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45年2月13日，農曆乙酉年春節。這一天，從華中到西南普降大雪，《中央日報》報道説，湖南西部，雪是十年少見，而貴陽的大雪則是二十年來所僅見。

　　這一年，中國的抗戰進入最後時刻，但忍受八年離亂的百姓們卻並不敢奢望戰爭立刻結束，在年初一的《大公報》社評裏寫道：“今後一年是我們國家最艱苦的一年，已經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盡甘來的展望。”

　　作為戰時的首都，重慶從元旦開始就沒有太多的喜悅。寒冷的嚴冬中，天氣已是十幾天陰霾不開。每個星期，市內所有的街區都要輪到一個晚上無水無電。即使有電時，燈泡的亮度也只有一根蠟燭那麼大，被人們形容為像鬼火一般昏暗。

　　新年前不久，蔣介石的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按慣例要為蔣介石撰寫新年文告。

　　18年前，已經成為《商報》主編的陳布雷放棄了自己蒸蒸日上的事業，投入北伐總司令蔣介石的麾下，並逐漸成為蔣介石最信賴的執筆者。

　　在拿到蔣介石1945年文告要點後，陳布雷感到愁緒滿懷。上一年，國民黨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潰千里，後方的政治經濟也沒有絲毫起色，這成為全國輿論和共産黨的聲討之處，如何不失體面的總結這些事讓他費盡心思。在日記中陳布雷這樣寫道：“橫看豎看，狂抽了幾根煙，仍感到無從下筆。”

　　但陳布雷素有“文膽”之稱，元旦的淩晨，蔣介石以演講的形式準時發佈文告，表達努力扭轉軍事和政治頹勢的決心。

　　完成文告，陳布雷得以擺脫繁冗的公務，住進與重慶鬧市區隔江相望的黃山官邸。陳布雷的《新春雜記》裏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自去年春節間國外輿論受共産黨影響而有顯著之變遷之後，我中樞對國事之措置更覺艱難，自此迄今有一年矣。以我國當前之人力，悉力從事抗戰尚且不遑，而何堪更加以政治上、外交上之應付耶？

　　歐洲戰場上，德軍出動僅存的熟練飛行員向比利時馬爾德海姆市的盟軍基地發動空襲，這次德軍損失250架飛機，德軍的戰略後備力量已消耗殆盡。

　　太平洋戰場上，2月19日，美軍進攻距東京僅1200米的日本空軍基地硫磺島。日本出動568架自殺性“神風”特攻機，重創措手不及的美軍。《香港日報》報道這場戰役為“太平洋戰中流血最多之戰”，“整個小島成了人間地獄，屍骨如山”。3月26日，在傷亡2萬人後，美國國旗在硫磺島最高點折缽山山頭艱難升起。至此，整個日本都進入美軍飛機的轟炸半徑。

　　硫磺島失敗的消息傳到日本國內，50歲的松下電器公司董事長松下幸之助對剛造出的木飛機由興奮變得黯然起來。從兩年前開始，與美軍的海戰使日本的戰爭資源消耗殆盡，“神風特攻隊”更使日本對飛機的需求大增。戰爭的狂熱讓日本人喪失了冷靜，日本軍方發瘋般的試圖以高強度木材代替鋁合金，製造飛機，這項任務交給了一直為軍方提供電子産品的松下電器。

　　《松下幸之助傳奇》一書中描述了松下幸之助接受這個任務時的情形：受輿論的鼓動，松下對戰爭的失敗並未想過，聽説有可能輸，更是熱血沸騰。他對大西中將説：“國家有令，即使要我扛槍衝鋒陷陣也在所不辭！”

　　這年春天，投資3000萬的木飛機終於成功試飛，但是當第三架飛機飛上天時，日本已經無力扭轉戰局。

　　此時在中國的長江以北，八路軍各部開始執行“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戰略任務，發起春季攻勢，華北、華中各大城市都已處於八路軍、新四軍的包圍中。

　　延安，中共根據地的大本營，年初開始的減租、減息運動正在進一步開展。從當時的照片可以看到，農民正高興的將地主退回的租子扛回家去。

　　在延安保育院裏，孩子們過的也很愉快，三年前開始的大生産運動使他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偶爾才能喝上的豆漿現在是孩子們的必備早餐，體質弱的還能得到一個雞蛋；午飯的主食是饃和肉，蔬菜則是儘量的吃，並保證吃上水果，缺鈣的孩子可以喝專門的肉骨湯，服乳酸鈣來補鈣。

　　延安保育院的正式名稱叫陜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院。七七事變後，全國出現大量的逃難兒童。為救助這些孩子，全國的婦女界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在全國設立11個分會29個分院，延安保育院就是其中之一。在延安保育院的救助下，邊區的許多兒童得到了很好的照顧，為邊區家庭和前線的將士解除了後顧之憂。

