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35年，南京已經建設得頗有現代都市的風範。自從八年前被定為首都以來，氣派的中山大道被建起來了，一批風格各異的私家官邸、使館洋樓也興建起來了。小火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每日在市區隆隆駛過。秦淮河畔張貼著“實行新生活，禁止煙賭娼”的標語，真正熱鬧的，則是夫子廟的茶社。1935年的南京城有近300家茶社，“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描述了這個六朝古都的市民早上去茶館喝茶，晚上去浴室洗澡的悠閒生活。這一年南京成立了推廣京昆劇藝術的票房“新生社”，還成立了一個發展圍棋的群眾文藝組織“公余聯歡社”，中央大學開始了雄心勃勃的擴建計劃，一切都在朝著促進南京的首府氣派的方向行進。只有市中心新街口廣場上那枚巨大的炸彈模型似乎在提示著人們勿忘國恥。

　　元旦這天，南京市中心的陶陶大劇院公演一個業餘話劇社排練的《玩偶之家》，19歲的小學女教師王蘋扮演娜拉，由此引起了一樁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在台下看戲的小學校長認出了王蘋，認為有傷風化，宣佈將她辭退；南京市教育局以“一個戲子豈能為人之師”為由，通令南京市各校不得再聘她為教師；王蘋的父親把她鎖在小閣樓上，逼她儘快出嫁。對於王蘋的遭遇，一時間，各大報紙展開了“娜拉與婦女自學”大討論。各大城市並沒有因為南京的這場“娜拉事件”而停止上演《娜拉》，這部戲反而愈演愈烈，1935年竟成了中國的“娜拉年”。

　　這件事情徹底改變了王蘋的命運。一個月後，王蘋背著家人逃出小閣樓，十個月之後，她成為一名專業演員。19年後，她成為我國第一個電影女導演，執導了《柳堡的故事》、《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知名影片。

　　與此同時，北平太廟舉行了一場《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從元旦開始，為期一週。展覽會得到魯迅的大力支持，他將自己歷年收存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全部寄來，各地的木刻作者也很踴躍，展出了古代木刻作品６０余幅，現代版畫百餘幅，外國創作７０余幅，以及中外木刻書籍畫冊３０余種。

　　在清華大學執教的朱自清一向對民間文藝和青年創作有興趣，因此于５日這一天特地進城參觀，他發現很多作品是表現農民和工人的生活的。這一天天氣不好，陰雲密布，行人不多，街頭蕭索。

　　此時在北大三年級讀書的江蘇青年朱穆之寫到，自從國民黨的憲兵三團去年到北平後，到處白色恐怖瀰漫。“街上的行人越來越少，顯得空空蕩蕩，可以在東西長安街的中間踱步。王府井算是最繁華的地方，也是行人稀少。甚至東安市場也冷落得像一座古廟。”

　　同樣是元旦這一天，以“奮進”為題的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片廠元旦聯歡會上，歌舞演出、同仁團拜、明星聚會，熱鬧非凡。在這一年裏，已經開始出現相當成熟的有聲片的中國電影業，正處於中國無聲片的巔峰。

　　電影業的興旺使演員這個職業備受關注，明星更是如此。當時片酬最高的是影星胡蝶，2000圓（合今6萬元），但其中1000圓為現金，另外1000圓為股本入帳；其次阮玲玉，1000圓（合今3萬元）。普通演員月薪最低起點為30圓（合今1000元），較高的為數百銀圓。

　　30年代的上海，人口已從一個世紀前的20萬激增到350多萬，由原先的一個三等縣城一躍成為僅次於倫敦、紐約、東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在上海一個月的平均生活費，相當於東京的兩倍。作為當時最國際化的大城市之一，上海最多時雲集了58個國家的8萬多外國人。1935年後上海的街頭，甚至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冷戰”場面：中午時分，英國商人和德國商人在外灘道路上擦身而過，相互間根本不致意而是高昂頭顱走向自己國家的俱樂部。

　　這一時期，“去上海”甚至成為了許多西方年輕人的青春夢想，而先行冒險者也紛紛受邀在家鄉報紙上撰文造勢。一位在上海做巡捕的英國人在倫敦報紙上寫道：“上海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城市，任何一個英國城市都落後它100年……夜晚燈火闌珊像是過狂歡節，管弦樂團在河畔公園演奏，每分鐘都有一輛最新款式的美國小汽車從眼前開過，交際舞會多得讓人應接不暇。”

　　2月21日早晨，一艘懸著蘇聯鐮刀斧頭旗的郵輪“北方號”停靠在上海吳淞口碼頭，泊位前，有一男一女成了全場的焦點。他們是京劇旦角泰斗梅蘭芳和“電影皇后”胡蝶女士。他們正準備前往蘇聯，弘揚中國文化，交流現代藝術。

　　梅蘭芳的藝術早在20年代即風靡全國。至30年代初，他更是如日中天。1930年訪美，獲兩大名校博士學位。胡蝶在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的旗開得勝，成為當時演藝界的當紅影星。1933年元旦，在上海《明星時報》發起的“電影皇后”評選活動中，25歲的胡蝶榮膺“影后”桂冠。

　　出行前，上海各界為他們送行，氣氛很是熱烈。 大家期待這兩位藝術家可以擔負起國民外交的使命。與他們同行的還有中國駐蘇聯大使大使顏惠慶。他是位老資格的外交家，知道中國面對日本的威脅時，需要蘇聯伸出友誼之手。

