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長沙岳麓山上的岳麓書院，是宋代理學大師朱熹講學之地。山頂之上，有民國偉人黃興和蔡鍔的墓園。

　　1942年元旦，湖南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把岳麓書院裝扮得更清幽了。可這裡已經無人讀書，陣陣炮聲打破了山林的寂靜。岳麓山上，中國守軍佈置了重炮陣地，第九戰區司令薛岳也將自己的指揮所搬到岳麓山上，誓與長沙共存亡。一週之前，12萬日軍渡過汨羅江圍攻長沙，這是日軍四年內三打長沙了。這次，日軍聲稱“要到長沙過新年”。

　　近代的湖南屢受刀兵之苦，從湖南鄉村走出去從戎的軍人比比皆是。湖南人性格剛烈，楊度的《湖南歌》中就有這樣自豪的詞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俗話説，“無湘不成軍”，抗戰前，曾國藩的故鄉湘鄉縣人口也就一百二十余萬，可外出從軍的現役軍人就在10萬以上，據抗戰前軍政部的報告，全國軍人的恤金以湖南最多，達134萬元。在湖南抗戰期間，湖南曾出兵200萬人，出糧超過5000萬擔。

　　作家林語堂，在1935年寫的《中國人》中不厭其煩地稱讚湖南人：勇武耐勞苦。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北方與南方》中，他這樣評價湖南人：以勇武和堅韌聞名，是古代楚國武士後裔中較為使人喜歡的一些人。

　　第三次長沙會戰打得極為慘烈，第十軍師長黃鐘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瀏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

　　1月15日，第三次長沙會戰以中國軍隊的大獲全勝宣告結束。這次戰役，日軍傷亡達5萬餘人，慘敗而回。第9戰區各部阻截追擊，當時正值天雨泥濘，道路難走，撤退日軍極為狼狽。日軍有把陣亡將士火化後帶回本土的習慣，在第六師團後撤時，由於屍體太多來不及燒掉，最初是砍下左手燒成骨灰帶走，後來改為割下一隻耳朵帶走，到最後只得割下小手指帶走了。

　　此時，正值太平洋戰爭初期同盟國連連失敗，士氣消沉，長沙大捷消息一齣，立刻成為全球新聞的焦點。當時的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指出：“12月7日以來，同盟軍惟一決定性之勝利係華軍之長沙大捷。”

　　2月，中國西南邊疆的滇緬公路上突然塵土飛揚，旌旗揮舞，約10萬將士組成的中國遠征軍開始進入緬甸，協同英、緬軍對日作戰，以打通中國的對外補給線。

　　一個多月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簽署發表《聯合國家宣言》，中國代表宋子文在宣言上簽了名。簽字的全體盟國決定打擊共同敵人，不與敵人單獨媾和。隨後，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出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國中將史迪威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國戰區包括中國、越南、緬甸、泰國。

　　半個多月前，日軍出人意料地以18000人打敗了30000人的英國部隊，迅速攻下緬甸的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緬甸首都仰光危在旦夕。這時，英國政府緊急派員求見蔣介石，請求中國趕快出兵緬甸，援救英國軍隊。

　　３月４日，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到達重慶。在中國境內並沒有任何成建制的美軍地面部隊。他能夠指揮的軍隊就是準備開進緬甸戰場，配合英國軍隊作戰的中國入緬遠征軍。

　　一個身材瘦弱，滿臉憂鬱之色的年輕人也隨軍進入緬甸，他叫查良錚，是個詩人，筆名穆旦。剛剛在西南聯大畢業後留校的穆旦，應徵作了遠征軍司令官杜聿明的隨軍翻譯，軍銜中校。但是這一次的經歷影響了他整整一生。

　　進入緬甸後，中國遠征軍浴血奮戰，屢挫日軍，取得了東瓜保衛戰、斯瓦阻擊戰、仁安羌解圍戰、東枝爭奪戰等勝利。但進入5月，中國遠征軍戰局失利，開始撤退。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率部分遠征軍向印度轉移，杜聿明則率部分遠征軍向雲南方向突圍，闖入野人山。

　　胡康地區，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參天，不見天日，中國歷來叫做野人山。其中河流交錯，雨季氾濫，水勢洶湧，舟船難通，因而有“絕地”之稱。

　　杜聿明後來在回憶錄《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中寫道：“…洪水洶湧，既不能徒涉，也無法架橋擺渡。我工兵扎制的無數木筏皆被洪水沖走，有的連人也衝沒…螞蟥叮咬，破傷風病隨之而來，瘧疾、回歸熱及其他傳染病也大為流行…官兵死亡纍纍，前後相繼，沿途屍骨遍野，慘絕人寰。”

　　後來部隊斷糧。開始每人每天減到1兩米，最後只能找芭蕉、野果、野菜充饑。因誤食毒物死亡的人越來越多，穆旦所在的部隊擔任自殺性的斷後工作，曾經一次斷糧達8天之久，他的馬倒下後再也沒有起來。傳令兵也死了。穆旦最終拖著腫脹的雙腿逃出野人山。

