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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上、下)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5年08月11日 16:57 來源:CCTV.com

  上 集

  1940年1月1日,東京的元旦比往年寒冷許多,不少人走進電影院,想在這裡度過新年,然而他們發現,屏幕上放映的是日本新聞。這一天日本全國的電影院開始強制播映新聞。屏幕上播出的都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取勝的消息。

  就在這一天,在廣西的中國軍隊攻佔了崑崙關,日軍遭到慘敗。這是抗戰以來中國軍隊在大部隊攻堅戰中取得的第一次勝利。

  這一天,第33集團軍司令張自忠攜帶一批物資冒雪趕到孫家洲一帶慰問七十七軍,鄂北前線正下著漫天大雪。他的到來,為官兵們增添了節日的歡樂。當時,中國軍隊的冬季攻勢已經持續了半個多月,由於糧草不濟,衣被無著,官兵們白天單衣赤足,在雪地中與日軍拼殺,入夜只能以鋪蓋稻草禦寒。張自忠心情黯然,他説:“若無改善辦法,只好個人早點死以謝官兵。”

  倫敦響起了新年的鐘聲。這天,《大公報》記者蕭乾乘船從歐洲大陸來到英國,他發現“倫敦和巴黎一樣,市面很蕭條。舖子關上門,滿街堆著沙袋。” 在大學裏,“學生們大多應徵入伍了,除了研究炸藥的物理系等與戰爭有直接關係的學科,求學者寥寥無幾。”

  這個新年,周恩來是在遙遠的莫斯科度過的。這一天莫斯科的街道上積起了厚厚的雪,過往的人們行色匆匆但是興致勃勃。四個月前,周恩來為了治療摔傷的右臂來到這裡,距離上次他來蘇聯已經相隔了10多年,這個國家已經徹底變了模樣。進入經濟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後,蘇聯已經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為一個工業大國。國防開支已佔到整個國家預算支出的四分之一。

  從蘇聯回延安的路上,周恩來在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停留了三四天。再出發時,他們的車上裝了十幾箱法幣。這是國民政府發給八路軍的最後一批軍餉。車上還坐著去延安的青年們。到紅色延安去,成為了淪陷區熱血青年們談論最多的話題。

  對很多奔赴延安的青年人來説,脫掉了舊長衫,穿上灰布軍裝,這就告別了過去的生活,成為“延安人”了。

  星期天的時候,延安城內行人如雲,滿街都是灰軍裝。 在服裝的式樣和顏色比較單一的延安,魯藝師生的穿戴卻有著自己的風格。從延安早期的影像資料中可以看到窯洞前唱歌的人們服裝各異,流露出在大城市生活過的痕跡。有人曾這樣描述説,在延安,一看見歪戴帽子的,就知道是魯藝的。

  剛開春,延安就舉辦了延安婦女生活展覽會,會上展覽了很多有關婦女生活的圖片和實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接生法的展覽。講解員一邊講解,一邊示範剪嬰兒臍帶的方法。一位婦女傷感的説“你們有這麼好的方法怎麼不早説?”一年前,這個婦女的兒子死於接生時的感染。

  1月下旬,汪精衛等人出現在了青島,他們住在德國殖民總督所住過的提督樓。這次他到青島來是為了與偽華北臨時政府的王克敏,偽南京維新政府的梁鴻志等協商組建一個統一的傀儡政權。(同期聲)汪精衛終於獲得了日本對偽國民政府的支持。

  一個月後的一個清晨,南京很早就天亮了。街道上,各家門口重新挂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只是旗子上面加了一條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醞釀了一年零三個月的汪偽中央政權終於成立了。

  當天,《中報》在南京創刊。發表題目為“遐邇同心,萬民歡騰,各地慶還都熱烈空前”的文章,文章中説“民眾集會遊行,青天白日旗到處飄揚,浙皖等地擁汪電文如雪花飛馳”。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汪精衛迅速換上了一身戎裝,這是從前的汪精衛並不多見的裝束。在汪偽政權的拉攏下,許多原國民政府的高級將領紛紛向其靠攏。汪精衛指揮的偽軍曾一度達到60多萬人,他們一同配合日軍對付長江南北的新四軍。