　　1935年3月在上海，一家取名錦江的川菜館正式開業了。開業這一天，鞭炮齊鳴，人聲鼎沸，就連當時上海灘上的頭面人物楊虎和杜月笙也前來棒場。這家餐館的主人，是一個名叫董竹君的美麗女子，21年前，她憑自己的機智勇敢跳出青樓，追隨革命黨人夏之時，一度貴為四川都督夫人；1929年，董竹君同丈夫離婚，帶著四個女兒出走上海，這一事件轟動了成都，不久，四川的報紙登出了“夏之時家中難都督，將軍街走出女娜拉”的報道。

　　誰也沒有想到，這家不起眼的飯店後來成為聞名上海的大飯店，董竹君也成為有名的實業家。她週旋于上海灘的權貴大亨之間，同時又秘密掩護共産黨人，贏得了人們的廣泛尊敬。1951年，公私合營時，董竹君主動把當時價值三千兩黃金的錦江菜館和錦江茶室奉獻給了國家，此後，她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享受了半個世紀的榮譽。

　　也是這一年的３月，來自東北的作家蕭紅蕭軍搬進了上海的四川路351號。一天，蕭紅到３２４號一家兼賣早點的老虎灶買油條。當她拿著油條回家後，發現包油條的紙竟是魯迅的手稿。她非常驚訝和生氣，當即寫信給她非常尊敬的魯迅。可魯迅卻不以為奇，回信説：“我的原稿的境遇，許知道了似乎有點悲哀；我是可以滿足的，居然還可以包油條，可見還有一些用處。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為我用的是中國紙，比洋紙能吸水。”

　　蕭紅蕭軍上一年從東北來到上海後，受到了魯迅的熱情關懷。由於上海是當時的全國經濟文化中心，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區可以避免國民黨的搜查與逮捕，1927年4月以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北平的文化人紛紛南下，魯迅也于8年前就搬到了上海。

　　1935年底，在魯迅的幫助下，蕭紅的《生死場》與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葉紫的《豐收》一起編入《奴隸叢書》出版，《生死場》怵目驚心地展現了二三十年代中國封閉的東北鄉村社會農人近乎原始的生存狀態，“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魯迅在為其寫的序言裏稱讚道：“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增添了不少明麗和新鮮。”他稱蕭紅將是“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生死場》的出版，讓蕭紅成為閃耀上海文壇的紅星。然而在成名的同時，她和蕭軍的感情出現了危機。許廣平回憶説，蕭紅他們搬到北四川路離我們不遠的地方住下，蕭軍説，“靠近些，為的可以方便，多幫忙。”但是每天來一兩次的不是他，而是蕭紅。許廣平不得不抽出時間陪她長談，就這樣也壓不下去她 “強烈的哀愁”。

　　上海是蕭紅離開東北後，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從1934年到1936年，三年的時間，是她成名的時期，同時，也是她感情受傷最重的時期，由於無心創作，1935年蕭紅只寫出了散文集《商市街》。幾年後，蕭紅對一個朋友説：“我總是一個人走路，以前在東北，到了上海後去日本，現在到重慶，都是我一個人。我好像命中註定似的——”1942年，年僅30歲的蕭紅在香港病逝，病逝之前，她留下了明凈動人的《呼蘭河傳》。

　　1935年3月8日，就在電影皇后胡蝶赴蘇遠行即將到達終點的前四天，影星阮玲玉在淩晨服藥自殺，消息傳出，整個上海為之震驚。阮玲玉九年前步入影壇，開始了新的人生旅途。1934年，阮玲玉在孫師毅編劇、蔡楚生導演的影片《新女性》中飾演女主角韋明。這個角色是刻畫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婦女，在婚姻不幸、遭受遺棄之後，自立自強地謀求生活出路，可不堪忍受惡勢力的技擊，憤而自殺。由於《新女性》抨擊了一個黃色報刊的記者，這使得新聞記者公會以此為藉口，對這部帶有左翼色彩的電影猛烈掊擊，有的記者利用阮玲玉的感情生活中的風波編造出莫須有的“輕薄文字”。她的前男友張達民還以妨害家庭罪將她告上了法庭。阮玲玉在多重壓力下崩潰了。在遺書中，她寫下了“人言可畏”的字句，“我現在一死，人們一定以為我是畏罪的，其實我何罪可畏？！”魯迅先生曾專門撰文，在《論人言可畏》中憤怒指責黃色報刊使“無權勢的阮玲玉……被額外地劃上一臉的花，沒法洗刷”。魯迅先生認為當時的新聞界“對強者是弱者，但對弱者它卻還是強者”。

　　這位26歲的明星的隕落引起了空前的同情，阮玲玉的遺體停放在膠州路的殯儀館，三天之內自發前往弔唁的影迷達十萬人，租界不得不出動警察來維持秩序。

　　四天之後的3月12日，梅蘭芳胡蝶一行到達莫斯科，蘇方專門組成一個接待委員會，他們和“藝協”、蘇聯外交委員會、蘇聯戲劇協會的代表數十人及觀眾數千人，至車站迎接。這種規格，在兩國關係史上確是盛況空前。

　　梅蘭芳演出了三場最叫座的劇目：《打漁殺家》、《虹霓關》、《盜丹》。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蘇聯黨政要人，還有德國傑齣戲劇家布萊希特等都出席。梅蘭芳最後一場謝幕達十八次，這在莫斯科大劇院是從來沒有過的。更有數萬觀眾聚集于門口，爭著一睹尊容，靠著警察維持秩序，梅蘭芳才得從容登車離去。

　　這次梅胡訪蘇之行，顏惠慶大使親自陪同。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搖擺不定，對蘇聯的外交是表面回避而暗中靠攏。對日本呢，因為1934年的短暫寧靜又生出了許多的幻想。