　　兩個多月後，遠征軍一部敗退至印度集結，一部敗退至雲南集結。 根據戰後盟軍公佈的資料，中國遠征軍入緬參戰的總兵力有十萬人，傷亡六萬一千多人，其中有五萬人死在了野人山。

　　3年後，穆旦發表詩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詩中寫道：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除夕之夜的上海，市民們卻不能用電燈，只能點蠟燭迎接新年。淪陷後，上海經常實行燈火管制。現代散文家徐開壘在他的文章《春節雜憶》中説：“即使在四十年代上海淪陷的時期，市內經常燈火管制，除夕或春節夜點起一枝蠟燭，一家人在燭影中圍坐在圓桌邊聽父母談往事，等待明天。”

　　年初一的這一天，上海陰有小雨，最低溫度零下六度，最高氣溫3.9度，平均氣溫零下0.8度。因為氣候寒冷，加之上海的生活費用極其高昂，貧民無法為生。從除夕起一週以來，法租界發現倒斃在路上的男女屍體一百三十具，其中男子較多，女子只有二十多具。

　　這一年，汪精衛政權實行所謂“戶口米制度”，即糧食配給制。為了買米，百姓不得不露宿街頭，通宵以待，即便如此，還有不少人空手而回。當時的民謠形容：“配給配給，配而不給，等到配給，餓殺斷氣。”從春節開始，由於所存洋米供應不足，汪精衛政府勸告市民食用玉米，配購比例為玉米四斤洋米一斤。

　　上海的《申報》在每個星期日的第5版常會刊登一個叫做《天廚食譜》的專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玉米不僅被當作主食，也成為菜肴的原料。

　　３月２２日這個星期日，“天廚食譜”給主婦們推薦的兩道菜是 “粉銀魚”和“苞米蒸肉餅”；一個星期後的“天廚食譜”介紹的兩道菜，是苞粉松糕和苞米漿，都是以玉米為主要原料。同一期的“家庭”專欄中説，因為生油、豆油近來價格飛漲，所以建議各位主婦在炒菜時儘量不用油。

　　過了春節，燕京大學的英國經濟學導師教授林邁可告別了動蕩的生活，開始為八路軍平西根據地的電臺工作。上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林邁開迅速逃出北平穿越日軍封鎖線，進入平西根據地。

　　安定下來後，林邁可開始到電臺工作，他在《八路軍抗日根據地見聞錄》記述説：我逃出北平時帶了一隻萬能測量表和一支計算尺，結果它們成了這個根據地僅有的一類寶貝工具。

　　2個多月後，林邁可離開平西到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的駐地。一路上，林邁可參觀了各種各樣的組織，作為經濟學導師，他特別留意到八路軍的流動後勤隊。此時，邊區的賦稅主要靠農民交糧食，沒有糧站的村子，農民要負責把稅糧送到地方糧站去。林邁可在文章中寫道：每個單位的流動後勤幹部，帶著發放的各種定量為半天七兩的“糧票”到各村籌糧。不管到哪個村，他都可以靠這種糧票從村委會換到食品，而村民們也更喜歡這種方法，因為這樣可以使他們只要上交一小片紙就行了，這片紙能證明他們納了稅，而無需自己再運送糧食到糧站。

　　在司令部駐地吊兒村，還有一個人稱“國際飯店”的地方，這裡住著好幾個從北平逃出的外國人。他們是奧地利人傅萊大夫，法國人烏爾曼，紐約花旗銀行北平分行的經理霍爾，德國姑娘布蘭尼可等。

　　熟悉無線電的林邁可很受歡迎，他自願擔任通訊部的技術顧問，給部隊技術人員講授無線電，還對一些舊的發報機進行拆卸和重新改裝。林邁可在書中寫道：所有的零件，有些是從繳獲的日本機器上拆下來的，但大部分來自走私的商人，商人們為了牟取暴利，甘願去冒風險。

　　通訊部也開始採用英文傳輸信息，英文拼錯一個字並不會影響理解原意，漢字一個數碼措了，就會出現麻煩。林邁可在文中記載了一個新華通訊社的趣事：毛澤東主席在講話中用了成語“取信於民”，而晉東南根據地接收電文時，把這四個字的16個數碼搞錯，譯成“由霧出寶”，地方報紙編輯對此面目全非的文字未加深究，卻寫出一篇社論來解釋“由霧出寶”的深刻內在含意。

　　在這裡，供給部還給林邁可發了過冬的棉制服，棉制服包括黃色棉上衣、棉褲和一件棉大衣，除非遇上颳風天氣，這些服裝是很暖和的。後來林邁可去延安，他發現延安氣候要冷得多，風也大得多。這裡發的冬衣是皮襖、皮褲和皮大衣，羊毛朝裏，皮子夾在棉布和襯裏之間。服裝上沒有軍銜和徽章，但幹部的衣服做的較好，可以分辨出來。同樣羊皮衣，幹部的全是長毛羔皮，襯裏是綠的。

