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官巷嚴復故居大門

　　1921年10月3日，一陣陣沉重的喘息聲從郎官巷這所房中傳出。

　　一位老人在書桌旁艱難寫下遺囑。

　　他曾積極倡導西學救國，翻譯了《天演論》等8部西方科學著作；現在，他卻告訴兒孫：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他曾在報上痛陳鴉片害民，自己卻無奈染上煙癮，現在，他告誡兒孫：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

　　他曾大聲疾呼廢除八股，自己卻四次參加科舉，現在，他寫道：要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24天后，很多中國人聽到這個消息：一個叫嚴復的大學者在他郎官巷的寓所中去世了。

　　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現在的長度最短，只剩一百餘米。

　　宋朝時，一個叫劉濤的人住在這裡，他的子孫都是郎官，巷名由此而來。其他六條巷都是筆直的，只有郎官巷是彎曲的，所以，據説當年它的長度列七巷之首。

　　甲午戰爭後，從郎官巷出去的林旭，與在京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一起參加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行動，要求變法。

	成立伊始的船政學堂

　　1898年9月5日，年僅23歲的林旭被授予四品官銜，協助光緒皇帝處理各種政務。當時光緒的詔書多為林旭所寫。

　　然而，年輕人的才華還來不及充分被施展，維新變法即告失敗——光緒被囚，林旭則與譚嗣同等人一起，被處腰斬。

　　臨刑前，23歲的林旭仰天長嘯：“君子死，正義盡！”然後大笑，聲若洪鐘。

　　他一截兩斷的身子被縫合起來運回福州，按風俗，這樣的死法絕對不能再回祖居，林旭的靈柩也只好被寄藏在寺廟裏。

　　當地的保守派對林旭的變法行為恨之入骨，他們用鐵纖在火中燒紅，然後將棺材捅穿。

　　林旭的妻子沈鵲應，也是福建船政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孫女，悲傷之中，墜樓自盡。

　　這對年輕夫婦被合葬于崎下山。

　　死時，他們還未生育一兒半女。

	水榭戲臺是三坊七巷大戶人家的私人戲臺

　　林旭的墓地現在已經蹤跡全無，甚至他家的房子，也在都市行進步伐中，早早被吞沒了。

　　跟他一比，嚴復是幸運的。

　　嚴復郎官巷的舊居被完好保存下來。

　　其實這只是嚴復晚年的住處，他的老家不在這裡，而在福州郊外的陽岐村。

　　少年嚴復就生活在這裡。

　　從小就入私塾讀古文，這是延續了數千年中國家庭的教育理想；如果不是生活突然出現變故，估計嚴復也會按父輩所希望的那樣，一直往科舉路上走下去。

　　黃仁賢：“（這一年他14歲就是）1866年他悲喜交加，春天是他結婚，和王氏結婚，沒想到秋季8月份，就是父親因為搶救霍亂的病人，他父親是醫生，搶救霍亂的病人，自己染病去世了，在這種狀況下，他出身貧寒，家裏面的家境比較困難，有寡母和妻子無人養，這種情況下，他不可能再繼續讀書了，走學優致仕的道路了，在1866年福州街頭就貼滿了船政學堂的招生廣告，作為嚴復來説，他看到這種招生廣告他就動心了，所以他就走上了船政的道路，為什麼會動心了，因為船政學堂不僅不要學生的學費、住宿費、伙食費等等，而且每個月有四個銀元，這個對他來説，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以養家糊口，所以他不得已走上這條路。”

　　像當時的許多貧家子弟一樣，只有12歲的嚴復決定報考船政學堂。

　　雖然船政學堂要講授的幾乎全部是自然科學，但這畢竟是從西方舶來的新鮮玩意，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任何基礎，所以招生考試仍按照舊學進行。嚴復憑藉童年的古文訓練開始初露崢嶸。