　　1935年4月，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趁回國述職的之機，向外務省提出外交使節升級的問題，其實在整整一年以前，中國外交部曾經主動提出過這一問題，但被日本軍部否決。而一年之後的現在，日本認為正是“適時解決”的最佳時機。5月17日，中日兩國同時宣佈將兩國使館有公使升格為大使級，中日“親善”的空氣濃厚到了極點。

　　中日宣佈大使升級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非常樂觀地表示：“中日兩國國交之增進，以互相尊重為原則，此次升格，亦即尊重之最明確的表示。”兩國的人員互訪一時頗為頻繁。九一八之痛似乎被遺忘了。

　　1935年上半年，經濟的不景氣還在延續，而且更嚴重了。上海等地多家銀行停業破産。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經營的申新企業遭遇到了20多年未有的危機，企業嚴重虧損，債臺高築，難以維持。當時榮宗敬説：自1933年以來，“無日不在愁城慘霧之中。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亦僅之紗價，今則紗布愈賤，愈無銷路，……蓋自辦紗廠以來，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1935年，申新企業虧損共127萬餘元，申新二、五廠全部停工，一、八廠紗錠運轉率只有75%，六、九廠雖全部開工，但産品積壓難銷。

　　由於申新七廠一時無力清償到期的匯豐銀行抵押借款，匯豐銀行遂決定拍賣該廠。結果，日商大連汽船會社和豐田紡織廠株式會社趁火打劫，以225萬元的低價“購買”了申新七廠的全部産業。申七事件在上海工商界震動極大，中國國産廠商聯合會召集緊急會議，即日起，對外商銀行斷絕往來。這一強硬的態度才使得匯豐銀行被迫同意解除拍賣。“申七事件”遂告一段落。這已經是1936年的事了。

　　這一年的4月3日，上海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集體婚禮。那天午後，57對新人按所住區域由家長陪同，分別集中于社會局通知指定的寶山路口、大世界等處，由扎花專車接往市府，在膳廳裏梳粧打扮，穿戴整齊。

　　這時，觀禮致賀的新人親友，各界來賓絡繹進入喜堂，上海灘聞人杜月笙、王曉籟等都攜帶眷屬到場觀禮。由於禮堂裏場地所限，只發出近800張觀禮券，而這一前無古人的婚禮改革，引起了市民們的關注與興趣，男女老幼不期而集市府前廣場看熱鬧。據當時報載多至萬人以上，市公安局派出大批警員嚴密維持秩序。

　　一年前，蔣介石發起了以“禮儀廉恥”為準則的新生活運動，其中的重要一項是革除舊俗，鼎新風紀。上海市市長吳鐵城聞風而動，于次年通過《上海市新生活集團結婚辦法》並公佈週知，凡本市市民結婚，均可申請登記；核準參加集團結婚者，交近時四寸全身照三張，二寸半身照一張，手續費20元，定每月第一個禮拜三為集團結婚日，盛夏7、8、9三個月除外。

　　3點鐘敲過，證婚人市長吳鐵城、社會局長吳醒亞，及主婚人、介紹人、市黨政各機關長官進場入坐。歡快的婚禮進行曲中，等候在休息室裏的57對新人，由手提紅紗燈籠的社會局青年科員男女各兩人引導，雙雙並肩走進喜堂。新娘身著雪白婚紗，胸佩紅花，手捧綴有彩綢帶的鮮花，新郎則穿中國特色的藍袍黑馬褂。

　　成婚禮分組進行，司儀報告新人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址後，隨社會局男女科員步上禮臺，面向孫中山先生銅像立正三鞠躬，然後新郎新娘相對而立兩鞠躬，再向證婚人吳市長吳局長一鞠躬，兩證婚人鞠躬還禮。吳市長把結婚證書授予新郎，吳局長把紀念章授予新娘。紀念章為純銀質地，團月式直徑10寸，寓團圓好合之意，面刻太極圖，中鑄“新生活集團結婚”字樣，下嵌當時的國花梅花。新郎新娘領受後，再向證婚人鞠躬致謝，攜手走下禮臺，立於紅地毯上原來位置。

　　集團結婚過程中，不只有眾多記者現場採訪，且有中央宣傳委員會電影股，美國派拉蒙、米高梅、福斯等多家影片公司追前逐後拍攝新聞片。通過記者繪聲繪色的報道，及實況電影的放映，這一新式婚儀不僅在上海家喻戶曉，而且飛傳全國，此後，北平、天津、南京、漢口、杭州、無錫等城市群起仿傚，一時成為社會時尚，不只普通市民參加集團結婚，連名人也加入其中。

　　這年的夏天，紅軍還處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1936年到陜北採訪過長征戰士的美國記者斯諾注意到了這支軍隊的年輕，他寫道：這支隊伍“是由相信是為自己的家園、土地和國家而戰鬥的工農青年組成的，平均年齡為十九歲，軍官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四歲”。

　　在長征的隊伍裏，有許多孩子，他們被稱為“紅小鬼”。長征中最小的女紅軍，參軍的時候9歲，走完長征路時，也才12歲。她的名字叫王新蘭，長征組歌作者蕭華的妻子，她後來把自己加入紅軍的情形告訴了自己的女兒：“穿上專門為我做的一套小軍裝，戴上紅五星八角帽，別提心裏多高興了，我又蹦又跳，歡快地唱起來在學校學的歌子，我被分到了四軍宣傳委員會。後來四軍成立宣傳隊，我就當了一名小宣傳員，天天跟著老同志學識簡普，吹笛子，吹簫，打洋鼓，不久我就成了宣傳隊裏的多面手，讓我教大家跳舞，參加演出自編的戲劇。那時，每到一個村子，我們就找幾塊門板、幾個凳子搭個簡易舞臺，挂上被單做幕布，待部隊一住下，就敲鑼打鼓地演起來。我們上演的戲劇，大都反映土豪欺壓窮人，窮人只有革命才能翻身的內容，很受戰士喜愛，有時演到動情處，台下會傳來群眾的哭聲。不到半年，我們就演遍了師、團和連隊住的村子。”

