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元旦，是日本的新年。這一天，攻陷南京的侵華日軍舉行了各種慶祝活動。率先攻進中華門的幾個坦克兵在裝扮他們的坦克，晚上，他們走上街頭慶祝。此時，遭遇大屠殺的南京城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而日本兵卻在努力營造祥和的過年氣氛。為立起日本過年時的“門松”，士兵們特意從郊外運來了松樹；部隊的廚房在打制年糕，新年物品包括橘子、海帶、魷魚幹、大醬等食品也大量運到。在軍隊新年年會上，士兵們高呼：“天皇陛下萬歲、萬歲、萬歲！”

　　20多天后，25歲的日軍第十六師團上等兵東史郎，乘船離開南京，他將隨部隊開赴新的戰場。在日記中，他這樣寫到：“揚子江河岸上堆滿了如山般的、像畜生一樣被屠殺的敵兵屍體，這些屍體已經變成了黑色，像被充滿了空氣似的腫脹起來；這些屍體一踩上去，如爛泥般惡臭的內臟就會流出來。士兵們就是踩著這些屍體跳上船去的。”

　　幾天后，是中國新年，即農曆戊寅年春節。這是開戰後的第一個春節，許多中國人在國破家亡中度過了這一天。已撤退到武漢的國民政府發放了春節傷兵犒賞，標準是每人1元。

　　從去年夏天抗戰爆發以來，中國軍隊傷亡慘重， 造成死傷眾多的主要原因，除了日軍火力強大以外，還有軍隊的醫療條件落後。由於醫療條件差， 許多傷兵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很多人由輕傷轉為重傷，更由重傷導致死亡。

　　《良友》畫報133期刊登了山西某傷兵醫院一名護士的來信，訴説當地缺乏醫療藥品，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信中寫到：

　　“即使裹傷的紗布也十分短缺，甚至用了3個星期還不能換上新的。止痛止血藥也非常缺乏。對於破傷風、水腫等藥品更是難求。有的傷兵受傷以後，簡直無能為力，眼看他們血流盡以後便死了，觸目驚心，無過於此。”

　　1月8日， 48歲的加拿大共産黨員，著名胸外科醫師白求恩，率加拿大、美國醫療隊取道香港，乘飛機到達武漢，他們將在這裡等候安排，轉赴延安。

　　武漢，地處長江中游，是當時中國的第二大城市，有200多萬人口，這座城市被長江漢水隔開，分為武昌、漢口、漢陽三區：武昌為政治中心，漢口為商貿區域，而漢陽則是工業區。漢陽兵工廠出産的“漢陽造”對許多苦於沒有像樣武器的戰士依舊是心愛之物。三個城市三足鼎立，又氣息相通，真是一而三，三而一。 武漢本來就地處中原，號稱九省通衢，1936年粵漢鐵路全線貫通，更讓這個城市成為內地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南京失守以後，重慶成為陪都，但匯集著軍事行政機關和各色人等的武漢更像是真正的戰時首都。

　　走在盛夏的武漢街道上，常常聽到一首亢進的歌曲，歌名叫“保衛東方馬德里——大武漢”。 這首歌是由冼星海作曲的。共産黨人和左翼人士喜歡這樣的聯想和類比。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圍攻，而中國面對的是日本反法西斯。所謂環球同此涼熱。整整一年，保衛武漢始終是全國公眾最關切的問題。

　　武漢本地的市民最初是從難民、報紙、雜誌、廣播和演講了解這場戰爭的，他們目睹並歡送面色堅毅的軍人們經過街道然後開往前線佈防，他們來自四川、廣西、湖南、廣東等遙遠的地方。自衛戰爭使中國的空間好像變小了許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親近了許多。

　　對武漢市民來説，戰爭是從空中降臨的。當日本飛行員將毀滅性的炸彈從空中呼嘯著扔向繁華的江城，戰爭真真切切的就在身邊了。日本飛行員深知武漢的重要性，絕不吝嗇從軍工廠源源不斷製造出來的炸彈。

　　武漢遭受的第一次的空襲是1937年9月24日。當時日本海軍木更津航空隊96式陸上殲擊機14架攻擊了武漢。上海的《字林西報》于26日根據路透社從漢口發出的專電，做了報道：“第一次空襲把五井廟變成了存屍場”“這個地區的街道僅有六英尺寬，路邊破舊的棚屋已經坍塌，像撒在地上的一堆紙牌。居民和路人都被埋在裏面，救護組把到處亂攤著的屍體集中成堆。更為可怕的是，磚石下面有時伸出一隻手或一條腳，在無力的擺動著。”“記者在街道拐角處僅僅站了十分鐘，就看到抬過去120多具傷殘的軀體。有的人還在可怕的呻吟著，有的人已經斷氣了。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擔架上的死嬰。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數受傷者傷口流著血，一絲不挂”。

　　五井廟是武漢的平民居住區，附近根本就沒有軍隊駐紮，就是距該地區最近的兵工廠也有四英里之遙。當時的新聞寫道：“據估計，敵機從遠方飛來時高度為2000米。外國觀察家認為，這些飛機不會沒注意到五井廟是人口稠密的住宅區，而不是什麼軍事目標”。這次轟炸共造成1019人死傷。那時的中國空軍主力集中在東南作戰，沒有力量顧及武漢的防空。

　　日軍對武漢的空襲從此開始，一直持續到1938年的10月底。

　　在武漢，還雲集了許多努力見證中國抗戰的外國記者，28歲的英國記者貝特蘭就是其中之一，他與白求恩成了朋友，他認為白求恩的輪廓和頭型酷似列寧，他説：

　　“從他所留的髮式和立起來的短短的鬍子來看，我猜想他是特意打扮成這個樣子。我給他照了一張像，照片中他朝前挺著身子，昂著頭，目光凝視著遠方，活像列寧在芬蘭火車站的樣子。”

　　白求恩從未到過中國，不會中文，所以醫療隊中還有一位26歲的加拿大女護士兼翻譯簡尤恩，金髮碧眼的尤恩曾經來過中國，能説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她的父親是加拿大共産黨早期著名領袖之一。

