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在信箱裏看到王安先生發給我的《公民紀事五十年（1 9 7 8 – 2 0 2 8）》。徹夜撫讀，不禁被它內容之翔實，涉獵之廣泛，角度之客觀所深深震撼。閱讀這些從民間角度記錄的文字讓我立刻置身於當年的空氣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學人，他的專欄文章曾經讓我折服於“中國大陸財經評論第一健筆”的風采，而《公民紀事》更讓我由衷地敬仰他“雙馨的德藝”（老六語）。

　　此次王先生賜讀的是第十四編2003年部分，這一年幾乎可以用SARS取代它的名稱。讓我印象深刻異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這年SARS最猖獗的時候，我們開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劃和製作。當時由於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欄目又必須正常運轉的緣故，我們開始把目光投向過去被我們稱作“資料”的老紀錄片上。因為2004年是農曆的甲申年，我們的第一個系列就叫《申年記憶》，選擇從1944年開始的5個猴年（分別是1944、1956、1968、1980、1992）進行回述，開始了“甲子盤點”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簡單，即在盡可能多佔有素材的前提下，對舊影像進行重新整合，用中國人的傳統紀年方式梳理中國六十年以近的影像遺存。然而在製作的時候，舊影片中開始散發出一種讓我們莫名興奮的味道，這種味道是許多文字記錄格式的東西所無法企及的——真實感、現場感。於是我們又給《甲子》取了一個副標題叫《六十年中國社會生活圖景》，想盡可能從民間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角度來展現中國的世俗變遷。我們嘗試採用當年的平面媒體，包括報刊、雜誌、畫冊和書籍的內容，使節目的敘事能力大大增強。為了使原本單一的事件有了立體的關照，我們努力找到當事人的回憶文字，私人記錄被大量使用。這樣一來，原本宏大的、嘈雜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細微的、個人化的視角。

　　這個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謀而合。與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們做得要淺顯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們的製作難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難來自於影像資料的匱乏。

　　有人説過，中國人缺乏用影像記錄自己的習慣。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之前，中國的電影業已經起步，但當時的社會景象的記錄更多是出自於外國人之手，如西方記者、傳教士、國外的攝影隊等。我們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凱復辟、黃埔軍校、五四運動、四一二政變、等影像大都是他們留下的。中國當時的影業公司也拍攝了一些紀實影像，但現在的命運大多是“存目”，這給我們在敘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另一方面，國人有為尊者諱的傳統，攝影機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變得模糊異常，以至於我們在端詳這些事件的時候出現了諸多的“馬賽克” ：歷史鏈條在影像中斷裂了。比如説1994年。這一年有兩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載入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的：一個是千島湖事件，另一個是克拉瑪依大火。在蒐集素材的時候，關於這兩個事件我們幾乎找不到一分鐘的活動影像，最後只得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的播音員口播搪塞了之。當年拍攝到的那些錄像在哪呢？或許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過文獻片，一定對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説到“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我們都只能用蘇聯人1950年組織拍攝的藝術片；每次説到“文革”的經濟困難我們還得把被自己批判過的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搬出來；每次説到“三年自然災害”，我們都無從尋找畫面支持，只好用荒蕪的田園+龜裂的土地+三十年代的難民鏡頭來替代……

　　比重大事件發生時“攝影機缺位”更恐怖的，是對記錄成品的人為毀壞。這裡我可以講一個故事。

　　1997年，因為文獻紀錄片《劉少奇》，我頻繁出沒于中央電視臺膠片庫（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央電視臺的節目大部分是用膠片製作的）蒐集文革初期素材。膠片庫位於廣播劇場旁邊，一進門擺放著十幾個麻袋。一次閒來無事和資料工人聊天，便問起那些麻袋裏裝的是什麼。師傅説：“那是咱們臺六五年到六八年的新聞素材。想看看是什麼嗎？”我便跟著他隨意地打開了其中的一個口袋，翻出一條膠片：“看看，這是批鬥相聲演員□□□，看見沒有，他旁邊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條，是批鬥央視老臺長孟啟予的群眾大會。從那些連續的畫格上，能夠看到孟被一個人一掌摑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誰嗎？”師傅問我，然後他得意地説出了一個我很敬重的老攝影師的名字……

　　膠片散亂地纏繞在一起，顯然已經被處理過，無法挽救。我忍不住問：“為什麼要把這些膠片毀掉呢？”師傅説：“這是好幾年前處理的。再説，保存它有什麼意義啊？現在穩定是重中之重嘛，幹嘛還要翻這些陳年舊賬！”顯然，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則誰敢把這些膠片連同負片一起銷毀？而發出這個指示的又是誰呢？那天從資料庫出來，我後脊梁一陣發冷，不知怎麼就想起來電影裏國民黨撤退時燒文件的情形。

　　這是在摧毀我們的記憶啊！

　　從那以後，我對影像資料的認識和情感都進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導演在不影響片子整體節奏（畢竟這是個媒體産品）的前提下，儘量做到舊影片內容的最大化，突出原來影片的配音、字幕、音樂、特技等帶有濃重時代徵貌的元素。畢竟畫面負載的信息太豐富了，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有個MM讀了《兄弟》，她問我“文革”是像余華寫的那樣嗎？我説是並語重心長解釋半天，MM還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他看過1970年工人體育場批鬥遇羅克的紀錄片的話，她就不會再有疑問了。在片中，在一個弱小的、癱軟在地的青年面前，70000人高舉著拳頭怒吼！直到現在我每看到這個畫面仍然抽搐不已，從這個意義上説來，當年那個紀錄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們是一群影像至上主義信徒，好的資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盡可能地作好記錄，知道到哪能夠找到它們。歷史可以讀解為一次記憶選擇的過程，記住什麼，遺忘什麼，這背後悄然站立著我們的立場。為了完成這個片子，我們成了國內為數不多的幾個影像資料單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窮經地搜尋每一格畫面，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為了證明，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們沒有完全失憶。

　　王安先生為時代留存檔案記錄，善莫大焉。儘管我們也有用影像為中國志史的願望，但客觀的説目前我們還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甲子》在外觀上更接近社會生活史，重大歷史事件在其中只是敘述背景，由眾多記憶碎片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體。我曾經打比方説《甲子》就是一本像冊，跟咱們家裏的像冊一樣，有些照片我們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們……像片不能展示我們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樣，捋著這些照片我們能看到自己成長的印記。

　　2004年初，《申年記憶》播出後反響出乎意料地良好，接著我們又完成了《酉年記憶》和《戌年記憶》。按照當時的想法，《甲子》共計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後完成應該是2015年。在電視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這個工程能否最終完成呢？如果你喜歡今年的《戌年記憶》的話，請為它祈禱。

　　陳曉卿

　　2006年3月1日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