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36年元旦，南京降了一場大雪。進入民國25年，舊曆的春節依然是國人最重視的節日。但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裏，新曆的元旦越來越受人重視，這些人包括政府官員、知識人和許多市民。孩子們痛快地放起鞭炮，他們才是新年的主人。

　　面對剛剛開始的這一年頭，很多人發出了感慨。國民黨元老邵元衝在元旦的日記中寫到：“時大雪紛飛，寒風凜冽，撫應國艱，不禁愾然。”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把自己對1936的期待，寫在一首詩裏。 歡迎，歡迎，新年，新年。大雪紛紛下，貧民多可憐！土地被敵佔，至今尚未還……我作文天祥 我作史可法，我作岳武穆，我作顏真卿。説到要做到，不為自欺，歡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1月的華北，天寒地凍，由平津兩地學生組成的“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500多人分別從北平、天津出發，徒步700里，到河北農村宣傳抗日。上一年底的一二九愛國運動已經從遊行轉到實際行動。

　　就在宣傳團出發的時候，駐紮平津一帶的二十九軍在天津大沽緝私，與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發生衝突。最後，大沽事件以中方道歉、賠償400元，二十九軍不再進駐大沽、塘沽結束。

　　這個月的中旬，南京中央商場開業。兩年前國民黨元老張靜江，國民黨建設委員會委員曾養甫，以及李石曾、茅以升等32位社會名流，決心籌建全國最大的國貨精品商場，要求經營的商品必須是國貨精品；公司的股東必須是中國國籍。籌建“中央商場股份有限公司”受到全國各地廠、商的積極響應，僅用一年多時間，就籌集資金十八萬元。

　　開業的中央商場是當時亞洲及遠東地區最大商業企業之一，當天的《中央日報》半個版面的篇幅刊登了廣告：“日用百貨，無不齊備。餐廳茶館，應有盡有，集國産之大成，匯萬貨于一處。”從當天開業的167個店舖中，能夠找到像“同仁堂”國藥、“張小泉”剪刀這樣的經典國貨品牌。

　　在作家林語堂的著名小説《京華煙雲》第四十一章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在海關工作的阿瑄向家人抱怨自己工作的煩惱：“我們海關上的人員，不能帶武器，但是認為應當對走私的日本人和朝鮮人執行中國法律，而他們是不守中國法的……每天早晨，‘走私者的專車’離開他們的巢穴開到天津，私貨就扔在火車站，預備往本地分發，或是再運往山東。通常是幾個高麗棒子和小日本兒在那兒看著貨。最後，武裝的日本人和高麗人索性把私貨一包一包的扔到二等車三等車上，把乘客趕下來，把窗子座位毀壞，毆打妨礙他們的苦力。

　　這副照片拍攝的是當時的天津東站，可以看到在中文站名下面有日文標注。當時山海關一線的很多車站都是如此。

　　冀東和塘沽已經 便成了日貨走私的天堂，

　　南京的財政部官員因關稅收入巨幅下落而叫苦不迭。 。1936年3月15日的《救國時報》刊發了這樣一條消息：“日商年來偷運私販入華者，不計其數，日人上海日日新聞謂，過去一年中，日商私販，總數在三萬萬元以上。日政府輸貨入華，亦多不納關稅，因此中國損失關稅當在八千萬以上雲”。

　　像潮水般湧來的日貨把近到平津，遠到上海無錫的國貨廠家撞擊得踉踉蹌蹌。在同一天《救國時報》另外一個版面上，“天津華商店兩月倒閉三千余間”的標題就更為醒目：“近日來日貨充斥華北，華商企業無法競爭，紛紛破産。過去兩月，天津一市，華店因此倒閉者竟達三千間以上。日人商店，在平津一帶到處林立。”

　　3月7日一天之內，平津兩地發生十起自殺案件。一天后天津《大公報》報道這十個人的自殺原因及經過，並評論曰：“自殺風熾，大多為經濟所迫。”

　　這一年的全國漫畫展覽會上有這樣一幅作品，名為《走私後的中國工業》。漫畫上兩個中國工廠的煙囪由於停産已經冒不出煙了，所以是“相對無言，相對無煙”。

　　這一年，30歲的費穆第5次拿起導演話筒，他要拍攝的電影名叫《狼山喋血記》。

　　1月下旬，上海的電影界召開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歐陽予倩、蔡楚生、周劍雲、孫瑜、費穆等人發起上海電影界救國會，隨後，“國防電影”的口號被提出，在由徑的文章《略論國防電影》中這樣闡述：今日的中國電影從業人員、專門家和愛好者們，要拿“開麥拉”這武器對準了國防線內外的敵人和漢奸。

　　影片由黎黎莉、藍蘋、張翼主演，以野狼肆虐村莊、獵戶團結打狼的寓言故事隱諱表達抗日主題。

　　故事的最後，大家舉起火把，在《打狼歌》的歌聲中投入戰鬥：

　　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莊，

　　兄弟血如海，姐妹屍如霜，

　　豺狼縱兇狠，我們不退讓，

　　情願打狼死，不能沒家鄉！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從春秋戰國之時就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蘇州城中，清代郵政部大臣盛宣懷建立的留園頗能代表蘇州風景。一篇文章曾這樣寫到：閶門外之留園，花木樓臺，佈置典雅，更為全國私家園林中之數一數二者。