　　白求恩等人在武漢期間，一面瘋狂採購外科器械和醫療用品，一面前往漢陽的一所醫院，參與救治空襲後受傷的人員，簡尤恩在回憶錄中描寫了當時的情景：

　　“整個大廳裏放滿了自製的擔架，有些傷員還沒有來得及醫治就斷氣了。滿地都是血污、糞便和嘔吐的臟東西。我們忙於截肢、止血、取出彈片等等。血的氣味可不是好聞的，鑽進鼻孔便長時間去不掉，吃飯時更感噁心。但當時，我們都顧不得這些了；因為任務急，時間緊，耽誤了是要死人的。”

　　2月22日，醫療隊離開漢口前往西安，在穿越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廣大農村時白求恩回憶説：

　　“荒蕪的土地、被燒焦的村莊及顛沛流離、饑寒交迫的難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詛咒這場戰爭。”

　　由於沿途緊張而危險，醫療隊與各方失去了聯絡，一些西方新聞記者甚至紛紛報道説，白求恩已在中國內地被日軍俘獲並殺害。

　　3月底，醫療隊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下，橫穿豫晉陜三省後終於到達延安。

　　這年2月，希特勒承認了“偽滿洲國”。此時，納粹黨的羽翼已經豐滿，希特勒開始更多地向普通民眾煽動復仇情緒，他強調，德意志帝國要想重現輝煌，就要有更大的生存空間和更加純正的血統，3月14日，在這種理論的支持下，德國吞併了同宗同族的奧地利。

　　在對華政策上，希特勒政府開始站到日本一邊，1個月後，德國宣佈停售軍事裝備給中國，兩個月後，德國政府決定召回40名在華的德國顧問。

　　在日本，隨著戰爭的升級，政府動員了大量預備役士兵投入戰場，這些士兵的年齡普遍偏高，大都在25歲以上。並且，為了解決兵源問題，日本也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殖民地。

　　日本“朝鮮總督府”開始實施“朝鮮特別志願兵制度”，召募朝鮮人以“軍人”身份加入日軍；而在台灣，日本人也開始徵召台灣籍士兵，只不過臺籍士兵基本充當的都是“軍屬”與“軍夫”的角色，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為戰鬥部隊種菜和養豬。

　　在這種徵兵制度下，大批侵華日軍被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戰場。

　　在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此時，兩黨採取遇事協商，隨時約見的辦法處理彼此的複雜關係，周恩來和蔣介石的不定期會面是雙方溝通的主要渠道。在國共合作的這段蜜月時期，紅軍長征前後幾乎被破壞殆盡的南方共産黨組織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到這年9月，中共黨員已發展到六萬七千多人。

　　年初，40歲的周恩來擔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一職，這代表著，經過十年內戰的隔絕，中國共産黨人的形象重新對外公開。

　　國民政府漢口市的市長吳國楨，與周恩來是南開中學的校友，他這樣回憶了再次見到的周恩來：“我為他辦了晚宴後，他執意回請一次。那天，我們吃到了漢口能有的最好最貴的餐，他自己帶來的酒也是最好的，我們喝了又喝，大家都有點醉了。有人問他薪金是多少，他説5塊錢，大家都很吃驚。於是有人問他怎麼付得起這頓飯錢，他説由我黨來付；又有人問到他的皮衣，他説也是黨提供的；當問他什麼東西不是黨提供的時，他説，我們共産黨人共享一切，我什麼也不佔有，黨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2月14日，周恩來邀請小他1歲的老舍來武漢，希望他出面將流亡到武漢的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武漢當時聚集了來自全國的文化名流，有胡風、沈從文、豐子愷、鬱達夫、趙丹、冼星海、崔巍等人，他們因上海的淪陷而來到武漢。

　　老舍接受了周恩來的提議和邀請，一個月後“文協”成立。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了演講：“今天到會的最大感動，是看見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使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

　　周恩來的演講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個月後，周恩來被邀請到文協參加第二次理事會，老舍在後來的會務報告描寫到：“輪到周恩來先生説話了，他説，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夠多寫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最後他眼中含著淚説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

　　極富感染力的周恩來對這些文藝工作者影響很深，後來，不少作家和文藝工作者都選擇去了延安。

　　3月，蔣介石在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上得到總裁的頭銜，實現了對國民黨的完全控制。他發言説：

　　“余為黨國奮鬥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吾黨動搖已十有五載，至今日方得穩定。”

　　針對1個多月前日本近衛內閣宣佈不以自己為對手的聲明。蔣介石宣稱，要繼續推行誘敵深入、焦土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進而收復失去的疆土。

　　這個月的華中大地已是春暖花開，在臺兒莊周圍方圓不足50公里的地域內，武器裝備很差的10萬國民黨軍隊，在第五戰區司令官李宗仁指揮下，與日軍3萬餘人展開了激戰。

　　4月，荷蘭著名導演伊文思和匈牙利著名戰地攝影師卡帕趕到臺兒莊，他們要拍攝中國軍隊與日軍戰鬥的畫面。

　　伊文思和卡帕兩個月前就來到了武漢，此前，他們二人曾將鏡頭對準西班牙內戰，伊文思拍攝了廣受讚譽的紀錄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攝了《共和軍之死》的照片一舉成名。他們此次中國之行的目的是拍攝反映中國抗戰的紀錄片《四萬萬同胞》。

　　可是，紀錄片拍攝並不順利，在攝製組到達武漢六個星期後，仍被限制在漢口範圍以內，沒有太多成效。為了支付在中國的費用，卡帕開始為美國《生活》週刊提供一些臨時報道。

　　需要説明的是，在這些攝影報道中，還有一部分是彩色照片，這是因為卡帕採用了科達公司最新生産的彩色膠卷。

　　在臺兒莊，伊文思和卡帕向李宗仁提出要上前線拍攝的要求，但遭到拒絕，在等待機會的日子裏，伊文思只能靠文字去記錄對戰鬥的印象，他寫到：

　　“在黑夜裏，我們聽到遠處的丘陵地帶有隆隆的炮聲，那就如同厚毯發出的有規律的擊打聲，人發燒的時候會聽到這類的聲音。裏面夾有鑼聲，又混雜著機關槍的聲音，之後是長時間的沉寂。”

　　“在我們身邊的青青的短茬玉米地裏，氣喘吁吁的士兵快步跑過，形成一根不間斷的長線，他們要去搶奪前面的重武器，但是，他們不準我們一同前往。”

　　最終，攝製組還是抓住機會在臺兒莊附近拍攝到了一場戰鬥，伊文思回憶説：

　　“我觸到了中國，中國也觸到了我，我拍了戰爭，拍了一個在戰爭中瓦解，又在戰火中形成的國家，我看到了勇敢。”