　　年初的時候，延安軍人俱樂部舉辦一次文娛諷刺畫展覽，展出蔡若虹、華君武等人的諷刺畫，大小作品總計６０余幅。畫展辦了三天，觀眾越來越多，甚至把門給擠倒。

　　華君武的漫畫《知識架子》畫的是一個稻草人，在它周圍有幾隻烏鴉，頭上也站了一隻。毛澤東看到墻報上這幅漫畫後評論説，漫畫把自高自大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神氣畫出來了，他自以為了不起，其實連個烏鴉都嚇不跑。

　　對於華君武的另一幅漫畫《1939年所植的樹林》，毛澤東評論説，這幅畫把延安植的樹都説成不好的，這就把局部的東西畫成全局的東西，個別的東西畫成全體的東西了。他強調説，對人民的缺點不要老是諷刺，對人民要鼓勵。

　　春天的一個下午，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樓下會議室舉行。毛澤東講話後，蕭軍第一個站起來發言，隨即引發爭論。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後來回憶説，蕭軍的講話，“意思是説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獨立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的指揮。對這樣的意見，我忍不住了，起來反駁他…爭論很激烈…對於我的發言，毛主席很高興，開完會，他讓我到他那裏吃飯，説是祝賀開展了鬥爭。”

　　蕭軍是東北人，自幼習武，21歲時，曾進入東北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1935年，他以作品《八月的鄉村》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

　　蕭軍個性張揚，特立獨行。夏季，延安的“公家人”都穿統一的灰色制服，他卻穿著自己設計的俄式襯衣，堇色的布料上繡白色的花邊，胸前再扎上樹枝圖案，別具一格。走過楊家嶺，中央警衛團戰士們看見了，詫異之餘難免議論幾句，蕭軍就與之爭吵，並要求決鬥。他公開聲稱，“魯迅是我的父輩，毛澤東只能算我大哥”。

　　有一次，蕭軍問毛澤東，共産黨有沒有文藝政策。並建議 “應當有個政策，否則爭論不休，沒有標準，難明是非。”

　　毛澤東當即請蕭軍幫助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情況，準備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

　　5月23日文藝座談會結束，毛澤東發表了總結性講話，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近四十年後的1979年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作報告，決定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改稱“文藝為人民服務，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

　　座談會後，畫家華君武逐漸改編了漫畫的方向，他開始學習群眾語言，還效倣《新兒女英雄傳》作者孔厥的做法，隨身帶個小本子，用來收集老百姓的口頭語、成語和歇後語。

　　華君武后來回憶説：關於1942年的諷刺畫展，我後來逐漸認識，由於思想沒有得到改造，這些漫畫帶來了很大的片面性，也不是與人為善的；當時又是民族矛盾處於嚴重關頭，舉行這種展覽是完全不合時宜的。

　　另一位畫蔡若虹後來在文章《在黨的領導下認真工作》中回憶到，“當時心裏一動，對照自己諷刺畫展中的作品，有否站到敵人的立場上去了呢？”他找出兩幅漫畫，“一幅是諷刺老紅軍待人接物不禮貌行為，一幅諷刺統一戰線。” 蔡若虹覺得，這是他“生活中的污點”，“發誓一定要改正錯誤。”後來，發誓改正錯誤的蔡若虹放下了畫筆，不再進行諷刺畫創作。

　　5月，在中緬邊境，日軍沿滇緬公路快速向中國境內挺進，一直打到怒江邊的惠通橋西岸。

　　5月4日，大批的難民從惠通橋以西源源不斷地向大橋湧來。為了以防萬一，守橋部隊事先在大橋上安放了炸藥，並且派憲兵在大橋上維持秩序。而日軍先頭部隊化粧成難民，也趕到了離惠通橋不遠的地方。這時，從橋東來了一輛大卡車要逆行過橋，引起道路堵塞，憲兵一時著急，以“妨礙執行軍務罪”，把車主打死。裝成難民的日軍先頭部隊聽到槍聲，以為中國士兵發現了他們，從衣服裏抽出槍射擊。中國士兵這才發現日本人已經衝到了橋上，他們馬上還擊，並點燃了導火索。

　　當聽到惠通橋炸斷的消息，華僑梁金山不禁老淚縱橫。這座橋，是梁金山1935年捐款修建的。為了建橋，梁金山毅然將兩個商號和一個公司降價出賣。抗日戰爭時期，身為緬甸華僑總會會長的梁金山先後捐白銀9000兩，汽車80輛和一架飛機，以助抗戰。當時國民黨中央派給雲南全省的救國公債，梁金山一人就認購了總額的一半。

　　梁金山表示，"現在不得已炸斷了，我相信，抗戰勝利，惠通橋是要修復的。"

