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同志接見來訪的原美軍觀察組成員

　　1944年7月，一個由十八名美國年輕外交官和軍官組成的美軍觀察組飛抵延安，展開了美國政府與中國共産黨的外交。在全面了解了陜北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情況後，從1944年秋天起，整個美軍觀察組的成員們兵分多路，深入到各個十八集團軍敵後根據地進行考察。臨行前，朱德總司令指示十八集團軍各部隊務必保證美軍人員的安全。但觀察組成員也表示，我們都是軍人，明白戰場上什麼情況都會發生，包括受傷和犧牲。

　　科林上尉等一行三位美軍軍官于9月中旬出發前往晉綏抗日根據地。這是科林拍下的一組完整的十八集團軍攻破敵碉堡的影片，以後這段紀錄影片經常被中外媒體引用。11月5日，三位美國軍官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艾斯杜倫上尉1945年1月下旬獨自來到冀中平原的一支十八集團軍部隊，一天夜裏，他留宿在一個距日軍據點10公里的村子裏。哪知第二天六百多日軍包圍了村子，杜倫在中國軍民的掩護下鑽進了地道，他親眼看見，一位指揮員的妻子為了防止自己吃奶的孩子啼哭而暴露地道口，硬是堵住了孩子的嘴，結果孩子被生生憋死了。下午，十八集團軍增援部隊趕到，擊退了日軍。

　　與此同時，一個不幸的消息卻在延安得到了證實，美軍觀察組成員惠特塞犧牲在太行山敵後根據地。1945年1月，惠特塞和一位中國攝影師深入到十八集團軍與日軍拉鋸的地區。他們來到了一個據稱是肅清了敵人的村莊，但他們進入村莊後，竟然與一股日軍遭遇，惠特塞與那位中國攝影師當場中彈身亡。隨後，為了爭奪惠特塞的屍體，十八集團軍犧牲了許多官兵，但仍沒有達到目的。

　　對於惠特塞的犧牲，中國共産黨領導人表示了深深的哀悼，朱德特地將觀察組用過的食堂命名為“惠特塞紀念堂”，併為紀念堂的匾額題字。

　　1945年是在德日法西斯的喪鐘聲裏到來的，此時，美軍延安觀察組經過了對陜北和其他十八集團軍根據地半年多的考察，已毫不掩飾自己對共産黨軍民的好感。

　　然而在山城重慶，在美國大使館和美軍駐華總部的高官中間，事情正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自從擔任駐華大使以來，赫爾利漸漸獨攬了美國駐華各軍政機構的大權。1945年1月，赫爾利向美國駐華各機構宣佈，美國在華政策是阻止國民黨政府的崩潰，未經他本人批准，任何人不能將對蔣介石不利的報道送往華盛頓。

　　2月19日，赫爾利離開重慶回美國述職。這之前，美國年輕外交官戴維斯已經被赫爾利調離中國。謝偉思也得到了赫爾利的警告：如果再發表同情中共的言論，你的下場將和戴維斯一樣。赫爾利希望所有在華美國人對他惟命是從。

	葉劍英為即將前往敵後考察的觀察組成員送行

　　嘉陵江南岸建設崗一號的這座小樓抗戰期間曾屬於美國大使館。1945年2月下旬，一群年輕的美國外交官就是聚集在這所房子裏，開始了秘密討論，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呼籲阻止赫爾利和美國當局在錯誤的軌道上越滑越遠。

　　由謝偉思執筆，年輕的美國外交官們撰寫了一封給國務院的正式報告，史稱“228報告”。“報告”説，美國遠東政策最直接的目的是用最短的時間和最少量的美國人的犧牲打敗日本，而國民黨政府的首要目的則是保存實力。美國拒絕援助國民黨以外的任何集團的做法如果持續下去，中國國內的混亂將不可避免，可能爆發的災害性衝突會加速到來。

　　這幾位美國年輕人當時根本沒有想到，他們將要為自己的遠見卓識付出代價。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後一個春天來了。3月9日，謝偉思隨一架美軍航班飛抵延安。原來，重慶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暗示謝偉思，中國共産黨七大即將召開，歡迎他去延安旁聽這次大會，他自然不願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因為他得知，中國共産黨已經十多年沒有召開全國大會了，目前二戰勝利在即，中國共産黨七大必然對戰後中國的形勢産生重要的影響。

