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32年1月1日，北平的天氣有些陰沉。這裡的老百姓顯然對西歷的新年沒有什麼感覺，街道上冷冷清清，毫無節日氛圍。南城的豐澤園飯莊傳來稀疏的鞭炮聲，打破了陰霾的氣氛。京劇名伶程艷秋在這裡首開山門，舉行收徒大會。在席間，他宣佈將名字中鮮艷的“艷”改為硯臺的“硯”，並在報紙上刊登更名啟事。

　　在豐澤園的大門外，報童正在散佈一個足以使北平市民不安的消息—錦州吃緊了。

　　當時地理書是這樣描述錦州的：位於北寧鐵路的中樞，為軍事上的必爭之地。人煙稠密，商務興盛，為東北南部僅次於瀋陽、安東、遼陽的第三大城市。

　　就在這一天，日軍從三面向錦州發動總攻。錦州一旦失守就意味著山海關以外真的成為日本人的“樂園”了，華北地區也將直接暴露在日本人面前。

　　正在北平養病的張學良要求東北軍放棄錦州，退入關內，中國駐軍3萬餘人在做了象徵性的抵抗之後撤入山海關。1月2日，日軍佔領錦州。至此，中國東北全部淪陷。

　　這一天，一對熱戀中的美國青年從浦江碼頭上岸，來到上海。男青年的名字叫做埃德加斯諾，是《紐約先驅者論壇報》記者，女的是他的未婚妻海倫。他們剛剛從南方的廣州度假歸來。

　　上海這個遠東最大的城市依然繁華而忙碌。南京路上車水馬流。出於職業的敏感，斯諾發現了這城市的些許變化，大街小巷到處張貼著抵制日貨的宣傳畫和標語。

　　從上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一些愛國團體扣押日貨並貼上“日貨封存”的字條，商店則統統將日貨從櫃台中撤下；在虹口的日本商店則紛紛關門歇業；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對中國的出口只相當於平時的六分之一。

　　日本和上海的距離只有二十四小時水程，往返一次並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和金錢，因此很多日本人都會跑到上海這個遠東最大城市淘金。

　　虹口是日本僑民居住集中的地區，在上海的日僑人數早已超過其他外國僑民的總數，僅虹口一地，就居住有大約3萬日本僑民。抵制日貨開始後，僑民們購買新鮮食物和蔬菜的渠道被切斷，由此引發恐慌，一些日本人卷鋪蓋回國，留下的日本僑民則紛紛通過各種渠道購買武器。

　　上海商人黃楚九加入了抵制日貨的行列。他出身於江南的一個郎中家庭，從小就隨父親以賣藥為生，16歲時隻身闖蕩上海灘，起初還因賣假藥吃了不少官司。這時的黃楚九，憑藉他開辦的大世界遊樂場，已經成為上海名流。日本清熱解暑的“仁丹”藥大量傾銷到中國，黃楚九自擬處方，製作“人丹”藥，只不過將仁義的“仁”改為人民的“人”。一時間，中國“人丹”與日本“仁丹”之間展開一場商戰。在推銷方式上，黃楚九採用春天發貨，冬天結賬的辦法，生意頓時興隆起來。

　　九一八事變後，馬佔山率部在東北江橋抵抗日軍，成為人人敬仰的抗日英雄。黃楚九便從民眾仇恨日本、崇敬英雄的心理中發現了商機，立即生産出一種“馬佔山將軍”牌香煙，包裝上印有馬佔山的頭像，還請來上海大亨黃金榮題寫“人人都學馬將軍”。誰料香煙一上市，就傳來馬佔山被日軍收買的消息，“抗日英雄”的形象頓時在人們心目中倒塌下來。而“馬佔山”香煙已生産出幾萬箱，只好堆在倉庫內。

　　不久，馬佔山再次舉起了抗日大旗，而此時，香煙已經霉變，不能銷售。

　　1月8日在東京，日本天皇的車隊路過櫻田警視廳門前時候，遭到炸彈襲擊，但裕仁天皇沒有受傷。上海的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在第二天的報紙報道了這條新聞並寫道：“只是炸毀了隨車，實在遺憾”。日本駐上海的領事館隨即提出抗議，要求該報道歉停刊。

