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史郎

　　發生在當年的那場大屠殺，在今天的這座城市裏，似乎越來越難以找到痕跡了。

　　曾經發生的強暴和傷痛會隨風飄去嗎？南京街頭，雨打風吹去的，是歷史書頁中血腥的味道；一到陰天就疼痛的，是歲月無法磨滅的記憶。

　　有些傷害，刻骨銘心，難以平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的消息傳來，一些南京人卻不敢貿然慶祝，惟恐這消息不確實。當別人狂歡時，他們甚至躲在家裏，不敢上街去看。

　　夏淑琴，日本投降那年，她16歲。回溯往事，南京淪陷的當天，她一家9口有7個親人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之下。

　　勝利的喜悅並沒有帶給夏淑琴應有的欣慰，屠殺和強暴的陰影依舊籠罩在她的心頭。

　　對於親歷過那場浩劫的南京難民來説，他們在很長時期內，都生活在膽戰心驚之中。

　　1938年1月1日，日本扶植的自治委員會在鼓樓召開成立大會，當鞭炮聲突然響起來時，許多人以為日軍又開槍了，全都不由自主地趴倒在地，直到鞭炮放完後才心有餘悸地站起來。

　　日軍慘無人道的殘暴行為，給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創傷，使他們的心理變得極其脆弱。不少人一聽到日本兵的腳步聲，就感到異常害怕。

	南京市民歡慶抗戰勝利

　　1939年，擔任過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的金陵大學歷史學教授貝德士，曾對80個不同職業、不同年齡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問卷調查，又對南京周邊300里範圍的民眾抽樣詢問，得出的結論是：“在未來的50年中，這個地區的人民決不會相信任何有利於日本的詞語。日軍的所作所為，對每個家庭——包括那些為了不致餓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的人——的生活傷害得太深了”。

　　貝德士教授所説的“五十年”早已過去，當日本友人松岡環來到南京，與一位倖存者初次見面，請她講述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受害經歷時，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想和日本人説話！”儘管在松岡環真心誠意的感染下，這位老人後來與她成了忘年之交，但最初的冷遇，還是讓這位日本婦女印象極其深刻。

　　松岡環，小學教師，日本銘心會南京友好訪華團團長。

　　她抱著“與受難者同心同行”的信念，在南京走街串巷，採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南京戰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這本書中，收錄了她從1999年夏天到2002年冬季所採集到的120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言。

　　松岡環在書中寫道：“做口錄時，受害的老人為了不觸痛傷口，有時不願意再回憶下去，這時我們就不得不喚醒她們的記憶，儘管這樣做反而使她們回到痛苦的記憶之中。”

　　桑志芹是南京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她研究的課題，是創傷對受害者的影響。桑志芹發現，面對那場慘痛記憶，很多人表現出防禦性遺忘，不願回首往事。但是，對另一些人而言，慘劇卻好像就發生在昨天，今年82歲的伍正禧便是如此。為了找到親人的下落，伍正禧當年參加了收屍隊……

　　今年80歲的張秀紅現在孤身一人生活。

　　1937年冬天，日軍闖進她的家中，用刺刀逼著她爺爺找花姑娘。眼看爺爺要慘遭毒手，張秀紅從床底下站了出來。那年，她12歲。

　　當年遭到日軍強暴的女性很多都羞憤地自殺，那麼，是什麼信念支撐著張秀紅活了下來呢？是她爺爺不斷地在跟她説“你是好孫女，是你救了我”，她靠這樣的信念才能夠生存下來。

　　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的殘忍、暴虐，絕不僅僅是奪去了30多萬人的生命，而且還給每一位倖存者都造成了心靈上的巨大創傷。這一悲劇已成為南京市民集體記憶中無法抹去的一頁。

	年輕時的陳瑪利

　　60多年過去了，作為參加當年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官兵，他們又是怎樣看待自己在那場屠殺中所犯下的罪行呢？

　　東史郎是原日軍第十六師團第二十聯隊的上等兵，1937年12月，他曾隨部隊參加了南京攻擊戰和南京大屠殺。1987年，東史郎出於反省侵略戰爭、向中國人民謝罪的願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覽會上，毅然公佈了自己的戰地日記，並於當年12月在日本公開出版。在他的日記中，真實地記錄了他所屬聯隊在南京犯下的殘暴行徑。然而，就在這一年，東史郎被戰友會除名。

