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刺殺後的宋教仁

　　1920年，台灣第一個政治性團體新民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它的參加者都是台灣籍日本留學生。新民會成立後，並不是留學生的林獻堂被推舉為新民會的會長。林獻堂一生不穿和服，不説日語，被公認為是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

　　1919年大陸爆發五四運動，民族解放的浪潮不斷興起，這些思潮很快影響到在日本留學的台灣籍學生，新民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新民會成立後進行的主要政治活動，林獻堂是這項活動的主要設計者。

　　日本佔領台灣以後，由於不斷發生的武裝抗日浪潮，怎樣把新一代台灣人培養成日本化的台灣人就成了殖民者最頭疼的問題。正如台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所説：“將新領土之民培養成為真正忠義的皇民，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但他也承認，要經過兩百年的漫長時間，台灣人的漢民族性質也許才會有所變化。

　　為此日本在台灣進行大規模武力鎮壓的同時，還積極推行愚民政策，台灣的奴化教育首先是從小學開始的。

　　台灣的小學分為不同的類型，日本籍兒童就讀的是師資條件好的“小學校”，中國兒童就讀的則是條件差的“公學校”及“教育所”等，但由於這些公立學校學費很高，到1908年，公立學校的入學率尚不到 5％，1930年台灣的學齡兒童入學率不到30％，這些學校都以推廣日本語、宣揚日本文化為主。

　　到了1928年，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33年後，才創立了惟一的高等學府----台北帝國大學，這所大學也是為了方便在台灣的日本人上學而設立的，因為到40年代中國學生也只佔不到20%。

	當時台灣的學校

　　在帝國大學創立前﹐台灣只有台北醫專和師範兩所專科學校，台灣學生想進一步深造﹐只能到日本學習農科和醫科，但不準報考法律專業，原因是日本人怕台灣同胞用法律手段抵抗他們的專制統治。第四任總督府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就認為“教育是一把雙刃劍”，具有高知識水平的台灣人並不是什麼好事，所以他主張在台灣只進行有限的教育，這也幾乎是歷屆日本台灣總督的共識。

　　正因為台灣同胞受教育的機會被剝奪，所以才毫無政治地位可言。在日本殖民初期，台灣同胞幾乎沒有取得公職的機會，到了日本快投降的1944年，表面上看中國人佔公務員的55%，事實上這些幾乎都是低級雇傭人員，在警察中，中國人只有六分之一，且警級沒有超過“巡官”的。

　　1921年2月，林獻堂帶領新民會的會員到日本議會大廈開始了第一次請願活動，從此請願活動一直持續了14年之久。請願的目的是要求日本設立台灣議會﹐賦予台灣自治的權利。但日本以台灣情況特殊為由，始終也沒有給台灣人參政議政的權利。盧溝橋事變前夕，請願活動被勒令停止。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消息傳到台灣的時候，也刺激了島內的民主運動，為配合東京的新民會，1921年10月，台灣島內最大的一個知識分子團體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他的創辦者就是在台北開設私人醫院的蔣渭水。

	李友邦

　　蔣渭水，18歲考入台北醫專，1913年，他曾計劃帶實驗室的霍亂菌去殺害袁世凱。因為這一年，袁世凱謀殺了宋教仁，所以蔣渭水認為只有刺殺了袁世凱才能救中國，最後這項異想天開的計劃終因難度太大沒有付諸行動。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會員迅速發展到1000多名，幾乎囊括了台灣所有的文化精英。 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和新民會互為補充，在島內啟蒙民眾，對抗日本人的文化奴役。

　　文化協會成立後，邀請林獻堂出任協會總理，蔣渭水等任理事。由於林獻堂是新民會和文化協會兩個組織的領導，所以這兩個組織許多成員的

　　因為是醫生出身，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的演講中，蔣渭水的演講詞就是一副開給台灣的藥方，他説：“我診斷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愈的。“為教育民眾，台灣文化協會開設了文化講座、創立了圖書館和私立學校，林獻堂還把自己的家騰了出來，連續三年利用暑假舉辦夏季學校，並邀請台灣知名學者講課，其中就有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的祖父連橫，連橫原名連雅堂，他認為“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從日本割臺的第三年，他用了十年工夫，倣照《史記》的體例，撰寫成我國第一部台灣史籍《台灣通史》，迄今為止這套書仍是關於台灣歷史的權威著作。

　　文化協會另一項影響巨大的活動是巡迴全島的「文化演講」，當時演講的人被稱為「辯士」，日本警察每場都在現場監聽，遇有「辯士」批判日政當局時，警察就會發出「辯士中止」的命令，阻撓演講活動的進行。

	梁啟超

　　台灣的文化活動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相輔相成，掀起了20世紀2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引起了台灣總督府的仇恨，協會成立不久，總督府即下令：凡在日人機構的臺籍員工，如果直接或間接與台灣文化協會有聯絡，或雖無關係卻表現同情或接近的言行，必須離職，但文化協會的成員寧可丟掉工作，也沒有人因此而退會。