　　1944年，隨著滇西大反攻的勝利，惠通橋果然重新修復，它與滇緬公路一道，共同擔負起抗戰運輸大動脈的重任。

　　4月，重慶《新華日報》在第一版為它刊登了一則引人注目的廣告：

　　五幕歷史劇《屈原》

　　明日在“國泰”公演

　　中華劇藝社空前貢獻

　　郭沫若先生空前傑作

　　重慶話劇界空前演出

　　全國第一的空前陣營

　　音樂與戲劇的空前試驗

　　郭沫若的五幕話劇《屈原》這部戲借古喻今，影射批判國統區的黑暗政治，用郭沫若的話説，是“獻給現實的蟠桃”。

　　屈原的扮演者是剛從南洋回國不久的著名演員金山。每當金山演出完畢走出後臺，總見黑壓壓一片觀眾歡呼起來，有的高喊：“屈原！屈原！”有的呼叫：“金山！金山”有的則大聲朗誦“雷電頌”的詩詞：“鼓動吧，風！咆哮吧，雷！閃耀吧，電！”

　　《屈原》是郭沫若在這一年乃至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而整部劇完成只用了十天時間。2月，郭沫若開始寫他的另一部歷史劇《虎符》，兩劇之間相隔僅20多天。5月底到6月中，他又寫成《高漸離》，9月完成《孔雀膽》。

　　1942年的郭沫若體現出極為旺盛的創造力。他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感覺著一切都還年輕，仿佛二三十時的心境和現在的並沒有怎麼兩樣。”1943年1月20日，郭沫若回顧一年，意氣風發，賦詩《咏懷》一首。其中一句寫道：“摶捏萬端皆在我，憑將妙手著成春”。

　　與話劇的繁榮相比，此時上海的電影在日偽管制下，幾乎停止了發展。1942年3月，周璇在國泰影片公司攝製的黑白故事片《夢斷關山》中，扮演了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這是周璇在上海的“孤島”時期，為國華、國泰影業公司拍的最後一部電影。拍完《夢斷關山》後，周璇便和國華公司中斷了合約。

　　周璇息影，但由龔秋霞主演的影片《薔薇處處開》卻紅極一時。影片中的主題曲更是廣為流傳。《薔薇薔薇處處開》這首歌的作者是上海三四十年代有名的音樂家陳歌辛的代表作之一。陳歌辛在當時被稱作“歌仙”。 1941年底，陳歌辛因為譜寫抗日歌曲被日本特務逮捕，在76號監獄被關押到1942年的2月底，受盡折磨。牢獄之災使陳歌辛一度徬徨。陳歌辛後來回憶説：“從我1942年出獄後，一度徬徨，感到像處在冬天一樣，我一面鼓勵自己要像我自己寫的歌那樣：‘度過這冷的冬天’，一面為了生活，寫了一些抒情歌曲供周璇等演唱，直到1946年我應夏公（夏衍）之約到了香港接觸共産黨人，我才感到接近春天的溫暖，這才有了《大拜年》的恭喜的激情之作。”

　　這一年，美國正在放映根據二戰題材攝製的影片《卡莎布蘭卡》、《忠勇之家》，以及備受歡迎的美國內戰史詩片《亂世佳人》。

　　在日本，幾乎所有的盟軍國家生産的電影都遭到禁映，這令那些翹首等待《亂世佳人》首映的東京影迷們十分失望。

　　為了節省資源，日本政府對日本國民的生活進行軍事統制，限制國民在娛樂、衣著等方面的消費。影迷們發現即使看一次重映的片子也越來越難，因為電影院都接到命令，每天的放映不得超過三場，以節約燃料。

　　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一部《亂世佳人》的拷貝在新加坡淪陷時落到了日本軍隊的手中，並且被送到了東京的一個宣傳單位。儘管這部電影在戰時從未公開放映過，但一位名叫池田憲實的年輕外交官在一次私下的放映中看到了它，他説道：“當我看到北方士兵進攻南方時，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沮喪，我在想如果東京也像亞特蘭大那樣陷入火海，那將會是多麼的可怕。”

　　1942年春，上海霞飛路的法國梧桐仍在遮天蔽日地生長，但是存在近半個世紀的公共租界已經消失在上一年太平洋戰爭的炮火中。

　　孤島時期的經濟畸形發展也隨著公共租界的消失而繁榮不在。一度觀者如雲的遊樂場一派蕭條，一些失業的藝人面臨著吃飯的問題。

　　這一年，滑稽演員江笑笑把原來唱“獨腳戲”和文明戲的演員組織起來成立“專演滑稽戲的“笑笑劇團”。他們吸收文明戲的分幕分場編劇方法，加強人物刻畫，在蘇州把曾以“大會串”方式演出的《一碗飯》，改編為第一個滑稽整本大戲，這齣戲譏諷囤積居奇的米老闆，同情衣食無著的饑民，贏得觀眾一片喝彩。從此，滑稽劇由兩個人演出的獨腳戲和少數人演出的小戲，發展成大型的滑稽戲。

