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的一天，出版社的兩位編輯來到著名作家黃蓓佳的家中，商討黃蓓佳又一部新書的出版計劃。黃蓓佳在1977年的冬天以一個知青的身份參加了我國文革後首次恢復的高考，考進了北京大學中文系，而後走上了專業文學創作的道路。對於那時數百萬與黃蓓佳一樣無法回城的知青來説，1977年的高考，是改變命運的一線機會。

　　1973年黃蓓佳和弟弟差不多同時中學畢業于家鄉江蘇省揚州地區的一個縣城，按照當時的規定，家裏有兩個孩子，至少有一個必須上山下鄉做一名知識青年。

　　照理説，家裏應該留一個女孩兒，男孩兒去下鄉，而且還是老二。但黃蓓佳覺得弟弟很老實，而且他年齡很小，對自己因業餘的文學創作積攢的小小名氣，黃蓓佳自信能夠給自己解決一條出路，她毅然選擇了上山下鄉。

　　雖然我國城市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始於上個世紀50年代，但是作為一種制度性的安排，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還是始於文革之後。

　　1968年，鋻於當時大學停止招生已有兩年，城市積累了大批中學畢業的知識青年，毛澤東于當年12月22日發出指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從而掀起了全國性的上山下鄉運動高潮。那些中學畢業于1966年，1967年及1968年那三屆畢業生，便成為文革後首批的知識青年。

　　1973年的夏天，在沒有父母和親人送別的情況下，黃蓓佳扛著一卷行李和幾十個同齡的孩子下放到了長江江心中的一個小島上。

　　這是長江入海的地方，南通一帶，遍佈了大大小小的各種各樣的島，黃蓓佳就插隊在其中的一個小島上。

　　這只瓷杯，黃蓓佳至今保留著，這是見證她知青生活的唯一收藏。

　　當時的生活非常艱苦，比如説沒有電燈，只有點小煤油燈，不能洗澡。黃蓓佳還記得他們住的，是一種蘆葦棚，因為島上是盛産蘆葦。房子從頂到墻壁到門窗，一直到床全部是用蘆葦編起來的。冬天的時候蘆葦透風的，所以非常的冷，夏天的時候蚊子也非常多。生産隊只有一個廁所，那個廁所離黃蓓佳所住的地方大概有好幾百米的路，還要過一條河，一個小的獨木橋。每當半夜三更黃蓓佳想要上廁所時，發現農村是一片漆黑，自己獨自走那麼遠的路去上廁所，心裏面害怕得不行。黃蓓佳印象中那個廁所是男女不分的，就一個廁所，進去的時候還必須在外面喊一下有沒有人。

　　1973年《紅旗》第五期雜誌發表文章“我深深愛上了邊疆的一草一木”。作者朱克家是1969年從上海插隊到西雙版納的知青，他在1972年放棄了推薦上大學的機會，表示紮根邊疆農村學習鍛鍊，雖然在政治上有很多知青明星涌現，但越來越多的知青已不安心於農村的艱苦生活。

　　黃蓓佳回憶道：“大家都是在動各種各樣的腦子怎樣離開這個，離開這個體力勞動，所以有的人就是到農場和農村的小學裏面去代課，當代課老師，還有的人就是學會編一些搞副業的，比如説編柳條筐，還有的人去學獸醫、赤腳醫生，開手扶拖拉機，我們大家都非常羨慕。因為我是是業餘搞文學創作的嘛，我當時就是覺得我應該從這條路來嘗試地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出身於中學教師家庭的王靜與黃蓓佳一樣，在16歲那年下放到了湘西農村，但他從心裏一開始就抵觸這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在王靜的思想中，始終覺得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是極大的錯誤。在他的心目中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是最崇敬的。在農村王靜鍛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那一年，他覺得沒有學到什麼東西。貧下中農笑他們，説他們不認得麥苗和韭菜

　　1966年，顧海良是上海一所中學的初二學生，作為學校裏公認的優秀生，顧海良是準備直接跳級念高一的，但文化大革命中斷了顧海良的學習。1969年他下放到了安徽農村。作為一個原來很有前途的上海重點中學尖子生，顧海良開始思考自己的前途。

　　他覺得到了農村以後，確實感到可以大有作為，但是又難以發現大有作為的地方和大有作為的形勢。所以當時比較苦悶和苦惱的。1970年以後，這種情況就變得更複雜了，進入社會以後，顧海良更多地想到自己如何有一個更好的前途。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顧海良開始了自學，從政治經濟學到文學，郭海良認真閱讀當時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書。光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就做了80萬字的學習筆記。