　　10天后，又有幾個日本和尚被不明身份的人打傷，日本以此為藉口，派海軍陸戰隊在虹口街頭抓人，並慫恿居住在虹口的日本僑民上街遊行。

　　黃浦江上聚集了越來越多的日本軍艦，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向上海市政府遞交了最後通牒，聲稱“24小時內不見滿意答覆，即採取自由行動”。在向南京請示後，上海市長吳鐵城于28日下午4時，答覆日本總領事，中方同意日本所提的全部要求。

　　1月上旬，杭州下了一場雪，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片白色之中。風光秀麗的杭州與上海和南京組成一個等邊三角。是來自南京的政客和來自上海的富商們度假休養的勝地。

　　在西湖邊的煙霞洞，在野的蔣介石與他黨內的老對手汪精衛舉行密談後言歸於好。1月28日，他們同時回到南京接管南京政府。由蔣介石主軍，而汪精衛主政。

　　就在同一天夜裏，在距離南京不足200公里的上海，突然傳來的槍聲劃破了城市的寧靜，火光映紅了北邊的夜空。斯諾火速穿上衣服，背上相機前往出事地點。

　　子夜時分，日軍兵分五路從閘北突然向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陣地發動襲擊。

　　在閘北火車站，斯諾親眼看到日軍殺害中國平民，便當即發出電訊。第二天，大洋彼岸的《芝加哥每日新聞》和《紐約太陽報》都登出標題是“鮮血染紅今晚上海街頭” 的頭條新聞。

　　斯諾還冒著槍林彈雨來到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指揮部，在這裡，他第一次見到了蔡廷鍇將軍。

　　蔡廷鍇是十九路軍軍長，這次戰役的主要指揮者。在斯諾眼裏，“蔡廷鍇是一個典型的軍人形象，他身材魁梧、精神抖擻，一雙活潑而敏銳的栗色眼睛裏閃爍著怒火。”這位早年曾追隨孫中山先生的將軍，講起話來有些激動，他説：“我們跟東北張學良的部隊不一樣，我們不打算請國際聯盟來拯救我們，我們要自己來打這個仗！”

　　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日軍駐滬司令官監澤幸一“4小時可佔領上海”的預言落空了。

　　這是80多年前的小學《國語教科書》，由莊俞等人編寫，張元濟校訂，它通過兒童周圍事物和見聞，教會孩子日常應用知識，其中還穿插了不少聰明孩子的故事。

　　這本書從1917年初版問世，十年中共發行了七八千萬冊，是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語文教科書。冰心後來回憶道：“我啟蒙的第一本書，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線裝的《國文教科書》第一冊。每一課，都有中外歷史人物故事，還有與國事、家事、天下事有關的課文，我覺得每天讀著，都在增長學問與知識。”

　　《國語教科書》的出版商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最大的出版公司。商務印書館創建於1902年，本著“開通民智，教育救國”的思路，他們蒐集出版了一大批珍貴的文獻資料。為了收集各種善本，還建造了高達五層的“東方圖書館”，圖書館書籍之多曾一度超過北平圖書館，成為中國最大的圖書館。

　　1月29日，戰爭的第二天，日軍的空襲使整個閘北頓時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商務印書館被炮火擊中，大火瞬間吞沒了整座大樓。這座遠東最大的出版社，連同五樓的東方圖書館中幾十萬冊孤本善本古籍全部毀於一旦。

　　後來有人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火焰熊熊燃燒，被燒燬的紙在二月的東北風中向市區漫天飄來，像黑色的雪片。黑色的紙灰整整落了一天，南京路上把衣服晾在外面的人家，衣服上落滿了紙灰。”

　　2月6日是農曆壬申年的第一天，上海的天氣陰沉，氣溫2度，風力不大，有一種濕冷的感覺。對於上海市民來説，這是一個不缺少爆竹聲的新年，槍炮聲從大年夜一直持續到天亮。在蘇州河以北，戰爭還在繼續。這一天，《申報》照例發表了一篇時評：“上海慘變自上月二十八晚爆發，迄今日屈指已近一旬，在這期間，炮聲槍聲終日可聞，但見屍體狼藉遍地，難民擁擠于途，東亞第一大市場已淪為可怖的場所。”

