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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穆青》紀錄片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22日 18:12)
寒 冰
2004年4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機房忙著剪片子，接到製片人的通知，讓我馬上趕完手中的活，準備接手大型紀錄片《穆青》，而且播出時間已經定了，7月1日。我看到製片人手裏拿著一個紅頭文件，周圍空白的地方幾乎都被不同的字體和一些大小不等的圓圈劃滿了，意思大都差不多，就是這個片子如何重要，一定要拍好。我明白這是一個硬性任務，但這時我對這個片子一點感覺都沒有。
（一）
對於穆青，我沒有什麼印象。只是2003年10月我去上海拍攝紀錄片時，住在新華社上海分社的招待所，服務員在為我開房間時告訴我，這是新華社老社長穆青來上海時住的房間。誰知第二天早晨就傳來穆青逝世的消息，當時我腦子裏也閃過一個念頭：新華社社長，一個部級幹部。如果按照我們《人物》欄目的選題定位，這樣的人物是不會考慮去做的。沒想到冥冥之中穆老爺子還是找上了我，誰讓我去上海時住在他曾經住過的房間裏呢？
沒過幾天，新華社給我送來了一些有關穆青的資料，有《穆青散文》、《穆青通訊》、《穆青論新聞》，還有一份新華社對外宣傳穆青事跡的演講稿，據他們介紹説，這裡麵包括了穆青的主要故事，我們可以參照這個稿子來拍片子。當時我感到了一陣輕鬆——有這麼現成的東西，這片子簡單。
就在我用了將近五天時間研究這些材料之後，原先的輕鬆感消失了。那個演講稿把我看得滿目金星昏天黑地，看不清穆青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那稿子用了一些華麗閃光的詞藻，堆砌了一個貼滿金箔的偶像，假如要按照這個稿子的寫法去做節目的話，那肯定把穆老爺子給毀了。看來我得拋棄這篇稿子，想法從那三本書裏再找一些可以發掘的線索。我相信觀眾需要看到的是一個真實、可信、沒有修飾、沒加任何包裝的穆青，他們要直接感受到穆青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做了些什麼，他具有什麼樣的人格魅力。
可以説大多數知道穆青這個名字的人，都會把他跟另外一個名字聯絡在一起，那就是焦裕祿。而我對穆青最初的印象也僅限於此。38年前正是他和馮健、周原寫出了焦裕祿，更多的人才知道了穆青。正如今天紀念穆青的網頁上有個叫“紅旗”的網民，發的帖子這樣説：“父輩是透過穆青認識了焦裕祿，我們是由焦裕祿知道了穆青，忘不了焦書記，忘不了穆青。”
所以我腦子裏出現了一系列問題：穆青什麼要寫焦裕祿這樣一個典型？他是怎麼發現這個典型的？當時的社會環境是什麼樣的？在採訪過程中穆青看到了什麼？想了些什麼？他付出了什麼？這樣一個典型在當時具有什麼樣的價值？38年後的今天又怎麼樣？這篇通訊對穆青來説意味著什麼？我想這不僅僅是我自己，我也要為觀眾弄清這些問題。所以我決定把穆青採訪、寫作和發表焦裕祿這篇通訊的細節過程，作為紀錄片的一集，把這一堆問題弄清楚。
那其它兩集怎麼辦呢？我依然在穆青的那三本書裏尋找線索。
在穆青的散文中，《淚灑偏關》一開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這篇散文的寫作時間是1993年9月18日。從穆青的年表上看，這年穆青離開了就任三十多年的領導崗位，不再擔任新華社社長，當時他72歲。就在這年6月，穆青辦完了所有的離休手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離開北京去山西。為什麼他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他去山西做什麼呢？這其中有什麼故事？這些故事又説明什麼？