　　這一年，留園來了一批軍人，對外他們聲稱自己是中央軍校野營辦事處的。留園裏的人來來往往，一些人到松滬線、蘇福線、錢澄線一帶實習考察，測量、繪製地圖回來後在大桌上比比劃劃。

　　這裡的領導人是中央軍校教育長的張治中。年初，南京國民政府劃全國為幾個國防區，張治中兼任京滬區的負責長官，留園裏的工作正是抗戰前的準備。在張治中主持下， 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帶，修築了吳江到福山、無錫到江陰、乍浦到嘉興三道國防工事。

　　張治中後來回憶説：這個“中央軍校野營辦事處”直到“八一三‘前夕，外間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做什麼的，敵方更是始終不知道。我所任的抗戰準備工作得以從容部署，得力於這個秘密機構不少。留園！我向你致敬。

　　這一年，依照蔣百里持久抗戰的國防理論，中國秘密修建的吳福、湘鄂、西康三線國防工事初具規模，中國政府做出了以川邊橫斷山脈為最後抗日防線的決心。

　　蔣百里, 1901年留學日本，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蔣百里已經關注到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並開始提出中國的對策。他認為：“我們對於敵人制勝的惟一方法就是事事與之相反。就是他利於速戰，我卻用持久之方針來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戲放在第一線，我們卻放在第二線，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著；使他一時有力。”他甚至猜測到戰事最終會在湖南一帶長期膠著不下。

　　在歐美考察軍事有一年之久，蔣百里在這一年回國，在碼頭上他巧遇北大教授胡適，留下了這張闔影。回國以後，他第一個建議就是發展空軍。記者陶菊隱是蔣百里忘年之交，在《蔣百里傳》中他記錄了蔣伯裏回國後和他的一番談話：“中國建設國防，無論從政治、外交、經濟、工業、軍事哪一個角度來看，都已萬萬趕不及了，此時惟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積極發展空軍，加速訓練航空人才。”

　　在這一年，美制馬丁B－10轟炸機、霍克Ⅲ戰鬥機開始裝備中國空軍，1937年度《國防作戰計劃》向空軍要求，“準備全部轟炸機襲擊敵之佐世保、橫須賀及其空軍根據地，並破壞東京、大阪等大城市”。

　　這一時期，中國的軍隊已悄然地由早期的日式轉為德式。兩年前，有“德國國防之父”之稱的德國總司令賽克特受聘于國民政府，擔任顧問為中國編訓新軍。那之後，中國軍隊有了第一支機械化部隊，有20多萬的中國軍人配備了像馬克沁機關槍這樣精良的德式武器。在兩年後的凇滬戰場上，這些精銳部隊將發揮重要作用。

　　收錄蔣百里一生軍事思想精華的《國防論》，1937年出版，扉頁上寫到：“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公路和國防關係特別密切。歐洲的德國有著名的汽車專道，4年前,德國建成波恩至科隆高速公路,是世界上第一條高速公路。這種專用道路，寬有25米，全路沒有岔道，沒有交匯，和一切其它已經修成的公路絕緣，車速可以達到每小時160公里。當德國入侵奧地利時，軍隊的運輸量，每車道每小時達到七萬人，百萬大軍，可以説是朝發夕至。

　　中國的公路當時還是幼稚。光緒二十八年，才有2輛汽車運入上海，1913年湖南修成從長沙到湘潭的一段公路，國人才知道了什麼是公路。

　　有一個人的名字和中國的公路工程密不可分。他就是趙祖康，松江人，唐山交大學士，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道路工程，美國紐約三十公路工程師。後來回國擔任了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一直是公路事業的專家，而且是管理者和領導者。

　　他對公路的發展非常了解，“有人説，十九世紀是鐵道世紀，二十世紀，是公路世紀，一八八三年發明了朋馳發動機，1907年福特更將汽車商業化，以後各國的公路才開始發達”。

　　趙祖康在經濟委員會任內，督導各省修路，從1932年起到抗戰前夕，把各省之間的十萬九千五百公里聯絡貫通起來，曾經還舉行了京滇公路遊覽團，完成了抗戰前夕公路上的初步準備。“為了軍運，推動全國各幹線工程標準劃一……使各大幹線上的橋梁標準能夠劃一與提高，把不同的標準統統加以改正。第一步的目標是由載重三噸改到載重七噸半，第二步的目標是載重十五公噸，使普通的炮車都可以在各幹線上自由通行，不受障礙” 。

　　趙祖康後來説：“我們公路是鐵道的先鋒，而驛運又是我們公路的先鋒”。

　　1936年，中國公路已達10萬公里。

　　年初，閻錫山在山西講述本年山西之難關，曾經涕淚交流。對他而言，最大的困難與威脅就是陜北的紅軍。

　　當時紅軍的經濟狀況非常窘迫，農民和部隊戰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飯或高粱米飯和一點酸菜，中央紅軍基本上是兩手空空來到陜北，東道主劉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錢來支援中央。

　　當時已經成為中共“局外人”的共産國際顧問李德曾經回憶到：“這個地區就全國而言是一個最貧瘠、最落後的地區。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農民毫無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窯洞裏，這種窯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莊相隔很遠，一般有四、五戶人家，比較大的村子也不超過十二戶。這裡，不單單吃穿很差，有的地方還嚴重缺水。