　　春末之際，延安迎來這一年最重要的一個會議。4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央大禮堂召開，此時，距離中共六大的召開已經過去了17個年頭。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産黨黨章》，明確規定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

　　在中共七大召開的時候，中共駐重慶代表董必武得到國民政府頒發的一份特派狀，他和宋子文、顧維鈞等一起，被委派作為中國的代表，出席即將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成立大會。

　　上一年，隨著二戰接近尾聲，為了維護和平及建立未來世界的新秩序，中、美、英、蘇4國在美國敦巴頓橡園會議上討論，決議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

　　臨行前，在重慶機場，攝影師為董必武拍下了幾張照片。照片上的董必武看起來十分平靜，氣度從容。

　　董必武在美國的出現一下引起轟動。當時一般美國人印象中的中國共産黨人是迥異於常人的三頭六臂式的人物；可董必武卻是一個八字鬍須稀疏下垂的和善老人，演講時更是有理有據，沒有強加於人之處。一些西方記者形容董必武“通曉國際事務”，“為人和藹可親”，但又“頗為機敏”。

　　在美期間，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産黨以一萬美元捐助《華僑日報》，不過他在美國的接受華僑愛國同胞的贈款更多，這些錢用來替《新華日報》買回了三萬美元的印刷設備，還為有關部門買了其他急需物資。

　　為了節省開支，董必武自己和他的秘書並沒有住賓館，而是租用一位華僑的宿舍自己做飯。根據一本已經保存了六十多年的筆記本上的記錄，他們每人每天的房租只有一個多美元、伙食費只有兩個美元多一點，在所列20項收入中，有三項是董必武捐出或上交的，合計美元2540元。董必武在簽字儀式上穿的那套西裝，只花了25美元置辦。

　　兩個月後，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聯合國憲章》。簽字時，大會以抗戰開始最先，特地推中國為《聯合國憲章》第一簽字國。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首先簽字，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産黨，也代表中國，用毛筆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芷江，湖南雪峰山區一座古老的小城，4月中旬，日軍對芷江發動了進攻，這是日軍在中國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了。近20萬中國軍隊第一次在戰場上全面擊潰7萬日軍，俘虜日軍300多人。當中國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王耀武視察日俘時，發現他們一個個都蓬頭垢面顯得稚氣未脫，一見到清澈的池水頓時嬉鬧著撲向水塘。見到此情此景，王耀武只留下了一句話：“日本帝國死期已近，讓這些連鬍子都沒長出來的少年娃娃出來打仗，能不完蛋嗎？”

　　與此同時，在歐洲，德軍正試圖和英美盟軍接觸，想求得西線實現有條件的投降。東線上，蘇聯的進攻勢如破竹，蘇軍已經到達了柏林城外。

　　4月24日清晨，戰地記者瓦西裏格羅斯曼借助著伏爾加酒的作用，隨著蘇軍第三突擊集團軍的後續部隊，強打著精神向柏林推進，同時用速記本記下了所見所聞：在經過柏林市區東北維森湖區時，一群衣衫襤褸的兒童圍了上來，我把衣兜裏所有的糖塊都拿了出來。他們指著遠處被毀滅的村莊，嘴裏不停地在説什麼，我們解放他們的意義到底何在？

　　格羅斯曼進入柏林郊區後不到一天，蘇軍與英美聯軍會師易北河。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德國首都柏林，希特勒已經自殺身亡。一週後，德國正式投降。

　　德國的投降讓美國將所有復仇的怒火轉向日本。當時美國國內充滿了各種反對日本的宣傳畫，有的公司借一個日本卡通士兵表現出美國工人的各種惡習；而從這張宣傳畫可以看見，強壯的山姆大叔正挽起袖子説：“日本……你是下一個！”

　　6月，日本島已經完全被美軍海軍圍困，全國250萬間房屋遭到了B－29轟炸機的 “天火”式轟炸。

　　整個日本大地上，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無家可歸的人們在倒塌破損的城市瓦礫間尋找糧食。七月，日本政府頒布了一條無奈的措施，鼓勵人們收集橡子，這是當時日本惟一還算充足的食物。

　　隨著日本每況愈下，在日華工的日子變得更加艱苦起來，饑餓已經使他們幾乎無法生存。日本花岡礦山的中國勞工劉智渠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過了元旦僅僅是吃的饅頭就起了很大的變化。饅頭中間先摻雜一些蘋果粉的東西。不久，蘋果粉沒有了，又摻雜了豆餅和樹皮。有時候也不知道摻進來的叫什麼東西，放在嘴裏，好像是沙子一樣。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去。

　　兩年多前，日本政府為彌補國內勞動力的的不足，決定在中國強徵勞工。劉智渠所在的花岡礦山先後從中國強擄勞工979人。

　　中國勞工到達日本後，每天都要在惡劣的環境下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他們夏季每天5時半起床，冬季6時起床，晚上7時，才能回到被稱為“中山寮”的簡陋居所。