在《淚灑偏關》的開始，穆青寫下了這樣的話：對山西這片黃土地，我有著一種特殊的眷戀之情。五十多年前，我曾在這裡第一次穿上八路軍的軍裝，並在貧瘠的晉西北，與日寇血戰了整整三個春秋。其實更重要的是穆青此行，要了卻他壓在心底五十多年的一個夙願，去山西偏關祭奠他中學時代的老師梁雷，他是曾經改變穆青一生命運的重要人物。按穆青自己的話説：我之所以寫《淚灑偏關》，紀念我的老師梁雷，就是因為我忘不了他，是他一手把我送上革命道路的（《我的一生離不開人民的哺育》）。在這篇散文裏，我隱約看到了穆青少年時代的命運是怎麼樣被改變的，以後他又怎麼樣到了延安，怎麼樣成了一個記者。我想，假如以這篇散文所提供的線索作為故事基礎，尋著當年穆青走過的道路尋找一番，這樣也可以構成一集片子。
至於最後的一集片子，我初步考慮是將穆青寫過的吳吉昌、潘從正、任羊成這三個人物通訊（《為了周總理的囑託》、《一篇沒有發出的報道》、《兩張閃光的照片》）作為這一集的主要內容，反映穆青一生中“勿忘人民”的重要理念。
所以這個紀錄片我最初的結構是三集：《人民的記者》、《來自人民》、《勿忘人民》。
按照這樣一個初步結構，我們攝製組跟隨穆青曾經走過的足跡，前往河南、山西、陜西、北京等地，尋訪了30多位當事人，經過近一個月的採訪和拍攝，我們掌握了一些素材，特別幸運的是，我還得到了河南電視臺90年代拍攝的穆青專題片和我們中央臺《東方之子》曾經做過的《穆青》，這些節目中都有穆青當年的影像和訪談，太珍貴了！
無論如何，弄這麼長一部片子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而且對穆青的了解，是在片子進入後期製作階段時，才真正開始。穆青一生寫過不少人物通訊，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關於農村和農民的，他一生也結交了很多農民朋友。為什麼他會這樣呢？他為什麼會有樣的種創作動機？他與農民的那種情感又來自什麼地方呢？
我在整理河南臺以前採訪穆青的素材中，發現穆青曾經有過這樣的表述： “我本身從小就生活在一個農村環境裏面，接觸的都是些農民，我從小看到的這個農民哪，確實那個時候在舊社會，那是非常苦難的，那是壓在社會最底層的，所以説我們中國人民的苦難哪，從農村、農民生活中間看得最清楚，所以我從小我就想，將來我怎麼主要是要給農民做點什麼事情。”
這很重要！可以説，正是這樣一個思想，成為後來穆青一直關注農民和農村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在第一集的開篇就用上了這段同期聲，好讓觀眾一開始就能夠感受到穆青心底那種質樸的情感，為理解整部片子穆青所做的一切做一個鋪墊。
在編輯第一集的時候，我還有一個意外的發現。那就是穆青當年采寫和發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篇通訊時，是冒著風險的。這在今天看來是一件極不可思議的事情，采寫一個英雄人物居然能還要冒風險！可事實就是如此。所以我的解説詞是這樣的：
當時人們不知道的是，穆青他們為這篇文章冒了多大的風險，就連穆青自己也沒有想到，他所冒的風險在半年以後都成為了現實，那時的穆青是新華社的副社長。那年他45歲。
他冒著什麼風險呢？他為什麼要冒這樣的風險？他的勇氣來自什麼地方？
第一個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了。在採訪中我們得知，穆青當時面臨著兩個風險，一是敢不敢講真話暴露農村的災情；二是有沒有勇氣在文章中不提階級鬥爭。
那麼這兩個風險在當時意味著什麼呢？我在當時的歷史資料中找到了一些依據。
中國社會從1957年開始一直在強調階級鬥爭，到1966年穆青他們寫焦裕祿的時候，已經有八年的時間。當時從小學生到工人、農民、解放軍，甚至家庭婦女，都被組織起來參觀各種階級教育展覽，參加不同形式的憶苦思甜大會，目的就是要讓所有的人明白，如果不對階級敵人進行鬥爭，“我們就會失去現在的幸福生活，回到萬惡的舊社會，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關於為什麼要強調階級鬥爭，我們在採訪原新華社社長朱穆之時了解到大概情況是這樣的：“思想領域，誰戰勝誰沒有解決，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問題，國際上頭的，那就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這樣的兩方面促成，就是毛主席就從經濟建設，主要搞經濟建設轉為要抓階級鬥爭，是這樣一個情況。”