　　這一天，蔡廷鍇異常繁忙，除了指揮戰事之外，還有來自各方的應酬。他在日記中記載：“九點，孫夫人和宋部長夫人來到營地慰問官兵，一小時後離去。不久，范志路處長前來彙報説，上海各方送來的慰問品和慰問金甚多，可否在滬建立辦事處，以便應付。”

　　來自全國各地的錢物不斷運往上海，十九路軍官兵用不著為衣食不週而煩惱了。當時因為政局動蕩，部隊已有一年多沒有領到軍餉，很多士兵甚至沒有禦寒的冬衣。於是，捐助的錢款被當作軍餉按月發放。從三等兵到一等兵，軍餉分別是8塊、10塊和12塊。軍官的月餉要相對高一些，當時在十九路軍任職總指揮部中校參謀的經濟學家朱伯康月餉是180塊銀元，這相當於上海一個中産階級家庭一個月的總收入。十九路軍一時成了當時軍餉最高的部隊。

　　黎錦暉領導的明月歌舞劇社也組織了一系列義演，將演出的收入全部捐贈給十九路軍。在一次演出中，一位叫周小紅的小女孩登臺演唱了一首《民族之光》，其中有一句歌詞“往前進，和敵人週旋于沙場之上”，她唱得特別投入，慷慨激昂，觀眾的掌聲經久不息。黎錦暉興奮地説“週旋，了不起！”從此，他為周小紅起了一個藝名－週旋。

　　在周璇短暫的舞臺生涯中，曾經唱過多首抗戰題材的歌曲，電影《長相思》的主題曲《花樣的年華》成為她歌唱的巔峰。

　　應文達是上海童子軍的成員，他宣誓要上戰場去盡中國公民的一份天職。1月31日，在救護難民時不幸遇難。應文達僅僅是在“一二八”抗戰中犧牲的童子軍中的一員。

　　1911年，一個叫嚴家麟的人在湖北武昌文化書院集合志願參加童子軍活動的學生，成立童子軍團，開始各種訓練。隨後，中國全國童子軍協會成立。童子軍有著自己的誓言：敬天樂群，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隨時隨地福扶助他人，服務社會；力求自己知識、品德、體格之健全。

　　兩年後，上海市童子軍舉行“童子軍四烈士紀念碑落成典禮”。紀念碑是為了緬懷在一二八戰事中犧牲的四名商會童子軍戰士而立的。上海市長吳鐵城出席了典禮。

　　在紀念碑身上銘刻著《童軍殉難之四烈士》的銘文：“商會童子軍團部緊急召集全體團員，討論到戰場去工作。應文達自然也是熱烈的一個。在三十一號天曉，文達和三個同志被派往虹口救護難民和傷兵。唉！怎曉得他這一去就永遠不回來了。”

　　一二八抗戰結束後不久，聯華影業公司拍攝了影片《共赴國難》，重溫了上海市民投入抗日洪流的故事。公司的全體演員都參加了演出。電影講述的是在一二八之夜，家住閘北的華老漢一家陷入戰場，戰爭使全家人團結起來，影片的結局是華老漢長子在戰場上犧牲，其他三個兒子相繼加入義勇軍，奔赴前線。

　　2月22日，日軍的飛機開始對上海周邊地區進行大範圍的轟炸。下午，鄰近的蘇州城拉響了防空警報，城市的上空發現6架日機，美籍飛行員肖特駕機升空攔截，在擊落了兩架敵機後，他的戰機不幸中彈墜毀。

　　對於老百姓而言，空戰是一個生僻而又可怕的詞彙。而當時的中國空軍在上海周邊擁有的飛機數量還不足日本一艘航母上停放的飛機數量多。裝備最好的東北空軍在九一八事變時，已被日軍全部據為已有。國民政府為訓練出一支正規空軍保衛南京，從美國購買了數十架戰機，並聘請美國飛行員來做教官，肖特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從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後，一直擔任中國空軍的戰鬥機教練員。