　　紀錄了這場戰爭的《四萬萬同胞》，成為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寫照，並起到了聲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

　　5月23日《生活》雜誌發表了卡帕發來的攝影報道，該報道説：

　　“歷史上作為轉捩點的名字有很多——滑鐵盧、凡爾登，今天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名字臺兒莊，一次勝利已使它成為中國最知名的村莊。”

　　在臺兒莊，中國軍隊經過浴血奮戰，共殲滅日軍１萬餘人。臺兒莊戰役繼平型關戰役之後，又一次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剛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擔任了政治部第三廳的廳長。抗戰以後，國民政府取消了對他的通緝令。4月1日，第三廳在曇華林開始工作。工作人員有胡愈之、田漢、范壽康、陽翰笙、洪深、冼星海等知名人物，陣容空前鼎盛。

　　漫畫家們集結起來，胡考、張樂平、葉淺予、梁白波、黃堯、廖冰兄等就像是工業生産線上的工人，批量生産美術宣傳品，提供給軍隊、民眾組織、街道、學校和工廠，還有報紙、雜誌、小冊子上的插圖，包括向海外宣傳機關用的宣傳品。

　　最刺激武漢市民的視覺神經的是一幅《全國總動員》的大壁畫，這幅60丈寬、80丈長的巨型畫卷完成在黃鶴樓下的大墻壁上。它打破了中國美術史上最大畫幅紀錄。全武漢的畫家們留下了他們的彩筆，也表達了國人的心願。

　　日軍把武漢作為了空襲的主要對象，英國記者貝特蘭這樣描述武漢上空的激戰：

　　“漢口每天都遭到重型轟炸機的輪番轟炸，中國空軍殘存的飛機和由美國、意大利和蘇聯駕駛員組成的混合機隊時斷時續地起來保護這個城市，這座前線都城，不像被放棄、遭蹂躪的南京，而是放射出一股傲然屹立堅持抗戰的光輝。”

　　22歲的中國空軍第四大隊少尉軍官陳懷民，就是這群飛行員中的一名。自去年8月中旬第一次參加對日空戰以來，陳懷民曾多次擊落敵機並兩次死裏逃生。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為了能在這一天一舉消滅中國空軍駐武漢的主力，並以此向天皇獻禮，日軍出動36架戰鬥機和18架轟炸機襲擊武漢。

　　陳懷民與戰友迅速升空迎戰敵機，戰鬥中，陳懷民以最敏捷的姿態將1架敵機擊落，但隨即遭到5架敵機的圍攻，致使他的座機多處中彈，無法控制。本可跳傘逃生的陳懷民，奮力撞向1架敵機，最終機毀人亡，與敵人同歸於盡。

　　在清理這架日機殘骸時，人們發現了一封信駕駛員妻子寫給他的家信。這位死去的駕駛員是日軍二等航空兵高橋憲一，他的妻子叫美惠子。在信中，美惠子寫下了對高橋的思念：

　　“我甚至有時想到不做飛行士的妻子才好，做了飛行士的妻子，總是過著孤淒的日子。家裏人無限掛念著你，希望你好好保重身體。光是死並不是榮譽的事，我是祈求著你十分小心地去履行你的職責!”

　　陳懷民的妹妹陳難看過這封信後，給美惠子去了一封信，在信中，她這樣寫到：

　　“我失去胞兄的心境，使我設身處地地想到你失去高橋先生的心境，想到中日人民竟如此悽慘地犧牲于貴國軍閥的錯誤政策之下，因此我不能不告訴你這個真實!懷民哥堅毅地猛撞高橋的飛機，和高橋君同歸於盡，這不是發泄他對高橋君的私仇。他和高橋君並沒有私人的仇恨，他們只是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力量粉碎了他們自己。我告訴你，我家裏的父母都非常深切地關懷你，像關懷他們的兒女一般，不帶一點怨恨。我盼望有一天讓我們的手互相友愛地握著，心和心相印著，沉浸在新鮮的年輕人的熱情裏。我們有理由為著這個信念而努力。”

　　這封信連續刊載在《武漢日報》上，並譯成幾國文字在武漢向全世界廣播。香港《讀者文摘》還將這兩封信同載于一期。一段時間內，這封用血淚和正義揮寫的信，竟成為強大的反法西斯的輿論，表達了中華民族的堅毅精神、寬闊胸懷和爭取和平的美好願望。

　　“429”空戰中，日軍共有21架飛機被擊落，50多名飛行員被打死，而中國方面損失了12架飛機，死亡5人，這是抗戰以來中國空軍創造的最輝煌戰績。

　　這年4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內遷到昆明，組成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其實，這已經是他們的再度遷徙了。早在去年戰爭爆發後，三所大學的師生就從平津向長沙南遷，組成了長沙聯大。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當時身在南京，在決定了三所大學南遷長沙後，他也從南京取水路前往漢口，並準備在那裏轉乘火車趕赴長沙，一路上，他記下了他的見聞：

　　“碼頭附近沿江堆積著大批木箱，裏面裝著政府的檔案、中央大學圖書館的書籍和故宮博物院的古物。從南京至漢口途中，我曾碰到滿載軍隊的船隻順流東下增援上海。我從漢口搭粵漢鐵路赴長沙，沿途碰到好幾批軍隊擠在敞篷車裏，由廣東、廣西向北開往漢口。這次戰爭的的確確是全國性的，不再像過去一樣是地方性的戰事了。士兵們的鬥志非常激昂，我問他們往哪去，他們異口同聲地説，打日本鬼子去！”

　　學生們南下複學，情況更為艱辛，當時正值暑期，多數學生都在自己家中。聯大決定，三校學生將於10月中旬開始報到，11月1日上課。學校在各地報紙刊登公告，同時通過電臺廣播、私人通信等多種方式傳出限期報到的消息，學生們便開始從各地向長沙趕來。從淪陷區去的學生，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有的身無分文，只得跟著難民隊伍南來。

　　北大學生馬伯煌是在患瘧疾期間流亡的，他後來寫到：

　　“在天津，買到一張到青島的船票，乘一艘英國貨輪，才通過日軍的關卡，駛出大沽口。在船上，遇見了我的同鄉清華土木工程系的李景森等人。當時我的瘧疾還未痊癒，身體軟弱，大家坐臥在貨艙蓋上，吃著硬而不熟的冷飯，啃著鹹菜頭，男女擠在一起，互無猜忌，互相照顧。我幸承這些患難與共的朋友們的支持，得以平安度過這種顛沛病苦的生活。”