　　隨後，楊天笑、趙寶山等人攜《一碗飯》，掛牌天寶劇團，繼續在滬寧線各城市流動演出。以後，江笑笑及其搭檔鮑樂樂回滬另外組織了笑笑劇團，相繼演出新編劇目《荒乎其唐》及根據滑稽傳統曲目改編的《瞎子借雨傘》、《火燒豆腐店》。

　　在戰火中誕生的滑稽戲成為上海人喜聞樂見的劇中，70多年後，借助電視媒體，滑稽戲在上海大放異彩，由王汝剛主演的滑稽戲《滑稽王小毛》、《老娘舅》、《紅茶坊》始終是上海一帶上座率最高的節目之一。

　　下 集

　　夏初的時候，西南聯大的教授浦江清決定返回雲南昆明。他不會想到是，這一次的路程要花費六個月的時間。

　　一年多前，依照慣例休假一年的浦江清由昆明取道越南、香港到上海租界看望年邁的母親。不料假期將滿時，太平洋戰爭爆發，越南被日軍佔領，回雲南的道路斷絕。上海租界同樣淪陷，浦江清決心冒險穿越日軍封鎖線，經浙贛鐵路回雲南。

　　5月29日，在熙來攘往的上海北站，38歲的浦江清一行三人踏上前往常州的火車。到常州換船前行，浦江清很快遇到麻煩。在6月2日日記中他這樣描述：至馬公橋，有日人所設“大檢問所”，人均上岸，行李放在船上，打開，有人上船檢查。上岸之人均須出示證件：（1）常州縣民證，（2）清鄉通行證，（3）宜鄉回鄉證，有三者之一者皆許通過。

　　幾天后，浦江清花費四百元買通一個吳姓男子穿越封鎖線。他在6月3日日記中這樣記述到：藏船于蘆葦中，有一人來，謂余舟人曰：可前。遂前。至橋下，橋下有木樁三，加鐵絲其上。舟人遂前拔一樁，僑上望風者有四五人之多，船疾搖而過，舟人又回舟將樁放好，以石敲下之。此時間不容發，倘為日哨兵窺見，我儕皆無死所矣。

　　此時，在華中包括長江三角洲一帶，新四軍建立的一些的遊擊區對日本和汪偽政權的統治形成嚴重的威脅。在上海到南京的滬寧鐵路周圍地區，兩年前，汪偽政府就開始清鄉。清鄉的首要目標就是消滅新四軍遊擊隊，把一切抗日力量鎮壓下去。

　　浦江清動身的時候，汪偽政府的主席汪精衛正在偽滿洲國訪問。

　　5月，正在為日本籌集戰爭物資忙得不可開交的汪精衛接受日本人的指令，為表達所謂日滿華親善誠意，要他作為代表訪問偽滿洲國。

　　在長春，汪精衛還恭恭敬敬地拜會了溥儀。其實溥儀與汪精衛彼此並不陌生，這位偽滿洲國皇帝的生身父親正是當年汪精衛冒死想刺殺的攝政王載灃。

　　30年過去了，這個早已習慣了點頭哈腰的人心中再也沒有“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的豪情。這時，有一個署名陳劍魂的人將汪精衛當年著名的獄中詩稍做改動，又回贈給了他。詩曰：當年慷慨歌燕市，曾羨從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終慚不負少年頭。

　　6月10日，浦江清清晨出發步行六十里，夜晚6點到達安徽寧國，這裡市面較大，浦江清在日記中記載：至此得閱報紙，江西有戰事，日人沿南昌而下。

　　在江西和浙江，中日軍隊再次激戰，日軍14萬餘人，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指揮下由杭州、南昌兩個方面，沿浙贛線東西對進，計劃打通浙贛線，並摧毀附近的盟軍機場。中國軍隊則集結30萬人對抗日軍。

　　一個多月前，美軍王牌飛行員杜立德率領16架B-25轟炸機，首次對日本首都東京發動閃電式的空襲。

　　空襲後，杜立德的轟炸隊飛往中國大陸，一部分轟炸機降落在浙江省衢州空軍機場。一些飛行員因油料用盡，紛紛跳傘，降落在華東地區。中國抗日軍民冒著生命危險展開了援救。

　　這張照片中正是一名美軍飛行員被人們用轎子送往重慶的情景。為了運送飛行員，中國軍民動用了各種交通工具，包括馬匹、黃包車、轎子、小船，還有燒著木炭的公共汽車。

　　另一張照片中是一名美國飛行員與一個村莊的全體村民告別。在他離去後，日軍殺害了這個地區數千名中國平民。

　　8月，浙贛戰役結束。國民政府丟失大片土地，浙贛兩省的機場被徹底破壞，20余萬居民及士兵慘遭日軍殺害。為了阻礙中國方面日後修復機場，日軍撤退時還在機場周圍等地區，大規模地散佈鼠疫、炭疽、霍亂、傷寒、副傷寒等細菌。直到今天，人們仍然能夠看到當年細菌受害者肉體上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

　　同一時期，日軍在華北開始圍攻八路軍根據地。5月下旬，山西河南交界的太行山中，一盞搖曳的油燈下，愛寫家信的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又一次提筆寫信。