　　為了表彰肖特的獻身精神，國民政府特追贈他為空軍上尉，並決定為他舉行公葬。這一天，上海各界一致下半旗致哀，紀念這位在戰場上第一位擊落日機的飛行員。

　　上海的戰事從一開始就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不斷有外國記者陸續來到這裡，把上海的消息傳遞到世界每個角落。在這段珍貴的資料中，一位美國記者走進了閘北的日軍佔領區。

　　十九路軍在綿延數百里的戰線上與兵力和裝備都優於自己的日軍頑強激戰。2月中旬，第五軍從南京開赴淞滬前線，增援孤軍作戰的十九路軍，他們在廟行一帶給予日軍重創。3月3日，中日雙方宣佈停戰。在1個多月的戰事中，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官兵犧牲4270余人，負傷近萬人。日軍也傷亡慘重，並被迫三易主帥。

　　這是當時的一組照片，反映的是山東人到東北謀生的情形。由於山東地窄人多，長期以來山東人都移往東北謀生，尤其清末開放墾殖，移民人數更是大幅增加。

　　而現在，移民東北卻變得步履艱難。希望移民東北的山東百姓要在偽滿濟南辦事處領取申請表格，在登船前還需要先種牛痘，然後才能登上開往大連的客船，船艙底層既無床位也無座位，擁擠不堪。

　　此時的東北，已經成為了“偽滿洲國”，成為了日本在海外最大的殖民地。

　　3月8日，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溥儀的老臣鄭孝胥陪同溥儀登上了開往長春的列車。對於鄭孝胥來説，幫助溥儀復辟江山是他一直的夙願，這種願望甚至比溥儀本人還要強烈。

　　溥儀曾在《我的前半生》記述説：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他説話時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鄭孝胥早年間曾在滿清朝廷駐日本大使館做書記官。在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後，他一手安排溥儀住進了日本使館。不久，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住到天津。如今，日本人在東北需要一個傀儡，鄭孝胥和溥儀又來到了這裡。

　　當溥儀一行走出長春火車站，看到夾在太陽旗之間的黃龍旗時，溥儀不禁熱淚盈眶，街道兩旁擠滿了歡迎的人群，氣氛熱烈得甚至有些失控，漢奸們已經提前發給了每個人一塊銀元。

　　3月9日，溥儀舉行了就職典禮，宣誓就任偽滿洲國執政。鄭孝胥就任內閣總理。在這個內閣中，各部的總長都是中國人，但是實權卻掌握在日本人擔任的次長手中。面對這樣的現實，鄭孝胥對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七年後，他行將就木，在詩中流露出對作偽滿總理的悔意，但是也已經不可挽回。一個月後，鄭孝胥抱恨死去。

　　就在偽滿洲國成立的同一天，遠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弗蘭克林羅斯福的美國人在公眾集會上向民眾承諾，將實行新的政治方針，把已經被大蕭條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美國人民解救出來。

　　1932年是大蕭條以後最慘的一年，經濟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且已經跌落谷底。在大學生畢業的季節裏，美國東北各名牌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步兩萬多名老學長的後塵，拼命找工作。那時連在紐約百貨公司開電梯也要有學士學位，而且對他們當中很多人來説，這已經是最好的差事了。羅斯福的新政設想得到了絕大部分美國人的支持，第二年，他如願以償擊敗現任總統、共和黨候選人胡佛，成為了美國第32任總統。

　　5月5日，在英、美、法、意四國調停下，國民政府與日本代表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雙方軍隊在上海周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敵對行為。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常態恢復。日本軍隊撤退至公共租界虹口方面，一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之前。”

　　小城瑞金的面貌，千百年來未曾有過多大改變，而最近一年以來，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這裡正變得熱鬧起來。

　　5月15日，中央蘇區瑞金縣蘇維埃提出應極力注意識字運動，要求每鄉辦一個識字班，由小學教員兼任教課，用費都由政府負擔，使普通農民都能夠享受免費的教育。

　　《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蔣介石匆匆趕到武漢，準備對各根據地紅軍發動第四次“圍剿”。剛剛從淞滬前線撤下來的十九路軍被調往福建、江西剿共。