	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

　　他是作為第一名被船政學堂錄取的。

　　船政分為前後兩學堂，前學堂學習輪機，就是製造技術；後學堂學習駕駛，就是航海技藝。嚴復被分在後學堂。

　　也正是在這裡，少年嚴復第一次接觸到了西方文化，天文地理，醫學，力學，當然還有最基礎的abc。

　　經過五年學習，1871年，嚴復以最優等的成績從船政學堂畢業，然後很自然地登上那時還是稀罕物的船艦。

　　“建威”號，這是嚴復最初實習的船隻，他隨這條船政局自製的船到過香港、新加坡、檳榔嶼等港口。

　　接著隨“揚武”號抵達過日本的長崎、橫濱等地。世界在他眼前一下子展現出別樣的色彩，這是埋頭四書五經中的人絕不可能見識到的。

　　當然，更大的幸運還在後頭。

　　1877年，也就是在林旭出生的第三年，嚴復與劉步蟾、薩鎮冰等32位船政學堂畢業生一起去了英國，那年他23歲。

　　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呈現在嚴復的面前。

	嚴復的出生地　陽歧嚴復故居

　　19世紀末的英國正值“維多利亞的黃金時代”，舉國上下生機勃勃，巨大的物質財富激蕩著人們的思想活力，達爾文學説和進化論影響著社會各個領域。

　　在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嚴復仍舊學習軍艦駕駛技術。

　　毫無疑問，政府為嚴復他們定下的未來身份是軍人，他的同學劉步蟾、薩鎮冰等人後來成了著名的海軍將領。

　　然而課餘之時的嚴復卻十分留心西方資産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説。

　　他醉心於達爾文、盧梭、赫胥黎等人的著作，還常常獨自一人去聽法庭審判，思考著英國的富強和他們的政治民主法律之間的關係。

　　在當時的清朝留學生中，嚴復以獨立思考和暢談聞名。滿清駐英公使、洋務派人物郭嵩燾一見便稱奇，兩人迅速成為忘年交，經常在一起討論中西方政治學術的異同。

　　1880年，從英國回來不到一年，嚴復即被另一個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李鴻章從福建船政招至天津，在他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負責教授洋文並兼管教務。

　　獲得當時在中國政壇呼風喚雨的李中堂的認同，既有可觀的俸祿，又掌握一定的實權，人生行進到這樣的關口，應該可以開始在事業上大展拳腳，建功立業了。

　　然而就是在這個時候，嚴復的命運之舟卻突然掉頭，開始向他生前身後最受人爭議的方向行進了。

　　嚴復初到天津，正是北洋學堂工程啟動階段，李鴻章特意寫信給學堂當時的校長，讓其准許嚴復參與學堂的初期建設、招收學員、制定課程等“一切”事宜。而他的教學能力也得到了李鴻章“造詣精進”的評價。

　　雖然能力受到認可，但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卻遲遲得不到升遷，思想主張更是難以實施。

　　為了改變人微言輕的局面，曾經留學西洋的嚴復決定參加清朝的科舉考試。

	嚴復翻譯的其他西方科學著作

　　1885年，嚴復第一次回福建應試舉人。

　　這一年的冬天，他的好朋友鄭孝胥來到北洋水師學堂看望考試歸來的嚴復，一進門，一股濃烈的酒味撲鼻而來，大醉的嚴復躺在床上爬不起來——他的第一次科舉考試失敗了。

　　1888年、1889年嚴復又先後兩次入京應試，都沒有成功。

　　無奈的嚴復只得用錢捐了個道員的官銜。

　　誰知緊接著，1889年到1890年，兩年之內，他即從總教習被升為副校長、校長。

　　或許是一定要在世人面前證明自己的學問，或許是其他我們無法知道的原因，1893年4月，已近不惑之年的嚴復再次回到福建應試科舉，而這一次，竟還是沒有中。

　　還要繼續在科舉這條路上走下去嗎？要走多久呢？

　　嚴復的四次科舉都以失敗告終，即便是升了官，日子也還是味同嚼蠟。正在此時，發生在1894年的一件大事，徹底改變了嚴復的命運。

　　中日甲午戰爭，世界海戰史上持續時間最長久的一次海戰，日本人借此一戰迅速崛起，並躋身於世界軍事強國之列，而清王朝則一敗塗地，國幾不國。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

　　好不容易才組建起來的北洋水師的脊梁，一夜之間，全部命喪大海。

　　如果中日在海上沒有那一場惡戰，嚴復的科舉夢可能還會一直做下去，可是戰爭卻讓他一下子清醒了。那以後，他從八股文中解脫出來，像一名鬥士一樣躍上戰場。

　　從1895年2月開始，嚴復連續在報紙上發表政論文章， “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 ；“不變于中國，將變于外國”，一系列振聾發聵的思想政治主張從嚴復的筆端流出。

　　1897年，在天津嚴復的公寓裏，一項更偉大的翻譯工作正在悄悄進行，一個註定要影響幾代中國人思想發展的文化巨著即將破繭而出。

　　《天演論》一經發表，便迅速在維新人物中間流傳；梁啟超第一時間讀到了它的手稿；康有為稱其是“中國西學第一者也”；鄒容説他少年時最喜歡讀的書就是《天演論》；孫中山拜會嚴復時，也謙恭地説“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連當時著名的封建士大夫、散文家吳汝綸也被其感動，欣然為《天演論》作序

　　從維新變法開始，到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再到接下來更多仁人志士的努力探索，中國近代社會到處瀰漫著《天演論》的思想。

　　《天演論》譯作問世後，版本竟達30多種，居當時外文譯作之首。十九世紀末，一本英國人所寫、強調生物界生存鬥爭、優勝劣敗的進化論觀點的書，經過嚴復之手後在中國大地成了暢銷書，並在這片廣袤的國土上長久持續著它的深遠影響。

　　《天演論》之後，嚴復又馬不停蹄地翻譯了另外七本西方著作。

　　此時的嚴復早已不是那個因為沒有功名而過著味同嚼蠟的宦海生活的小教習了，沒有人能夠忽視他，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滿清王朝的皇帝。