　　從1935年12月紅軍發佈的經費使用標準，我們就可以看出紅軍缺錢到了什麼地步：辦公費，方面軍司令部和軍團部每月各20元，師部10元，團部5元，營部4元，連部3元；李德曾回憶，經常可以看到國民黨報紙幸災樂禍的言論，“全部潰滅立在眼前”、“定被一網打盡”、“最後命運在此一月中”。

　　2月20日，紅軍東渡黃河，向山西進發。一進山西境內，紅軍就感到比陜北富裕得多。周恩來的秘書童小鵬隨中央直屬隊來到石樓縣下堡鎮，看到這個地方“雖然只二百餘人家，街上也不過幾十間舖子，但是它的建築，尤其是居民家中的佈置，排場得很。甚至個別同志一進屋便説：這一定是土豪”。

　　紅軍所到之處，並不主動找晉軍作戰，而是打土豪、籌款擴軍。

　　紅軍東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短時期內紅軍擴充8000人，籌款50多萬元。李德在自己的文章中説到：“這對於我們比較艱苦的環境來説，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此外，還有數量可觀的食品（糧油鹽等）和布匹以及少量的武器和彈藥。運輸隊把戰利品陸續運回陜北，周恩來這裡設立了後勤站，由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負責管理。”

　　在山西邊打邊休整了兩個多月，毛澤東下令主動撤兵回陜北。

　　這一年的歐洲並不平靜：意大利吞併東非的阿比西尼亞，德國人撕毀洛加諾條約，進兵萊茵地區，歐洲風雲激蕩。

　　太平洋上，海軍軍備談判，日本退出，從此太平洋上波濤洶湧。

　　2月26日，凜冽的西伯利亞寒流夾風帶雪籠罩日本。淩晨時分，主張天皇神聖論的陸軍官員20余人，率領1200官兵圍困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國全大廈、首相官邸。首相岡田啟介僥倖死裏逃生，但是文化部長、財政部長均被殺害。

　　第2天，天皇下達命令，陸軍鎮壓叛亂軍。十幾天后，廣田內閣誕生。二二六事件“中裕仁天皇親自參與整肅軍隊，並打破現役軍人不得參政的慣例，把那些主張對華作戰的野心勃勃的年輕將軍擢升到軍部首腦機關和內閣裏來。新內閣增加鉅額軍費，大力發展軍事工業，將日本經濟全面納入戰爭軌道。

　　4月17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向天津增兵約6000人，加上原有2200人，日本華北駐屯軍的乒力將達到八千四百多人。在1900年，列強與中國簽訂《辛醜條約》，獲得從山海關到北京鐵路線的駐兵權，此後，只有日本政府援引《辛醜條約》不斷向華北增兵。羽毛漸豐的華北屯軍開始取代關東軍成為侵華的急先鋒。

　　5月，上海的報紙上登出這樣一則徵文啟事：《中國的一日》“懇請全國各界人士留心自己在521這一天的所見所聞、所作所感，記錄下來，作為全中國在1936年5月21日這天的橫斷面。”

　　稿件從各地如雪片飛來，超過3000篇。撰稿者既有鼎鼎大名的陳獨秀、黃炎培，也有從沒動過筆的店員、小商人、公務員、士兵、警察等中下層人物。《中國的一日》為我們留下了1936年真實的一面。

　　上海，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最高氣溫二十五點九度，最低氣溫十二點五度。童子軍團長鄭昊樟下班後去北四川路團部工作：聽彙報，讀行善報告，個別談話，審查壁報稿子。當他踏出團部大門的時候，素稱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行人大減，可是舞場中的音樂卻正在熱烈地演奏，街頭的標準鐘指著子夜。

　　外灘，江海關的大鐘正指八點。黃包車夫用不純熟的英語向外國水兵拉生意：Ah，dance！賣晚報的小孩喊著Evening Times！Evening Times！

　　陳子展從滬江大學授課回家，午睡，睡醒讀報，有感時局，作《長城謠》一首，晚飯後想起阿英的稿約，正好拿這首詩交差。

　　陶金趁著天氣好，到聯華影片公司去觀光，但覺所遇的人無不樸實可愛，尤其孫瑜先生的臉上充分流露一種修養極高的學者風度。天一影片公司忙著籌備開拍《王先生奇俠傳》和《浮雲》。

　　一個巡捕一覺醒來，離上班應卯只差十五分鐘。他來不及梳洗，趕緊離開亭子間，笨重的皮鞋在後門口與紅漆馬桶發生衝突，跟著一股臭氣攢進鼻孔。

　　一輛黑色囚車在租界馬路上奔馳，停住，從車上跳下幾個中國巡捕，一個外國人，把馬路邊上一群癟三統統抓走，送到租界邊緣一個骯髒地方，關進一座蘆席棚。二十四小時後將釋放他們，並且警告“以後租界裏不要去，到中國地界去！”

　　蘇州河畔，新閘橋醬園弄口的曠場上，江湖藝人在觀眾圍成的圈子中央賣藝。從一個圈子裏送出一個中年女人老練流利的急白：“唉，來格哉，來是一個大老闆；養兒子，傳後代，航空獎券中頭彩，二十五萬變成五十萬；坐汽車，吃大菜，洋行裏廂做買辦，政府裏廂做大官……”