　　在第65期《良友》畫報中，蔡廷鍇軍長的照片被擺放在最顯赫的位置，他赤裸上身、神情凝重，旁邊的註釋這樣寫道：憑自己的雙腿站立著，靠自己的肩膀擔責任。拳頭不向空處打，眼睛往前望，膽量要大心要細，勝利的幸福從奮鬥中得來。

　　下　集

　　打開當年的地圖，可以發現東北地區有著中國最密集的鐵路網，這種現象已經延續了近一個世紀。原本荒涼的東北就是在鐵路的伸展中成長富庶起來。20世紀初的鐵路不只是貨物運輸，也是國防的利器，在中國，它還成了列強利用來伸展自己勢力範圍的工具。

　　東北的鐵路主幹線是一個丁字形的結構。這條鐵路最初叫做中東鐵路，是沙皇俄國與滿清政府談判後獲得修建權以及駐兵權的。中東鐵路以哈爾濱為中心，西至滿洲裏，東至綏芬河，南抵大連。

　　清晨，處於全市的最高點的東正教聖尼古拉中央大教堂會準時喚醒哈爾濱，從一個釀造白酒的小村莊，迅速成長為一個國際化的都市，哈爾濱只花了二三十年的光景。兩年前，實業家盧作孚到哈爾濱考察，他曾在日記中記述説：將到哈爾濱了，許多俄國人家，住在鐵路近旁。短籬平房，綠樹成行，掩映著黃墻紅瓦；偶有俄國女子，攜筐挾物，出入其間；恰像一幅西洋畫。

　　進入7月，哈爾濱每天都在下雨，《國際協報》編輯部收到一封求救信。一個女子被困在旅館中，沒有錢交付鉅額房租，旅館老闆準備把她賣到妓院。寫信的女子名叫張乃瑩，是一個文學愛好者，筆名叫做“悄吟”，後來她有一個更為人熟悉的名字：蕭紅。年輕的報社編輯蕭軍對這個女子放心不下，決定前往那家旅館去看望她。

　　“她只穿了一件原來是藍色、如今顯得褪了色的單長衫，開氣有一邊已經裂到膝蓋以上了，小腿和腳是光赤著的，拖著一雙變了形的女鞋。”這是蕭紅留給蕭軍的第一印象。

　　大雨持續下了27天，8月7日這一天，松花江終於決堤了。洪水涌進了哈爾濱市區。在低窪地段，洪水一直淹沒到二樓，在街市上可以行船。

　　報社的編輯們開始惦記被困在旅館的蕭紅，蕭軍自告奮勇，游泳趕到旅館，而當他趕到的時候，才發現蕭紅已經搭上小船，按照他事先留下的地址逃走了。

　　這年冬天，蕭紅與蕭軍終於走到了一起，他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小家。在蕭軍的影響下，蕭紅的作品帶上了左翼的色彩。兩年後，年僅23歲的蕭紅寫出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場》，並於1935年在上海出版。小説以哈爾濱附近一個偏僻的小村莊為背景，蕭紅運用質樸、自然、犀利的筆鋒再現了農村的閉塞和鄉民的貧窮、愚昧和苦澀。這些小人物的民族意識因為日本的入侵而從混混沌沌中覺醒。

　　一對戀人，在一場洪水中陰錯陽差地結合在一起，然而，這場洪水卻給哈爾濱帶來了災難，60%的市民無家可歸，2萬人失去生命。

　　1932年6月7日，一個叫東宮鐵男的日軍少佐來到關東軍司令部。他因為四年前瀋陽皇姑屯埋設炸藥炸死張作霖而名噪一時。此時，他的身份是偽滿吉林省依蘭地區警備顧問，此次專程來提交一份移民計劃書。

　　從1912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期間，日本嘗試著用各種方法向中國東北移民，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官方組織的農業移民繼續留在中國東北的不超過1000人。向中國東北移民的嘈雜喧囂之聲沉寂了下來。

　　平常喜歡穿中國服裝的東宮鐵男早年間曾留學中國廣東，這年4月前後，他來到了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平原，當他看到日本軍隊難以應付這裡風起雲涌的抗日武裝時，這個講究謀略的中國通産生了在這一帶進行武裝移民的念頭。他寫成了用退伍軍人編成屯墾軍部隊的長篇計劃書：先進行武裝移民鎮壓抗日武裝，以此彌補關東軍在兵力上的不足。