  汪偽政權採取的第一步就是清鄉,這是拍攝的新聞片《躍進之和平軍》,內容是偽軍配合日軍進攻新四軍的情景。(同期聲)汪偽軍隊用清查戶口,嚴格身份證明,建立十戶一甲、十甲一保的保甲制度的辦法追查共産黨員、幹部和民兵。他們收買、利用叛徒,鼓勵密告檢舉,不少抗日幹部和積極分子因此被捕。新四軍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當中。戰鬥之餘,新四軍戰士們還要自己種菜種糧食。因為日本人會來搶糧食,所以經常提前收割。

  提起當時的困境,一位健在的新四軍戰士霍繼光回憶道:“困難的時候,豆餅、野菜、樹皮、菜根都會當飯吃”。

  除了消除新四軍的“政治清鄉”外,汪政府也很重視“經濟清鄉”,大量的糧食和礦産等戰略物資運往日本。身在魚米之鄉的江南,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白花花的大米被運走,老百姓們都把清鄉叫做“清箱子”。

  此時在中國不同的地方,孩子們正接受著完全不同的教育。

  延安的孩子們在學習用“抗日”造句。

  淪陷區的孩子在學習日本歌曲《桃太朗》。

  在對中國武力鎮壓的時候,日本又試圖從根源上斬斷中國文化的根,日本人是從最淺顯的字詞句開始往這個方向努力的。這段畫面記錄了日本佔領軍向中國天真無邪的孩童們實行親日教育的場景。

  隨著春天的臨近,無數德國人涌進電影院,觀看影片《意志的勝利》。所有的人都篤信屏幕上這個蓄著小鬍子的人是一個英雄,他們決心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願望實現了。他們的狂熱並不是沒有原因的。1940年,德國的閃電戰使丹麥、挪威、盧森堡、比利時、荷蘭、法國一個個國家紛紛陷落。4月9日,淩晨4點,德國開始了對丹麥和挪威的戰爭,早上八點,丹麥人還沒有吃完早餐,首都就已經陷落了。

  就在這一天,上海西摩路的太平花園,有一個猶太女孩正在過生日。她有兩個名字,英文名字叫瑪麗,中國名字叫“銀娣”。瑪麗兩年以前出生在上海。從1930年到1942年,像瑪麗一樣從上海出生的猶太孩子共有四百多人。

  兩年前納粹開始在德國實施滅絕猶太人的政策,在德國的猶太人背井離鄉,逃往世界的各個角落。然而德國勢力延伸的速度遠比猶太人逃往的速度更快,滅絕猶太人的政策很快隨著德國對歐洲各國的侵略而迅速蔓延。1940年,波蘭西南方的一個小鎮上,納粹德軍在這裡建立起了奧斯威辛集中營,作為關押波蘭俘虜的勞工營,後來這個集中營成了專門殺害猶太人的地方。1940年,逃亡已經成為猶太人生活的全部意義。

  此時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還沒有完全被日本人控制,這是個不需要簽證的地方成為了猶太人最後的諾亞方舟。3萬多猶太人和瑪麗的父母一樣從世界各地來到這裡。

  回憶起在上海的日子,瑪麗記得當時流落在太平花園的猶太人生活的都很苦,常常用燒焦的大麥代替咖啡,買不起白脫油就用白腐乳加麵包,還美其名曰“上海奶酪”。難得過節打幾隻雞蛋攤蛋餅,已是了不得的佳肴。

  沒有電,煮飯燒菜只能靠煤球爐。燒開水花費時間太長,到老虎灶買熱水成了小孩子們每天的使命。上海人有一句話叫“泡開水”,就是到老虎灶去打熱水。那時,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個街角都能找到,一個大錢就可以買一杓滾熱的沸水。因燒水處的爐膛口如一隻張大嘴的老虎,後面豎起的煙囪就像是老虎的尾巴,因此被形象的叫做“老虎灶”。它成了瑪麗難以抹去的童年印象。

  抗戰勝利後,瑪麗和母親一起離開上海,定居美國聖地亞哥。燒的一手地道上海菜的瑪麗,被鄰居們叫做“上海太太”。

  此時,美國正在熱映電影《幻想曲》,蜂涌進電影院的人們並沒有感覺到自己和這場戰爭有什麼關係。即使是在最靠近歐洲戰場的太平洋基地上,美國軍人們關心的依然是夏威夷島上強烈的日光。但是,此刻白宮的政策正在悄悄的發生著變化。1940年夏季來臨的時候,美國政府停止了對一些國家廢鋼鐵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美國政策的變化使本已物資匱乏的日本國內經濟陷入更大的困境。