　　1898年六月，光緒帝下令宣佈變法。包括比嚴復年輕21歲的老鄉林旭在內的四個維新人士一起向光緒推薦了嚴復。

　　光緒很快招見了嚴復，聽嚴復演説了一番外面的世界。

	嚴復故居大廳

　　嚴復想必是激動的，也很願意好好表達自己的思想，回來後就寫下了《上皇帝萬言書》。

　　可惜還未等他抄呈，慈禧太后就發威了，林旭等人被害，光緒被囚。

　　萬幸的是帶血的刀沒有落在他的腦袋上，他逃過一劫。但是“臨河嗚犢嘆，莫遣寸心灰”。命是保住了，心卻傷得不輕。

　　十來年後清朝覆滅，民國成立，接著是袁世凱當政，是非起落，世事風雲從眼前浩蕩而過。亂世之中，他無法成為旁觀者，先是被袁大總統委以重任，北京大學校長、總統府顧問、政治會議議員、眾議院參政等數職在身，接著他又腳步踉蹌著走到了人生的另一個岔路口。

　　1913年，袁世凱指使楊度等人組織“籌安會”，鼓吹反對共和，恢復帝制。

　　楊度三次走訪嚴復，邀他做發起人。

　　8月，“籌安會”成立，嚴復名列第三，成為“籌安六君子”之一。

　　對此，嚴復沒有申明反對。

　　姚春樹：“他跟袁世凱之間的瓜葛很複雜，因為他跟袁世凱的關係差不多是從天津開始的，從在天津他當水師學堂的教習，總教習開始，到以後當袁世凱的顧問，幕僚前後差不多20幾年的時間，有20幾年的交往，這裡面比較複雜，袁世凱對嚴復比較賞識。”

　　就為著這份舊情，嚴復雖然把袁世凱親信送來的四萬元支票退還，沒有參與籌安會的活動，卻又對未經他同意就被人冒列籌安會一事三緘其口。

	嚴復故居花廳

　　終於，這成了嚴復繼參加科舉之後又一件令人唏噓的事。

　　復辟失敗，袁世凱倒臺，北京政府通緝籌安會禍首，嚴復沒有被列入，總算又躲過一劫。避居天津的嚴復自嘆：“當斷不斷，虛與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賢。”

　　此時，他開始想家，想念福州。

　　1918年12月9日，嚴復回家了。

　　這次，他帶著最鍾愛的三兒子嚴叔夏回家與他的摯友、溥儀的老師陳寶琛的外甥女林慕蘭結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一對陌生男女就這樣走到一起了。

　　這樁婚姻的前半段不知怎樣，後半段卻是不幸的，不幸的根源主要不在於他們，而是時局所致：抗戰時期，林慕蘭帶子女避在上海；日本投降後林慕蘭又帶子女去台灣探親，然後就再也沒回來，像牛郎織女一樣夫妻倆被永遠隔在了海峽兩岸。

　　1919年的婚宴成了塵封的記憶。

　　王雅玲：“嚴復當時他的身體狀況是非常糟糕，因為當時他從北京路徑上海，然後到福州轉了幾次車，在轉車的過程中，他連站臺就走一完，走到一半就坐在地上休息一下才能走，，嚴復當時也60多歲了，也進入晚年了，他自己也覺得自己經歷方面有很多跟不上，再加上在場面上那麼多年，他也不願意在政場説三道四，也想在晚年的時候，落葉歸根。他就這樣選擇了福州，主要是為了安享他的晚年。”

　　恰好此時福建省督軍李厚基奉上了這處巷子深處的房子。

	嚴複寫給光緒皇帝的上皇帝萬言書

　　嚴復笑納了，但他住得不舒服，這個不舒服不是因為環境，環境其實太好了，出行方便又清靜幽深，所住的也都是達官貴人，高宅大院幢幢相連。嚴復的不舒服還是源於自己的糟糕的身體。

　　1920年10月29日起，郎官巷16號的花廳樓上又開始不斷傳出一個老人粗粗的喘氣聲，花廳前的假山花木即使再精美芳香，估計他也打不起精神探出頭觀賞片刻。

　　為了減輕病痛，醫生給他開了“特效藥”，他病不擇醫，一口吞下，誰知竟是鴉片，而且一次成癮，病卻還是每況愈下。

　　當嚴復躺在床榻上不得不吸食他深惡痛絕的鴉片事，他是否想到過郎官巷另一頭居住過的林旭？

　　在《哭林晚翠》一詩中，他表達了對林旭的悼念，至於其他，他沒有更多的言語。

　　1921年夏天，嚴復在二女兒的陪同下去福州鼓山避暑，寫下了《靈源洞》和《避暑鼓山》兩首詩，這可能是這位著作等身的老人寫下的最後文字吧。

　　這一年的10月27日，他死在郎官巷家中。

	嚴復留學英國就讀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學校

　　死時，這位老人身邊只有二女兒相伴。

　　在福州這條如今看上去極不起眼的老巷中，中國近代一位在思想界産生過極大影響的老人合上了眼睛。他把自己最後的靈魂永遠放進幽靜的郎官巷中。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