　　1973年的7月，我國在當時推薦上大學的體制下，舉辦了10年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大學招生文化考試，顧海良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參加了這次考試，期間他還作為優秀的人才借調到一所中學擔任哲學課老師。但是隨著“白卷英雄”張鐵生事件，以及後來政治風向的轉變，1973年大學招生考試的所有成績全部作廢，顧海良只能去一所中等師範學校學習了兩年，而後又以知青的身份回到所插隊的農村做了一名小學校長。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作為當時的國策，大多數青年無法逃避。截止到1976年全國下鄉知青累計達到近2000萬人，這場長達10年的運動使許多有才華而沒有正常成長途徑的青年陷入了對現實的不滿之中。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縣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了他的兒子在上山下鄉後的許多實際生活困難，毛澤東復信説“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要求對那些迫害、摧殘知識青年的階級敵人和犯罪分子，一是要狠打擊，依法懲辦，切實保護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

　　當時城裏招工或者軍隊也要招一部分知青，縣裏的幹部，公社幹部，甚至兵團的一些人就掌管著知青回城的權力，所以知青要回城，一般得給公社裏的書記，縣裏的人縣委書記等拉好關係。

　　憑藉手中的一支筆，黃蓓佳成長為知青部落中的一名文學青年。她期盼用自己的文學才華實現跳出農門、回到城市的願望。

　　自從下了農村以後，將近四年的時間裏，黃蓓佳真正在地裏幹活的時間總共算起來也就一年左右。當時那個農場場部經常要寫一些文件，彙報材料，講話稿等一些東西，黃蓓佳就經常去寫。農場還有一個宣傳隊，宣傳隊就把黃蓓佳要了進去，於是黃蓓佳從編寫節目開始，一直到自編、自導、自演。

　　1975年黃蓓佳幸運地被抽掉離開知青點。那時當地一個縣的文武部組織了一個活動，要寫抗日戰爭時候的民兵鬥爭故事。於是就從各個公社裏抽一些比較善於寫作的知青，黃蓓佳被抽調了上去。

　　黃蓓佳寫民兵鬥爭故事前後有大半年，還有大半年的時間是抽調到南京的一個文學的刊物，當時叫《江蘇文藝》，文革以後改名叫《雨花》。黃蓓佳被抽到《雨花》雜誌做編輯，一共做了有8個月的時間。

　　但是由於沒有關係和背景，黃蓓佳最終只得回到農場。

　　2002年，黃蓓佳的兩個讀者來到了她當年插隊的農場，特地拍了這些照片寄給黃蓓佳。到1977年黃蓓佳在這個島上已經做了四年的知青，她甚至已經做好紮根農村一輩子的思想準備。但就在這年10月，她收到了作為中學老師的父親的來信。

　　父親是告訴黃蓓佳高考要恢復的消息。黃蓓佳回憶説：“高考消息一開始是一個傳聞，就是聽大家就這麼説，可能會恢復高考了，恢復高考了，我父親也來信寫信給我，告訴我可能有這麼一個動向。”

　　1977年5月，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同志主動要求分管科技與教育工作。同年8月，他在北京組織召開了科技與教育工作座談會，針對與會專家要求恢復文革前的大學考試招生制度，鄧小平表態“寧肯推遲半年招生，今年也要恢復高考”。

　　1977年8月25日至10月12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當年第二次全國招生會議，經中共中央討論，國務院轉批了教育部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見。文件指出，工人、農民，轉業軍人，上山下鄉及回城知青都可報名參加高考。

　　恢復高考的消息像一聲春雷，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引起了巨大反響，特別是給身處在農村的數百萬知識青年帶來了一線光明和希望。

　　在當時沒有一定的關係沒有後門，家裏沒有什麼很深的背景，高考就成了改變自己人生的唯一一條出路。

　　但是1977年的高考保留了政治審的環節，而對廣大知青的政審的要求，就是要被貧下中農所批准。由於插隊期間不安心於農業生産，黃蓓佳擔心自己能否被貧下中農同意參加高考。

　　在一個深秋的下午，黃蓓佳的生産隊開會，開會的內容之一就是討論能不能同意黃蓓佳參加高考？開會的地點是在生産隊的倉庫裏面，倉庫的是兩個大鐵門，大鐵門關在黃蓓佳的身後，她就被關在那個鐵門的外面。黃蓓佳在外面徘徊，心裏非常地緊張，對考試她比較有自信的，最怕的就是生産隊的人不同意推薦她。因為我插隊的四年當中，實際上黃蓓佳在農村的時間比較短，她大部分的時間被借在外面搞各種各樣的事情，所以可能是不符合條件，不能得到推薦。