當時與穆青一起合作的馮建，他也有切身感受： “在當時來説很不容易下這個決心，要不然的話，就沒有焦裕祿這個人物了，你還是寫抓階級鬥爭，是不是啊，焦裕祿他不是這樣做的，他是從蘭考的實際出發，從蘭考當時30萬人民需要出發，叫做急老百姓所急呀，當時他要吃飯啊，他要填飽肚子，所以他要救災，他要發救濟糧，他要發展生産，他要抗禦三害啊。”
寫不寫階級鬥爭這是一個問題，穆青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敢不敢講真話，敢不敢説災難，這也是要冒很大風險的。1958年，彭德懷曾經在廬山會議寫下了萬言書，指出大躍進和浮誇風給老百姓帶來災難，結果彭德懷被定為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撤銷了一切職務。
如果不講災情，不説真話，焦裕祿這個人物就沒有辦法寫出來。如果説了真話，如實地把災情寫出來，那肯定是犯了大忌，很難説後果將是什麼樣子。在當時那樣的政治壓力下，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面對風險穆青的態度是什麼呢？我們在採訪當時另外一個合作者周原時，他是這樣講述的： “這種饑餓，這種困難，只能説好的，不能説壞的，你報道你能寫這個東西？穆青最大的功勞是下決心寫。”説這話時，周原顯得很激動。他在語氣中強調了“穆青最大的功勞是下決心寫！”
穆青是怎麼樣下的決心？他的勇氣來自哪？他當年究竟看到了些什麼？
這時我看到了穆青當39年前的採訪筆記。他是1965年冬天到的河南蘭考。當時從全國來講，三年困難時期只能説基本過去，因為從1959年開始，幾乎全國的老百姓都在餓肚子，就連穆青自己也不例外。但此時的河南的重災區蘭考，還是困難依然。穆青在這裡了解到的情況，遠比他想象中的災區要困難得多。有這樣一個數字：1962年，蘭考縣的韓村全年一個人只分了（十六兩老秤）十二兩紅高粱穗，合現在的糧食七兩半，這就是一個人一年的口糧！這樣的情況在1965年也沒有多少轉機，這讓穆青感到吃驚，他在採訪筆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話 “一幅悲慘的流民圖” 。
其實在這次採訪中我還了解到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那就是當年焦裕祿和縣長張欽禮帶領蘭考群眾治理沙丘時，一樣沒糧食吃。當時的縣委宣傳幹事劉俊生一直跟隨焦裕祿參加治理沙丘的勞動，據他回憶： “當時困難得很，都是我們男勞力都在封沙丘，有些小孩、有些婦女上外邊去要飯，要了飯回來再吃。他們（村民）都吃這碎的，俺去跟那住著的時候吃那大半拉的，吃那囫圇的。
當地有種説法，將要回來一疙瘩饃，一疙瘩飯燴到一塊兒，這叫“百家飯”。今天的人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這個百家飯是什麼味道，可當年就是這樣的百家飯也不是誰都能吃得到的，只有參加勞動的壯勞力每天才能平均分配到少得可憐的一點點。
當時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和縣長張欽禮正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吃著老百姓乞討來得百家飯，帶領蘭考的青壯勞力，在鹽鹼地上、在沙丘上創造出了今天的綠洲。穆青在他的採訪筆記中，記錄了當時的真實感受： “我們在蘭考採訪期間，深深感到蘭考的幹部和群眾對焦裕祿同志的懷念，是真誠而深厚的，縣委的所有同志談起焦書記來，最後總是熱淚盈眶幾次説不下去，縣委書記張欽禮説一次哭一次，實在令人感動。縣委通訊幹事劉俊生保存了焦裕祿同志生前穿過的一雙襪子和一雙棉鞋，襪子一補再補，鞋子也破得不像樣子，這些遺物生動地説明焦裕祿同志艱苦樸素的品質。”
據當時的縣委宣傳幹事劉俊生回憶，穆青走到焦裕祿曾經坐過的藤椅前，很長時間沒有説話，撫摸著藤椅的扶手，不停地落著淚。