  在東京等大城市中,女人們都換上了農婦似的樸素的襯衣和寬大的褲子。政府號召進行服裝上的限制,簡樸的服裝受到鼓勵,穿著華麗的婦女在街上受到憲兵的訓斥,燙髮也被禁止。

  東京的小學生一畢業就要去為戰爭服務,一年中至少有3萬名少年進入戰爭服務業。一位名叫中本廣子的中學生在一家飛機製造廠工作,他後來這樣回憶那段悲慘的日子:“上夜班時,在站立好幾個小時後,我們疲憊的走到餐廳吃晚飯,然後返回工廠繼續工作。”

  物資匱乏的日本急於迅速結束戰爭,這一年,日軍的軍事行動,主要是圍繞切斷中國與國際的補給線而展開的。當時,最東部鐵路線已經大多陷入敵手,沿海口岸也相繼陷落。

  此時剛剛從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畢業的聶華苓,和兩個夥伴一起,從湖北恩施搭車前往重慶,希望去重慶繼續自己的學業,在其自傳《三生三世》中,她描述説:我們乘坐的木炭汽車氣吁吁地,繞著一座一座荒山,爬上又爬下。老爺車常常嘆一口氣就停下來了,再也不肯動了。

  聶華苓所説的木炭汽車是抗戰期間,汽油奇缺的産物,這種車子時速只有26公里,加一次炭最多能行駛4小時。 當時有一首打油詩:"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下車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能夠使用上木炭汽車,在當時其實已經是很奢侈的事了。公路上更多的是牛車,驢車,包括人力運輸。至於山區的交通更是異常困難。

  看看這段鄂西軍運的影像就可以知道當時軍隊調動與後勤補給的困難了。(同期聲)外部被封鎖,更需要內部聯絡暢通無阻。為了改善西南的軍用狀況,繼湘桂鐵路通車以後,黔桂鐵路也進入了動工階段。(同期聲)

  面對這種狀況,國民黨政府開始開發玉門油田。8年前他曾主持中國開發了第一個油礦的孫越崎便來到了這裡,他回憶説:玉門油田除了金沙、鹼灘、駱駝刺與馬蘭草,沒有養活人的東西。生活必需品的運輸,産品的向外運輸,成了問題。油礦甚至希望買家能夠自己帶來盛油的設備。

  儘管創業之始困難重重,當年油礦即生産出汽油20萬加侖。礦區內的售價每加倫只要48元,運到2500多公里外的重慶就賣到了412元。整個抗戰期間,川、甘、陜、新及寧夏、青海部分區域,所用的油都是由這裡提供的。

  此時的英國也並不輕鬆,蕭乾在回憶錄中寫道:“英國的食糧一向靠進口。一打仗,海上納粹潛艇出沒頻繁,島上只能自搞農業。 連國會大廈門前的草皮也全鏟掉,種上了馬鈴薯。”

  英國人此時面臨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德國人在歐洲大陸的進攻勢如破竹, 5月21日,英法聯軍約40個師被包圍在法、比邊境的敦刻爾克地區。大量民用船隻,駁船,拖船,乃至私人遊艇,都紛紛出海,駛往敦刻爾克。英國軍民用了9晝夜時間,撤回了33萬士兵。盟軍保留了最珍貴的有生力量。

  此時,聶華苓一行人也輾轉到達四川黔江,他們本來計劃轉車直駛重慶。但是這時候黔江一輛車也沒有了。日軍發動了鄂西戰爭,車子已經全被政府徵去運軍火了,而此時湖北與四川之間的長江水路已經斷了,宜昌危在旦夕。

  宜昌位於長江三峽東部,是進入四川的門戶,通過這一狹窄水路,溯江西上480多公里,即可直抵重慶。當時,宜昌還是長江航線上的一個重要轉運港,擔負聯絡長江兩岸的第五和第九戰區的任務。

  為了控制長江交通、切斷通往重慶運輸線,日軍發動棗宜會戰。

  5月16日下午,天空下著瀝瀝細雨。日軍在機槍的掩護下衝上山崗,張自忠帶領第五戰區奮戰,張自忠全身數處中彈。抗戰以來,以上將軍銜集團軍總司令職親臨前線,戰死沙場,張自忠為第一人。