　　所有中國勞工的服裝都是破爛不堪的，他們只得到一件上衣，不僅勞動時穿，睡覺時也得穿著。到了冬天，由於寒冷，勞工門不得不用裝麵粉的紙袋子掖在褲子裏裹著身體，把膠布和布片用繩子和藤條綁在破爛的鞋上。很多人手腳被凍傷，回到寮內一受熱就疼的嗷嗷叫。

　　1945年新年後，由於饑餓和繁重的體力勞動，近三分之二的人因病倒喪失了勞動能力，被運到了只能收容10人的看護室。但這裡既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甚至連湯都不能滿足。劉智渠回憶説：“如其所説是等待康復的病室，不如説是‘去火葬場的接待室’更為實際”。

　　7月6日晚上，日本花岡礦山的二十幾名中國勞工無法忍受日本人的苛刻待遇，手持鐵锨，闖入了日本監工的寢室，當場打死４名日本監工。日本憲兵、警察，甚至連普通老百姓都被動員到鎮壓行動之中，參加暴動的華工無一倖免全部被抓回。他們被押到大館市共樂館廣場，兩個人綁在一起，在炎熱的太陽下暴曬，3天3夜不給飲食，很多人還被嚴刑拷打。

　　經過多方考證表明，花岡暴動中，被虐殺的中國勞工當在100人以上。而前往日本的38935華工中，因為各種原因死亡的人高達6830人。

　　下 集

　　7月的重慶，人們正忍受著持續30多度以上的高溫。政府貼出佈告，所有人力車和馬車必須重新油漆。警察當局決定，開始實行一個市政計劃，在所有公共空地上開闢花園，市內不準堆積垃圾。

　　但事實上，重慶的衛生情況很差。城市的下水道也經常堵塞，因為重慶周邊的農村沒有能力處理城市居民的排泄物。相比戰前，重慶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農民對肥料的需要量卻只增加了三分之一。不得已，重慶每天都有五百噸排泄物或注入長江——而這正是人們飲水的來源。

　　美國《時代週刊》駐華記者白修德則記錄了當時一場奇怪的“滅虱運動”：對監獄裏的骯髒環境，警察規定，每個囚犯每天要交出二十隻虱子，否則就要打手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囚犯們私下發起了一場“養虱運動”。於是，每個囚犯每天都能順利交出二十隻虱子。犯人們不會再被打手掌了，然而，監獄裏，虱子比以前更多。

　　惡劣的環境下，重慶爆發霍亂。市內一所設備最好的中學也有四分之一的學生染上肺病。在一所大學裏，百分之四十三的教職員患上肺病。但在白修德看來，重慶僅有這些一般病症流行已是萬幸，這個城市能夠生存下來，簡直是一個奇跡。

　　這一年，從新疆逃回重慶的演員趙丹在執著地尋找自己的妻子和女兒。

　　6年前，剛演完《中華兒女》的趙丹把剛出生的女兒留在上海，自己攜妻兒一起去新疆，這個一心想給西部民眾帶去戲劇藝術的影星，沒料到自己會被多疑的新疆督辦盛世才逮捕。1943年，在友人的幫助下，妻子葉露茜被釋放，並乘運輸機回到重慶。她後來得到消息説，趙丹遇害了。

　　在重慶，孤獨的葉露茜帶著女兒無依無靠。悲痛之中她遇到劇作家桂蒼淩。後來兩人相愛結婚，去昆明定居。

　　最後，一個好心人告訴趙丹真實情況。趙丹前往昆明見到葉露茜，他不得不面對和愛人離婚的事實。趙丹後來這樣給女兒回憶當時的情景：

　　我一見你媽咪，就恨不得一下擁抱她，日夜思念的愛人啊!可你媽卻這麼冷靜。我一看她已懷身孕，馬上意識到她已是別人的妻子了。我心如刀割，五臟六腑被撕裂了一樣。我忍不住雙膝跪下，哭訴懇求她：“把肚中孩子打掉，跟我回去吧……”可你媽咪絕望地回答我：“一個家庭已被破壞了，我不能再破壞第二個家庭。”　

　　在那個戰亂的年代，像趙丹這樣的婚姻悲劇十分普遍。自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大批外省人口大量流入重慶地區，打破了原有的婚姻圈。在戰火紛飛年代，很多夫妻根本無法見面，特殊的“重慶之家”應運而生。這類婚姻多是在原有婚姻關係並未解除的情況下，就建立起來的，一些有錢人甚至有十幾個“太太”。

　　更多的婚姻則由於生活的艱辛變得脆弱不堪，從《大公報》對1939年到1945年刊登的離婚啟示統計看，在抗戰最艱難的1943、1944兩年，重慶的離婚率達到了頂峰，無數家庭在硝煙與生活的重壓下支離破碎。

