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簽訂時的李鴻章

　　馬關又叫下關，位於日本本州島的南端，馬關有一家有名的河豚料理店，這家料理店臨海而建，站在樓上，可見港灣裏白帆點點。有一位常在這裡吃河豚的食客根據中國詩詞的意境給它起了一個中國化的名字---春帆樓，這位食客叫伊藤博文。

　　1895年的伊藤博文已是日本首相。中國人第一次記住他的名字，是因為他陰謀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他的謀劃奠定了日軍的勝局，因為侵華有功，伊藤博文後被晉陞為侯爵，並連續四次組閣。

　　中日甲午戰爭從1894年7月開戰以來打了8個月，號稱亞洲第一海軍的北洋水師被徹底擊垮，日軍佔領了威海衛和大連，並擺出隨時進攻北京的架勢。伊藤博文的意圖很明確，就是借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以索要更多的賠款，霸佔中國更多的領土，其中主要就是台灣。

　　此時的台灣經過中國先民1700多年的開發，特別是1885年10月台灣建省、台灣第一任巡撫劉銘傳主政時，台灣開始了鐵路、電報等近代化建設，社會經濟逐步繁榮，台灣也成為當時中國最進步的省份之一。

　　日本明治維新後，隨著對外擴張的需要，日本不少人把貪婪的目光投向了台灣，其中駐北京日本少佐樺山資紀就是有代表性的一個。從1873年起，在短短的三年內，他多次到台灣探查情報，他發現基隆郊外煤礦蘊藏豐富，就説：“將來佔領後可以興建大規模的採礦業，豈不快哉，”第二次他由澎湖登陸台灣，他認為：澎湖是中國第一要港，日本無論如何也要佔領該港。就是這位對台灣垂涎三尺的年輕間諜，在20年後被日本天皇委任為第一任台灣總督。

　　中日談判從1895年3月21日開始。參加談判的中方代表有李鴻章、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等，日方有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等。日本人在甲午戰爭前已破譯了清政府的密碼，完全掌握了李鴻章與北京的電文往來，加上中方是戰敗求和，所以談判的主動權一直掌握在日方手裏。

　　在談判桌上，伊藤博文步步緊逼，一心期盼停戰乞和的李鴻章只有步步退讓。在雙方的第五次談判中，伊藤博文終於拋出了日本政府的底牌，那就是割讓台灣全島、澎湖列島，遼東半島給日本，賠款二億兩白銀等，這筆賠款相當於中國全年收入的兩倍。

	馬關條約簽訂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1895年4月17日，中日《馬關條約》簽訂，這個條約是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中最苛刻的條約之一。

　　在討論台灣交割時間時，伊藤博文要求一個月內交割完畢，李鴻章認為一個月太短，要求延長到兩個月，並説：“你們何必這麼急呢？台灣已是你們的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答道“還未下咽，餓得厲害”。對台灣圖謀多年的伊藤博文已經饞涎欲滴了。

　　為避免西方列強的干預，簽約以後，日本馬上宣佈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並把樺山資紀由中將升為上將。 此前他的職務已經從當年從事間諜活動的大佐升為日本海軍的軍令部長。在甲午海戰中，樺山資紀曾親隨日本海軍作戰，他的指揮艦被北洋海軍擊中，差一點命喪大海。

　　李鴻章曾經在1884年的中法戰爭的談判中，堅守不割讓台灣的最後底線，但在11年後，行將就木的清政府已無力自保，終於將台灣拱手讓與日本。從三國時期開始，中國人民世代辛勤開發的寶島就這樣被葬送了。

　　《馬關條約》簽訂時，正是舉人會考的日子，聽到消息後，幾位在京趕考的台灣舉人在街頭放聲痛哭。

　　割臺的消息還讓一個人一病不起，不久就吐血而亡，他就是在安徽老家養老的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

　　消息傳到台灣，台灣同胞奔走相告，人們都涌到大街上痛哭，台灣一下子變成了一座哭島。

　　北京松筠庵是明朝有名的忠臣楊繼盛的故居，後來這裡變成了一個臨時客棧，來京趕考的舉子們經常在這裡聚會。4月30日的晚上，松筠庵人聲鼎沸，北京最大的一次舉子集會在這裡舉行。