　　4年多前，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時，他曾給自己的母親寫下這樣一封信：我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當局對我們仍然苛刻，但我全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準備將來也不要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

　　這一次，他信寫給了妻子。三年前，34歲的左權遇到22歲的劉志蘭，朱德總司令出面説合後兩人結婚。婚後一年，百團大戰開始，左權將妻子和3個月大的女兒左太北送回延安。

　　在信中，左權寫道：此間一切正常，惟生話較前艱難多了，部隊如不生産，則簡直不能維持。我也種了四五十株洋姜，還有20棵西紅柿，長得還不錯。

　　此時左權所在的八路軍駐地已經被背日軍包圍。

　　從5月初開始，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岡村寧次指揮下聚集5萬多日偽軍，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拉網大掃蕩”，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冀東被殺害和抓走的有5萬多人，有人形容説：今天脫了鞋和襪，不知明天穿不穿。

　　趁八路軍注意力集中在冀中，岡村寧次的主力３萬多人，開始“蠶食”太行、太岳地區。利用先進的電訊情報技術，密集向外發送電話電報訊號的八路軍總部被日軍發現。

　　左權的信就寫在突圍途中，信中，他還想像著一家3口的天倫之樂：“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到媽媽懷裏，又由媽媽懷裏轉到爸爸懷裏來，鬧個不休，真是快樂。”

　　三天后，在太行山十字嶺，左權中彈犧牲。年僅36歲。他是抗戰中犧牲的中共最高將領，朱德賦詩悼念：“名將以身殉國家，願將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這一年，八路軍、新四軍由五十萬人減為四十萬人。華北平原地區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權被摧毀。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口由一億人減少到五千萬人以下。

　　就在這個夏季，在電臺播放過響亮的海軍進行曲之後，日本人聽到這樣一個消息，東京參謀本部宣稱中途島海戰後日本已“成為太平洋上的最強國”。幾天之後，當聯合艦隊返回駐地時，東京還舉行了燈籠遊行，慶祝這次“勝利”。

　　這次勝利是被刻意掩蓋的慘重失敗，6月5日，日美雙方在中途島開戰，日本戰敗，海軍損失了三分之二的大型航空母艦和幾百名熟練的艦載機飛行員。此後，日軍被迫停止戰略上的全面進攻，轉而採取守勢，太平洋戰爭開始出現轉折。

　　這是一個名叫清水武廣的當地攝影師，用照片記錄下的一個日本戰時的小鎮。

　　秩父位於東京東北60公里的地方，四週群山環抱。

　　夏季的時候，又有更多的男子從周圍的山中匯集到這裡，在入伍者們在士兵和退伍老兵的護送下，沿著未經鋪砌的主街走上火車，他們將坐火車奔赴訓練營地，或者是開往前線的輪船。在他們身邊是歡呼的人群。

　　秩父為大戰所貢獻出來的不僅僅是它的年輕人。到1942年，當地那些原先生産奢侈絲織品的工廠，大部分都轉而生産軍用的毯子。政府強迫年輕女工們從事繁重的紡織和縫紉工作，但工資低得可憐。

　　無論是兒童、婦女還是老人，他們整天辛勞地開墾和耕種著寶貴的農田，以滿足政府的稻米和小麥的需求。他們撿柴燒炭，並在山中貧瘠的礦脈中尋找鐵礦石。最強壯的人們將巨大的石灰石從採石場拖到當地的水泥廠中。

　　秩父的藝妓們出去撿木柴。直到1942年，這些擁有良好教養的女子們還在為工廠老闆、絲綢商人以及本地上層人士們的聚會服務。她們拿過的最重物品大概就是茶壺了，現在卻要背著大捆的柴禾沿著山路翻山越嶺。

　　少年兒童在本地區的農民們都應征服役之後，擔負起了大部分的農業勞動。隨著全國勞動力的不斷縮減和食物、原材料需求的不斷增加，秩父的學生們不得不放棄學習，把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了田間勞動。高中女生們在以前的學校排球場上收割小麥。

　　一次外來者的到訪在與世隔絕的秩父引起了一陣慌亂的興奮。自從鎮上最後一個醫生在大戰早期被徵走之後，小鎮就再也沒有任何專業的醫療活動。來自東京帝國大學的醫科學生們對所有就診者都進行了治療，對於戰時日本3650個沒有常駐醫生的農村社區來説，這種由醫科學生組成的巡迴醫療隊已經是最好的了。　

　　到了大戰的晚期，曾經歡呼送行的場面變為沉悶、灰暗的葬禮儀式。鎮公所前的旗幟被降了下來，在裏面，裝著骨灰的盒子擺在佛教的祭臺上，旁邊放著在戰鬥中死去的丈夫和兒子們的照片。

　　鎮上的攝影師清水武廣回憶説：“那些我們曾經在神社和車站送行的年輕人，回來的時候卻變成了一盒骨灰。我開始認識到，作為一個年輕人，我離死期也不會太遠了。”