　　關於紅小鬼，斯諾在《紅色中國》一書中這樣描述：我問一個青年戰士，“吃不到饅頭和土豆，凈吃小米，苦不苦啊？” “不，這算不上吃苦，”他回答。“如果沒有米，我們就吃饅頭，沒有饅頭，我們就吃小米；沒有小米，我們就吃玉米，沒有玉米，我們就吃土豆；沒有土豆，我們就吃卷心菜；沒有卷心菜，我們就喝熱水；沒有熱水，我們就喝冷水。如果一點水也沒有，那就怎麼樣呢？是的，這才叫苦哪！”

　　在斯諾眼中，很多紅軍戰士都是十二到十七歲的少年。他記述：有一次看見一個小夥子，他站在一張大地圖前面，給新兵講世界地理。他們自稱每天洗臉洗手三次，可是他們總是那麼骯髒，經常淌著鼻涕，常常用袖子去揩，還咧著嘴笑。他們吃得飽，每人有一條毯子，一套制服，和一頂帽檐已破的紅軍帽。

　　除了低齡化的部隊以外，紅軍作戰的武器産量也很有限，敵人的戰備曾是武器供應的主要來源。多年來紅軍把國民黨軍隊稱做自己的“彈藥運輸大隊”。要使百分之八十的槍支和百分之七十的彈藥從敵軍那裏繳獲。一年後，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之後，紅軍總人數已由1934 年下半年的20萬人銳減到3萬餘人 。

　　然而，許多人並沒有能等到看見長征的勝利 ，這不僅僅指那些在長征途中犧牲的親歷者，曾任中國共産黨最高領導人的瞿秋白就是其中一個。這一年，在紅軍大部隊出發後，瞿秋白因叛徒出賣而被捕。6月18日，瞿秋白被帶出監房，神態自若，緩步走向刑場。

　　讓瞿秋白割捨不下的是妻子女兒。瞿秋白與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楊之華在相識前各自都有一段婚姻。瞿秋白的第一個妻子婚後僅七個月就不幸病逝，楊之華就讀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初識系主任瞿秋白。單身的瞿秋白和已婚的楊之華夫婦坐到一起，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談判”，最終結果是：在上海《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三條啟事：一是新人結婚啟事；二是舊人離婚啟事；三是兩個男人結為好友的啟事。婚後，瞿秋白對楊之華的女兒“獨伊”視為己出。

　　1928年，瞿秋白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並駐蘇工作，楊之華帶著獨伊也來到莫斯科。1930年，瞿秋白回國主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妻子也一同國。他們把9歲的獨伊留在莫斯科的好友家。沒想到瞿秋白這一走，竟成了與女兒的訣別。

　　1935年，瞿獨伊14歲。瞿獨伊回憶説：“一天，我正和一批兒童院的孩子們在烏克蘭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參觀。忽然，在《共青團真理報》上，我看到了父親犧牲的消息，驚呆了的我隨即失聲痛哭起來，竟暈倒在地……”這個被另一回憶者——下令行刑的人事後描述為在生命最後一刻 “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高唱《國際歌》，自請仰臥受刑、態度極從容”的靈肉之軀，就這樣帶著“革命的理想”、“詩人的浪漫”和“生活的感受”而去，並在獄中留下的最後文字——《多餘的話》中，對自己高貴的靈魂在肉體行將被消滅之前進行了深刻的自我拷問，他不無惆悵地寫到：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6月，生於書香門第的蘇青在上海發表了她的處女作《生男與育女》，從此一發而不可收，開始了她多姿多彩又坎坷曲折的文學生涯。蘇青兩年前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雖然有幸受到正規的文化教育，但在她父母看來，這到底不是女兒家的正經事，所以她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早早地就輟學結婚了。婚後，她與丈夫移居上海。

　　八年之後，婚姻破裂的蘇青，在她自辦的上海天地出版社推出長篇小説《結婚十年》單行本，半年內再版了9次，到1948年底，竟已有18版之多，創下女作家長篇小説暢銷的驕人紀錄。在這篇自傳體小説裏，蘇青描述了自己走上職業婦女的經歷，她這樣回顧1935年的苦悶：“我不知道一般男人都如此呢，還是只有我的賢如此，他似乎很不高興我儼然學者的樣子在家中看報看書。他願意我故作孩子脾氣，只好玩，愛打扮，好向他撒嬌，而有事時則又須一本正經塔主婦架子，督促傭人清潔居室，買煮小菜，並且替他按抄筆記，政改考卷之類。他不喜歡我有‘大志’，也不願我向上好學，我想既然如此，當初又何必要娶個女學生呢？這大概又是男女心理不同處，男人可以同一個頂庸俗頂下流的女子相處，只要她生得漂亮，學問是無關的。不僅此也，女子的學識若太高了，即使不難看，也反而要使男人敬而遠之。”

　　上海淪陷期間人們將蘇青與張愛玲放在一起，稱她們為“上海文壇最負盛譽的女作家”。 張愛玲在《我看蘇青》中説：“如果必須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