　　當鐵門打開，隊長出來告訴黃蓓佳同意她去參加高考時，黃蓓佳心裏面一塊石頭終於落地。

　　1977年的冬天，文革後首次恢復的高考開始了，總計100萬以上的知青在所在的農村參加了這場改變命運的考試。

　　這次考試給黃蓓佳記憶最深的有三個感覺，第一個就是走過去的時候走得很遠。在江堤上，冬天晚上結冰了在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化凍，但只是最表面的一層表土化的凍。所以土走上去非常地滑，經常一步一滑。高筒的靴子，則蘸滿了爛泥巴，走幾步就得使勁把腳抬起來甩一甩，把爛泥甩掉，然後再走。

　　由於黃蓓佳考試的地方是一個小學，所以她感覺桌子和椅子都是非常的低矮，整個人就縮在那個裏面，縮在那個桌上，這是第二個令她印象深刻的地方。

　　黃蓓佳的第三個印象就是冷，因為農村的小學那時候條件非常差，玻璃都是破的，有的窗戶可能都沒有，所以寒風艘艘的，當時黃蓓佳穿的棉襖，但那個手全是凍瘡。

　　由於時間倉促，1977年冬季高考是由各省市自治區分別命題統一考試。那年廣東省的高考的作文命題是“大治之年氣象新”，1978年4月7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廣東考生陳平原的這篇高考作文。而北京地區的作文命題是“我在這戰鬥子一年裏”。

　　當時考到語文的時候，曾出現了非常非常滑稽的一面。因為學生們要默寫《蝶戀花》，但實際背的話，學生們基本上都記不下來，但是大家都會唱，文化大革命過來的人都會唱這首歌。所以整個考場就一片唱起來，很亂。老師就開始大聲的訓斥道，説要是再唱，就全部趕出去。最後當時大家都不再唱了，但是心裏還是在默唱，這樣才能默寫下來。

　　1977年的高考，原計劃招收20萬人，但在隨後的閱卷招生工作中，由於10年積壓，涌現出大量的人才，國家採取走讀生的方式，緊急將招生人數擴招至29萬餘人。許多知青由此幸運地考上大了大學。而與此同時，幾個月後，研究生制度也得以恢復，國家開始面向社會公開招收研究生。許多在農村刻苦自學，而沒有參加1977年高考的知青，就直接報考了研究生。而為了給當時百廢具興的中國輸送人才，1978年6月，就在1977年冬季高考結束的半年之後，國家又舉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高考，又有許多知青獲得了第二次高考的機會。

　　黃進當時插隊在鄂西農村，在他參加1977年冬季高考結束後，他看到了高考給知青部落帶來的衝擊和希望。

　　黃進回憶道：“考完以後，因為我那時候還等通知還有一段時間，所以也到一些知青點去走。你到那些知青點就可以看到，那些知識青年很多人要去勞動，但是身上還捅一本書，捅一本復習資料，準備第二年再考大學。所以當時的青年人，覺得是給了他們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從1977年冬季恢復高考到招生擴招，從面向社會招收研究生，到1978年夏季的第二次高考，短短半年之內，國家一系列措施終於使成千成萬埋沒在知青部落的人才脫穎而出，儘管顧海良對參加1973年的高考有上當受騙之感，但他還是懷著猶豫的心態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最終他被大學錄取，今天他也是我國著名高等學府武漢大學的黨委書記。

　　從1975年到2005年整整30年，顧海良由一個小學教師、小學校長走到了著名大學的黨委書記，而能夠有這種歷史巨變的轉捩點，顧海良認為就是1977年的高考。他回憶説：“所以我們這代人想起了，就是有過很多生活的曲折，30年在人的生命中應該説佔很長的時間。但是能夠給人的一生留下深刻記憶的，我覺得並不是當時感到這是偉大的轉捩點。但是事後，當人們走完了自己一段歷史以後，回過頭來看，才認準那是人生的歷史的轉捩點。”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不僅為國家打撈了當時數百萬知青隊伍中的人才，也有力推動了知青問題的最後解決。

　　1978年，《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徹底改變插隊政策，將上山下鄉工作納入勞動就業軌道，並通過了《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此後，各城市採用病退等多種方式幫助部分知青回城。

　　在1978年底，全國形成了知青返城高潮，絕大多數知青告別了鄉村，但依舊有一些知青永遠地留在了那裏。

　　1982年，黃蓓佳終於收到了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她很收拾行李離開了農場，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在北大學習的四年，黃蓓佳走上一條真正的文學創作的道路。最終她不僅成為當時知青作家群中較為活躍的一員，而且也成為江蘇文聯的專職作家，實現了她期待已久的文學夢想。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