　　清水並沒有在大戰中死去，但他在1943年7月被徵召，他最後一次為秩父的那些後方戰士們按下了快門。

　　9月24日是農曆壬午年的中秋節。浦江清在福建建陽已經停留5天了。從出發到現在，3個多月過去了，去昆明的路他僅僅走了不到四分之一。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建陽的中秋：“下午遊街市。建陽有熱鬧之街，人極擁擠，兩邊皆食物攤，自下午四五時後方盛，亦因防空疏散也。食物有湯糰、油條、煎餅之類。月餅極貴，佳者須十一元一斤，比河口、鉛山貴三分之一。”到了晚上，人們在建陽南門外的大橋邊賞月，邊吃一些茶點月餅。快到十一點，人們才從橋頭散去。

　　中秋節這天，重慶雨後天氣驟寒。清晨，重慶街頭有人穿大衣。這天發生煤荒，電力廠燃料不足，市民希望物資管理局儲備庫能拋出大量存煤。

　　中國人歷來重視中秋這個傳統節日。有情人喜歡把這天當作他們終成眷屬的好日子。重慶《大公報》的第1版和第4版是廣告版，上面經常會刊登訂婚、結婚啟事。這一天的《大公報》共有12條訂婚、結婚啟事，沒有一條離婚或分居啟事。

　　商家也借中秋節大做廣告。《大公報》上有一則中央儲蓄會賣彩券的廣告：

　　“唐詩有’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之句，使作客異鄉的遊子，讀了感慨係之，假如在中秋節前後，購買特種有獎儲蓄券，則一旦時至運來，不難抽中頭獎五十萬元，使生活有了保障，毫無顧慮，則抗日戰爭勝利時，可以一家團聚，其樂融融，第十一期儲蓄券將於九月三十日開獎，每張十元，幸速購買。”

　　就在此時，作家老舍卻得了盲腸炎，不得不到醫院動手術。

　　在重慶，大家都吃平價米，米飯裏面時常摻有石子、稗子、谷糠、米蟲等，人們把這種飯叫做“八寶飯”。吃了這樣的飯，人很容易得盲腸炎。再加上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就響了。人們只好很快的抓著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地挑揀，於是盲腸炎更多了。盲腸炎和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醫院裏幾乎每天都有人在“開刀”割盲腸。

　　在醫院，醫生花了三個小時才找到老捨得盲腸。由於久患胃下垂，老捨得盲腸換了位置，一般人的盲腸在右邊，老捨得盲腸則移位到了左邊。

　　老舍在他42年寫的《答客問》一文中談起自己的創作説： “這幾年來的生活與抗戰前大不相同了。在戰前，我能閉門協作，除了自己或兒女們生病，我的心總是靜靜的，只要不缺柴米油鹽，我就能很起勁的幹活兒。……但是在今夜睡床，明夜睡板凳，今天吃三頓，明天吃半餐，白天老鼠咬爛了稿紙，夜晚臭蟲想把我拖了走的情況中，對不起，我實在安不下心去寫長篇小説。”

　　喜馬拉雅山，平均海拔在7000米以上，被世人稱為世紀屋脊。10月，人類第一次從空中俯瞰這座山脈，這也是駝峰運輸隊執行的第一次任務。

　　這一年，日軍佔領緬甸併入侵中國雲南，切斷了被稱為“最後一條陸路輸血線”的滇緬公路。中美被迫開闢從印度到雲南的空中航線轉運戰略物資。

　　這條航線上山峰起伏連綿，猶如駱駝的峰背，故而得名“駝峰航線”。此後的一年零三個月間，中美兩國飛行員為了打破日軍對中國的空中封鎖，駕機越過這條山脈，源源不斷將戰略物資運往中國戰場。

　　由於地勢複雜、氣候惡劣，還有日機的出沒，飛機失事率高得驚人，駝峰航線又被稱為“死亡航線”。

　　秋天的時候，原來在香港員九龍醫院工作的護士黃歡笑，響應宋慶齡的號召加入“中國同盟救護”組織，志願到內地參加抗日，她被分配到美國空軍飛虎隊醫院——雲南驛戰地醫院中擔任護士。這個醫院是個前線醫院，共有30多人，黃歡笑是醫院中唯一的女護士。當時的美國軍士都很喜歡她，親切的叫她為“駝峰天使”。

　　“駝峰天使”黃歡笑見證了駝峰航線的壯烈。黃歡笑説：“開闢航線之初就摔下來好多飛機。航線開通後，戰事不斷，幾乎每天都有日軍的空襲，每天都有運輸機和飛行員負傷被送到我們醫院，經過緊急包紮、搶救後，重傷者被送往昆明的後方空軍醫院。”

　　有一位受傷的小戰士一條腿被鋸掉了，他才21歲。每次為他打針時，黃歡笑都傷心的忍不住掉眼淚。這個美軍小戰士卻反過來安慰她：説他的腿沒有白費，他打落了三架日軍的飛機，等戰爭結束了，他會回到美國做一個殘疾的小提琴手。説著，他還拿出從美國帶來的小提琴，拉給他可愛的“天使”姐姐聽。黃歡笑抱住小戰士，嚎啕大哭。