  幾天后,張自忠的靈車抵達宜昌,在此換船,溯江而上重慶。當時的一位國民黨官員王陸一記錄下十萬群眾自發送殯的場面:“當時天空中想起了警報,敵機已經在上空盤旋,送葬的民眾沒有一個人離開。”(做字幕)其時警報嗚嗚,敵機已淩空,而送者無一人退祭,無一人去也

  不久後,日本播出了日軍攻入宜昌的這段新聞:

  6月6日,我精銳部隊,開始發起衝擊。11日下午5時攻入宜昌。我軍英勇善戰,重慶已暴露在我們的攻擊範圍之內,9月15日開始對重慶襲擊。

  宜昌失守,重慶門戶大開。大後方民眾感受到了危險的迫近,不安和迷茫的氣氛在不斷的蔓延,抗戰開始步入困苦而漫長的時期。

  下 集

  這張照片曾反復出現在西方報刊雜誌,這裡是滇緬公路上最險峻的“二十四拐”。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的抗戰能堅持下來,就像這條道路一般神秘。

  昆明,滇緬公路的起點,也是雲南的省會。沿海港口的被封鎖給這座內地的城市帶來了機會。有了從昆明到越南河內的滇越鐵路與昆明到緬甸密支那的滇緬公路。昆明成為了商人趨之若鶩的都市。

  當時,昆明幾乎一夜間冒出了無數家運輸公司,這些公司大量購置汽車投入到繁忙的運輸業務中。 他們從緬甸大量進口棉紗、布品,汽車零配件和所有能買到的消費品運回國內,那時滇緬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晝夜不停地搶運物資。

  從當時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長途客車車頂上坐著許多旅客,一些卡車上面也有二三十人坐在貨物上。昆明人管這叫“拉黃魚”。 當時在昆明流行著這樣一句話:馬達一響,黃金萬兩,輪胎一滾,鈔票一捆,喇叭一叫,黃魚亂跳。

  這一年,卡車司機王亞六已經在滇緬公路上奔波半年多了。他是南洋華僑,和他一樣來自南洋,在滇緬路上為大後方運送抗戰物資的司機還有3000多人,人們習慣地稱他們為南洋機工。

  一年前,王亞六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作為一名新加坡巴士公司的司機,王亞六的月薪是50新加坡幣,相當於國內的100塊銀元。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華僑領袖陳嘉庚發表《南僑總會第六號通道》,號召華僑中的年輕司機和技工回國服務,與祖國同胞並肩抗戰。

  王亞六不顧年事已高的父母的反對, 報名應徵滇緬公路機工。他後來回憶説:當時每個人,尤其是青年人都動心了,我們在國外,好像很沒有地位,都有一種愛國心,你錢賺再多也沒用,人家也看不見,所以陳嘉庚一號召,我們大家就報名回來。

  多年後王亞六對出發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學生們手捧募捐箱為祖國的抗日戰爭募集資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標語貼在醒目的地方;船上回國參加抗戰的青年與親人告別;碼頭上送行的人揮動著手絹;《告別南洋》的歌曲在空中回蕩……

  當時在昆明到處可以看到王亞六一樣的卡車司機,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和當地女子成了婚。這是當時國民政府頒發給南洋機工和當地女子的結婚證書,由於南洋機工總是把自己打扮的很體面,收入又不錯,他們成為很多當地的女孩心儀的對象。機工們頗有南洋風情的婚禮也成為當時街頭巷尾議論的焦點。

  雲南的路難走,王亞六所屬的第十四汽車大隊,幾乎都是由南僑機工組成的,過去這些大都在城市裏開車的華僑司機幾乎要從頭開始學習如何在崎嶇的山區公路上開車。

  高聳的雲貴高原橫臥在公路前面,滇緬公路翻過高黎貢山和大王山,跨過怒江、瀾滄江、漾濞江,其間三分之一的路段是貼著懸崖建造,走在路上要格外小心。更加危險的是夏天瘴瘧流行,當地流傳著“要下瘴瘧壩,先把老婆嫁”的民謠。在瘧疾肆虐的夏季,王亞六身邊幾乎每天都有工友死去。