　　聯合大學在長沙成立後，三所學校的師生都陸續在開學前趕到了。但是，戰局發展的太快，隨著日軍對長沙開始轟炸和直逼武漢，聯大只得在1938年2月19日再度西遷昆明。

　　步行兩個月後，聯大師生到達昆明。此時的春城，已經成了全國抗戰的大後方，除學校外，國民政府將全國眾多的商號、工廠、銀行等機構都先後轉移到了這裡。昆明的人口也迅速增長，抗戰爆發前，昆明的人口是14萬人，而到了抗戰勝利後人口已經達到了25萬。

　　在昆明的8年，西南聯大培養了大批專家和學者。眾多的教職員工，為保存和發展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

　　除了西南聯大，在中國北方也出現了一個抗戰時期的教育中心，那就是中國共産黨在延安創辦的魯迅藝術學院、抗日軍政大學和陜北公學。

　　在當時，這三所大學也吸引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全國各地報名的學生有很多。以武漢為例，據當時幫助學校招生的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記錄，僅5月至8月，前來報名的各地青年就有880人之多。

　　5月19日深夜23時48分，兩架馬丁-139WC轟炸機從浙江寧波杜櫟機場升空， 向東飛去。飛行一小時後，地面接到飛機上發出的第一個訊息：“雲太高，不見月光，完全在黑暗中航行”。這天是徐州失陷的日子。

　　遠征計劃是1938年3月確定的，最初的襲擊目標是日本的佐世保軍港和鋼鐵基地八幡市。從寧波到八幡，飛行距離980公里，使用的從美國馬丁飛機公司購買的馬丁-139WC轟炸機，往返時間約6個小時。

　　20日淩晨2時40分，在駕駛艙裏已經眺望日本的海岸。中國的戰機第一次出現在日本的天空。這場“人道的遠征”指揮官是大隊長徐煥升。他曾經負責駕駛蔣介石的座機。在德國的漢薩航空公司接受過長途海洋飛行的訓練。和他一起遠征的有7名機組人員。

　　日本三島還在沉睡中。轟炸機在3500米的高空飛行，5分鐘以後到達長崎， 盤旋幾週以後，撒下傳單，並投下一顆照明彈。3時25分，轟炸機到達福岡上空，然後西返。沿途，他們投下的不是像日本轟炸機投在武漢、廣州等地的恐怖炸彈，而是寫著忠告與規勸的幾十萬份傳單。傳單呼籲日本人早日覺醒，並警告説，如果不迷途知返，終有一天，落在日本人頭上不會是百萬傳單，而是萬噸炸彈！

　　飛行異常的順利，沒有遭遇任何日本飛機的攔截和高射炮的攻擊。只是返航途中，氣候逐漸惡劣起來，兩架飛機在雲層中無法相見，全憑地面電臺指揮。當這些勇士到達漢口空軍基地時，迎接他們的是歡迎者的歡聲雷動，和爆竹的震耳欲聾。 兩天以後，周恩來等前往漢口航空委員會慰問遠征的飛行員，還帶去了一面錦旗。周恩來發表了熱情的演説：“我國的空軍，確是個新的神鷹隊伍。正因為他們歷史短而沒有壞的傳統，所以民族意識特別濃厚，而能建樹了如此多的偉大功績，這更增加了我們的敬意”。

　　19日，日軍佔領徐州後，迅速調集30余萬兵力，沿大別山脈和隴海鐵路，向武漢進犯。國民黨則調動了四個戰區和武漢衛戍部隊的上百萬兵力，開始組織保衛大武漢的戰役，武漢會戰開始。

　　為了遲滯日軍向武漢的逼近，蔣介石下令，在鄭州以北的花園口，炸開黃河堤防，讓洪水來阻止日軍西進，炸堤的任務交給了第20集團軍的新8師，新8師參謀熊先煜在他的日記寫到：

　　“6月8日上午，新8師政治部率同戰地服務隊到花園口工地，唱歌慰問，讓連續勞作的全體官兵更覺興奮，毫無倦容。演出結束不久，集團軍總司令商震再度派人帶來慰問和懸賞，懸賞説，如于本夜24點放水，獎法幣2000元，如明日午前6時完成，則獎1000元。”

　　第二天上午8時，幾聲巨響過後，大堤被炸開，起先涌出的河水並不洶湧，熊先煜認為流速甚小，但到下午13點左右，水勢已似萬馬奔騰，遠望一片汪洋，而決口還在因水勢之急而潰大，他寫到：

　　“此舉本為阻止敵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犧牲，以求最後勝利，但眼見無數小民之房屋財産已蕩然無存，預料河水不數日將波及若干縣境，心則痛焉”。

　　花園口決堤之後，洪水經豫、皖、蘇三省後流入淮河和長江，使三省1200萬人受災，391萬人流離失所，89萬人命喪黃泉。

　　洪水迅速向東南氾濫，綿延千里。沿隴海線積極西進的日軍只得轉向南京、沿江而上以進攻武漢。而早已佈防在長江兩岸的中國軍隊，則逐次進行抵抗，黃河的洪水使日軍攻佔武漢的計劃比原先推遲了3個多月。

　　當時，東使郎所在的部隊正在河南作戰，洪水將他們圍睏了幾十天，餓壞了的東使郎回憶説：

　　“糧食就所剩無幾了，每當旭日東昇的時候，我們就出去找糧食。與後方聯絡完全中斷的時候，一發子彈、一粒大米都不可能運來。我們必須珍惜每一發子彈、每一粒米，香煙也全部抽完了。”

　　6、7月間，已是初夏時分，這年的長江流域迎來了特別悶熱的季節。一心想佔領武漢結束戰爭的日軍並沒有懈怠。花園口決堤造成的氾濫並未動搖日軍奪取武漢的戰略計劃,但迫使日軍修改了了進攻武漢的路線。6月15日，日本大本營召開御前會議，正式決定發動這兩個作戰。一是攻克武漢，一是佔領廣州。日本把結束戰爭的賭注押在了這兩次軍事行動上。仗著海軍的優勢，它要把滔滔長江變成進攻武漢的最重要孔道。