　　雖然此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已開始籌備七大，非常繁忙，但得知這位正直而又才華橫溢的美國年輕外交官來了，毛澤東表示，再忙也要與謝偉思談一次話。

　　在這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對謝偉思暢談了二戰勝利後世界和中國的局勢。毛澤東説，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是互相補充而不是競爭的關係，戰後，中國人民歡迎美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在互惠互利的情況下共同發展。如果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又陷入內戰，那將是不利於美國在華利益的。

　　3月30日，在延安的謝偉思接到國務院的命令，要他必須儘快趕到華盛頓。中共領導人也很快得知了謝偉思要被召回國，於是毛澤東決定要向他告個別。

　　4月1日，謝偉思被請進了毛澤東的窯洞，周恩來和朱德已經等在那裏了。與中國共産黨領導人的最後談話使謝偉思感覺到，他們已經不再指望美國的軍援了。周恩來則説，如果你能再呆一段日子就好了，謝偉思明白，周恩來指的是中共七大，他本人也非常遺憾錯過了這次旁聽的機會。接下來毛澤東主導了談話，他批評了近期美國幾家媒體對延安的不實指責，但他強調，中國共産黨永遠致力於尋求美國人民的友誼與理解。

　　臨行時，周恩來送給謝偉思一張簽名照片，這張照片與毛澤東贈送給他的簽名照片一起成為謝偉思一生的珍藏。

	原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晚年

　　待謝偉思飛越太平洋輾轉回到華盛頓，他才發現參與“228”報告的所有外交官都被召回美國接受審查。

　　4月2日，得到羅斯福支持的赫爾利在華盛頓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公開聲明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承認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國的任何武裝軍閥和政黨，他還説，只要中國的武裝政黨和軍閥還有足夠的力量反抗國民政府，中國就不可能有政治聯合。

　　4月12日，羅斯福總統在美國佐治亞洲逝世,杜魯門副總統繼任美國總統。同盟國共同哀悼羅斯福----這位獻身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美國總統。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降了半旗，毛澤東和朱德親臨觀察組進行了弔唁。

　　4月24日，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開幕，來自全國的七百多名代表參加了大會。毛澤東做了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和大會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

　　6月初，謝偉思在美國以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被逮捕。這一新聞在美國和全世界都引起了震動，許多國家的媒體指出，這一事件説明美國政府已不再謀求與中國共産黨合作了。中國共産黨做出了強烈反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説，謝偉思等人的被捕並不是因為洩露什麼了秘密，而是他們曾激烈反對國務院某些統治人物支持中國反動派的政策。

　　夏末秋初的一天，觀察組居住的院子裏，突然響起了一連串的衝鋒槍聲。接待處的工作人員們不知發生了什麼，急忙衝進院子裏看個究竟。原來，這一天是八月十五日，在延安的美軍官兵最先得到消息，日本天皇裕仁發表了無條件投降的詔書。他們正在向天鳴槍慶祝。

　　這一天，整個中國一片歡騰，延安的軍民也和全國各地的人們一樣盡情狂歡。

　　戰爭結束了，中美兩國人民都在憧憬著和平生活。

	觀察組成員卡斯伯格少校與延安民兵的合影

　　然而此時，並非大環境裏發生的一切都是那麼興奮與和諧，美國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在日本宣佈投降後隨即命令在華日軍，只能向國民黨軍隊投降；這之後，美國政府進一步介入了中國的內戰，美軍調集大批飛機和軍艦幫助國民黨運送軍隊，搶先接收了日軍佔領的大城市。從此，國共雙方進入了邊談邊打的階段。

　　由於二戰的結束，美軍已沒有必要與十八集團軍和新編第四軍交流對日作戰情報，也不再需要協調營救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了，過去設立延安觀察組的初衷已不復存在，因此觀察組的人員日漸減少，最少時只有兩三個美軍成員留守。

　　1946年3月4日，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飛抵延安。馬歇爾是1945年底作為美國特使來中國和平斡旋的。在逗留延安的十八個小時中，他特意看望了留守的美軍觀察組成員，並在惠特塞紀念廳前脫帽敬禮。

　　1947年初，調停失敗的馬歇爾黯然離開中國。

　　1947年3月11日，美軍運輸機從延安接走了最後三名美軍聯絡員。至此，歷時九百六十三天的美軍延安觀察組畫上了句號。同機飛離延安的還有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剛剛在延安採訪了毛澤東，毛澤東向她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此時，胡宗南的三十萬美式裝備部隊已經劍拔弩張，準備進攻延安。