  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滇緬公路運輸了抗戰時期至少一半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而其餘武器裝備生産所需的進口原料也都依賴這條公路的運輸。

  這一年,德軍進攻法國,只宣戰而不交戰的奇怪和平終於結束了。

  6月12日,德國軍隊進入法國首都巴黎,10天后,法國宣佈投降。英國軍隊僥倖退回英倫三島。

  比利時、丹麥、法國,歐洲版圖上的國家在炮火聲中一個個地消失了。

  日本政府利用英法兩國的困境,開始了行動。6月27日,日軍宣佈封鎖香港,香港總督奉命疏散婦孺,香港與內地水陸交通均告斷絕。與內地的連接就靠一條空中航線。

  7月15日,日軍封鎖寧波、溫州港口。此時,中國沿海的大大小小的港口都已經落到日本人的手中。

  7月18日下午,英國按照與日本簽訂的《英日協定》,開始封閉滇緬公路緬甸段。

  消息很快傳島了距離昆明1000多公里的重慶,宜昌的失陷已經使重慶市民精神緊張,現在,最後一條國際運輸線被封鎖,這更引起人們的不安。這一年正好糧食歉收。普通主婦有點余錢,就多買些日用品,如肥皂、布料和罐頭食品等儲藏著。重慶米價急速上升。一些地主與商人為了謀利開始囤積糧食。從5月到12月,米價上漲了四倍。通貨膨脹露出了可怕的面目。

  重慶《新華日報》在頭版《米價在飛漲》一文中説道, 6月間,本報社論痛陳述米價飛漲的問題時,米價已經漲到舊鬥10元一斗,如今僅隔二月余,而米價已升到32元一舊鬥。負責米價的當局,天天在高漲著的米價後面追,一步步將平價提高,更成問題的是,不僅米價狂漲不已,而且國家行都所在的重慶,有許多時候市面上竟然有錢買不到米。”

  正在重慶的農業專家沈宗瀚也關注著這個情況。身邊發生的一件事引起了他的思考,他的房東太太抱怨與丈夫爭吵,房東太太説:“我家有田四十余畝,收得租谷每年自食有餘,現在倉有餘谷。他不許吃,偏向市上買米來吃,近數日米價漲得很快,他在市上買不到米,而以甘薯充饑,全家都怨他,他還看米價上漲,堅持不肯吃自己的米,真不講理”。

  沈宗瀚知道榮昌地區是有餘糧的區域,假使這一事實是四川目前普遍現象,那麼大小地主的普遍囤積,對米價上漲的影響,比都市米商囤積影響更大。

  這一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國的腳步。日軍佔領宜昌以後,迅即修建了轟炸重慶的前沿機場。七月底日本最先進的零式戰鬥機抵達基地。

  上一年,零式戰鬥機在三菱重工業公司首次試飛,零式戰鬥機具有優異的垂直機動能力,設計師大膽採用超硬鋁合金,對飛機主桁梁進行革新。其抗拉強度和耐疲勞強度大大提高,而且機體重量極輕,空重(21型)僅1570公斤。零式戰鬥機很快成為是戰鬥的主力。由於1940年是日本有歷時記載的紀年2600年,因此被稱為“零式”戰鬥機。

  零式戰鬥機迅速取得了在重慶上空的絕對制空權,滿載炸彈的日本轟炸機盡可以安心地轟炸重慶的地面目標。

  日本侵華空軍主力對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開始實施長時間的戰略轟炸,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最大規模和最長時間的空中屠殺。重慶遭到日本空軍的野蠻轟炸,千里江陵變成一條血與火的長廊。

  連續的轟炸使重慶變成一片火海,重慶的人民用自製的方式壓水滅火,但與熊熊烈火相比,這些水顯得那麼微不足道。

  最初日本人只是使用高級炸藥,並且只造成了有限的損害.後來他們改用燃燒彈,以致幾乎整個山城重慶都變成了廢墟.在這片廢墟中,人們泰然自若地生活著,他們一次次地修理著不斷被轟炸地家園。

  雖然中國在反擊轟炸機方面幾乎沒有辦法,但是重慶有一個非常有效的警報系統.第一次警報在轟炸前一個多小時發出,相當於日本轟炸機離開他們的基地時,第二次警報表明這些轟炸機已向重慶飛來,大約還有十五分鐘的航程,這時每個人都應該進入防空洞,所以每個人都來到防空洞的入口,在那兒讀書或者玩橋牌,直到被派作觀察員的人看到飛機已經臨近,才進入防空洞.