　　1923年2 月，在恫嚇無效後，警察開始對協會的骨幹分子進行大逮捕﹐理由是他們違反了剛頒布的「治安警察法」﹐擾亂了社會治安。這次事件共有99人被捕﹐有18人被起訴。在法庭上，蔣渭水拒不承認自己是日本人，最後蔣渭水被判監禁四個月﹐當他出獄時，沿街民眾自動燃放鞭炮﹐殖民當局不得不派警察驅散歡迎的群眾。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台灣總督府害怕台灣人民支持祖國的抗戰，發表了禁止建黨結社的命令，台灣人民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被鎮壓了下去。

　　在文化協會裏，還有一批跑著發傳單的小會員，其中李友邦就是比較有名的一個，他參加文化協會時僅有14歲。

	日本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

　　李友邦生於台北。讀小學時，他與日本同學發生衝突，日本同學罵他"清國奴"，憤怒的李友邦説："如果這是在中國，你就不敢這樣。"日本老師聽到後扇了他一巴掌，這個巴掌在李友邦心中留下了永遠的烙印。李友邦後來曾説，這一巴掌是促使他一生從事台灣光復事業的一個動因。20歲時，李友邦組織同學襲擊日本人的派出所時，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連夜從高雄偷渡到上海，在上海，他聽説黃埔軍校正在招生，就又南下廣州，考入了黃埔軍校第二期。

　　1924年的一天，孫中山先生到黃埔軍校演講，黃埔學子都很激動，但李友邦卻打起了瞌睡，不過這次打瞌睡也成了李友邦認識孫中山先生的一個契機。

　　孫中山先生知道了李友邦的情況後，就非常關心他，他推薦李友邦向留學過日本的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先生學習國語，從此李友邦就每週一次到廖仲愷先生家中上課。廖仲愷先生是廣東人，在他的親自指導下，李友邦學會了一口粵語腔的國語，在這裡，他也接受了廖仲愷“救台灣必須先救中國”的理念。

　　1936年9月，日本第17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上臺，這位軍人總督的上臺，標誌著台灣進入了一個更加黑暗的獨裁時期。

　　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的17年間，日本殖民當局以為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已經穩定，就把軍人體制改為軍政分立制，派出了9屆文職總督；1936年日軍策劃盧溝橋事變前夕 ，又在台灣恢復軍人專政，小林躋造正是在這個時候以海軍大將的身份當上了台灣的最高獨裁者。

	孫中山在黃埔軍校演講

　　這時候日本佔領中國、吞併南洋的野心暴露無遺。台灣扼守太平洋咽喉，為保證台灣的穩固，小林躋造上臺後，就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皇民化的目的就是要割斷台灣與中國的文化聯絡，把台灣人迅速改造成為日本的皇民，以適應戰時的需要。

　　為推行皇民化運動，日本殖民當局第一個打擊的對象就是被譽為“台灣人唯一口舌”的台灣民報。

　　日本佔領台灣後，廢除了大部分漢文報紙，台灣民報是僅剩的一份，《台灣民報》的前身是受大陸《新青年》影響、于1923年由新民會在東京創辦的《台灣青年》。《台灣民報》是台灣漢文化的代表。

　　1936年 3月，台灣民報社組織考察團回祖國大陸進行考察，考察團遊歷了廈門、上海等地，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考察團成員林獻堂深情致辭説，“林某終於歸來祖國”，表達了對祖國的懷念之情，這引起了日本人的強烈不滿，台灣“總督府”的報紙辱罵林獻堂為“日姦”。日本浪人借機尋事，趁林獻堂在台中公園參加集會時，扇了林獻堂一巴掌，因林獻堂在台灣地位崇高，日本人的目的就是借林獻堂來打擊台灣的民族運動，這次事件被稱為“祖國事件”。

　　小林躋造上臺後，民報社又發生了一次“地圖事件“，這次事件導致日本殖民者徹底關閉了民報社。

	台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

　　1937年元旦，民報準備贈給顧客一份地圖作新年禮品。民報的地圖是向日本大阪訂制的，但印刷廠把朝鮮和中國同用粉紅色印出，不與日本同色。在當時，日本已經把中國和朝鮮歸入了它的版圖，在他們的地圖上，朝鮮、中國都印成和日本同樣的顏色。這本是日本印刷廠的錯誤，但日本人抓住這一事件大做文章，甚至唆使日本浪人要放火燒掉報社。

　　以這事為藉口，台灣總督府宣佈：1937年4月1日起，一切學校、機關都不準使用漢文，同時台灣各報刊的漢文版也一律撤廢。隨著民報的停辦，台灣完全變成了日文的天下。

　　在停用漢語的同時，日本殖民當局開始強迫台灣民眾使用日語，台灣一些地區甚至規定公共場合不使用日語者立即解職，如果買車票時聽不懂日語，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買票到後邊去。”

　　日本佔領台灣之初，為了顯示殖民者的高貴身份，曾嚴禁台灣人使用日本名字。皇民化化開始後的1940年2月，台灣總督府正式宣佈“恩準”台灣人改用日式姓名，並設立了“更改姓名推進會”，由警察脅迫改名。