　　史料記載，從1942年5月到1945年的3年間，“駝峰航線”上共墜毀飛機600多架，犧牲和失蹤飛行員1500多名。

　　到戰爭後期，倖存的飛行員們曾這樣描述：“晴朗的日子，在航線上到處都可以看到，在陽光下反射著光芒的飛機殘骸，像一座座地面的航標，甚至不用無線電導航，我們也能飛回基地。”

　　83歲的龍啟明是目前國內惟一健在的“飛虎隊”中國飛行員。1941年12月26日，香港淪陷，19歲的龍啟明就此中斷了學業。1942年6月，龍啟明到了桂林，7月，有兩位同學動員他報考由中國航空委員會代招的飛行員。當空軍打鬼子，這幾乎是當時每個青年的夢想，不過報名費竟要400元，龍啟明賣掉手錶才湊齊了這筆錢。

　　一年後，龍啟明被編入以美國援華空軍為主編隊的編隊，執行中國至印度的空中飛行任務，穿越“駝峰航線”。

　　後來，能説一口流利英語的龍啟明與另5名中國飛行員一起，被調入由陳納德將軍率領的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成為最年輕的“飛虎隊”隊員。加入飛虎隊後的龍啟明主要執行對雲南滕衝、緬甸臘戍、安徽立煌、湖北漢口等地日軍目標的轟炸任務。

　　龍啟明回憶説：“轟炸隊有6名中國飛行員，但整個大隊包括地勤的有好幾百中國人。後來每架飛機上都配備了中國人，因為以前飛機掉下來的時候，老百姓不明白情況，會把美國人當敵人打死。‘飛虎隊’就在每個飛行員的衣服後面挂一面小旗子，寫著‘來華作戰洋人，請軍民救護’。”

　　這塊被飛行員們稱為“血幅”的綢布，幫助許多因迷路、事故和被日軍擊落而迫降、跳傘的美國飛行員，得到了中國軍民的救護。

　　飛虎隊員的生活，是充實而緊張的。一天，隊員們正在洗澡，警報突然響起。龍啟明他們立馬向外衝——不是逃命，而是去背降落傘，力爭第一個跳上飛機，與日軍交手。大家來不及穿衣服，赤身裸體就上了戰場。

　　龍啟明在飛虎隊裏，共執行駝峰飛行2100小時，戰鬥飛行370小時。在回憶那段歷史時，他説：“你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讀飛虎隊。有人説陳納德只是一個在美軍中不得志的軍人，他手底下的兵也是一群烏合之眾，很多人是抱著發財的夢想來的，每打下一架飛機有500美金的獎勵。我記得我在報考的時候，也考慮過空軍的工資比較高，這都是實情。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畏懼過。”

　　1945年8月25日，隊長希爾少校帶領龍啟明飛落漢口接受日軍的投降。這是龍啟明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日子。

　　11月21日，西南聯大的教授浦江清終於到達昆明，在日記中他這樣記述：自五月二十九日離滬，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歷艱難有非始料所及者。

　　同一時期，在北非沙漠，仍是烈日炎炎，英軍獲得阿萊曼大捷，號稱沙漠之狐的德國元帥隆美爾敗退。

　　而在蘇聯，此時早已是白雪皚皚，從7月開始，德軍相繼投入了150萬大軍，向斯大林格勒展開猛攻，戰役從外圍防禦戰，到近郊的防禦戰，到市區的爭奪戰，儘管德軍以優勢的兵力和陸空強大的攻勢節節進逼，但蘇聯軍民一直在頑強抵抗。

　　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寒中，15歲的黃健終於能當上幾個月的“軍人”。他是距離俄首都莫斯科360公里的伊萬諾沃市第一國際兒童院的中國少年，黃健的父親是“廣州起義”領導者之一的黃平。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曾向蘇聯國際兒童院輸送40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後代。

　　黃健的任務是：每天到軍用機場把俘虜帶到兒童院勞動。

　　戰爭期間，黃健參加了所能參加的一切“保衛蘇聯”活動。他和同學挨家挨戶收集空瓶子，往瓶裏裝汽油，為部隊製造反坦克燃燒彈；他們收集廢鐵，挖反坦克戰壕；到軍用機場清掃跑道上厚厚的積雪，去兵工廠給工人打下手，到集體農莊收土豆、伐木……

　　和其他所有蘇聯老百姓一樣，黃健每月都會去醫院獻430毫升血，一獻就是三年半。直到今天，老人雙臂上還有明顯的凹陷。黃健説：“那是戰爭年代留給我的痕跡。”

　　從11月19日，在斯大林格勒，蘇聯軍隊開始展開反攻。

　　兩個多月後，蘇軍全殲被圍德軍，從而迫使希特勒轉入戰略防禦，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成為二戰的轉捩點。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