  連續的轟炸使重慶人逐漸習慣了防空洞的生活,1940年大公報報館多次被轟炸,但他們一直堅持出報。這一年《大公報》將防空洞擴大,印刷機乾脆搬到洞裏,在防空洞內出版報紙。《大公報》的社長王蕓生説:“本報同人,幾枝禿筆,一張爛紙,顛沛流離,從事言論工作,以綿薄之力貢獻于抗戰。” 小販一邊躲警報,一邊做生意,甚至把買點心和粽子的小攤擺在防空洞門口,也算是重慶淳樸遺風裏面一道風景。從這些商販買的火柴和香煙的品牌、商標上面你也能看到抗戰色彩。獅秋牌火柴,在醒獅和地球之間,埋藏著民族振興的寓意:重慶火柴廠生産的建國牌火柴,重慶蜀益煙草股份有限公司生産的勝利牌香煙無不包含了山城人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

  就在零式戰鬥機囂張的呼嘯聲中,在戰火硝煙瀰漫的重慶街頭,宋氏三姐妹同時出現在街頭的廢墟中。宋慶齡的出現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當時的論述無奇不有,香港流傳著“浪子回頭”的傳聞——宋慶齡由於幻想破滅而終於回到自己的親屬懷抱,描繪出一個任性的姐妹最後承認蔣介石和它的政府的明智。

  而此時,在倫敦,有一個人扛著攝像機步履匆匆,他就是英國導演詹寧思。

  當時的英國已經是一片火海,世界媒體用“倫敦在燃燒”描述這座英國首都的恐怖景象。

  詹寧思在真實的場景中拍攝了電影《倫敦可以堅持》,影片通過一個美國記者的回憶,描述在德國轟炸的那個夜晚,倫敦市民所表現出來的鎮定與幽默。

  《良友》畫報以“重慶──倫敦”為題,發表了東西方兩個首都的圖片特輯,稱它們是兩個“同遭厄難、共負時艱”的英雄城市。

  這一年,來自英國的林邁可已經在中國3年了, 從38年開始,在燕京大學任教的林邁可不斷利用假期的時間,越過日軍的封鎖,進入晉察冀邊區。在這裡,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熱情的招待。邊區政府特別給他準備的 “西餐” ,具體菜單是煎雞蛋和烤饅頭。林麥克稱這是“陌生的西餐”。除了這種西餐,邊區還有很多東西給林邁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裡,林邁可看到日軍封鎖給根據地帶來的巨大困難,在《八路軍抗日根據地見聞錄》中,他回憶道:一位軍分區司令員告訴我,戰士們要儘量節省彈藥的消耗,只有當戰士們身邊有特別神槍手時,才允許這些神槍手在100碼以外射擊。

  八路軍武器簡陋完全出乎了林邁可的意料,他曾這樣描述自己眼中的八路軍: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槍是19世紀90年代製造的,彈藥幾乎完全靠從日本人手裏奪取。

  在這裡士兵用原始的方式造紙,他們在簡陋的醫院裏做手術。

  八路軍的武器是通過當地很小的、很原始的兵工廠來補充,這些兵工廠表現出了極大的創作才能。

  這是八路軍自製的火炮,這是由製造煙花的手工業作坊生産出來的手榴彈。

  八路軍對有些東西,象電話和無線電用的乾電池,他們依靠那些有愛國主義思想或牟取暴利的商人從日軍佔領的城市走私。即使是這樣這些東西也很難弄到,因為走私在當時也很危險。

  晉察冀邊區的困難也是華北其它敵後根據地共同的遭遇。當時日軍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寵政策”全面展開。“囚籠政策”使八路軍活動困難,物資匱乏,形勢頓顯緊張。

  宜昌被攻佔,殿面公路被封鎖,使中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中,投降危機空前嚴重。(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在自傳中寫道:“我抗日根據地愈見縮小,從1940年3月前後到7月,華北抗日根據地大片的迅速變為遊擊區。大破襲之前,只剩下兩個縣城。”