　　6月，已是初夏。中日並不自然的親熱突然減溫了。因為日軍不甘寂寞，從5月起就開始在華北挑釁，一時間“華北自治”的聲浪鋪天蓋地。

　　張家口，是察哈爾的省會。6月5日，日本駐阿巴嘎旗（位於多倫西北）特務機關員大月桂等4人，自多倫乘汽車經張北前往張家口方向繪製地圖。守衛城門的二十九軍一三二師士兵將其攔住，查看護照。這4個日本人態度蠻橫，欲強行通過，衛兵將他們扣留，送往軍法處。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為息事寧人，指示：“就放了吧！但是下不為例。”日本立即抓住這時機擴大事態。土肥原公然聲稱：“關東軍將提最大要求，要宋主席去職，一三二師調開及懲辦肇事人員。若中國政府自動辦理，則此要求即不提出。” 6月19日，國民政府便免去了宋哲元的察省主席的職務。事前一無所知的宋哲元，看到免職令後，頗為愕然。帶著失望和怨恨，他連夜離開張家口，返回天津。他的省主席職務，由他的副手、民政廳長秦德純暫時代理。

　　6月23日晚上，土肥原偕松井、高橋等來到北平府右街秦德純的住所，與秦德純開始正式談判，一直持續到淩晨一點多鐘。土肥原無計可施，便冷笑著對秦德純説：“你知道外交的後盾是什麼嗎？”秦德純氣得臉色發青，當場吐血。 熱河方面的關東軍為配合土肥原，，特于26日在長城上的古北口、南天門組織了有4千多人參加的實彈演習，北平形勢驟緊。當天晚上，南京方面復電，答應日方要求。

　　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純與日方代表土肥原在日本使館武官室完成簽約手續，簽署了《秦土協定》。《秦土協定》迫使二十九軍大部移駐河北，日方達到了控制察哈爾省東部的目的。因“張北事件”而被撤職的宋哲元， 回到天津家中“養病”， 蔣介石幾次電召，他都託辭不往，以示其怨。

　　正當宋哲元為29軍的出路焦慮不安時，機會在向他招手。根據7月間的《何梅協定》，國民黨的中央軍撤離了河北與北平、天津，河北平津地區 在軍事上“真空化”。親日分子在北平發動叛亂，宋哲元趁勢將29軍37師從察哈爾調往北平。這樣，他被迫離開了察哈爾，卻意外得到了河北與平津，這裡是北方的重心，更是中日衝突的最前沿，成為英雄或者漢奸都是一轉眼的事，在這裡到處是誘惑，也到處是陷阱。宋哲元登上了大舞臺，他的才智和品德也面臨巨大的考驗。

　　下 集

　　這個夏季，註定是中日關係的多事之秋。上海《新生》雜誌的總編輯兼發行人杜重遠怎麼也沒有想到一篇刊登在他的雜誌上的《閒話皇帝》一文，會給自己帶來牢獄之災。

　　《閒話皇帝》文中説：日本的天皇是一個生物學家，對於做皇帝，因為世襲的關係，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雖也奉天皇的名義而行，其實早作不得主，接見外賓的時候，用得著天皇，閱兵的時候，用得著天皇，舉行什麼大典禮的時候，用得著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記了，日本的軍部、資産階級，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

　　就因為這樣一篇帶有濃厚學術氣味的文章刊出後，杜重遠被神經過敏的日本外交官以誹謗罪告上法庭。

　　７月９日，在審判時法官開庭只問了幾句，即退入內室集議宣判；而日本駐滬總領事特派員竟蠻橫地進入內室監視法官集議。在日方壓力下，法院當庭宣判杜重遠犯“散佈文字共同誹謗罪”，判一年又兩個月，立即送監執行並不得上訴。杜重遠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國還有什麼法律！”旁聽群眾極為憤怒，高呼“打到賣國賊”，並散發擁護《新生》週刊傳單，且用各種硬器向法官及日本人擲去。一時秩序大亂，日本人及法官抱頭鼠竄而去。

　　消息傳出，輿論界紛紛指責日方小題大作，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國等地華僑報紙也紛紛表示抗議，痛斥國民政府懦弱妥協。律師吳凱聲借助國內外的有利聲勢，與法庭反復爭辯，使杜重遠終於取得交保就醫的待遇。

　　9月21日，一支紅軍開進了哈達鋪。他們是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率領的主力部隊。經歷爬雪山，過草地，穿越陌生的藏族區，現在終於回到了漢族地區，哈達鋪群眾傾城出動，熱烈歡迎這些跋涉了二萬四千里走進這座古城的男女戰士，他們以歡呼、笑臉和各種食物來歡迎這些疲憊憔悴，但鬥志旺盛的紅軍戰士。

　　在這裡，每個戰士領到了兩塊閃閃發光的銀元，這些銀元是被他們背著經過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臘子口保存下來的。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説：“大家都要吃好。”他們確實吃得不錯，只要用二元錢買一隻肥羊，一元錢五隻雞，一毛錢買十二個雞蛋。食鹽和麵粉也得到了補充——紅軍在當地沒收了一噸鹽，六噸麵粉，以及許多大米、麥子和小米。每個連隊都殺豬宰羊。戰士們每頓飯有三葷兩素，比過年還吃得好。這簡直是天堂。他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的飯菜。