	進攻台北的日軍

　　上書朝廷、阻止割臺是舉子們聚會的主題。廣東舉人康有為被推薦為請願稿的起草人，他用了一天兩夜的時間，趕寫了一篇一萬四千字的“上皇帝書”，簽名者達1300余人。康有為在請願書中寫道：“竊以為棄臺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這便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 因為上書皇帝必須由都察院代奏，5月2日，各省舉人由松筠庵出發前往都察院，這是我國知識分子第一次舉行愛國遊行，雖然這次上書沒能阻止清政府割臺，但這次遊行拉開了近代中國救亡運動的序幕。

　　割臺的消息也引發了官員們上書朝廷的熱潮，在短短的幾天內，各地督撫、官員上書朝廷、反對割臺的奏折多達上百件，這在平日唯唯諾諾的清朝官員中是很少見的。

　　在康有為上書朝廷的時候，三封“萬民誓不從倭”的血書也從台灣遞進了紫禁城，寫血書的人叫丘逢甲。丘逢甲字滄海，是台灣僅有的幾位進士之一，進士及第後，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不願在朝廷當官，就回到台灣興辦教育，他是台灣的著名士紳。

　　但清廷的回答只有冷冰冰的8個字：“議和已定，無法挽回”。丘逢甲悲憤難抑，曾寫下了“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著名詩句。

　　這是台灣巡撫唐景崧, 中法戰爭時,他招納了廣西的地方起義部隊黑旗軍劉永福部,打敗了法軍。正因為如此，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 唐景崧才被提拔為台灣巡撫,成為鎮守一方的大員。

　　這是唐景菘反對割讓台灣的奏折，但朝廷只是命令他速回北京交差。在這種情況下，丘逢甲邀集了一批台灣的官吏名紳，挽留唐景崧不要回大陸，並向他倡議建立一個臨時性“抗日保臺”政權，用武力保衛台灣。5月15日，一份署名“全臺紳民”的《臺民公告》呈入紫禁城，公告稱：百姓無依無靠，只有進行死守，希望在堅守中能等來轉機的希望。十天后，台灣臨時性的地方抗日政權成立，他們仍以巡撫唐景崧為主持，總兵劉永福為“大將軍”，工部主事丘逢甲為全臺義軍統領，三人分別負責台北、台中、台南的防務。

　　臨時抗日政權還設計了這面“黃虎旗”，台灣並不産老虎，為什麼還要用老虎作為抗日政權的旗幟形象呢？原來這面尾高首低的黃虎旗，是倣照清朝青龍旗式樣製成的，龍在天，虎在地，是為了表示尊卑；虎首內向，尾高首下，是向清廷表示臣服。另外他們還將年號命名為“永清”，也是“臣服清朝，永隸中國”的意思。

　　臨時抗日政權在台北貼出了招兵告示，告示稱，倭人犯臺，凡我臺民，都要帶槍抵抗。台灣老百姓紛紛參加義軍，全臺義軍最多時曾擴大到一百多營。

　　上海的《申報》登出文章聲援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文章説：“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並預言台灣終不會為倭人所有，聲援台灣人民的拒倭保臺的鬥爭。

　　大陸對台灣的支持不僅僅是輿論上的，上海、福建、廣東還發起了籌餉運動，他們籌集白銀後，再偷運過台灣海峽，把他們交給義軍手裏，這成為義軍糧餉的重要來源。

	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總督府

　　就在台灣臨時抗日政權成立、台灣籠罩在一片悲壯的氣氛之中時，日本廣島的宇品港卻歡聲震天，日本天皇欽命的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正由此啟程，去接收台灣。

　　為了保證割臺的順利進行，日本還向台灣派出了日軍精銳近衛師團。近衛師團的師團長是陸軍中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他是明治天皇的堂弟，他也是最早踏上台灣的皇室成員。

　　守衛台北到基隆一線的主要是唐景崧從廣東招來的粵勇,武器主要是土搶和長矛，人數也僅有400余人，北白川宮的前鋒部隊在基隆北面的澳底強行登陸,義軍彈盡糧絕後棄守。日軍建立灘頭陣地後，又攻下了台灣北部的重要港口基隆。這是北白川宮登陸後拍下的照片，坐在皮椅上的他抽著煙，一副悠閒自得的樣子。