  8月20日,被稱為百團大戰的正太路破襲戰打響,八路軍第115師副師長聶榮臻後來回憶説:“我清楚地記得那一時刻的情景,真是壯觀得很啊!一顆顆攻擊的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劃破了夜空,各路突擊部隊簡直像猛虎下山,撲向敵人的車站和據點,雷鳴般的爆炸聲,一處接著一處,響徹正太路全線。指揮所幾個年輕參謀激動地對我説,他們參軍以來,還沒有見過這樣紅火的戰鬥場面。”

  正太線作戰二十天,正太路全線陷於癱瘓。在歷時三個半月的戰鬥中,八路軍斃傷日偽軍44000余人,打破了囚籠政策。日軍華北軍司令部稱這次戰爭是“挖心戰”。今天百團大戰所留給我們的影像資料已經不多,但是從這些照片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當時一掃投降陰雲的豪氣。

  連續十年的侵華戰爭,已經使日本這個國土面積不到40萬平方公里的國家出現疲態。

  戰爭正在一個接一個地埋葬日本人生活中最簡單的快樂。

  日本本土國家開始徵收金銀和鉑金,女人們摘下自己的首飾,戒指和項鏈的製造被限制;生活必需品由配給制變為了憑票制;在各個街道説,豎起了標語上面寫著奢侈就是敵人;10月31日,日本所有舞廳被關閉,日本民眾似乎也意識到平靜的生活離自己越來越遠,防火演習已經成為了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假想真實戰爭爆發的防空演習在日本全面展開。

  為了確保軍需物資的生産勞動力,城市青年到農村和礦井工作。失去丈夫的婦女們排著隊到經國神社去超度她們丈夫的亡靈。隨著戰爭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女人從全國各地做火車到經過神社所在的東京。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已經無孔不入,小學生的課本上也都是日本軍隊的圖片。

  “鄰組”這一老制度也被重新啟用,失去丈夫的女人們只能在漫長戰爭歲月中結合成許多的互助小組,在收音機中,每天都能傳出互助小組的歌聲。鄰組的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標準”。每天她們在同一時間起床,開始日復一日的勞動。

  就在此時,在希特勒官邸,舉行了聯盟簽字儀式,日本加入軸心國,與德國、意大利簽署了《三國公約》, “羅馬—柏林—東京軸心”就此形成。

  10月,在隔著太平洋與中國遙遙相對的美國,卓別林拍攝的電影《大獨裁者》上演,片中的卓別林以希特勒為原形,惟妙惟肖地扮演了一個推行反猶太主義和侵略擴張政策的獨裁者形象。影片成為1940年最賣座的影片,這是卓別林第一次以有聲對白電影譴責法西斯。

  在上海,《大獨裁者》與美國同步上演,在戰火紛飛的中國,上海看上去似乎有著與時代不相稱的奢華。 金陵大學的美籍教師魏特琳經過上海時在日記寫道:“上海大商店和影劇院裏擠滿了衣著華貴的中國人,他們似乎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國難當頭。”人們把上海的生活稱為“遲遲上班簽簽到,擺擺龍門説説笑”。跑馬成為時髦的娛樂方式,每到週末跑馬場中都擠滿了人,上海的跑馬場也成為上海的標誌性建築。此時的大後方也流傳著“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説法,從1947年崑崙影業公司出品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就講述了一個又為青年從前線剛剛回到大後方,看到大後方的糜爛生活所流露出來的憤怒與無奈。

  在太平洋西岸,日本攻佔越南,直接威脅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一直游離于戰爭之外的美國也意識到,不能再置身事外了。

  美國著名詩人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再《紐約時報》上發表詩歌:啊,製造吧,裝備吧,送去吧。這樣我們才能和英法一起活下去,否則我們將孤軍奮戰。

  這年年底,美國羅斯福總統宣佈將向中國提供5000萬美元,以穩定中國幣制。兩天后,美國國會通過了提供給中國1億美元貸款的議案。英國隨後也貸給蔣介石政府1000萬英鎊。並宣佈重開滇緬路。

  但是,對1940年內外交困的中國來説,這些幫助只是杯水車薪。

  1940年的最後一天,《申報》發表社評《別矣,1940》,社評寫道:“時間的計程,到今日又成一年,紛擾而淒涼的除夕,結束了艱澀而殘酷的1940年。”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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