　　波茨坦，柏林哈韋爾河畔的一座古城。7月26日，中、美、英三國政府發表公告，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儘快結束戰爭。

　　面對《波茨坦公告》，日本《朝日新聞》表示這 “並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強我國政府不屈不撓地將戰爭進行到底取得最後勝利的決心”。

　　8月6日，美軍向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三天后，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爆炸。15萬人在原子彈的蘑菇雲中喪生。

　　8月15日中午，一個近似哀鳴的聲音從廣播中傳出。全日本的活動都停止了，人們聚集起來收聽天皇的“停戰詔書”，這是日本天皇有史以來第一次向民眾講話。

　　朕深鋻於世界之大勢于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錯置，收拾時局，茲告爾忠良之臣民。朕已命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接受其聯合公告。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安寧，同享萬邦共榮之樂，乃皇祖皇宗之遺范，亦為朕所眷眷不忘者。曩者帝國所以對美、英兩國宣戰，實亦出於庶幾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

　　至若排斥他國之主權，侵犯他國之領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戰已閱四載，縱有陸、海將士之奮戰，百官有司之奮勉，一亦眾庶之奉公，各自克盡最大努力，戰局並未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於我。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炸彈，頻殺無辜，殘害所及，實難逆料。

　　若仍繼續交戰，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斯，朕何以保億兆之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乎！此朕之所以卒至飭帝國政府聯合公告也。

　　朕對於始終與帝國共為東亞解放合作之各盟邦，不得不表示遺憾之意。念及帝國臣民死於戰陣，殉于職守，斃于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為裂。而負戰傷、蒙戰禍、失家業者之生計，亦朕所軫念也。惟今后帝國將受之苦難，固非旬常，朕亦深知爾等臣民之衷情。然時運之所趨，朕欲耐其難耐，忍其難忍，以為萬世開太平之基。

　　朕于茲得以護持國體，信倚爾等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等臣民共在。若夫為感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因而失誤前途，失信與世界，朕最戒之。宜念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將來之建設，篤守道義，堅定志操，誓期發揚國體之精華，勿後於世界之潮流。望爾等臣民善體朕意。

　　昭和２０年８月１４日

　　廣播之後，不時有手槍聲在東京響起，一些陸軍和海軍軍官紛紛自殺，日本還從來沒有被外國征服過，如今沒有在詔書中使用“投降”字眼的天皇已經不得不向盟軍屈服，靜侯敵人的處置。他的皇位將被保留，但他的權力將被剝奪。至於他的文武官員，就只好生死由命了。

　　這一天淩晨，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剖腹自殺；晚上7點，海軍上將宇恒纏帶領11架“神風特工隊”飛機對沖繩發動最後的自殺攻擊。晚間深夜，“神風特工隊”創始人日本第一海軍航空兵司令大西瀧次郎剖腹自殺。

　　勝利的消息傳到重慶恰好是在晚上，美國記者白修德記錄了整個城市在得知勝利前後的情景：

　　此時的重慶像往常一樣，正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日常生活。城區內，母親已經把小孩安置在床上；嘉陵江邊，許多青年人正在散步納涼。這時，收音機裏傳來了勝利的消息。馬上，這個消息從一部電話傳到另一部電話，從一個朋友傳給另一個朋友。突然，整個城市爆發出一片歡呼聲和爆竹聲。起初，爆竹聲還是分散的、零星地響著，但還不到一個小時，整個城市就變成了一座巨響和狂歡的火山。

　　在上海，國際飯店頂樓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國旗，數千人仰頭致敬，人們自發地上街遊行，歡呼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勝利。

　　勝利也使青年音樂家的陳歌辛也一掃心中的不悅。雖然不是共産黨員，但陳歌辛積極創作抗日歌曲，其中《渡過這冷的冬天》和《不準敵人通過》在新四軍中十分流行。正因如此，他曾被偽政府誤認為共産黨關押70多天。

　　勝利後不久，陳歌辛迅速寫就《恭喜恭喜》一歌表達內心的狂喜，這首歌很快傳遍大江南北，後來也成為華人世界每年春節的賀歲曲牌。

　　勝利的消息傳到延安，歡呼聲從各處發出，人們互相擁抱，互相抬起來拋擲，有的人還把破棉襖裏的棉花沾上火油當火炬，拿著到處串。一個賣瓜果的小販歡喜的跳起來，把籃子裏的桃梨向空中拋擲，高呼：“不要錢的勝利果，請大家自由吃呀！”

　　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乘坐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專機從武漢飛往芷江，洽談投降事宜。而8年前，作為日本駐北平領事館武官的今井武夫七七事變時就在現場。