　　下 集

　　1938年夏天的武漢，特別的熱，但更熱的是武漢民眾的抗戰熱情。

　　7月7日，為紀念抗戰全面爆發一週年的“獻金活動”連續進行了3天，活動號召民眾踴躍解囊，慷慨捐款。無數市民，包括家庭主婦、小販、車夫，甚至孩子們都自動捐錢。3天內，各界獻金多達百萬。

　　下旬，漢口的世界大戲院連續放映了3部抗日題材故事片：《保衛我們的土地》、《熱血忠魂》和《八百壯士》，3部影片轟動了武漢三鎮。

　　電影《八百壯士》由陽翰生編劇，應雲衛導演，袁牧之和陳波兒主演。影片表現了去年11月上海淪陷後，中國軍隊的八百名愛國士兵，在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指揮下堅守四行倉庫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事跡。

　　武漢外圍，日軍分五路沿長江南北兩岸和大別山北麓，合圍武漢，武漢會戰已經開始。國民政府集中129個師，110萬兵力進行防禦，雙方軍隊在數千里戰場上展開了激戰。

　　此時，中國華中地區炎熱高溫，不利於行軍打仗。

　　當時中國所有的本錢，都已放在購置軍火上，槍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強有飯吃而已，根本談不上營養，在野戰部隊中，除了"紅藥水"以外，所謂醫藥幾乎等於沒有。在長江南岸佈防的孫桐萱部隊，士兵主要來自山東，因為水土不服，有近一半的士兵生病，最後不得不撤離了陣地。

　　日軍的醫療設施要遠遠好于中國軍隊，但因水土不服，瘧疾流行而使日軍的戰鬥力大為減落。再遇上中國軍隊善於運用地形，致使日軍傷亡慘重。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在他的日記中寫到：

　　“我們的中隊就躲在水溝的土堆四週跟敵軍對峙，然而由於四週的山中都是敵人，子彈從四面八方飛過來。戰友們大部都受傷，也有些因為饑餓和疲憊而倒下來。死在水溝的戰友們，他們的臉色都變成茶色而浮腫，白花花的蛆蟲從他們的鼻孔和嘴巴掉下來。一連幾天都沒吃東西，只能從漂浮著同伴屍體的水溝裏舀臟水喝，活著的人也都快變成了鬼。我也覺得我的死期到了。對著月亮，我放聲大哭。”

　　戰鬥間歇時，日本士兵經常能聽到一個日語廣播，從播音員標準的東京口音裏傳來的都是讓他們放下武器返回日本的勸告。

　　侵華日軍第16師團的上等兵東史郎，在日記中記下了他聽到的廣播內容：

　　“趕快向你們的聖戰挑戰吧！向這使用了愚蠢的、蒙蔽人的字眼又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挑戰吧！你們離開了號哭的妻兒到中國做什麼來了？家裏有妻子在等待著你們，你們的孩子在哭叫。你們的仗是打不贏的，趕快回去停止戰鬥，旅費將由善良的中國軍隊發給。”

　　士兵們一直猜測著播音員的身份，後來慢慢知道，這是中國政府開辦的日語反戰廣播，播音員是一名來自東京的日本姑娘，叫綠川英子。

　　綠川英子，原名長谷川照子，時年26歲，是日本一名左翼世界語工作者。早在1931年“918”事變爆發時，綠川英子就因強烈抗議日本軍國主義而被日本當局拘留。“77”事變前，綠川英子跟隨同為世界語工作者的中國丈夫來到中國，準備為中日和平做些工作。

　　抗戰爆發後，綠川英子在一篇題為《愛與恨》的文章中她這樣寫到：

　　“我愛日本，因為那裏是我的祖國，在那兒生活著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親戚朋友，對他們我有著無限親切的懷念。我愛中國，因為她是我新的家鄉，在我的周圍有著許多善良和勤勞的同志。我憎恨，我竭盡全力憎恨正在屠殺中國人民的日本軍閥。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誰成為犧牲品，我都會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

　　《新華日報》發表了她寫給中國前線將士的一封慰勞信，在這封信裏，她寫到：

　　“假如我有百個身體，要到前方的日本軍隊去，同他們好好兒談一談，不讓他們再殺中國兄弟、中國老百姓；假如我有千隻手，要到所有戰線去，給你們中國士兵繃一繃受傷的地方，替你們洗一洗衣服。”

　　最後她鼓勵抗戰的中國兄弟們：

　　“你們無情的、頑強的打下去吧!我也在後方用一切方法來支持抗戰。”

　　1938年7月，綠川英子在時任國民政府武漢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幫助下，輾轉來到武漢，在國際宣傳處負責對日廣播。

　　她把麥克風當武器，用標準流暢的東京語向日本軍人和廣大人民進行反戰宣傳：

　　“日本同胞們，當你們高喊著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熱血盡灑在中國大地之時，你們可曾知道，這是為誰賣命？又是為誰效忠？聖戰祭臺上的亡靈，是英雄，還是罪犯？同胞們，別錯灑了你們的熱血，你們的敵人不在隔海的這裡。”

　　綠川的聲音在有些日本士兵中引起了心靈的波動，日軍華中派遣軍某部通信兵堀銳之助，在長期收聽綠川廣播後寫下了這樣的話：

　　“偷偷傾聽，那流暢的日語，心中不能平靜。”

　　但也有很多日本人罵她是“嬌聲賣國賊”、“赤色敗類”。對此，綠川英子回答：

　　“誰願意叫我賣國賊，就讓他去叫吧!我對此無所畏懼，我倒為我是那些不僅侵略別人國土，而且肆無忌憚地為無辜也無助的難民們製造人間地獄人們的同胞而感到羞恥。”

　　7月，在國際奧委會的開羅會議上，中國奧委會代表抗議日本侵略中國，破壞世界和平，違反奧林匹克精神，要求剝奪兩年後日本東京奧運會的主辦權。

　　進入8月，武漢保衛戰進入了關鍵階段，沿長江兩岸推進的各路日軍遭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擊。

　　寶雞，這個西部的小城市是隴海鐵路的終點。因為交通的緣故，這裡聚集的難民特別的多。1938年8月24日，這裡誕生了中國第一家工業合作社。這家合作社是由十多個鐵匠組織起來的。工合很快吸引了大批難民和失業工人。許多從沿海遷來的工人在工合裏重新找到了發揮自己技術的場所。這家合作社是工合運動的一部分。