　　而這時的唐景崧正滿面愁容。基隆和台北只有30公里，面對著基隆的告急文書，唐景崧一籌莫展。但他仍抱著一絲希望，就是希望西方國家能干涉割臺事件。他不知道的是，朝廷大員李經方已來到了台灣，交割手續已經開始進行。

　　李經方此行是極不情願的，剛開始他以生病為由堅決辭退這趟差使，然而朝野許多人認為李鴻章、李經方父子擔任這一恥辱的任務最合適，清廷於是只得勒令李經方前往。

　　李經方知道臺民痛恨他們父子，為了躲避報復，把他搭乘的中國輪船改挂德國旗，並同日方協商，希望在船上完成交割手續。

　　樺山資紀曾問李經方，為什麼到了台灣卻又不上岸？李經方回答説：“台灣島民心情激昂，且誤以為台灣割讓是我家父子談判不力導致的，非常仇恨我們一家，我登陸台灣馬上會被殺害。”

　　1895年6月2日，在基隆港外的日本軍艦“橫濱丸”號上，李經方與樺山資紀匆匆舉行了“台灣割讓儀式”，前後只用了半天時間。

　　“台灣抗日臨時政權”在日本重兵壓境之下已是岌岌可危，眼看回天無術，唐景崧假扮成商人于6月4日由淡水搭乘外國貨船內渡大陸，兩天后，日軍佔領台北。

	日本殖民時期台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

　　台北陷落後，樺山資紀把台灣巡撫衙門改成了總督府，6月17日,樺山資紀舉行了“台灣始政”紀念儀式。後來日本便把這一天看做其在台灣殖民統治的開始，稱為“始政紀念日”,台灣老百姓則稱其為“死政紀念日”。

　　在儀式上，樺山資紀宣佈已經接管台灣，並預言一個月內完全平息全島的抵抗，然而日軍一齣台北，就遭到抗日義軍的猛烈反擊。

　　台灣的西海岸是台灣經濟開發比較早的地區，日軍的攻擊路線也是從台北沿著鐵路線南下。新竹就是日軍下一個要攻取的目標。

　　在台北危急的時候，唐景崧曾向駐紮在南部的義軍發出了“千千火急”和“萬萬火急”的急電，當時義軍從南部急去增援，到達新竹時，台北已陷落，這樣新竹就集聚了不少北上的抗日隊伍。

　　新竹是日軍進入台中、向台南進犯的咽喉要地，侵臺日軍在這裡遇到了抗日部隊的頑強抵抗，雙方為爭奪新竹城，激戰了二十余次，最後義軍幾乎全部戰死，日軍才佔領了新竹。

　　這是新竹南面苗栗市的一處香火，平常來這裡祭奠的香客絡繹不絕。這裡供奉的是一位來自湖南湘潭的一位將軍，他就是黑旗軍的將領楊再雲，當地人尊稱他為“楊統領”。

　　據記載，在苗栗阻擊戰中，火炮手中彈後，一時軍心大亂，楊統領將退縮者正法，並親自上陣拼殺，最後楊再雲在混戰中犧牲。

	日軍的戰地醫院

　　黑旗軍軍和義軍在新竹和苗栗一帶與日軍血戰二十多天，直到餉盡糧絕，才被迫後撤，繼續在台中一帶阻擊日軍近衛師團。

　　大甲溪是保衛台中的一道天塹，台灣的河流都發源於中部山區，由於落差大，這些河流都以湍急而聞名。

　　磺溪書院建於清光緒十四年，俗稱文昌廟，它既是寺廟，同時也是一座小學校。日軍攻打大甲溪時，北白川宮把他的臨時指揮所設在了這裡。由於義軍憑藉天險奮力抵抗，被阻幾天后，北白川宮竟親自去尋找渡河點，義軍發現河對岸來了一群人，判斷可能是日本的指揮官，就立即發來幾發炮彈，其中一發就在人群中爆炸，北白川宮被炸成重傷，日軍為了掩蓋這個事實，在戰報上辟謠説“親王有神靈庇護、鬚髮無損，”但不久日軍又説，北白川宮染上了瘧疾。