　　9月，492名日本退役軍人被重新召集起來，他們接受了為期10天的短期訓練，出發之前，他們前往明治神宮進行參拜，在儀式上，他們被鼓勵前往中國為天皇建立“皇村”。

　　10月13日，這些武裝移民坐船順松花江而下到達佳木斯，當天他們遭到中國抗日武裝的襲擊沒敢下船，遠處不斷的槍聲宣告了這片土地對闖入者的態度。他們的名稱是“第一屯墾大隊”，但是這些屯墾者卻沒有馬上去種田，而是在佳木斯城裏承擔了軍事警戒任務，並出城鎮壓東北抗日武裝。當地的中國農民把他們稱作“屯匪”。

　　第一屯墾大隊為他們的定居點起名”彌榮村”，彌榮是神道教用語，意思是繁榮昌盛，他們在村口建造了神社祈求和平。

　　第十屆奧運會于7月30日在美國洛杉磯開幕。由於當時歐美國家正處於經濟大蕭條期，而賽址又遠在美國西海岸，因此參加本屆奧運會的運動員人數還不及上屆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時的一半。

　　這屆奧運會游泳比賽大爆冷門，東道主在自己家門裏遭到了它在奧運會史上的最大一次失敗。日本運動員奪得了男子6項中的5枚金牌，4枚銀牌。而美國只得了1項冠軍。

　　中國派出了六人組成的代表團，雖然運動員僅有劉長春一人，但這是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性體育比賽。劉長春原來擬參加3個短跑項目，但是因為25天的海上之行，旅途勞頓，他放棄了400米跑，在100、200米預賽中，分列第五、六名，遭淘汰。但他的奧運之行，對正處在動蕩不安之中的中國人是個小小的安慰。

　　此時，在美國東海岸的華盛頓，大約兩萬五千名一戰退伍老兵，攜家帶口在國會大廈門前靜坐、示威，要求政府立即發給他們戰爭補償金。陸軍總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違抗了總統胡佛的命令，率領艾森豪威爾少校和巴頓少校對示威軍人進行鎮壓，造成了數百人傷亡。

　　這段活動影像是國民政府海陸空軍副司令長張學良陪同英國人李頓到長城遊玩的情景。隨著年初日軍佔領錦州之後，長城已經成為了中國守軍新的防線。

　　九一八事變三天后，國民政府致電國際聯盟，希望從外交上尋求幫助，迫使日本撤出東北。在中國代表的一再要求下，國聯決定由英國人李頓率領一支調查團到中國實地調查。

　　在結束了半年的東亞之行後，9月4日，李頓調查團完成了對於中國東北事變的書面報告，並交各委員簽字。在《報告書》中，雖承認“滿洲國”是傀儡政權，卻主張東北脫離中國，成立自治政府，在外國顧問控制下實行國際共管。

　　一年後，國聯大會宣佈對偽滿洲國不給予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承認，但這一決定立即引起日本的不滿，日本代表松岡洋右離席而去。不久，日本政府宣佈退出國聯。至此，國際聯盟作為維護一戰後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機構已經名存實亡。

　　9月，聯華影業公司公映《三個摩登女性》。這部由金焰、阮玲玉、黎灼灼、陳燕燕主演的影片拷貝已經失傳，1991年，香港導演關錦鵬在電影《阮玲玉》中再現了其中的場景。

　　故事圍繞著一個一個青年電影從業人員，描寫三個婦女的不同生活經歷和遭遇。影片中金焰飾演的大學生最初迷戀一個沉迷享樂的富家小姐，九一八事變後，他的未婚妻也流亡到上海，未婚妻在一二八事件中因救護傷員而負傷，這個大學生被深深打動了，從此他走出了個人的小天地。

　　此時，一二八戰爭的硝煙還未完全散去，上海已經在努力恢復舊日的繁華。南京路上車水馬龍、行人摩肩接踵。

　　距離南京路不遠的北四川路附近一個僻靜的小弄堂裏，幾個人正打理行裝，準備出發。他們是《良友》畫報社的記者們。由畫報的總編輯梁得所帶隊，去完成一次全國範圍的採訪工作。