　　在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每逢10月27日，在日本警察的監督下，台灣民眾都要來到設在各地的神社參拜，因為這一天是日本北白川公能久親王在台南戰死的日子，10月27日也被定為全臺的祭拜日。而台灣的中、小學則更繁瑣，每月1、8、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的神社急劇增加，台灣一半以上的神社是在1937年至1942年建造的。而中國的寺廟在短短的幾年內卻幾乎被拆完。

　　從1937年開始，日本殖民當局還下令撤銷了春節等中國傳統節日，下令禁演台灣傳統的布袋戲、歌仔戲，禁止漢文學作品，組織演唱日本青年劇、日本軍歌等，它們還規定台灣家庭必須使用日本的榻榻米，婦女必須穿和服，吃飯要吃日本料理，這一切的目的都是要使台灣人的生活方式全盤日本化。

	台灣日據時期的神社

　　1941年4月19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前夕，一個新的組織在台灣成立，這就是“皇民奉公會”， “皇民奉公會” 有兩萬名會員，主要負責台灣的徵兵及戰爭動員工作，台灣總督親自擔任總裁，“皇民奉公會”的成立標誌著皇民化運動進入了第二階段。

　　由於台灣人的中華民族情懷，日本一直不敢在台灣徵兵，但隨著戰事的擴大，本島兵員已經枯竭的日本就不得不徵召台灣青年入伍。為了配合這一戰略，皇民奉公會在全島發動了皇民從軍運動，從1942年到日本戰敗，先後“出征”的台灣青年達23萬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作為軍人直接被送到了戰場，有的作為軍夫為戰場提供運輸等服務。

　　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日軍軍費劇增，皇民奉公會又提出了“全島無一人不為聖戰而勞動”的口號，在台灣強迫開展“金報國運動”，挨家挨戶搜查民間藏金，僅1944年，台灣負擔的日本軍費就高達1.5億元，成為日本維持戰爭的重要補充。

　　為此台灣實行了戰時配給制，皇民奉公會還以增加配給和招收“食堂服務員”的名義，欺騙生活困難的婦女報名，後來她們很多人被迫成為了慰安婦。

　　在太平洋戰爭中，有3萬多名台灣青年死在亞洲各戰場，戰後日本以他們失去了日本國籍為理由，沒對他們作任何補償。

	台灣文化協會的創辦者蔣渭水

　　皇民化運動製造了台灣島內極其恐怖的氣氛，許多台灣同胞無法改變漢民族身份的認同，無法忍受文化的摧殘，紛紛偷渡到大陸參加抗日活動，據統計，1937年後，共有1萬多名臺胞潛回到了大陸，其中一部分人輾轉到了大後方及抗日前線，但也有一部分臺胞滯留在了廈門等地。

　　為了統一管理，國民政府把這部分臺胞集中在位於福建的北部山區的崇安縣作為他們的定居地，主要從事墾荒活動。1９３8年１1月，李友邦來到崇安，他的到來，終於實現了崇安臺胞參加抗戰的願望。

　　黃埔軍校畢業後，李友邦一直在大陸從事光復台灣的活動。抗戰爆發後，看到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回到了大陸， 李友邦決心組織一支臺胞自己的抗日隊伍，而臺胞的聚集地崇安，就成了他的首選地。

　　崇安的臺胞聽説李友邦來組織隊伍北上抗日，紛紛報名參加。1939年初，首批臺胞30多人隨李友邦來到浙江，在金華成立了台灣義勇隊，其中6個孩子成立了台灣義勇隊少年團，李友邦任隊長兼團長。金華是抗日的前線，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李友邦把義勇隊的總部建在了這裡。

　　義勇隊的臺胞中不少人是台北醫專畢業的學生，利用自己的特長，他們在金華設立了醫療所，為附近的老百姓看病，他們組織的野戰醫療隊還經常到前線執行救護任務。

	台灣總督府

　　由於台灣義勇隊的隊員都會日語，不少人還到部隊當日語教官，協助部隊蒐集日軍資料和情報，所以審問日軍俘虜也成了他們的一項重要工作。

　　少年團的團員都是些9歲到13歲的娃娃兵，他們主要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他們演出的節目都是自編自演的。到了1943年，少年團由開始的６人發展到近百人，他們還到浙江、福建等地進行演出，許多人還成了小明星。

　　1942年，日軍發動浙贛戰役，金華一線戰事緊張，台灣義勇隊奉命轉進閩西的龍岩，經過3年發展，龍岩時期義勇隊已從開始的30多人增加到165人，到1945年離開龍岩時擴大到381人。在龍岩兩年多，義勇總隊系統舉辦了三期“幹部訓練班”，為收復台灣培養了一批骨幹人才，李友邦也被國民政府授予了中將軍銜。

	新民會成員合影

　　在大陸，許多地方留下了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的抗日足跡，在華南著名的佛教聖地南普陀寺的巨石之上，至今還鐫刻著李友邦留下的兩個大字：“復疆”，在全國人民抗戰的隆隆炮聲中，復疆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