　　上午11時15分，今井武夫一行的飛機在3架中美戰鬥機的監視下到達芷江，今井的飛機還被迫在機場作低空飛行，向戰勝者致意。在回憶錄中，今井武夫這樣描寫自己乘坐的飛機：“它飽經戰爭苦難，不僅漆皮脫落斑駁，而且滿布彈痕，越看越覺寒酸” 。

　　下午3時20分，在現場上千雙眼睛的注視下，今井武夫靜聽中方以高聲朗讀近千字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備忘錄》裏一個接一個的“投降”字眼猛烈衝擊著日本代表的神經，很快，今井武夫頭上冒出了汗珠，身旁的副官也雙唇緊逼，如坐針氈。今井武夫後來這樣描述作為投降使者的心境：戰敗的我們，猶如被一堵黑暗的墻壁隔斷了前途，絕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盡的。

　　在芷江受降六天后，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冷欣率先離開芷江，飛往南京，開始準備即將在南京舉行的正式受降典禮。在《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一書中，他這樣寫道：當飛機到達南京上空，俯瞰南京全城，河山雖然依舊，卻是滿目瘡痍，飛機場上三五破舊日機，停于淒淒蔓草之中，備覺荒涼。總理陵墓，別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8月27日下午2時，在南京光華門外大校場機場，七架美軍飛機緩緩降落。中國陸軍司令部南京“陸總”前進指揮所主任冷欣帶領159人從芷江飛抵南京，準備即將舉行的受降典禮。

　　此時，南京的街道上依然是岡村寧次的日本士兵在巡邏，在這個日本侵華大本營，人們一直不敢舉行大規模的慶祝活動，行政上的混亂使得整個城市一片狼藉。

　　到達三天后，冷欣向重慶報告了南京情況：“近日寇投降，各雜色部隊以及地方痞棍，亦皆聞風而起，甚有假借名義強佔民居，綁架勒索，無所不為！內外秩序，頓遭破壞，造成極度恐慌現象……”

　　南京的混亂讓重慶方面加快了派遣接收部隊的計劃。從拍攝于1945年9月初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擔任凱旋還都任務的國民黨新六軍在街道巧遇待命的日本士兵，人們則聚集在街邊興奮的注視這歷史一刻。

　　從9月5日開始，新六軍借由美軍飛機陸續登陸南京。在蔣介石的再三催促下，美軍動用了幾乎所有的空軍力量，短短幾天內，8萬新六軍全部到達南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空運。

　　9月9日9時，在中國傳統的“三九”吉時，中國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到：“這總是從未意料到的痛苦處境。一進入會場，就試用隱禪師夜船閒話的內觀法，念著“坐禪如在橋上，把往來行人當作深山樹林”一語，借使自己鎮定下來。”

　　台灣，歷史上因為屢遭颱風侵襲而得名，自從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以來，孤懸海外的寶島被迫離開了祖國的懷抱。

　　10月17日，當中國接收部隊第70軍登陸基隆港時，基隆市萬室空巷，人們爭相跑上大街，一睹自己軍隊的雄姿，這是人們在半個世紀後第一次看到中國人自己的軍隊。激動得流下了眼淚的市民，顧不得語言不通，都熱情的拖一兩個士兵到家中吃飯，不停的問寒問暖。

　　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終於在台北市中山禮堂正式舉行。台灣民眾一大早就穿上了新衣，家家遍懸燈彩，如迎新歲，鞭炮鑼鼓之聲響徹雲霄。各地舞獅舞龍，接連三天舉行火炬遊行。有記者説，日本投降以來，各地同胞歡慶勝利的場面難以計數，最讓人終身難忘的景象，是在台灣。而這個日子也被台灣隆重的定為光復節。

　　台灣回歸了祖國之時，在高雄，一位名叫“岩里正男”的中國籍日本陸軍少尉退伍復員，他就是大家熟知的李登輝。從日本佔領台灣開始，李家就因順從日本頗受照顧，李登輝的父親則整整當了16年的日本刑警。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害怕中國血統的台灣人支持抗戰，於是開始了“皇民化運動”，號召台灣人改用日本名字，李登輝的“岩里正男”正是來源於此。此外，日本在台灣大力推廣日語，台灣的中文報紙全部被改為日語報紙，中國的傳統節日被禁止，台灣人也被強迫灌輸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當戰局轉危時，日本又在台灣徵召士兵，李登輝和他的哥哥都應召入伍，代表日本參戰，但更多的台灣青年則是被強迫入伍。據統計，在整個二戰期間，共有約20萬台灣人被日本強徵為軍人或軍夫參戰，戰死和病死者約3萬餘人。

　　回首過去，《台灣新生報》的社論《受降觀禮與慶祝光復》感慨道：“回憶五十年往事，像一場噩夢。過去日本民族最大的問題就在妄自尊大，希望同化台灣。現實無情，終於對抱優越感的那些人提出了修正。由受降簽字起，台灣的主權正式的歸宗祖國了！”