　　這是工合的會標。工合就是工業合作社的簡稱。它首先源自美國女性海倫斯諾的靈感，她的丈夫就是訪問過毛澤東的美國記者斯諾。她對中國的抗戰深懷同情，也對中國失去沿海工廠感到不安。如何才能保持足夠的工業能力以便讓對日戰爭堅持下去？她和他的丈夫以及他們的朋友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為此絞盡腦汁。1938年3月的一天，海倫有了靈感，她自己回憶説：“為什麼不把工業同合作社結合起來呢？這個思想在我腦子裏剛一形成，我就確信它是絕對正確的，絕對必要的。沒有什麼能夠動搖我的信念”。

　　1938年的4月3日，上海錦江飯店召開“星一午餐會”，到會的有斯諾夫婦、新西蘭人路易艾黎、工業家胡愈之、銀行家徐新六和合作專家盧廣綿等。海倫的主意得到大家的一致讚許，大家想了許多名稱，包括“遊擊工業”、“機動工場”、“工業合作社”等，最後還是認可了工業合作社這個詞。一個帶籌備性質的“工合設計委員會”成立了。為了安全起見，所有成員的名字都嚴格保密。

　　他們的擔憂不是多餘的，4天以後，也就是4月7日，星一聚餐會的主席、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被日本人暗殺了，暗殺地點距離斯諾夫婦的住所很近。

　　路易艾黎負責設計了計劃草案，草案用中英兩種文字打出，計劃顯得雄心勃勃，要建立三萬個合作社，解決百萬人的失業問題，並讓工業生産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困難的是資金來源，路易和他的同志相信，期待正在挨餓的失業工人拿錢來為合作社籌集股份是毫無希望的。資金應該來自私人慈善組織、銀行以及政府的貸款。

　　當斯諾興衝衝的把這個計劃彙報給正在上海的宋慶齡時，宋慶齡笑著説：“艾黎又領養了一個孤兒”，她自己願意充當這個活動的保證人。

　　8月初，長江流域持續高溫。戰爭也進行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沿長江兩岸西進的日軍已經推進到江西九江，逼近武漢。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成立了。行政院長孔祥熙兼任理事長，而實際工作的則由總幹事路易艾黎負責。人們還無法預知這項事業的價值和前途，辦事的資金是很缺乏的。當艾黎派盧廣綿和上海技工孫夏威去寶雞開展工作的時候，因為資金匱乏，不得不自掏300元給兩人作旅費和開辦費用。

　　1938年8月15日，也就是工合成立10天以後，宋慶齡對在美國紐約的世界青年大會發表廣播演講，她説：日本的侵略已經毀滅和攫取了我們百分之七十五的機器工業，使我們百萬的産業工人失了業。但是，“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政府，都已決心即在戰爭中，也要將日本所毀滅的生産力重建起來”（新華日報 1938年8月24日）她懇請大會代表支持工合，她説：“工業合作社能夠利用一切失業的工人，使我們的士兵獲得衣食，並且免除饑荒，工業合作社能夠支持長期抗戰。”

　　9月12日的瑞士日內瓦，國際聯盟正在開會。各大國的外交部長多數不在日內瓦，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德國與捷克之間火星四濺，劍拔弩張的形勢吸引走了各國的注意力。這一天，一向柔軟的國聯終於做出了它成立以來最強硬的決議：第一，指稱日本的行動已經違反了非戰協定和九國公約，第二，各國可依照盟約16條，個別實施對日本的制裁，第三 ，各國可以就力所能及，個別援助中國。決議通過的第二天，會議臨時主席、新西蘭代表喬丹發表講話，他指出，國聯的成功與否，靠的是會員國政府的智慧和決心。

　　同一天，武漢、南陽、廣州、重慶、蘭州、長沙、南昌、桂林等中國各大中城市舉行大規模的擁護國聯援華制日民眾大會，人數達到數百萬人之眾。

　　老資格的職業外交官顏惠慶，對當時主導國聯的英、法等國所熱衷的綏靖和妥協的姿態深為不滿，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人們本應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吸取刻骨銘心的教訓，但卻沒能做到這一點，民主大國們一個個翻了個身，又開始昏睡了。”

　　在武漢的軍事專家蔣百里寫了一篇名為《為國聯開會警告英倫人士》的文章，他寫到：

　　“我們這次抗戰是在替英帝國擋著最前線，同時替國聯的和平政策守著最後的堡壘”。

　　捷克斯洛伐克的外長貝奈斯能夠理解中國人，他告訴中國外交官，他之所以在國聯裏幫助中國説話，實際上也是為了幫助他的祖國。

　　9月底，英、法、德、意四國首腦，張伯倫、達拉第、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在慕尼黑簽訂了《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割讓蘇臺德領土給德國的協定》。在英、法看來，讓德國進入捷克，就等於為德國打開了東進蘇聯的大門，而英法將會遠離戰爭。

　　針對《慕尼黑協定》，丘吉爾在英國議會下院的演説中説：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兩國的壓力下被分割，這無疑是西方民主國家對納粹武力威脅的徹底投降。這種失敗不會給英國和法國帶來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這將使兩個國家的處境更為軟弱和更為危險。”

　　而張伯倫回國時卻告訴英國人，他帶回了一個世紀的和平。

　　這是廣州特有的騎樓。它在粵漢鐵路另外一端。這個別稱羊城的南國都市是個多雨的城市，騎樓可以幫助街上的行人遮風避雨。珠江三角洲是華南最富庶的地區，而擁有120萬人口的廣州就是華南最大的都市。廣州市民過著悠閒的生活，廣州公職人員的月收入從30元到180元不等；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在30元左右，而一個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費用僅需3到5元！酒樓、茶樓、西餐廳100余家，從各類宴席到各種茶點應有盡有。

　　這種平靜而富足的南國生活被日本的空襲徹底打破。 比較起廣州居民遭受的苦難，武漢市民簡直算是幸運的。從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廣州受到的空襲超過了當時任何一個城市。是所有城市中最為猛烈和頻繁的。日本空軍要全力摧毀廣州，因為它是中國從海外輸入戰爭物資最便捷的港口，而且是粵漢鐵路的起點。它的重要性是和武漢相仿佛的。