　　義軍堅持了近一個月，日軍終於佔領台中，為了發泄憤怒，日軍縱火燒燬了丘逢甲在台中的老宅，丘逢甲的家同時也是義軍的司令部。

　　撤出台中的丘逢甲想去台南與劉永福會合，但因日軍防範嚴密，沒能成功。1895年7月末，最後終因彈盡糧絕，丘逢甲只得撤離了台灣，偷渡回到了大陸的祖籍地廣東蕉嶺。

	日軍進攻大甲溪

　　1912年，49歲的丘逢甲在思鄉和抑鬱之中病逝。臨終前他囑咐後人：“死了必須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記台灣啊！” 後人根據他的遺願，把他的墓地建在了家鄉的一個山坡上，以便讓他天天向台灣眺望。

　　隨著丘逢甲的內渡，日軍鞏固了對台北、新竹、台中的佔領後，又開始向南部的彰化逼近。日軍一路上殺光燒光，實行了野蠻的焦土政策。

　　此時駐守在台南的總兵劉永福被推為全臺抗日首領，劉永福已年近花甲，他的部隊因軍旗為七星黑旗被稱為黑旗軍，因是自己的老部下，甲午戰爭爆發後,唐景菘把黑旗軍調往台灣幫自己協理軍務。

　　彰化地勢平坦，城東的八卦山是惟一的屏障，義軍在八卦山有12營，共計4000多人。義軍將領吳湯興和黑旗軍將領吳彭年等人率部與日軍在這裡展開了殊死的爭奪戰。

　　1965年，當地的農民在犁地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埋有六百多具屍骨的墳塋，經鑒定，這些屍骨均為當年戰死的義軍將士，於是在這場戰鬥的70年後，人們在八卦山上建立了這座抗日紀念公園。

　　台灣地處熱帶，特別是開發較晚的台南地區，氣候濕熱，經常流行傳染病，其中瘧疾最為普遍。近衛師團佔領漳化不久，就有五分之四的人感染了瘧疾。師團長北白川宮也患了瘧疾，病情惡化，只能由士兵用擔架抬著走。

　　在此情況下，東京又急調了第二師團和混成第七旅團來臺，其中日軍第二師團由台島南部登陸，日軍第七旅團由西部嘉義登陸，這時日軍海陸軍已達4萬多人，並對台南形成了包圍之勢。

　　台南的黑旗軍和義軍一共只剩下幾千人，為了鼓舞士氣，身為大將軍的劉永福親自上炮臺發炮。

　　台南陷落前，流傳著這樣兩幅宣傳畫，一幅是劉永福的女兒率眾聚殲鬼子兵；另一幅是樺山資紀已被劉永福下令斬首示眾。台南民眾在危難之中，只好用這種方式來激勵抗日義軍的士氣。

　　久攻不下台南的日軍想收買劉永福，日軍給他寫信，説“你如果去內地，我們當用重金酬謝你。”1895 年8月20日,劉永福再次拒絕了樺山資紀的勸降。

　　抗日武裝嚴重缺餉，劉永福只好派人到大陸籌款。但清政府卻一再嚴令官民“不得絲毫接濟台南”，李鴻章竟在上海扣留了轉匯台灣作為軍費的款項，彈盡糧絕的劉永福發出長嘆：“內地諸公誤我，我誤臺民！”10月20號, 劉永福搭乘英國商船，偷渡到了廈門。

　　10月27日，日軍宣佈北白川宮病死，其實北白川宮在台南淪陷前已經死亡，為了不影響士氣，直到台南陷落，日軍才宣佈了他病死的消息，日本人在台灣為北白川宮建立了最大的神社，這座神社在台灣光復後被拆除。

	台灣巡撫唐景崧

　　隨著台南淪陷，樺山資紀迫不及待地宣佈：“台灣全島已全部平定”。

　　台灣全島雖然淪陷，但全島各地義民自發的遊擊抗日活動仍如火如荼，他們退入深山，繼續打擊日軍。這是當時日本繪製的一張全島義民反抗的形勢圖，抗日的烽火在整個台灣島仍熊熊燃燒。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