　　南京受降典禮結束後不久，南京偽實業部長梅思平等就成了政府逮捕的第一批漢奸，中國抓捕和審判漢奸的大幕也由此拉開。

　　審判梅思平這天，南京朝天宮人潮如海，因無旁聽證而站于廣場上的人多達3000余人。梅思平在辯護書裏狡辯道：和平運動乃以本國之利益為前提，本人在職五年間所經辦之事物，皆直接于淪陷區之民眾有利。

　　法官並沒有輕信漢奸的狡辯，最終法庭宣判梅思平死刑，並在南京珠江路老虎橋監獄執行槍決。梅思平也成為南京第一個被槍決的大漢奸。從9月到年底，共有4692名漢奸受到審判，得到了他們應有的下場。

　　在中國抓捕漢奸的同時，遠東國際法庭也開始了對日本戰犯的抓捕與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回憶了審判戰犯的場景：“東條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樣，絲毫沒有當年的威風和豪氣。松岡洋右這小子今天面黃肌瘦，形容憔悴，鬍鬚根本就是蕪雜一團。最可憐的是南京大屠殺的總兇手松井石根。我的天，這簡直是一個馴服得像綿羊似的可憐蟲。英文報上説這位當年殺人如麻的大將很像一個失了業欠薪已久的銀行小書記。這話再恰當沒有！”

　　最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讀了判決書，自殺未遂的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 “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松井石根等全部被宣判死刑。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中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財産直接損失為一千八百億美金，間接損失超過了六千億美金。

　　國民政府的受降和審判如火如荼，共産黨也在淪陷區收復著失地，日本投降後兩個星期，毛澤東在起草給黨內的通知時高興的提到：我軍已收復大小59個城市和廣大農村，共有城市175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

　　失地的收復讓孫犁有機會回到闊別6、7年的家鄉。他重新穿起從晉察冀穿來的山鞋，拿起從山上砍來的六道木棍，懷著興奮而忐忑的心情上路了。

　　自從1939年離開家鄉後，孫犁和家裏的聯絡一直很少，偶爾得到的也不是好消息。長子夭折，老父身體欠佳，這都讓他的心情沉重起來。一年前，他實在擔心家裏，就冒險寫了一封家書託人帶回家，一年過去了，他仍然擔心家裏收到信沒有。

　　在急切的心情下，孫犁日行百里以上，十幾天行走的疲勞讓他腳下輕飄飄的，眼有些暈，身子像要飄起來。在一個黃昏，孫犁終於走到了自己的村邊，他深深吸一口氣，將疲憊抖落乾淨，激動的走進了家門。在《善暗室紀年》中孫犁這樣回憶到：“進家時，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門，看見我，回身抹淚。進屋後，妻子抱小兒向我，説：這就是你爹！這個孩子生下來竟還沒見過我。”

　　從妻子口中，孫犁得知他的家書還是安全送到了家裏，給了家人很大的安慰。但他很快發現了妻子的變化。妻子在娘家本有些嬌慣，不會織布。現在她竟從紡到織，都學會了。此外，她還帶著孩子下地、下場，每逢集日，又去賣線賣布。這次孫犁回來，看到她的兩個大拇指都因為推機抒都頂得變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磨禿了。不變的是妻子的廚藝，煮紅薯、炒花生、玉茭餅子、雜麵湯。可口的家鄉飯讓孫犁至今難以忘懷。

　　重慶的朝天門碼頭上，人群涌動，匯成了返鄉的人潮。在嘉陵江邊的化龍橋，急於還鄉的人們把帶不走的東西都在這裡擺地攤賣，但令他們失望的是賣出的東西往往並不能換來需要的路費。

　　勝利前，本以為抗戰還要繼續一年的人們都在高價積蓄物品，但突如其來的勝利讓物價奇跡般降下來。

　　百貨店皮革店前，無不挂著血紅的大減價橫幅。老闆和夥計們站在“歡慶勝利”的布標下，“掙著眼睛” 等待顧客，但是顧客還是難得光顏。一位小舖子的老闆哭喪著臉説：“一千萬元本錢要保得300萬，就費勁得很了。説不定辛苦七八年的結果，怕是一家的路費都籌不出。雙手空空，即便能回去，逾海茫茫，如何生計?”