　　灶披間嫂嫂的丈夫患病失業。她第一天出去做小生意，晚上在蠟燭光下(二房東剪了電線)數銅板，發現虧了六十個銅子。

　　樂園茶樓，長方形的廣廳裏充塞濃濁的空氣，二百多人擠坐在幾十張桌子四週聽歌，臺上每隔十分鐘換一個脂粉滿頰，妖媚淺笑的歌女。

　　某校禮堂，校長向初、高中畢業班訓話：“只要努力，有什麼事不成的麼？倘若你們努力的結果會考不進學校，會找不到職業，那你們都可以來找我。”接著是教導主任訓話：為準備會考，“電燈現在每天遲一小時關，可以多看些書。飯可以吃得快些，省些時間看書，報簡直可以不看……”

　　午後兩點，包天笑去參觀他兒子創辦的新生化學工藝廠，第一家生産國貨醫用橡皮膏的工廠。

　　綢廠工人林嵐拿廠裏發的代替工資的綢子向朋友兜售，四處碰壁，最後把綢子送進當鋪，換到三元法幣。

　　華商紗廠工人方根寶一天工作十六小時，雙腳麻木，腰背酸痛，眼睛昏昏，頭腦暈暈，到了睡覺時耳朵裏還響著轟轟的機器聲。

　　這一年，一本名叫《中國的西北角》的通訊集出現讀者搶購潮，“未及一月，初版數千部已售罄，而續購者仍極踴躍。”接著數月內，此書又連出了７版，書的作者是日後被稱為中國新聞記者第一人的范長江。

　　上一年，年僅25歲的范長江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進入西北，歷時10個月，行程萬里。范長江這樣寫道：“東北事變後，一般國人的眼光又注意到西北上來，從報章雜誌宣傳討論，到要人的視察，專家的設計，以至於實際建設工作的進行。“開發西北”的聲浪震動了一般國人的耳鼓。農林、牧畜、衛生、水利、幾乎應有盡有。”

　　然而，開發西北的成果甚微。西部人民生活的困苦讓范長江感到震驚：“記者剛到松潘的那一天，有一個酸心的印象，即是隨處倒斃的死人太多。松潘糧食，來自外方，現糧道既斷，糧價飛漲，而民間糧食日益耗盡，縱出高價，亦無處購買。故此輩苦力遂無以為生，相繼成為餓蜉。”

　　其中，西部各地的苛捐雜稅的嚴重程度尤其讓他記憶深刻：“甘肅苛捐雜稅只多，駭人聽聞。四川以前所謂百貨厘金，甘肅名為特稅，各縣各村皆有，百貨皆有稅，而稅又必苛細。重重苛徵之結果.商業自然停頓，河為川甘交通大道，所過二三百家之大集鎮甚多，除宕昌外，難尋得一較為完備之飯店，且現在尚非軍事期中，來往商賈，寥若晨星。特稅之功，當在不小！”

　　農民的日子是最不好過的，他們除了繳納各種苛捐雜稅以外，還要應付忙於軍隊的負擔：“糧之外的油、鹽、柴、炭、料、草，……無不徵發於民間，設有“兵站”專司其事。”重壓之下的農民“養成了一種“及時行樂”的風氣，不管情形怎樣，有了錢在手，那管借的高利貸也罷，賣傢具的也罷，即刻要用也罷，他先到小飯館去大吃一頓再説，寧可出了館子再借高利，亦無所用其躊躇！”

　　當時，范長江還成為報道紅軍長征的第一人，雖然他當時還沒有進入到蘇區，但是這樣的描摹對於當時不了解紅軍的中國老百姓來説是很新鮮的：“徐向前部在白石鋪住過一兩個月，街上遺留下許多和標語，最大的標語是:“武裝擁護蘇聯!”大大的紅墻的上面，差不多的民房集鎮都有如此一個標語。”

　　30年代前後，在南京投資房地産是最佳的黃金時期。那時候的南京，百廢待興，一切都在建設之中。“建設新首都”成為一句激動人心的口號。

　　當時出版的《首都志》上煽情地寫到：西北最高處為虎距關，與龍蟠裏南北相望，修竹夾道，約裏許古林庵轉而東，為首都新住宅區，洋樓百幢，無復昔日荒煙蔓草景象矣。”

　　建築師生逢其時，許多在國外學建築的佼佼者，一個接一個，趕到南京來大顯身手，南京成了建築設計師們打擂臺的場所。

　　這是在《良友》雜誌上刊登的一組36年從空中俯瞰南京的照片，當時的南京建築古樸、開闊、氣派。在南京，有一百多項各種類型的工程設計都和建築師楊廷寶的名字有關。在他82歲的一生中，一半以上的時間在南京度過。這張照片上的中央體育場就是楊廷寶設計的。這個體育場可容納觀眾六萬餘人，佈局合理，場地開闊，在當時堪稱“遠東第一”。

　　當時在建築界，有南楊北梁的美稱。與楊廷寶齊名梁思成此時正在考察古老的東方建築，要尋找古老的東方之美。

　　從1930年開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奔波于山西、山東、河南等15個省、200多個縣的偏僻山區，考察測繪了200多處古建築物。

　　林徽因的《山西通信》記錄了這段美好時光的片段。“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藍，白雲更流動得使人可以忘記很多事……我們因為探訪古跡走了許多路；……在草叢裏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雙手一個微笑，都是可以激動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