　　紅軍先頭部隊在攻佔哈達鋪時果斷地拿下郵局，這是很長時間以來他們佔領的第一個郵局。他們在那裏找到國民黨的報紙，紅軍將領們興致勃勃，一口氣讀完了這些報紙。報紙證明他們早些時候在兩河口會見張國燾時所聽到的傳説居然是真的：陜北不但有一支共産黨的隊伍和一片蘇維埃根據地，而且紅軍二十六軍軍長劉志丹仍然活著，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也在那裏。不久，這支長征過後的主力隊伍開進陜北，長征宣告勝利。

　　這年的10月4日，20萬意大利軍隊，配備著新式的裝備坦克、飛機、毒氣、重炮，正式向草昧未開的阿比西尼亞開戰。阿比西尼亞是非洲碩果僅存的獨立的東非小國。阿國向中國一樣緊急尋求國際聯盟的支持。當配備最新式武器的意大利軍隊對只有刀箭火槍的阿比西尼亞人動武，阿國的外交代表在國聯説了一句最傷心的話：“這不是戰爭，而是屠殺。”早在十九世紀末，意大利人就對阿國動武，但居然在阿杜瓦被打得大敗。此後，阿國一直獨立。想不到40年後，墨索裏尼卻要拿它祭刀。這個信奉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總向他的追隨者許願：“我們要回復古代羅馬的光榮。”“意大利需要殖民地”。

　　10月10日，第六屆全運會在上海舉行。上海市府為此發行了350萬元公債，其中100萬元用於市中心興建的體育場館。六運會啟用的體育館、運動場、游泳池等基礎設施實為遠東之冠，時人認為是“堂皇富麗，美輪美奐，頗為大會增色不少也”。

　　10日當天，上海熱鬧非凡，“自八時起公共汽車、火車無不客滿擁擠不堪，氣力較小者有候至數小時尚無法上車者”。共有來自38個單位的2700余名選手參加比賽，新設了國術、女子游泳等項目。出席開幕式的不乏國民政府要人，還有蘇聯大使、日本大使、教皇代表等外賓出席，各屆觀禮者不下10萬人。開幕式上，東北選手身穿黑衣，舉黑白各半之旗，以告誡國人勿忘白山黑水間、日人鐵蹄之下的關外人民，觀者無不動容，以至有流淚的。

　　大會第一日門票收入12300元，因觀眾人多，仍不能入者，允許第二天參觀。正式比賽中，各路選手均積極爭先，創造全國新紀錄達19項之多。11天之後，大會閉幕，共出售門票達11萬餘元，超出預算一倍多。

　　第六屆全運會閉幕十天之後，南京發生了一樁驚人事件，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遇刺。1910年汪精衛曾于北京銀錠橋行刺清廷的攝政王載灃，成為名噪一時的志士；25年後的汪精衛，從一個為人所仰的刺客志士，轉化成為人所仇的政客，被抗日愛國青年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狙擊。在回答“為什麼要對汪院長行刺”時，孫鳳鳴説：“請你看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那半個中國還是我們的嗎？” “六中全會開完就要簽字，再不打，要亡國，做亡國奴了。”汪精衛身中三槍，兩中要害，八年後槍傷復發死去。

　　汪精衛遇刺的第二天11月2日的國民黨《中央日報》以醒目的標題報道説“汪院長昨晨被狙擊，中央極度震驚。”這個消息像晴天霹靂，震撼了國民黨上上下下。從這一天起各銀行都面臨擠兌風潮，幸虧3日作為星期天照例休息，事態才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1月3日，國民政府公佈《法幣政策實施辦法》，規定白銀國有，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的紙幣作為法定貨幣代替白銀進入流通。

　　晚清和民國初年，中國市面上流通的貨幣非常混亂，有銀兩、銀元、鈔票之分。到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時，銀兩已經被銀元代替，但在通商貿易的結算中，還在使用銀兩，在銀行裏，常可見員工一邊敲擊銀元辨認真假，一邊一五一十點數數目的情景；外國銀元還沒有完全被取消，本國銀元成色紛繁，紙幣也是形形色色，貨幣流通極其混亂。1932年7月，南京政府財政部決定施行“廢兩改元”，規定所有公私款的收付和訂立契約票據以及一切交易，要一律改用國民政府鑄造的銀幣。

　　1929年到1933年，世界資本主義發生嚴重經濟危機，英、美等國先後放棄了金本位制。禁止白銀出口，將白銀收歸國有。英美高價收購白銀，使得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造成中國市面上銀根緊縮，物價狂跌，一片蕭條。到1935年，中國的銀行倒閉或停業的有20多家，其中上海就有12家，各地的錢莊也紛紛關門歇業。民族工業處於衰落之中，大多停工減産，僅上海一地，從1935年1月到10月就有1065家工商企業破産倒閉。工商企業的倒閉，造成大量失業人口，1935年全國失業人口據統計達600萬人。在農村，農産品人格暴跌，農民收入驟減，使得農村資金枯竭，高利貸盛行。

　　法幣政策的實施，使中國不再受制於世界市場銀價波動的影響，國內物價大幅回升，中國的經濟也因此從世界經濟危機以來的困難時期走向復蘇。僅僅一年之後，農村出現了20年以來最大的豐收，物價回升和農業豐收增強了農民的購買力，又進一步促進了城市工業，國民黨統治進入黃金十年裏經濟最好的時期。中國有一半以上的家庭開始購買火油，香煙和香煙廣告深入到了最偏遠的省份。許多農村青年被招工到城市工廠，在農村，家長為孩子選擇職業的時候，最高是當官，甚至是從軍；其次是從事企業；再次是務農，最後是當勞工，從按月計算或逐日計算幹農活到家庭僕役。