　　《良友》畫報創刊于1926年2月的上海，由於結合時政且圖文並茂，這家民辦的雜誌迅速流行起來，它每期最高印數曾高達四萬份，半數分銷海外各地，在巴黎和紐約街頭，都有隔周的《良友》畫報出售。有人稱：有中國人的地方，一定能找到良友的讀者。

　　梁得所是《良友》畫報的第三任主編，他沒有上過大學，甚至只上到小學四年級就輟學了，隻身闖蕩上海的梁得所曾經拉過洋車、當過裝訂工人，憑藉著個人的努力，他的才能終於被良友的老闆伍聯德發現，成為畫報的主編。那一年，他僅僅25歲。

　　就在《良友》攝影團出發的同一天，日本東京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日本政府承認偽滿洲國，偽滿洲國執政溥儀專程來到東京，出席慶祝儀式，拜會日本天皇裕仁。

　　這一年，日本的經濟蕭條仍在繼續，一些人開始縱情于娛樂。在東京淺草的劇院，芭蕾舞這些使人輕鬆的演藝節目迅速發展。雖然職業棒球還沒有誕生，但是棒球這項運動，十分受人歡迎，球場上涌現出一大批有名的選手。

　　但是恐怖氣氛正在籠罩日本。早些時候，對於佔領中國東北，日本政界曾有過兩個派別，一方主張通過對中國的侵略來換取島國奇缺的資源，緩解經濟危機帶來的眾多國內矛盾，軍方的主要領導人是這一派的倡導者。另一方對侵略中國態度謹慎, 他們以犬養毅首相為代表。5月15日，犬養毅在寓所中被刺殺。

　　在這之前，2月7日，堅決反對軍事擴張的藏相井上準之助被槍殺。3月，三井財團的總裁團琢磨男爵被人暗殺。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一個由貧困農民和漁民組成的極端民族主義團體“血盟團”組織了一系列的暗殺活動，共有11個政界和財界領袖死於這一組織之手。從此以後，日本國內的政局出現了一邊倒的情勢，主戰派掌控著政壇。

　　山海關素有“天下第一關”的美譽。在年初錦州失陷後，張學良的東北軍從東北境內撤退到華北設防，這裡成為拱衛平津的最後一條防線。

　　梁得所率領的良友攝影團于雙十節抵達山海關。這裡毫無國慶的氣氛。攝影團傍晚在秦皇島下車，看到的景像是配著刺刀的日本兵戒備森嚴。

　　梁得所見到鎮守這裡的警備司令第19旅旅長何柱國將軍。梁得所不禁發出“怎的19這數目總是日本的對頭”的感慨。這位留著短小鬍子的廣西軍官與籍貫廣東的梁得所用家鄉話攀談起來。當梁得所提到路途上所見，到處是荷槍實彈的日本軍人時，何柱國感嘆一聲説道“有辛醜條約在，他們有駐軍關內的權利。他們高興時可在我們境內演習，演習起來可真可假，我們防備比真打仗還要麻煩。明明是敵人，卻不能取敵對行為，古今曆史無此例，中國實在無奇不有！”

　　在梁得所一行離別前，何柱國揮筆寫下“長城何恃”四個大字贈與攝影團。梁得所在後來的隨筆中寫道“有朋友看見説，他守城為什麼説城不足恃，恐是可恃之誤吧。我想，他並沒有寫錯。舊的城頹廢了，新的活的磚石還是散著不能集攏，這便是目前中國的悲哀。”

　　10月下旬，攝影團來到北平，這是古城最美的季節。首都遷到南京後，這個文化故都已經更名為北平。

　　在北平街頭，梁得所看到的是大量從關外涌入的難民，他們在呼嘯的北風中無家可歸，凍得瑟瑟發抖，粥棚門前的長龍阻塞了道路。

　　北平是攝影團北上最重要的一站，梁得所特意前去拜訪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北大文學院長胡適。胡適的家位於東城的一條寬闊的衚同裏，梁得所幾乎沒有費什麼氣力就輕易找到了。這是一個標準的兩進四合院，門廳前有兩列漢白玉雕刻的欄杆，是從圓明園的廢墟中搬回來的。胡博士家中雇有門房一人、廚子一人、女傭一人、打掃雜役兩人、司機一人。梁得所不禁對胡適的生活水準感到驚訝。