　　像河北趙州石橋、山西的應縣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很多古建築就是經由他們的考察得以世界聞名，加以保護。

　　這年夏天1936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倚坐在北京天壇祈年殿屋頂上拍攝了一幅照片。林徽因因此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敢於踏上皇帝祭天宮殿屋頂的女性。這張闔影成為他們和古建築的一個永久的見證。

　　這一年，日本松井石根大將遊歷了西南。在《西南遊記》中他認為：在開始對南京政府工作之際，必須首先搞清西南派的對日、對南京的意向，並對此加以善意的引導。從松井的日記來看，他想利用廣東的陳濟棠及桂系和南京政府的緊張關係 。

　　當時的廣東可以説是修築公路成績最大的地區，到處是四通八達的平坦大路，從29年到37年，全省先後修了24條馬路，修築公路10000多公里，建成了海珠橋。這個成績在全國連續排名第一。

　　政治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使廣東人成為生活得較為舒服的一部分人。據國立中山大學當時的統計，從1926到1936年這十年間，廣州米、食品、衣料等貨品的批發物價指數平穩，每年變動幅度不超過10%。當時廣東普遍流行港幣，用港幣一元在廣州就可以買到花布20碼；港幣一個先令可買到一份早餐，內含芽菜炒粉、一碗粥加一根油條。

　　一位外地人在離廣東三水縣約二、三十里的西南鎮，發現這裡“竟有這樣精美的茶館，而且在這裡飲茶的人大半都是勞動階級，由此可以看出廣東人民生計的寬裕”。

　　但在財政上，廣東與廣西卻陷入困境。蔣介石控制貴州、雲南後，下令雲、貴兩省的鴉片改經湖北外運，不再經過兩廣過境，廣州對鴉片的貿易每年損失達六百萬銀圓。這年1月，陳濟棠決定從本月起實行“樽節開支”，軍官的俸薪減發4%到13%不等，全軍各團的津貼金亦減到1000元。

　　在廣西，上一年“禁煙”收人銳減到1934年的二分之一，1936年則不到三分之一。李宗仁後來這樣回憶他對蔣介石的宿怨:“我們所不服的,只為中央政府的無能……廣西近數年來，在我們的苦心孤詣建設之下，各項政績俱有可觀，全國譽為模範省。中央無片言只字的褒獎，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脅迫我輩離境，好讓他們來糟蹋。

　　6月1日，兩廣終於發難，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決議令第一、第四集團軍改稱“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北上抗日。隨後，粵桂兩軍北上湖南，與中央軍發生戰事，“兩廣事變”爆發。1936年秋，風調雨順的農村鄉村迎來20年來最大的豐收好年成。在第一二十那時的期《良友》畫報上，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當時的豐收景象，從農民輕鬆的表情可以看出，這一年是豐産又增收。

　　1936年，棉花産量曾達1697.6萬擔。棉花大豐收挽救了“棉紗大王”榮宗敬、榮德生兄弟，花價下跌，棉紗市場好轉，申新紗廠從痛苦的煎熬中步出經年的低谷，死裏逃生，重振雄風。和榮氏兄弟一樣，好多民族資本家在“黃金十年”中賺到了第一桶金。

　　下 集

　　這一年，剛剛畢業于清華研究生院的費孝通在姐姐費達生的幫助下回到家鄉養傷，對當時的江南農村開弘弓進行了一番走街串巷和登門入戶的調查。7月25日《益世報》開始連載他的考察文章《江村通訊》。1939年，他的社會學經典著作《江村經濟》出版。在書中，開弦弓村有了另外一個名字——“江村”，它成為中國江南農村的代表。

　　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試圖讓全世界的讀者明白，中國的農民是如何生活的。第一個例子，就是蠶絲業。開弦弓村的蠶絲業在當時的江南農村具有普遍意義。在道光《震澤縣誌》中就提到:“絲之豐歉即小民有歲無歲之分。” 費孝通的姐姐繅絲專家費達生早在30年代就在天津<<大公報>>上著文,稱蠶絲業為“農民的生命線”。

　　當時國際市場上著名的生絲“輯裏絲”，“僅産于開弦弓周圍方圓4英里的地帶”。費孝通把開弦弓稱為“是中國蠶絲業的重要中心之一”。

　　費孝通寫到：“蠶絲業是這個村裏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來源，這是太湖一帶農民的特點”。“繅絲工業興旺時，生産生絲，可使一般農戶收入約300元.除去生産費用可贏余250元……這樣，農民便有了一些錢可以開展各種文娛和禮節性活動。”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狀況下，農民使用傳統的技術所獲得的利潤依然不足以穩定地維持生活。很多人不得不在冬天出賣口糧，借此維持生活，待到夏天又不得不向米行借米。費孝通通過開弦弓的例子説明，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是農民的收人入降到了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

　　在最後一章中，費孝通寫到：“當饑餓超過槍殺的恐懼時，農民起義就發生了。……如果《西行漫記》的作者是正確的話，驅使成百萬農民進行英勇的長征，其主要動力不是別的，而是饑餓和對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陜北延安，就深藏在黃河“九”字彎彎裏。