　　日本飛行員不僅將炸彈丟向港口、機場、鐵路等，也冷酷地投向居民密集的市區。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高等學府概無例外。不像南京與武漢，廣州沒有空軍的保護，完全任由日本飛機撒野。日本飛機不僅白天轟炸，還時常發起夜襲，攪得市民晝夜不安。幾乎每天例行公事似的空襲讓廣州的市民們時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一個英國女記者阿特麗目睹了廣州轟炸造成的災難，她在震驚之餘，甚至不敢把災難的真相全盤告訴西方人，她真的擔憂這裡的慘景會讓西方人的神經承受不住。

　　9、10月間，武漢方面戰況緊急，廣東抽調部隊前去增援。10月12日，日軍趁中國軍隊主力調往北方之機，在南海大亞灣登陸並迅速向廣州推進。

　　10月20日是廣州淪陷前的最後一天，廣州沿江路長堤碼頭上擠滿準備流亡的市民，幾乎所有的大電船和小舢板都超載了，很多人只好改為步行。廣州往西往南的道路上都是身揹行李、舉家出逃的百姓。第二天下午，日軍侵佔了廣州。廣州淪陷後，大火連燒數天不熄。

　　當時有一家報紙這樣描述淪陷前的情景：

　　“凡是可能逃的都逃了，一座很熱鬧的城市頓時像死去一般，街上兩旁的店門都關了門，行人又是很稀少，臉上都表現出慌張的神情，行人頭上戴著的並不是帽子，而是鋼盔……”

　　廣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礫場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殘磚，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壓成血漿的屍塊；路中散碎著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的頭蓋，灰黃色的腦漿，炸飛到十幾步遠的紫藍色的肚腸。”

　　日軍鐵蹄所至，財物成灰燼，村莊成廢墟，活人變鬼魂。在隨後的幾年，廣州人口迅速減少，到1943年9月，全市只剩64.3萬人，人口減少一半，往日的一片繁華已成過眼雲煙。

　　從廣州外逃的人群，有許多人選擇了香港。香港距離廣州只有大約125公里，是海路進入廣州的必經之地，從1842年夏天開始，這裡就成了英國的殖民地。由於日本與英國還未開戰，再加上港英政府沒有關閉粵港邊境，所以此時的香港成了廣州市民逃避戰火的避風港。

　　自長江上的要塞田家鎮失守以後，中國就準備著從武漢最後撤離。只是日軍進攻的緩慢出乎中方的預料，中國好幾次推遲了撤退的時間。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回憶説：“武漢撤退時機最初決定8月底，後改為九一八，又改為九月底、雙十節，直至10月20日領袖尚在武漢”。

　　10月中旬開始了最後的撤退。這個城市幾乎是空城，武漢的民眾從6月開始就已經陸續向內地轉移。漢口的政府機構也早先後搬遷，民政機關遷往重慶，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最後撤出時，把武漢的重工業與軍火工廠，都做了較有系統的破壞。整個武漢只留下一個旅作象徵性的抵抗。

　　10月24日，蔣介石正式下達放棄武漢的命令，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全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根基。”

　　同一天，周恩來為漢口《新華日報》最後一期口授了社論《告別武漢父老》，他説：

　　“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的手中。”

　　當時隨軍事委員會機關乘疏散火車撤退的胡起祥回憶説：

　　“在車廂內停了兩天才開動，沒有吃的東西，只能餓肚皮；要大小便擠不進廁所，只能隨地便溺。時值暑天炎熱，在車廂內悶熱得吐不出氣來，而且臭不可聞。”

　　據史料記載，當時轉移的軍隊和逃難的民眾、機關、學校為數極多，交通工具非常短缺，僧多粥少，難免亂作一團；逃難的人們將火車車廂擠得水泄不通，車篷和車廂底下，凡有空隙的地方都擠上了人。

　　漢口燕山亞細亞火藥公司的職員潘士豪也踏上逃亡之路，由於去往重慶的船票只有一張，潘士豪説服妻子一個人先走，他知道在這兵荒馬亂的世道，自己有可能再也見不到妻子了。

　　潘士豪和妻子是在武漢會戰開始前後結的婚，到了婚禮上他才知道妻子的名字，不過，妻子很賢惠，這讓他頗為欣慰。但是，戰亂中的婚姻註定坎坷。

　　三個月後，潘士豪夫妻竟然在重慶意外地相逢。潘士豪後來回憶説：

　　“太巧了，我在相國寺碼頭雇船，竟然遇到了妻子，她一個女子，一路上平平安安的，那時候，人心太好。”

　　定居不久，潘士豪的妻子病逝，之後的日子裏潘士豪沒有再婚，他常常對人説，自己無法忘記美麗的妻子。

　　在大量人員和物資向重慶轉移的時候，當時入川，少有公路，更無鐵路，惟有走長江，長江邊上的宜昌城開始變得擁擠不堪。這座城市素有“川鄂咽喉”之稱。自1876年，中英簽署《煙臺條約》後，宜昌被辟為通商口岸，成為長江航線上的一個重要轉運港。宜昌以上的三峽航道狹窄彎曲，灘多浪急，有的地方僅容一船通過。1500噸以上的輪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下游來的大船都不能直達重慶，乘客和貨物都必須在宜昌下船換載大馬力小船，才能繼續入川。

　　10月24日，第一艘滿載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從宜昌起航，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的盧作孚也在船上。此時，盧作孚剛被緊急任命為 “水陸運輸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全權處置長江水運入川事宜。

　　盧作孚是一位擁有46條輪船的大實業家，他在12年前靠8000元股金創辦的民生實業公司，此時已經是川江上最大的航運企業。

　　一天前，盧作孚臨危受命，飛抵宜昌，親自指揮運輸，他回憶説：

　　“我這時恰好飛到宜昌，看著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到每一個辦公室,都塞滿了交涉的人們,所有各公司辦理運輸的職員,都在全力辦理交涉,沒有時間去辦運輸了。管理運輸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人員,又在互相責罵.”