後來穆青在接受河南臺的採訪時説： “不把這篇文章寫好，那簡直是太對不起老百姓了，所以當時就下了決心。”
到這個時候，穆老爺子著實讓我感動了！在這些故事的背後，你可以感到一個活生生的穆老頭：他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這不是我捧他，這是我引用了焦裕錄這篇通訊中的一句話，我覺得這也許最能代表穆青自己的心聲。果然我在採訪馮建時，證實了我的推測： “他為什麼那麼欣賞周原在第一稿寫的那兩句話，就是他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他為什麼拍案叫絕？説多來幾句這樣的話；焦裕祿到“五保戶”那對老夫妻家裏去，他説我是您的兒子。這是第一稿裏面寫出來的，沒有動。穆青欣賞得很哪！這句話到現在還是震撼人心的一句話。”
人民的兒子！他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是什麼讓穆青具有這樣一種感情？依據在哪呢？
在對穆青的資料分析中，我發現了穆青20多年前的一段經歷，對穆青一生都有著重要影響。
那還是在1945年，穆青從延安趕往東北的行軍途中。有一天，他們走到遼寧阜新的一個村莊，那是一個風雪夜。因為天氣太冷，穆青穿的靴子整個被凍在腳上脫不下來了，他在老百姓家裏就要用熱水化開脫。房東老大爺趕忙制止，告訴穆青千萬不能這樣，這會把你的腿你的腳給弄壞的，房東老大爺一點點的幫穆青把靴子脫下來，然後把棉襖打開，把穆青的兩隻腳伸到自己的懷裏暖化了。
穆青79歲那年，他在《從延安到東北》的這篇散文中寫下了他當時的感受： “他小心地拽下靴子，然後解開自己身上的棉襖，把我的兩腳放在胸前，兩隻手慢慢地揉搓，按摩。過了好久，我麻木的雙腿開始感到發疼，隨後就逐漸發熱，終於完全恢復過來了。而在昏暗的燈光裏，這位善良而慈祥的老人還在吃力地按摩著。
剎那間，我突然想起遠在千里又千里之外的父母，一種親人般的溫情感動得我不由自主地兩眼充滿了淚水。
多少年過去了，這個雪原上的小屋，這個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我常常告誡自己，你的這雙腿甚至整個生命都是老百姓保護下來的，今生今世，無論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他們。”
正是在穆青心底“今生今世，無論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他們”這種對人民的責任感，才使他有了那麼大的勇氣，他才敢冒那麼大的風險，才會有《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篇通訊，才會使焦裕祿這個形象風靡全國，而且影響了中國至少三代人。
為什麼這篇文章在當時會引起那麼大的轟動？據我查看歷史資料，穆青他們的這篇通訊，在當時中央級的媒體中，是三年自然災害以後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敢於講真話暴露災情的文章，這讓當時全國飽受災害之苦的老百姓，心裏獲得了一種宣泄的滿足於平衡，他們也從中看到了一點希望——宣傳機構開始講真話了。
在我為第一集片子結尾傷腦筋時，我又有了一個意外的發現，就是穆青1999年6月4日的日記。這天傍晚，穆青在頭髮衚同院子門口等待著孫女下學回家，遇到了這樣一件事：忽然一個素不相識的中年人帶著一個小學生來到我面前，他指著我對孩子説：“這位老爺爺就是寫焦裕祿的穆青，去問老爺爺好！”孩子看看我，果然畢恭畢敬的説：“穆爺爺好！”我趕緊回答説：“孩子你好！”接著那人又説：“看著您硬硬朗朗的我們就高興！”説完就帶著孩子走了……
這件事使我很感動，但也令人納悶，他們怎麼會認識我呢？看樣子他們決不是新華社的人，有可能就是頭髮衚同的街坊，不然，就更令人難解了。
這事不僅讓穆老爺子感動，也讓我感動，我決定第一集就用這篇日記作為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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