　　這裡風積黃土，平均百米多厚，土質優良，宜耕宜植。但是，自明代社會後期以來，連年戰爭，人禍天災，黃土地變得一片貧瘠，溝壑縱橫，滿目瘡痍。到辛亥革命前夕，曾經人口稠密的陜北，幾乎變得荒無人煙，有些地方十里八里才有一兩戶人家，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東山那個日頭落西山，莊戶人就盼一點好吃穿。”信天遊唱出了他們的心聲。

　　7月中旬，已是麥子成熟的時節，兩個外國人騎著毛驢出現在黃土高坡，高一點的外國人是美國記者名叫埃德加斯諾，稍微矮一點是美國人喬治海德姆，中文名字叫馬海德，是個醫生。

　　埃德加斯諾進入陜甘寧是充滿戲劇性的。他的妻子海倫斯諾回憶，當時31歲的美國人斯諾本來準備寫完宋慶齡的傳記就回國，在宋慶齡等人的幫助下，他決定前往紅色蘇區。海倫斯諾在回憶錄《在中國的歲月》中記述：“埃德收拾好睡袋，裝上駱駝牌香煙、吉列牌刀片和一聽馬克斯韋爾公司的咖啡，還忙著注射了各種各樣以防萬一的預防針”，帶著兩架照相機、24個膠卷向著“中國紅色地區” 陜甘寧出發了。

　　幾天后，斯諾到達保安。在《西行漫記》中他這樣描述神秘的紅軍：“紅軍部隊往在窯洞裏，富有地主原來的馬廄裏，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營房裏，以前的官吏或駐軍丟棄的場地和房子裏。他們睡在硬炕上，甚至沒有草墊，每人只有一條棉毯——然而這些房間卻相當清潔整齊，雖則地板、墻壁和天花板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他們難得有桌子或書桌，把磚頭或石頭堆起來就當椅子用，因為大部分傢具在敵人撤退以前就給毀壞或運走了。

　　給斯諾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具有清教徒式的個人道德”的紅軍士兵。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猜想，大部分紅軍士兵肯定還是童男子。……他們正忙於改造世界，就像大學生們去參加一場足球比賽。……每個房間到了晚上都響起歡歌笑語”。……跳遠、跳高、賽跑、爬墻、盤繩、跳繩、擲手榴彈和射擊方面的激烈競賽，受到鼓勵。看了紅軍跳墻、跳桿和盤繩，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中國報紙因為他們行動敏捷和爬山迅速而給他們起了“人猿”的綽號。

　　紅軍們“高興、快活、精力充沛的樂觀精神”感染著斯諾。在陜甘寧4個月的時間裏，他走遍了保安鎮，訪問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朱德等當時幾乎所有的風雲人物。

　　7月16日，斯諾見到毛澤東。斯諾描述説：他是個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髮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凸出。我在一剎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知識分子的面孔。

　　在談話中，毛澤東這樣描述現階段的工作，中國共産黨正努力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族統一聯合陣線，邀請真心抗日的各黨、各派、各軍來參加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

　　1936年，中國代表團前往柏林奧運會之前，先赴中山陵謁陵。當時奧運會在國人口中還叫做“世界運動會”。這張照片中有程金冠的身影，他是東吳大學經濟係的學生，擅長短跑，在奧運會選拔賽中，以58點3秒的成績獲得400米跨欄冠軍。

　　程金冠和短跑名將劉長春共赴柏林參加第11屆奧運會。這是中國第一次派遣大規模代表團參加奧運會。共有69名運動員參加了6個大項目的比賽，另外還派了一個體育考察團和一支武術表演隊。

　　8月1日，第11屆柏林奧運會正式開幕。此時的德國已在納粹黨的統治之下，希特勒親自出任這屆奧運會的總裁。天津大公報對這屆運動會的開幕式進行了報道：“時至開幕時，場內及附近各街，人頭攢動，擁擠不堪，總數不下25萬人。”

　　在當時裏芬斯塔爾拍攝的“奧林匹亞”中，畫面的一角可以看到中國代表隊。

　　8月2日，奧運會開幕第二天上午十點三十分，男子百米預賽即將拉開帷幕。整個比賽共分為12組，每組取前兩名進入決賽。中國選手程金冠在第八組，劉長春在第十一組。直到今天還能感受到當時比賽的緊張氛圍。

　　對於中國選手在這次比賽中的成績，天津《大公報》報道説：“程金冠雖奮勇力拼，仍落後六公尺，得第四名。劉長春發腳頗快，跑至三十公尺時列第二名，後以體力不支，差六公尺卒落選。”

　　這位黑人運動員名叫歐文斯，在這屆運動會上掀起黑色旋風，一人奪得4枚金牌。比賽結束後程金冠和歐文斯把手握在一起，留下這張珍貴的照片。

　　在第一天的田徑比賽中，所有中國選手都名落孫山。對於比賽結果，國內評論説：“因體格懸殊，以致相形見絀，但大批人數參加，亦足以改變國際之視聽。”

　　代表團回國後，團長王正廷博士總結説：“此次參加世運後，強弱懸殊，尚可使國人從而知奮勉，有所努力。……此次參加世運之所以失敗，其最大原因，由於體力不足，此點甚望教育當局，予以注意，國民體格與民族前途，深俱利賴。”