　　一方面家中的囤積賣不出價，另一方面回鄉的費用卻高得驚人。隨著人潮的出現，飛機票、船票、汽車票都緊張起來，經常要出高價，找熟人才能弄到票。正在船上等待回鄉的葉聖陶在《東歸江行日記》寫道：“上午，船仍不開，船主與棹夫議工價，攤鈔票若干疊于船頭……結果，每一棹夫得工價二萬八千元，到宜昌。十一時後，解纜撐篙，自此與重慶別矣。”

　　經過18天的水路，葉聖陶抵達長江的重要中轉站──宜昌。

　　抗戰開始時，遷往西南避難的人就在宜昌形成大規模的遷徙潮。現在，這一場景再次出現。如今的宜昌早已破敗不堪，葉聖陶在日記中寫道：“到宜昌，大家快慰，夜眠亦酣適。然宜昌市屋十去八九，係為寇兵拆去充作燃料，故皆留屋頂墻壁。碎瓦頹垣之處亦頗不少，不知因何而毀……”無屋可住使大量人員擁在碼頭河灘、街頭巷尾，一時間宜昌人滿之患，食住和交通，極端困難。

　　葉聖陶還在宜昌的時候，先期離開重慶的鳳子已經回到了上海。雖然一路上見到的景象都十分混亂，但當人們回到家鄉時，還是抑制不住自己興奮的心情。鳳子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的在《良友》上發表散文，抒發自己感慨的心情：“我像一個同風浪搏鬥的舵手，經歷了八年歲月的漂流，船身被風雨吹打的已非舊日面目。我顧不及拂去身上的塵土，顧不及換掉破陋的行裝，我跑向大街，跑遍每條小巷……”

　　但回到上海不久，鳳子即發現，上海的混亂更勝其他城市。戰後的黃昏，到處充滿著嘈雜、混亂與不平，物價高得驚人，蝦一斤三千元，肉也要八九百元。1947年白楊主演的電影《八千里路雲和月》就紀實性地描寫了抗日演劇隊員們戰後的遭遇和接收大員們的腐敗生活,再現了當時上海混亂的場面。

　　提到中國重工業的發展，就不能不提到翁文灝和錢昌照，不能不提他們領導的資源委員會。這個經濟組織抗戰只有初1萬多人，可到戰爭結束時，已經成為多達十八萬人的龐大組織。在勝利來臨前夕，曾經當過教育部次長的錢昌照常嘆息中國人才的不足。他擔憂如何面對勝利的局面：“我們要從敵人手裏接過那千千萬萬已經受受到破壞和沒有破壞的事業，可我們的人才在哪？我們雖然不一定辦得怎麼好，但也不能辦得比在敵人手裏更壞吧。”

　　他小小的辦公室裏，挂著幾張圖表，其中一幅是標著台灣資源的地圖，那是他自己最注意的一幅，也是最容易惹起每位來賓注目的。在1943 年開羅會議以前，台灣問題還是他想不到而且不必想的問題，但當到了勝利突然到來的1945年，這一切都納了考慮之中，錢昌照説：戰後我們要收回我們失掉的土地和資源，我們不能夠不立即從事了，了解和準備的工作，再也不能夠耽擱了。。。。

　　起初，大後方的法幣與淪陷區偽儲幣的實值相差不太大，但國民黨政府不久後規定，將法幣與偽幣的兌換率定為一比二百。一紙命令下來，淪陷區經濟迅速崩潰，在重慶只能買一點油條的鈔票，可以在上海的酒樓擺上兩桌酒席。攜帶大批法幣的接收人員大發橫財，立成暴富，而許多人頓成赤貧，根本難以維持生活。

　　《白楊傳》裏記述：弄堂內，一些衣衫檻褸的乞丐正爬進善堂門口停放的空棺材裏，了此殘生。在他們看來，能死在一口棺材裏，不暴屍街巷，就是最大的滿足了。

　　看著接收大員們在淪陷區興高采烈的接收敵偽産業，身在西南的胡厥文心裏焦急不堪。這時，整個後方工業界由於連年戰亂變得奄奄一息。食鹽産量下降了五分之一，數千家棉紡織廠停業，麵粉廠、酒精廠和各種礦場也紛紛倒閉。

　　作為抗戰遷廠最堅定的工業家，胡厥文本來希望從敵偽資産的接收上得到補償，而政府卻並未給後方瀕臨破産的民營廠家絲毫的補償。面對殘酷的現實，胡厥文困惑了，他一心支持抗戰，為此幾乎毀滅他的所有事業。炸出雲艦毀了長城廠，南京中華門之戰百城廠又沒有了……到後方來，重慶只有最少的一部分，想不到今天也就是只剩這一點！可如今他對政府的協助，已經失去了信心，他帶著嘲諷分析説：“今天能辦機關業務的已是第一等，能辦自己的事情是第二等。誰來管民生疾苦呢，那就不必談了”。

　　他憤慨地説：我不明白，是雞生蛋呢，還是蛋生雞？這也就是説，這樣的政府産生這樣的人民，還是這樣的人民産生這樣的政府呢？

　　這便是勝利前夕一個奮勇抗戰的工業家的悲涼感言。

　　一組拍攝于1945年的照片，記錄的是日本女孩和老人冒著嚴寒站在瀋陽街頭販賣香煙的情景，照片中的日本人都是滿面愁容。日本戰敗後，當年隨“滿洲開拓團”來到東北的日本僑民們失去賴以生存的基礎，大量難民在逃難中死亡。僥倖活下來的人很多被中國家庭所救，並最終留在了中國，有的只好在難民所苦苦等待回國的機會。