　　由於40天后長江上遊將進入枯水期，所以，所有的人和貨都必須在40天內運走。而此時日軍正在向宜昌推進，敵機不停地飛臨宜昌轟炸。

　　盧作孚立即召集各方代表，制定了40天搶運計劃。盧作孚的兒子盧國倫，後來在《我的父親盧作孚》中寫到：

　　“由於川江航道特點，當時只能白天航行，為了爭取時間，改為夜間裝卸，凡是次日運走的物資，當晚就先裝好船。入夜，輪、駁、岸各處燈光輝映江水，交相輝映，裝卸號子聲、起重機的轟鳴聲、汽笛聲交織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民動員起來反對敵人的力量。”

　　在40個日夜中，民生公司的22艘輪船和850多只木船，冒著日機轟炸掃射，晝夜兼程地在川江來回穿梭，行程數千里，拼死西上。

　　民生公司一位老會計這樣回憶説：

　　“人家在前線打仗，我們只是參加直線運送嘛！雖然很被動，日本飛機俯衝下來要炸我們，炸完以後，還要俯衝下來看炸沉了沒有。儘管這樣危險，我們還是要做，一個就是公司的宣傳，説這是正義的事業，我們大家聽了很受鼓舞，另一個就是公司有些很實際的辦法，讓你薪水多拿一點。”

　　40天中，民生公司16艘輪船被日機炸毀，116名船員為國捐軀。

　　直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余萬人，貨物100余萬噸，其中包括兩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宜昌搶運也被稱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盧作孚後來回憶宜昌撤退時感嘆道：

　　“這是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

　　日軍攻陷武漢後，繼續南下，逼近湖南。湖南地處長江之南，風景秀美，武漢失守後，湖南省會長沙成為中日軍隊爭奪的關鍵。國民政府決定實行“焦土抗戰”，即日軍一旦突破汨羅江或者平江就焚燒長沙，不給日軍留下任何可利用的東西。

　　11月12日上午，蔣介石電令長沙城內的湖南省主席張治中：

　　“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燬，違者嚴懲！”

　　張治中接電後，立即召集緊急會議，商定由警備司令酆悌負責處理，警察局長文重孚協助，保安團長徐昆為縱火總指揮，決定在臨撤退前，先放警報，讓居民逃離，然後以全城最高處天心閣縱火為號，大家看火號行動。消息傳出，整個長沙城人心惶惶，風聲鶴唳。

　　當天夜裏，從武漢撤退到長沙的周恩來打電話給張治中，詢問前線戰況，張説“前線平靜無事”。

　　淩晨時分，剛剛睡下的周恩來被喊叫聲驚醒，窗外望去，已經到處都是火光。在當天寫給妻子鄧穎超的信中，他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

　　“昨夜長沙火起，全城一炬，倉猝出火城，衣被盡失，步行二十余裏，始遇卡車轉來湘潭。”

　　當夜，長沙最高處的天一閣的確出現火光，放火隊員在慌亂中倉促中放火。事後發現，這是傷兵烤火的火光，日軍尚在200公里之外。此時，長沙已變成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燒了3天3夜。長沙大火燒燬房屋5萬餘棟，燒死居民2萬餘人，財産損失不計其數，大量災民無家可歸，一些倖存者回憶説：

　　“舉目四望，只見斷壁殘垣，荒涼悽慘。焦糊氣息惡臭撲鼻。稍遠的長沙文藝場標準鐘樓、國貨陳列館仍留著岸然屹立的外殼，其餘鋪屋住宅蕩然無存，昔日繁華毀於旦夕，不可復見，剩下的只是一片焦土和不少從地洞墻縫裏鑽出來尋食的老鼠。”

　　“長沙變成了一座“死城”，白日無光，夜晚無燈，只有數不盡的巡邏士兵、警察，還有一些冒死尋找老家遺址的人。大火使全城變成了一個恐怖世界，傷痛哀號聲四處可聞。”

　　長沙縱火在全國一片招來一片罵聲，18日，蔣介石為長沙縱火案平息民憤，令組織高等軍事法庭會審，嚴懲肇事者。20日，長沙縱火案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軍事法庭會審，判處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和湖南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以死判，在長沙槍決；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革職留任，責成善後。

　　此時，在日本，瘋狂的民眾已被初期的勝利而迷惑，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軍國主義狂潮，從小孩到相撲手甚至和尚和舞女都開始準備投身到所謂的聖戰中來。

　　當時在日本國內最常説的一句話就是：

　　“非常時期，在全國各地都可以看到往戰場上輸送青年戰士的景象”

　　為了祈禱戰士平安和武運長久，婦女為戰士們在軍服上繡上一些平安的符號；在學校或者是婦女會，到處都在縫製慰問帶。

　　在德國，爆發了令世人震驚的“水晶之夜”事件，納粹黨慫恿和操縱德國各地的納粹狂熱分子走上街頭，他們瘋狂地搗毀猶太人的店舖和私人住宅，燒燬猶太人的教堂，公然迫害和淩辱猶太人，大肆逮捕猶太人。

　　可是在美國，人們對發生在歐亞大陸的戰事，不感興趣，美國政府也不希望被牽扯進來。12月15日影片《亂世佳人》在美國亞特蘭大市上映，取得巨大成功！

　　據蓋洛普民意測驗報告説，在《亂世佳人》公映前，有5560萬美國人在翹首等待這部影片。在影片首映當天，亞特蘭大市市長下令全市政府機關和學校放假一天，有30萬人涌向舉行首映式的影院去歡迎攝製組成員。在後來的奧斯卡頒獎晚會上，《亂世佳人》也取得了壓倒性的空前勝利，共獲得了八項大獎。

　　這年的11月4日，代理陸軍大學校長的蔣百里將軍在宜山故去了。他是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軍事學者。他是日本士官學校的高材生，因為成績優異而得到了天皇賜刀的榮譽。算起來，他與率兵進犯武漢的岡村寧次也是校友。一生坎坷的他， 沒有機會帶兵在疆場上和岡村等一決雌雄，但抗戰的到來仍然是他一生中最燦爛的時候。這位受過日本教育，還娶了個日本太太的儒雅軍人忠告日本人：“戰爭目的在屈服敵人的意志。屈服一個將軍的意志使他放棄抵抗，這是可能的；屈服一個政府的意志使它改變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當花朵盛放的時候，也許是將要凋謝的時候”，就在國人為他的見解著迷的時候，他卻悄然永別了。他給國人留下了近乎格言的一句話，那就是對已經步入瘋狂的日本政府，勝也好，敗也好，“千言萬語，只是不要和它講和”

　　12月18日，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偕夫人陳壁君，藉口講演，從重慶逃往昆明。第二天，汪精衛與早就等在那裏的周佛海等人飛往越南河內。10天后，汪精衛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蔣介石發出“艷電”，宣稱願以近衛提出的“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蔣介石獲悉汪精衛離開重慶以後，派人通知英美兩國大使館説：“汪精衛絕對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中國不但沒有想到與日本和談，而且現在正準備作大規模之抵抗。”。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