　　日本老兵對那場戰爭的看法，至少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像東史郎這樣堅定地站在受害人的角度來思考戰爭，反省歷史，這些人在日本不能説有很多；另一種是堅持“大東亞聖戰觀”的人，抱定這種頑固思想的也是一少部分；而大部分老兵都有一個基本的和平觀，認為戰爭是不應該的，但這種人容易受到整個國家政策的左右。

　　為了探尋這些老兵的內心世界，松岡環在對南京大屠殺受害者進行調查的同時，又從1997年開始，陸續走訪了上百名曾經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人。

　　在這本由松岡環編著的《南京戰侵華日軍原士兵102人的證言》一書中，我們還能看到日本老兵這樣的説法：

　　“這是故意編造的”“這些話真是一派謊言”“這場戰爭，我認為不是侵略戰爭”“關於這場戰爭，我覺得沒有什麼，也不認為是侵略”

　　是武士道精神、還是皇國史觀，使得這些日本士兵在中國燒殺淫掠後，心中卻毫無悔意？

　　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寫過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説。在他的筆下，小説的主人公是一個性格孤僻的老人，青年時代曾參加過侵華戰爭。這個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幾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的愛好。

　　後來，人們才知道，老人對牡丹花的喜愛與他早年的戰爭經歷有關。在老人的眼裏，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徵著一名當年被他所殺害的美麗的中國姑娘。一大片牡丹花叢，就是他屠殺的一群中國少女。這個老兵絲毫不為當年的殺戮行為感到悔恨，相反卻把昔日的暴行美化了。他覺得，那是他的驕傲，那是他的特權。

　　就是這樣一個變態的殺人魔王，在信仰軍國主義的三島由紀夫筆下，成了一個享受著審美愉悅的藝術大師。

	日本統治時期的南京

　　二戰結束後，根據日本國會制定的新憲法精神，日本于1947年制定了否定軍國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的《教育基本法》。

　　隨著東西方冷戰和亞洲局勢的變化，美國由削弱、打擊日本變為扶植日本。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教育領域先後在1955年、1980年、1993年和2001年出現了四次大規模的教科書修改事件。

　　在每次修改歷史教科書時，對於南京大屠殺事件不是輕描淡寫就是一筆帶過。

　　從1982年起，日本就有在職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靖國神社裏供奉著“東京審判”中被處絞刑的七個甲級戰犯，其中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就有松井石根、廣田弘毅、武藤章三人。

　　在日本政府袒護下，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否定侵略、美化戰爭的逆流，終於在新世紀的第一年推向了高潮。

　　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勢力在大阪舉行“否定南京大屠殺集會”。

　　在這次反華集會上，日本右翼勢力叫囂：“過去的戰爭不是侵略戰爭”、“南京大屠殺是純屬捏造”！

　　他們發誓：“要用一年時間，徹底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用三年時間，徹底否定日軍侵華史”！

　　日本右翼勢力的所作所為，引起了中國人民強烈憤怒。

　　在日本右翼勢力大阪集會的第二天，1月24日，南京市民冒著大雪走上街頭，舉行抗議集會。

　　否定南京大屠殺，就是往尚未癒合的傷口上撒鹽，就像是對南京的第二次屠殺。

　　否定南京大屠殺，對經歷過南京大屠殺劫難之後而倖存的老人來説，又是一次無情的摧殘。對於那些因日軍南京大屠殺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兒、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兒女的父母和成千上萬被日本兵強暴的婦女來説，日本右翼勢力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行，無疑是在一次次地揭開他們心頭那永難痊癒的傷疤。

　　1998年，日本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成員松村俊夫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疑問》一書，打著“學術研究”、“檢證歷史”的幌子，污衊李秀英等是“假證人”，企圖以此為突破口，全盤否定南京大屠殺。

　　1999年10月16日，李秀英憤然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松村俊夫等公開登報道歉，並賠償名譽損害費。

　　經過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東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的審理，李秀英均獲得勝訴。然而，當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三審勝訴判決書送來的時候，李秀英老人已離開人世47天了。

　　另一個被松村俊夫誣陷的是夏淑琴。現在，夏淑琴回憶家人被害的情景時，已經欲哭無淚，可是，當講到被松村俊夫等人指責為“假證人”時，她的眼中又噙滿了淚水。

　　2004年11月，夏淑琴向南京玄武區人民法院提交訴狀，狀告松村俊夫等人損害名譽。這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受害者，首次在中國法院對日本右翼作家提起侵害名譽權的訴訟。