　　在日本本土，戰爭讓國內變得滿目瘡痍。生産陷於癱瘓，物價不停飛漲，糧食和物資都極度匱乏。700多萬軍民從殖民地涌回日本後，困難局面更趨嚴重，惟一還能神采奕奕的只有接管日本的美國大兵。這時，在日本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巡邏的美國士兵。復員的日本士兵則只能黯然的從他們身邊走過，有時甚至要向美軍致敬才能通過。

　　這時，在佔領日本的美國大兵床頭，好萊塢女明星照是必不可少的。這一年，好萊塢迎來了一位新人，19歲的諾瑪簡貝克爾。從春天起，諾瑪就成為了一個讓所有攝影家都渴望見到的著名模特兒，她身上的秋裝代表了那時美國流行的趨勢。然而初入好萊塢的諾瑪並不是一帆風順，片約並不多的她還得應付美國戰後的物資短缺、暴亂和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飛漲。《紐約每日新聞》中有一條標題為：物價飛漲，買主氣漲。牛肉價高，高過月亮。

　　為了獲得更多片約扭轉生活困境，年輕的諾瑪此後脫胎換骨，改走性感路線，並變換了她的頭髮顏色和名字，成了人們迷人的瑪麗蓮夢露。但直到1953年出演《紳士愛美人》一片，夢露才真正開始她的璀璨星途。

　　10月中旬，在青島，百姓們驚奇的發現，崎嶇的山路上行進著一支龐大的外國軍隊。基本控制日本後，美軍打著幫國民黨管理城市的旗號，派出9萬多人先後在中國沿海登陸，並與八路軍頻頻發生衝突。國民黨４萬多人也沿平漢線北上，進攻晉察魯豫解放區。在東北，國民黨任由蘇聯將東北的工業作為戰利品帶走，只為把共産黨的趕出城市。而這一切，就發生在國共剛剛達成和平的“雙十協定”後。

　　這是豐子愷在抗戰結束後創作的漫畫“炮彈做花瓶”。抗戰的硝煙漸漸散去後，人們利用各種場合呼籲和平。在張治中和美國特使赫爾利陪同下，毛澤東飛抵重慶。在機場，人們蜂擁而至，爭相目睹這位中共領袖的風采。一位記者描述説：“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無疑的，這是他的新裝。”

　　在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28年過去了，毛澤東和蔣介石再次坐在一起。經過４０多天的艱苦談判，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署《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協定提出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來到。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大公報》發表了充滿激情的社論，對協定的實現寄予厚望。

　　面對“雙十協定”，西南聯大的教授費孝通並沒有報多少希望，他敏感地察覺到一種不祥之兆，剛剛勝利，蔣介石已經利用武力趕走了雲南省主席龍雲，透露出不和平的信號。

　　上一年，原本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的費孝通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不斷呼籲成立包括共産黨在內的聯合政府。費孝通後來這樣解釋説：進民盟沒有別的理由，就是愛國。當時我們連農村調查都無法進行，再那麼搞下去不行了，要當亡國奴了。

　　在訪問美國時，費孝通也文章對國民黨表示強烈不滿：我在每篇文章中，都把美國當一面鏡子，他們的通貨膨脹不到一倍，而我們的已超過千倍；我們前線的士兵餓死行軍路上，後方則花天酒地；我不禁要問，這麼下去怎麼得了？

　　戰爭結束前後，大公報記者徐盈一直忙著到各地採訪，他把自己在旅途中最大的發現記載了下來 ：“我在中南和西南走了九省，最大的收穫就是從廣大人民的面孔上，發現了我們韌性的民族同時也是一個會笑的民族，就是再有多少愁苦，我們的民族也能夠用笑將它沖淡了。會笑的民族是不會失敗的，他的心情始終樂觀，他們真是在“以時間換空間”，只有用笑來支撐著”。

　　抗戰勝利的時候，滇湎公路的公務局局長龔繼成住進了醫院，這位工程師的血壓超過了200。他曾經組織打通中印公路，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國外築路，他還籌劃建立了中國的第一條輸油管道。但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組織生産出來的經緯儀。他在測量工程上幹了23年，深知它的重要，他説：“這是一件沒有人注意的基本工作，絕對不可以看輕它”。病重以後，他除了隨身的衣服，就只帶著它了。1946年，他病故了，沒有什麼人會再記得他，同樣的，在抗戰的那個大時代，千千萬萬的士兵倒下了，千千萬萬的民工倒下了，像螞蟻被踩在腳下似的一點聲息也沒有，一個默默于自身工作的人是不容易被更多的人知道的，但戰爭是靠他們才能夠堅持下來。歷史會記住他們，哪怕只是留住他們的一個側影。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