　　1927年9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制訂的大學教員薪俸標準表明：教授月收入400—600銀圓，副教授260—400銀圓，講師160—260銀圓。當時，在北平，一塊銀圓可以請一頓涮羊肉，在上海，一塊銀圓可以買兩份西餐。一個四口之家，每個月60銀圓就可以維持正常的生活。

　　顧頡剛時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員，同時又身兼清華大學教授，需要經常在清華與市區之間往來數十公里，於是他購置了一輛汽車，每月除支付汽油費用外，還需支付司機工資20元。在那時的北平，汽車還是稀罕玩意兒，1932年，北平註冊在冊的私人轎車不超過200輛，這些車的主人有戲劇界的梅蘭芳、工商界的同仁堂樂家等等，這其中，大學教授擁有的汽車就佔據了五分之一。

　　接下來，梁得所專程看望了正在北平養病的張學良。在張學良家中的談話，梁得所有意回避敏感的政治話題，僅僅和張學良探討攝影愛好，在談話快要結束的時候，張學良話鋒一轉，激動地對梁得所説：“我告訴您一個消息，今天義勇軍敢死隊炸瀋陽日軍軍營，不知犧牲了幾個人的性命，他們才是真正偉大的人啊！”

　　九一八事變後，義勇軍在東北大量出現。義勇軍大多來源於東北軍官兵，工人、農民、學生乃至綠林武裝也人數眾多。他們名稱不同，有義勇軍、救國軍和自衛軍等各種名號。他們用遊擊戰不斷襲擾入侵的日軍。一九三二年夏天，是東北抗日義勇軍的鼎盛時代。人數最多時曾達三十萬人上下，活動地區幾遍于全東北。

　　1935年，由左翼電影人士拍攝的電影《風雲兒女》放映，其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正是歌頌東北抗日鬥爭的人們。這首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鼓舞中國人反抗侵略，保衛祖國的歌曲，最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10月本是江南水稻收穫的季節，俗語説“大災之後必是豐年”，去年長江流域的一場洪水使很多地方顆粒無收，今年天公作美，長江流域迎來了少有的豐年。然而，大量的進口棉花、麵粉和大米從上海登陸，價格比國內便宜將近一半，傾銷使國內農民豐收後的喜悅很快化為泡影，米價、棉價一降再降，安徽等地的米價甚至不足1931年的三分之一。糧食的豐收不但沒有給農民帶來該有的回報，反而遭遇了谷賤傷農的悲慘一幕。

　　1933年，上海上映了茅盾同名小説改編的電影《春蠶》。清明過後，浙江農村家家戶戶都開始為育蠶而辛勤忙碌。老通寶一家和全村一樣，不分晝夜地看守著蠶種。他為了有個好收成，忍痛借了高利貸來買桑葉喂蠶，蠶繭獲得大豐收。但是，一二八事變爆發，絲廠關了門，繭行也不收購，他只得運到無錫賤賣。老通寶舊債未清，又欠新債，於是，他病倒了。

　　美國為了轉化經濟危機帶來的生産過剩消費不足的矛盾，1931年向國民政府以賑災的名義貸款，後來被稱為美麥借款。

　　曹聚仁在《米、麥與鴉片》一文中寫道：今年的米真便宜，安徽，湖南一帶只值一二塊錢一擔，可見天福中國，今後將永遠太平了！不過要使米價，永遠便宜下去，惟一的辦法是獎勵洋米進口；要獎勵洋米源源進口，惟一的辦法是加重內地的米捐。”文章最後作者發出了“洋米萬歲！美麥萬歲！”的嘲諷。

　　到了西方的聖誕節了，上海先施百貨挂出了巨幅的減價條幅，南京路上霓虹燈一直閃到深夜，所有的商家都希望利用這一年中最後的機會把年初因為戰爭而導致的虧空彌補回來。這座西化的城市已經在恢復了昔日的活力。在上海，這是第一次西方節日比農曆新年還要熱鬧。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