　　美軍觀察組撤走的當天下午，國民黨的飛機就轟炸了延安。正如毛澤東和謝偉思第一次見面時預言的那樣，觀察組一撤走內戰就全面爆發了。

　　然而，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國共産黨武裝很快就從防禦轉入進攻，僅用了三年時間就推翻了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政權。曾經接待美軍延安觀察組黃華來到南京，面見他昔日的燕京大學老師，當時仍留在南京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

　　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年後，朝鮮戰爭爆發，中美兩國陷入了直接的軍事對抗。1951年，朝鮮戰爭陷入邊談邊打的局面。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生效。

　　在延安，那個曾幾何時在延河邊幫助過美軍觀察組，並且乘坐過美軍吉普車的孩子折正千已經漸漸長大、娶妻生子，他給第一個女兒取名折抗美。

　　經歷了朝鮮戰爭和漫長的冷戰歲月後，1972年2月21日，北京機場上迎來了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空軍一號專機。周恩來對快步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説説，我們的握手跨越了二十二年。而此時，距1947年美軍觀察組從延安撤離已有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

　　在中美關係解凍前後，許多美國學者又想到了斯諾和謝偉思，翻出了塵封已久的《西行漫紀》和謝偉思的對華政策報告，他們不禁感慨，為什麼四十年代的美國政府沒有聽從那些年輕的有識之士的建議呢，如果他們的建議得到執行，也許第一位去中國與毛澤東和周恩來握手的美國總統該是艾森豪威爾甚至杜魯門了。

	美軍觀察組拍攝的十八集團軍攻剋日軍碉堡的照片

　　七十年代初，謝偉思撰寫和出版了《在中國失去的機會》一書，該書的編者艾斯荷瑞克約瑟夫在後記中評論説，是韓戰和越戰的代價使美國回到了對華政策的正確軌道上。

　　最後，讓我們看一看本片涉及的幾位美國主人公的命運。

　　1946年10月，史迪威將軍因胃癌病逝在美國，之前他已是四星上將。遵照他的遺囑，他的骨灰撒在了太平洋中。

　　赫爾利於1945年11月回到美國述職時，因無法推卸調停國共兩黨和談失敗的責任，被迫辭去駐華大使一職，從此中斷了他的政治生命。赫爾利於1963年去世。

　　儘管當年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被降職或調離重要的工作崗位。

　　包瑞德在抗戰勝利之後的幾年中一直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五十年代他退伍回到故鄉，在科羅拉多大學進行漢語研究和教學工作，成為美國著名的漢語學家和中國專家。包瑞德于中美建交前夕的1977年逝世。

　　謝偉思于1945年被捕後緊接著又被法庭判定無罪，但以後的幾年中，他在國務院一直得不到重用。1950年前後在麥卡錫主義的重壓下，謝偉思因一貫同情中國共産黨，被開除出國務院。謝偉思隨即到一家機械公司工作，負責公司的國際貿易。儘管這個職位不需要去工廠，但調查研究的精神在謝偉思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他經常下到車間，還發明了一種機械製造的新工藝，並取得了專利。

　　1971年春，在中美關係即將解凍的時候，謝偉思受周恩來總理邀請訪問了他闊別二十多年的中國。這之後，謝偉思經常以中國問題專家的身份接受媒體採訪。1998年，他以八十九歲的高齡在美國安然辭世。

　　中美建交以來，由美軍觀察組成員組成的迪克西老兵訪華團多次訪問中國，當年作過毛澤東和朱德信使、並在五角大樓預言中國共産黨必將主宰中國的海軍上尉西蒙希契擔任訪華團團長。中國人民尤其沒有忘記那位犧牲在戰場上的觀察組成員惠特塞。惠特塞的遺孀在隨團訪華時受到了特別的禮遇。

　　2004年秋，紀念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六十週年大會在北京舉行，儘管健在的幾位老成員都因年事已高沒有前來參加，但美國客人中已經出現了老成員的孫輩後代。

　　謝偉思晚年在被問及他五六十年代受到的政治迫害時，謝偉思説，這些遭遇構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但我仍然認為我的職業生涯是幸運的，因為我曾有幸結識幾位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偉人。我親身感受到了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洪流，雖然身處驚濤駭浪中是危險的，但如果有可能，我願意再經歷一次。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