　　三十年代的北平，是一個衰退中的城市。北京從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做了五百多年首都，一下子喪失了這一地位，建築、設施、用品、行業、人員勞動力都出現過剩，全市成為一個徹底的買方市場，不論是衣、食、住、行，吃喝玩樂，都供過於求。1塊銀圓可以買6斤好豬肉，或20張公園門票，或兩本不太厚的書；此時北平最盛行的娛樂享受是“聽戲”（欣賞京劇）。大致説來，名角如四大名旦、四大鬚生的票價是每張１銀圓左右，當時最紅的武生楊小樓，票價１圓２角。一般電影票價為2角—8角銀圓。３０年代北平一份西餐大菜套餐為５角—１圓２角錢，相當於今天的１５—６０元。而據作家張恨水描述，一個有十來間房的優美四合院，每月租金不過“二十元到三十元；碰巧還裝有現成的電燈與自來水。”

　　那時北平市面賴以點綴的，就是一些中學和大學了。尤其是大學，國立的有“三大”、“二專”、即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師範大學、藝專和體專，每月南京教育部有一筆固定款項匯京，每年文化教育經費國幣400多萬圓，加上各大學基金等，總數約1000萬銀圓。北平的大、中學生有十幾萬人，以每人每年消費100銀圓計算，學生消費額又是1000萬銀圓。當時就有人指出：“北平因文化教育事業而流通的金額，總數大約國幣兩千萬銀圓（約合今人民幣6—7億元），這不能不説是北平的生命線。”

　　1935年，42歲顧頡剛被聘為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主任研究員，月薪400銀圓；他仍兼任燕京大學歷史學教授，領取半薪，並兼職北大講師薪金５０銀圓，月收入共610銀圓（約合今人民幣2萬多元）。加上他著述和編輯所得，年收入超過國幣1萬元（合今人民幣30—40萬元），進入了“文化萬元戶”的行列。

　　這一時期，教授是特別為人所欣羨的職業。《顧頡剛日記》中記載，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聘請胡適之擔任北大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圓；並設專任教授１５人，研究講座９人，月薪４５０圓。一些著名學者兼職所得月收入可達上千圓。據開明書店１９３４年的“大學教師薪俸表”，教授一級的工資為600圓，約合今人民幣1800元；副教授一級為400圓，約合今人民幣12000元。

　　當時北平學術界流傳一句話：“北京城（學術界裏）有三個老闆，一個是胡老闆胡適，一個是傅老闆傅斯年，一個是顧老闆顧頡剛。”其中只有顧頡剛以自己的薪水培養了一支學術力量。第二年夏天，顧頡剛被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聘請為歷史學系主任。開學後，他因每日往來于北平研究院與燕京大學之間，兩地相距３０裏，所以購置一輛汽車，每月除汽油費以外，支付司機費２０銀圓。此時居住在北平城內西皇城根５號。這種優裕的生活一直持續到七七事變爆發。

　　不過，在北大讀書的，卻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平民學生，他們大部分人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窮。1935年，在北大讀書的柳存仁回憶了一次有趣的請客經歷：由於他要了40個豬肉餃子、兩碗小米粥加一盤白糖，“由於這一串子的菜單挺夠勁，那老夥計一面大聲地唱出來，一面用著諂卑的眼光瞧著我的又臟又破的藍布大褂，仿佛在懷疑著我，今天難道你的匯款又來了不成？”這一頓飯花費兩毛二分錢。他説：“我們那時候最貴族化的一家飯館子叫海泉居，其實位置也開設得最適中，……然而它的營業最為不振，當我還沒有在北大畢業的時候，他早已正式‘畢業’了。”

　　據朱海濤回憶：“沙灘一帶像公寓一樣，林立著無數的小飯館，賣麵食、賣米飯的全有。走進任何一家去，化半個鐘頭工夫、費幾分錢到兩毛錢，就可以吃飽。兩毛以上一頓是極貴族的吃法，大概是在沙灘第一流的館子福和居之類，吃到兩菜一湯（而菜還是時鮮）才會如此。普通客飯一葷菜一湯，花卷米飯管夠，賣一毛五至一毛八（合今人民幣６—７元）。……如果你想來一次豪舉，邀上兩個同學到市場上去吃東來順，要上一桌子菜，大盤小盤甜的鹹的都有，一次也不過八毛幾（合今人民幣３０元）。”學生們一般都穿藍布大褂；春夏、夏秋之間穿‘伸波羅夫’上衣，白帆布褲漂漂亮亮的只有少數的幾個。

　　北大每年只需交費22塊銀圓，宿費全免。這一時期，國立大學每年約22至40銀圓，師範類甚至不收學費；私立大學每年約45至120銀圓不等；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圓。公立大學的學費佔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大約5％—10％，或者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平均工資。而貴族化的“教會大學”的學費佔平民家庭生活費的份額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説，教會大學的昂貴學費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年工資的三分之二。

　　在作家鄧雲鄉的回憶中，1935年10月以後，住在北平的人，一齣朝陽門或東直門，不到東大橋或東壩，那就幾乎是到了“外國”了。日本人操縱的大漢奸殷汝耕組織了冀東自治偽政權，而那個偽政權就設在京東二十公里的通縣。奇怪的是殷汝耕的家卻住在西城京畿道衚同，他天天坐一輛淡黃色汽車去通縣執行漢奸職權。

　　12月6日，朱自清在給記者朋友的一封信裏這樣寫道：“近來的北平，先生是知道的，北平秋天本來最有意思，今年卻烏煙瘴氣。烏煙瘴氣還不如風聲鶴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簡直不同，固然可以説一般人“見慣不驚”，但怕的還是“心死”吧。這回知識分子最為苦悶，他們眼看著這座文化的重鎮，就要沉淪下去，卻沒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們更氣憤的，滿城都讓些魑魅魍魎白晝搗鬼，幾乎不存一分人氣。他們願意玉碎，不願意瓦全。但書獃子的話，怕只有書獃子來理會吧。”