　　儘管成績不盡如人意，但中國派出大型代表團仍是一個重要的開始，它代表著中國已經建立“體力即國力”的思想，並努力付諸實現。與中國相對應的是，日本派出179人，獲得六枚金牌。

　　這組當年拍攝的照片，內容是1936年10月下旬日軍舉行萬人“秋季大演習”的場景，演習以北平為假想目標的，從照片上可以看到日軍經過原總統府的和新華門的情形。

　　5個月前，日軍大舉增兵，並在交通樞紐的豐臺大肆修理營房，二十九軍一小部分部隊調駐豐臺，因火車突然鳴笛，軍馬受驚，其中1匹竄入正在修建的日本兵營，中日軍隊隨後發生衝突。日本駐屯軍以此為藉口，向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提出抗議，要求二十九軍道歉、賠償、懲戒肇事軍官並從豐臺撤兵。宋哲元同意接受前三項，但拒絕撤兵，只同意換防。

　　“九一八”事變5週年紀念日這天，二十九軍駐軍第五連收隊回營，與日軍一中隊相遇，日軍小隊長競策馬闖入第五連隊列，雙方最後發生槍戰，激烈對峙一晝夜。宋哲元答應雙方互相表示道歉；撤退豐臺一營軍隊。但是，堅決拒絕日方提出的“最後應撤至南苑或西苑”的要求，豐臺陷於日軍控制之下。

　　在日軍秋季大演習後4天，宋哲元第29軍也進行大規模演習，參加演習的官兵約3000人。《良友》畫報第122期報道：“宋哲元令各軍士不得借演習之名，損害民間一草一木。外患壓迫聲中，二十九軍演習之後，一時人心大為振奮。

　　1936年《時代漫畫》第31期的封面，是一幅偽蒙古軍隊成為日本人指揮下卒子的漫畫。

　　綏遠，位於今天的內蒙古西部，是一個只有177萬人口的小省。11月的綏遠，室外溫度降至零下37度左右。南方人很難忍耐這麼寒冷的天氣，先後到那裏集結的二十多萬中國軍人備受嚴寒的折磨，他們是以“剿匪”的名義來到這裡的。匪是得到日本支持的武裝，“大漢義軍”的王英、“蒙古軍”的李守信等人指揮的隊伍，他們奉蒙古的德王為首領。而德王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實現蒙古“獨立”的夢想。日本提供經費、槍支、軍事顧問甚至飛機。

　　富有攻擊意識的綏遠將士先後打出紅格爾圖大捷、奇襲百靈廟、攻佔錫林木勒廟三個亮點，贏得勝利。

　　指揮作戰的傅作義頃刻間成為繼馬佔山、蔡廷鍇之後最知名的民族英雄。成千的平津等地的學生來綏遠要求參軍。傅作義勸走了學生，又忙於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80多個慰問團。全國還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援綏運動。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各階層人士及海外僑胞，上至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下至乞丐妓女，監獄中的犯人都紛紛參加“萬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綏”等運動。南京有一東北軍遺孀，自恨非男子不能赴綏報國仇家恨，遂忿而自殺，囑以80萬遺産捐作綏款。孔子後代、年僅10歲的女孩孔德恭寫信慰問綏遠前線抗日將士，信中寫道：“吾兄德成已節用捐款，我亦中國一份子，殺賊無力，保國有心，附寄國幣伍元。”到12月底，全國人民的捐款已逾300萬元──相當於綏遠一年的軍費。

　　日本當局不得不承認，“綏戰使抗日氣氛一度上升”。英國政論家興高采烈地評論“中國人吃耳光後不欲賠笑臉，此為1932年後第一次”。

　　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今井武夫記錄了當時在北平的所見所聞：“綏遠傅作義軍擊敗內蒙的捷報瞬間傳遍整個中國，新聞紀錄片也及時在北平及其它各地上映。我也曾身著中國服，混在中國人中間去北平電影院觀看。群眾隨著影片的解説而鼓掌、跺腳，興高采烈。每當出現蔣介石和傅作義的特寫鏡頭時，觀眾肅然起立，對救國英雄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看到他們高昂的愛國熱情，穿著華服隻身一人的我，被他們擠得推來撞去，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這一年，卓別林主演的無聲電影《摩登時代》在倫敦上演，影片的主人公發明一台新的供食機器，這樣工廠的工人們就可以不用停下工作去吃午飯了，可以節省時間繼續工作，可是那台機器卻出了岔子，結果搞得卓別林滿臉全是食物。

　　綏遠戰爭之際，上海與青島發生了大規模的反日罷工。罷工的主體都是日資紗廠的紡織工人。工人罷工起因于中國工人要求日商增加工資。《上海各東洋紗廠工友公鑒》這樣號召：“親愛的工友們，你們快起來吧！東洋老闆是沒有良心的，他弄得我們東洋廠的工友快要苦死了。”

　　工人的要求並不過分，他們只要求每天十六、七個小時的超負荷工作能夠多拿一點錢，在吃飯的時候能夠停車休息。當時紗廠工人的環境極為惡劣。一首民間歌謠這樣唱到：“排隊進飯堂，霉米黑饃清水湯，青菜難吃上。窯洞把工上，汗水直流濕衣裝，昏倒在車旁。實在想家鄉，女兒想娘難出廠，兩眼淚汪汪。工人像坐牢，下工要搜四遍腰:實在受不了。”