	裕仁頒布停戰詔書

　　夏淑琴的訴訟還在審理之中。

　　2005年8月23日，從日本東京傳來了向井千惠子訴訟案的審理結果。

　　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就南京大屠殺“砍殺百人比賽”名譽訴訟案做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要求被告給予精神賠償等所有訴訟請求。

　　向井千惠子等人敗訴。

　　勝訴的被告之一本多勝一對新華社記者表示，他的所有報道都是基於事實的寫作，原告訴諸法庭的意圖是想以此為突破口，全盤否定南京大屠殺，進一步否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本次宣判是對他們這些人的一次打擊，同時也證明了日本侵華這段歷史是鐵的事實。

　　但這次宣判後，向井千惠子等人對判決結果表示不服，並準備向東京高等法庭提出上訴。

　　在原告向井千惠子的眼中，她的父親向井敏明可能同其他父親一樣，有著一副慈祥的面容，一顆仁愛的心。但是，她卻終究無法明白侵略戰爭怎樣使一個人變成一隻瘋狂殺戮的野獸。據説，向井千惠子曾經悄悄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看過，並到向井敏明伏法的雨花臺包了一些土做紀念。

　　但是，自從向井千惠子為她父親翻案的言行在媒體上公開以後，引起了南京市民的極大憤慨，一位住在南京的老人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她以個人名義給向井千惠子寫了一封信。

　　寫信的人叫陳瑪利，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她的父親當年是四所村聖公會的牧師，和在南京組建安全區的美國人約翰馬吉是同事。南京淪陷之際，陳瑪利與母親躲進了難民區，當她父親輾轉前來探望的時候，令她們大吃一驚。

　　父親又瘦又黑，頭髮原來是烏黑的，過了這麼幾天，一頭白髮。他的16歲的兒子給抓去了。陳瑪利的弟弟陳強與其他年輕教友被日軍抓去後在長江邊遭到屠殺。一群活生生的中國青年，就這樣突然無緣無故地被槍殺了。

　　陳瑪利每年都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哭墻邊看望她的弟弟陳強，2005年夏天，她又一次來到這裡：你想象你父親向井敏明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地下喊：“把我從這裡放出來。”那麼我的大弟及30萬大屠殺中喪生的中國無辜平民不更要喊：“把我們從地下解放出來！”我弟弟和中國人民何罪之有？為何要殺害他們！……

　　“純如”一詞，出自《論語》，意思是和諧美好。

　　當年幼的張純如聽到父母提起南京大屠殺時，她的心情就已經無法平靜了。

　　張純如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一個華裔移民家庭。她的祖父原籍南京，在1937年的歲末逃離了那個人間地獄。

　　1994年，張純如26歲時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照片，感到無比憤怒。從那一刻起，她已決定寫一本歷史著作，她説：“我就是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發生的事情。”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殺發生60週年之際，張純如用將近三年的心血，完成了英文版的《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戰被遺忘的大屠殺》。此書一經問世，就震驚了西方世界，在隨後的數年裏再版十多次。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現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幾乎被人們遺忘，所以，本書的問世尤為重要。”

　　歷史的悲劇使南京人民最懂得和平的珍貴和價值，從而使南京這個城市更加熱愛、更加嚮往、更加追求和平。

　　當歷史正在走遠的時候，當懷念變成記憶的時候，回望來路，把對於那場發生在南京的災難的反思當作民族的遺産，也許正是對受難者最好的紀念。

　　1985年，南京在城西的江東門建起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這是中國第一座反映抗戰內容的主題紀念館。

　　與此同時，南京又分別在燕子磯、北極閣、草鞋峽、挹江門、煤炭港、五台山、漢中門、中山碼頭等地，相繼建立起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

　　從1994年開始，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都會拉響防空警報，提醒人們銘記歷史教訓、珍愛和平生活。

　　2002年12月13日，南京舉辦了規模盛大的和平集會，在這次集會上，發表了中國的第一份城市和平宣言。

　　在那場距今並不太遙遠的人類浩劫中，侵略者用他們帶血的屠刀，見證者用他們手中的筆或是攝影機，劫後余生的倖存者用他們身體上有形的或是無形的傷痕，共同告訴後人曾經發生在這個城市裏的真實事情。1937——南京真相，將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永恒的烙印。

　　它將永遠告訴人們：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