　　國際聯盟設立在瑞士的日內瓦。1935年的深秋，萊芒湖畔的深秋，澄澈的湖光，映著四週蔥翠的山色一切清新明亮。莊嚴高大的國際聯盟的白色建築前，不斷有行人車輛通過。11月2日下午，52國制裁委員會開會，一致決定對意大利實行制裁，開始時間是11月18日。國際聯盟確實想抬頭了，在放過了日本以後，它的多數成員們決定嚴厲制裁意大利，以遏止弱肉強食之風氾濫成災。根據盟約，會員國要與意大利斷絕經濟、金融上的往來。在制裁表決時，只有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國反對，其餘50多個國家一致贊成。

　　11月18日，世界懲罰意大利的日子。這天的早晨，倫敦碼頭上熱鬧依舊。航運公司的門前貼著大字的告白：“今後赴意大利及其屬地的船隻一律停開”。晨風送來遙遠禮拜堂的鐘聲，它在告訴人們：英國以及其它世界各國對於意大利的經濟制裁遺教正式開始。52個國家參與了這個行動。制裁包括三個方面：（一）禁運軍火（二）財政制裁（三）經濟絕交。其中經濟絕交是意大利人最恐懼的，它是個缺乏原料的國度。意大利人痛恨酒足飯飽的英國人，稱制裁開始的這一天是“世界史上最不光榮、最不公道的日子”。

　　美國、日本不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美國對交戰雙方都制裁，日本則興高采烈的運給意大利軍火和軍用品，正所謂“歐洲前途愈黑暗，日本前途愈光明”。

　　冬天，清華女教授陳衡哲和她的丈夫，新任四川大學校長任叔永先生帶了一雙小兒女從北平前往四川。15年前，陳衡哲經由北大蔡元培校長邀請進入北大任教，成為中國的第一個女教授。在這個冬天，陳衡哲要離開已經居住了十幾年的北平，前往四川大學任教，此時國民政府已把目光投向中國的中西部，提倡建設未來的“民族復興大後方”。

　　在武漢碼頭，陳衡哲看到江心泊著一艘嶄新的中國輪船，船身上有一個藍底白字淩形的標誌引人注目。那就是重慶民生公司的民權號輪船。這對教授夫婦都曾飄洋過海異國求學，民權號在他們眼裏當然是一隻小輪船。但它長66.7米，總噸位為1200噸，已是當時川江華輪公司中最大的船隻了。上得船來，見船上不但有浴室，衛生間，餐廳，有電冰箱，蒸汽消毒器，還有電報和郵箱，閱覽室，娛樂室等，日後陳衡哲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民權輪“很不錯，我們坐在裏面，都感到一種自尊的舒適——這是一隻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經營的船呀！”

　　民權的前身是上個世紀末年在英國製造的英國太古公司的萬流號輪船。1932年，萬流在川江失事，第二年，民生公司出5000元將船買下，並成功地打撈起來，將這艘千噸級的大船修好開往上海，在上海整修艙面裝飾一新。民權輪從上海出發上駛重慶的日子，不但在上海碼頭隆重集會歡送，沿途所泊之處，都組織了大規模的慶祝集會，邀請各界人士上船參觀，並散發紀念冊。民權輪第一次抵達重慶時，兩岸觀者如堵，掌聲如雷，爆竹齊鳴，盛極一時。這一隻屬於中國的輪船的存在，讓許多中國人感到振奮。

　　在民權輪上，陳衡哲夫婦遇見了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他要到四川去尋找新的校址。七年前，張伯苓到東北時曾説：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險。回到天津以後，便在南開大學裏組織東北研究會。他還鼓勵學生畢業後到東北工作。南開大學的抗日活動引起日本人的仇恨。兩年之後，天津淪陷，南開大學遭到轟炸，整個校園破壞殆盡。

　　進入四川，陳衡哲對於幾乎無處不在的煙毒感到震驚。很多有身份的人家是公然請客人“上炕吸個一口兩口的”，客人笑著説不吃，他便要説，“那有什麼關係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氣吧。”連外國客人也要遭遇此款待。陳衡哲寫道：“國人用國貨的一件事，似乎只有在鴉片的一件産物上能做到徹底的地步。但是，軍閥的迫種鴉片，以及他們在‘刀頭上舐血吃’的種種政策，卻是天下老鴉一般黑。……人民呢，自然也是寧吃黑飯，不吃白飯。自宜昌到成都，枯皮包著瘦骨的行屍走肉，我真看見了不少。

　　而令陳衡哲感到奇怪的還有一個現象，“再説納妾，這自然是中國的一個腐敗制度，絕不是四川所獨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卻另有不同。在別的地方，妾的來源不外三處，那便是：丫頭、娼妓，和貧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許多闊人的所謂‘太太’卻是女學生，而有些女學生也絕對不以做妾為恥。”

　　經過宜昌到達重慶的日子，正是12月９日，陳衡哲並不知道，這一天在北平發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行。

　　12月9日，數千名憤怒的學生走上大街，喊出了反抗華北自治，抵抗日本侵略的口號。1935年以來日本步步緊逼，他們已經意識到，“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一二九運動激起了全國的抗日聲浪。

　　身在上海的魯迅通過《北平特約通訊》得知這一消息，他興奮地寫道：誰説中國的老百姓是愚庸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