　　據當時參加工人罷工的張維楨回憶，當時他們“工資十分低微、一月拿不到幾塊錢，終年拼死拼活勞動不得溫飽，個個面黃肌瘦，即使生病發高燒也不準請假。有的懷孕女工，孩子生在機車腳下，也得不到照顧。”

　　對工人們最大的援助來自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這個年初成立的民間組織由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救國會中的重要骨幹人物之一章乃器甚至為了救國會毀家破了産，這位著名的銀行家連房子都賣掉了，他在《我與救國會》一文中回憶到：“我不曾伸手向任何人要過錢，連見到張學良都沒有向他募捐。”

　　救國會組織了日商紗廠罷工後援會，把各界募得的捐款買了米票直接發給工人和家屬。1936年11月23日，“七君子”被捕入獄。《中央日報》在26號正式公佈了他們的罪名，其中之一就是：“密謀鼓動上海罷工”。

　　這是一組蔣介石不同時期的照片，他們刊載于《良友》畫報第121期蔣介石50壽辰紀念專刊上。從照片上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政策就像他的為人一樣充滿了矛盾。他穿軍服，也穿長衫，誦讀聖經，在給孩子們的信中，則訓誡以曾國藩的人格道德修養。

　　1936年10月31日，蔣介石在洛陽度過50歲生日。全國黨政界自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下紛紛致電祝壽。各國外交代表，包括德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廠田也發來了熱情的賀電。全國各地懸旗致敬。南京進行隆重的壽誕獻機典札，地點在明故宮飛機場，有民間募捐購買的68架新型戰鬥機編隊，由南京上空向蔣介石一家表示慶祝。230多個單位出席，人數達20萬人左右，是一次權利與聲威的展示。全國各地還到處修建了“中正堂”、“介壽堂”等。

　　11月1日，蔣介石在洛陽軍官學校分校的紀念周上，對全體教官學員發表講演，題為《國家的現勢與前進》。據報道，這是一次熱情講演，大要如下：

　　“最近國家完成統一，顯示國家劃時代的進步，中國今後必能自救，我們的民族必有光明的前途……國家興隆之大道，就在眼前。望全國軍民堅強精種，團給一致為中國的獨立和自由而奮鬥。

　　1938年12月，蔣介石進行的中國統一運動，終於到了最後階段。所謂最後階段，就是“剿匪事業”的最後完成。當時在上海的絕大多數中國記者都認為“剿匪事業”只需一個月就可解決。

　　古城西安，位於秦嶺之北，渭河之南。自古以來這裡商業發達，是東南一帶貨物輸往西北的中轉站，秋風漸涼，西安二中的老師張寒暉和東北籍學生去看因家鄉淪陷流亡到西安的東北難民，五年的顛沛流離，難民們只剩下苦難的哭訴。張寒暉還收到東北軍中同鄉送來的一份紀念九一八事變五週年的刊物《東望》專刊，專刊封面上，是東北軍將領王以哲軍長的題詞：“我們何時能返那美麗的田園？何時能慰我們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時能救我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

　　回家之後，張寒暉很快創作出歌曲《松花江上》。歌中唱到：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盡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

　　張寒暉後來這樣描述説：我把北方“娘們”在墳上哭丈夫、哭兒子的那種哭聲變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調。

　　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先是撤入關內。1935年，由於日本的逼迫，東北軍又被迫撤離華北，到安徽加入圍剿紅軍的隊伍。紅軍到達陜北後，東北軍再次被調往追擊紅軍的第一線。

　　東北軍圍剿紅軍，不到3個月時間，損兵折將將近3個整師，張曾向南京蔣介石請求在武器、彈藥上補給，對兩個陣亡師長髮撫恤金各10萬元，蔣介石非但不予以照准，反而回答説“撫恤礙難照准，兩師番號予以撤消。”

　　耀縣保衛團負責人曾報告西北軍將領楊虎城説，在東北軍兩個師覆沒消息傳到後方的半個月期間，他日夜上城查崗，總聽見有女人的號哭聲音，簡直令人不忍聽下去。春天的時候，家屬中的孤兒寡婦數千人到西安西北“剿匪”總部門前情願、哭訴。

　　當時東北軍的待遇更讓東北軍廣大官兵深感寒心。當時一個師每月糧餉大約只有三萬塊銀元左右。據《王以哲傳》記載，王以哲曾經借酒哭訴説“張副司令的每月特支費中央僅給8萬元，趕不上胡宗南的一個師長，每月特支費是12萬元，百十師、百零九師陣亡的遺屬流露流落在西安，一點救濟的辦法都沒有，尤其是已經丟了老家的東北軍政人員和同鄉跑來西北求他，他毫無辦法，甚至送點路費都相當困難。”

　　12月12日，東北軍將領張學良、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扣押蔣介石。西安事變引起個各方的極大震動。消息傳到陜北，很多人最初的反應是“把蔣除掉，無論在哪個方面，都有好處。”

　　閻錫山在西安事變的第三日，發出了致張楊的函電:“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請兄等諒察，善自圖之。”

　　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在中國發生的事件》的社論，説張學良是“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10天后，在中共調停從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年底，蔣介石被放回南京時，放了一夜爆竹，尚在獄中的陳獨秀從夢中驚醒。他説，從爆竹聲中，可以看出蔣還有群眾基礎，又説：“看起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不像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