楚的記得當時的情景：“一位負責人他説，你是老三屆的特例考生，那要有特殊貢獻才行啊。我説特殊貢獻是怎麼解釋啊。他説特殊貢獻就是你考文科還是理科？我説我考文科，考文科的話，應該要有省一級的刊物上發表的作品或者是評論文章才行。我説那我沒有，我在家鄉當民辦教師，那些家長們都認為我還教得好，可不可以算呢？他説這個算不了，這個算不了。”

　　1977年，陳仕持沒有獲得高考資格，幸運的是，第二年夏天，他終於如願以償地考上了大學。

　　與魏本永和梅連枕不同的是，面對高考，丁漢民卻做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丁漢民的家裏是在農村，他有兩個孩子。當時大的孩子是七歲，小的孩子是五歲，他的妻子在做民辦老師，照顧著兩個孩子，大的孩子上小學一年級了，離家有七八里路。而丁漢民自己上班的工廠離家裏也有十幾裏路，回家以後還有農村的責任田、自留地需要種，維持這個家的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丁漢民考慮到自己要是考上了大學，家裏就會變得非常困難的，因此他放棄了。

　　對老三屆的錄取工作成了1977年高考中各高校招生中的重點問題。為了解決老三屆學生有家庭拖累等具體學習困難，國家特地對那些已參加工作的老三屆大學生給予了帶薪學習的優惠政策。

　　梅連枕當時是一個二級工，工資是三十四塊錢。他上學以後，自己開始在學校留16塊錢，家裏留18塊錢。但家裏的口糧錢還要交，還要買糧食、吃飯，平時生病根本沒辦法。困難的情況下，梅連枕的妻子從來沒向他説過家裏的困難，只讓他好好唸書。家裏的生活費不夠時，妻子就去投親靠友，去借錢。並且白天在生産隊裏下地幹活，晚上給人家做手。她糊過火柴盒，糊過紙盒子，扎過縫紉機做過服裝，做過工作服，用這些多掙的幾塊錢把生活堅持下來。

　　在學校，梅連枕的生活費也一點不敢多花，他回憶説：“實在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我就跟妻子商量，而且也是我的想法，我説這書咱不能念了，咱不能光唸書不要命啊，要吃飯啊，我説我回去，我要回去。我妻子堅決不讓，她説你不能回來，你那樣你不是個男子漢，這點困難把你壓倒了，你怎麼看得眼睛這麼近呢？”

　　1979年10月， 國家鋻於各級職工長期低薪的狀況，決定從該年11月開始給全國40%的職工升級、增加工資，這是文革後中國首次普調薪資。梅連枕漲了一級工資，漲了6塊錢，這6塊錢使他的生活壓力得到了緩解。

　　與梅連枕一樣，為了上大學，許多老三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朱德康與郭齊勇夫婦是武漢市六六年的高中畢業生，先後經歷了上山下鄉及招工返城，終於在結婚四年後雙雙考入大學。

　　但朱德康在第一年就遇到了問題。一年級的時候，她就懷了一個孩子，這讓他很著急。她回憶説：“因為結婚四年多了還沒有孩子，現在懷著個孩子我又要讀書，我説算了吧把孩子做掉，這個時候郭老師郭齊勇也還是蠻支持讀書的，因為我們那時候太想讀書了，那個時候讀書現在孩子們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們倆根本就沒有考慮什麼，就到醫院去把孩子做掉了，醫生還説你都32歲了，你還做掉，第一胎你就做孩子，你以後還要不要孩子，我們説不要就不要了吧，反正我們學業為主。”

　　1982年，經過四年的學習，老三屆大學生終於畢業了。

　　畢業後，朱德康很快又懷上一個孩子，所以她們把他起個名字叫遲，遲到的遲。孩子今年是剛好大學畢業，已經剛剛考上研究生了。由於當時朱德康夫婦兩個都是36歲了，所以1983年出生孩子得到了和他們同一個屬相。

　　1980年，中國頒布了新的婚姻法，在此前後社會出現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離婚高峰，許多老三屆的家庭受到衝擊。

　　由於梅連枕的妻子還在種責任田，孩子也還小，所以他的工作分配就又回到了家鄉。有的人對梅連枕説，大學畢業了，身份變了，你的妻子好像跟你不般配了。但梅連枕卻沒有這樣的思想，他回憶説：“我知道我們一家人是怎麼度過來的，我的妻子在困難的時候，是怎麼樣去幫我共同走過了這段苦難的歷程，共同努力的歷程。”

　　大學畢業後，梅連枕放棄了留在大城市的機會，回到家鄉，回到了妻子身邊，共同生活到了現在。

　　1980年9月5日，國務院轉批了教育部《關於大力發展高等學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學的意見》到1985年，全國高等學校舉辦的函授教育和夜大本科、專科在校學生總數達到了全日制高等學校在校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與此同時，各類職工大學也創辦起來。

　　丁漢民是10月份的生日，國家是6月份公佈的消息。在還有4個月超過40歲的時候，丁漢民毫不猶豫地前去報名。報名以後，很多丁漢民的領導，還有他的同事都反對，説他40歲了，還上什麼大學？當時廠裏領導不給丁漢民批介紹信，不給他蓋章，他就自己偷偷的找管章的人，跟他説了很多好話，讓他幫蓋了個章後就交上了。

　　丁漢民回憶道：“當時一交就交上了，我就這樣報名了，報名了以後經過短暫的復習，六月份知道的，七月份就開始考了，七月份考的時候是在……考，考了以後我當時的成績還超過錄取分數線60多分，考上以後我也是脫産學習，雖然是職工大學我也是脫産三年，我學的是電氣自動化專業，開學的時候9月份我是整整40周歲，在我們班老師都20多歲，都比我們年輕。圓了大學夢，不管是什麼大學，但是我個人還是非常興奮的。”

　　函授教育、夜大及職工大學在80年代中後期的發展，使許多在1977年秋和1978年夏沒有考上大學的老三屆又獲得了他們人生中最後一次學習的機會。

　　2001年，教育部取消了對高考考生的年齡限制。

　　2003年，62歲的浙江海寧人鄒偉敏參加高考並被上海高等醫療器械專科學校錄取為進修生。

　　2005年6月7日，64歲的鄒偉敏再次進入高考考場，這是迄今為止關於文革前的中學生參加高考的最近一次報道。

　　1977年，為了紀念共同走過的歲月，梅連枕、魏本勇和丁漢民共同發起了這個一年一度的老三屆同學聚會。今天，梅連枕作為衛生防疫站的站長，魏本勇作為高級農技師，丁漢民做為單位的技術骨幹，只有從這場從30而立持續到花甲之年的同學聚會中，才能彼此尋找到作三屆共同的生活紐帶和記憶。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