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給和平一次機會

央視國際 (2001年11月30日 15:35)

　　安南到達巴格達的第二天，即二月二十一日，他立即同以阿齊茲為首的伊拉克方面開始會談。會談從上午十點開始，地點在伊拉克外交部大樓五層的一間會議室裏。用輿論界當時的話説，這一天的會談將是決定命運的，也是和平的最後一次機會。是戰是和，全都取決於這一天。

　　從上午開始，我們便守候在新聞中心等待會談的消息。中午時分，我們向北京傳回了一條當天形勢的綜合報道，在《新聞聯播》裏播出了。下午兩點多，我來到路透社撰稿人史密斯的辦公室。史密斯一見我，便説：

　　“你知道晚上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嗎？”

　　我搖搖頭，説：

　　“沒有人通知啊？”

　　“嗨，這裡從來都不會有人主動通知你的，他們只知道收錢，都是靠記者們自己打聽。”史密斯説。他告訴我，當天晚上八點，安南和阿齊茲將在新聞中心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宣佈他們會談的結果。

　　這將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記者招待會。我馬上打電話通知已經回到拉希德飯店的侯明古他們。半小時後，阿布艾哈麥德帶著康銳和冀惠彥趕到了新聞中心。我們迅速來到了新聞中心的一間大會議室裏。進了會議室，我們發現，已經有幾家電視臺的記者在這裡架設了攝像機，有CNN，BBC，還有德國電視一台以及伊拉克電視臺。

　　會議室是一間籃球場大小的長方形房間，中間放著一排桌子，桌子兩邊是幾排椅子。正對著會議桌，有一張主席臺，主席臺後面的墻上挂著一張薩達姆總統的畫像。

　　我們進去的時候，發現主席臺上已經擺上了幾個話筒，幾家電視臺的攝像機也都對著主席臺。顯然，這裡將是安南和阿齊茲就坐的位置。

　　我招呼兩位攝像也對著主席臺架設我們的攝像機。很快，我們的攝像告訴我，幾個比較理想的位置已經被先來的電視臺佔去了。這時，我看見會議室裏有一位新聞中心的官員正在指揮各家記者們如何擺放攝像機。於是，我走到那位官員的跟前，對他説，我們是中國的記者，我們需要兩個比較好的位置來放我們的攝像機。那位官員看也不看我，説道，這幾家電視臺都是先來的，先來後到，你們只能自己想辦法了。

　　這時，站在一旁的阿布湊上來悄悄地對我説，要不給這個官員塞點好處，估計就好辦了。阿布主動表示這件事由他來辦。我從口袋裏拿出一摞鈔票，數了數，是一萬第納爾（相當於七美元）。我一分為二，將其中的一半交給了阿布。就在阿布正要轉身的時候，我叫住他，又把另一半塞進了他的手裏。我心裏想，要是花五六十塊錢人民幣就能搞到兩個比較好的位置，就是自己掏錢也值了。

　　阿布像是領到了一項神聖的使命。他衝我使勁地點點頭，邁著強勁有力的步伐走到了那位官員的跟前。我看見他把那位官員拉到了房子的一邊，兩人耳語了半天。一會兒，阿布回到了我的身邊。他對我説：

　　“MASTERSHUI（水少爺），他同意了。”

　　阿布偶爾會使用如此恭謹的稱謂來稱呼我，每到這時我都會趕緊更正他。我告訴他，我們中國人不習慣別人這樣叫我們，阿布不理會。也許在他看來，僱主就是他的主人，對年輕一點的主人就要使用這樣的稱呼。

　　果然，阿布回來後不久，那位官員一臉笑容地來到了我們身邊。他問我們，你們想要什麼地方。我看了看，在房間中間的桌子和左側CNN的攝像機中間還有一小塊比較正面的地方。但是這裡地方太小，如果攝像機放在這裡，就會被前面的攝像機擋住視線。我問那位官員，有沒有箱子或者桌子一類的東西，我們要把機器放在這裡。但是必須要架高一點，一萬伊拉克第納爾的確對那位官員起到了作用。他趕緊説，他出去找一找。不一會兒，那位官員扛著一個大木頭箱子進來了。我們一看，正好。於是，我們將箱子放在地上，然後將攝像機架在箱子上面。

　　我們注意到，其它電視臺的人都在他們攝像機的四週用黃色或者藍色的寬膠條在地上劃出一個區域，裏面再用膠條擺出他們電視臺的英文縮寫，比如，CNN、BBC，等等。我想，這倒是一個好辦法。這就相當於畫地為牢。有了這個膠條劃出的領域，我們的這個地盤就算是合法的了。於是，我建議我們也如法炮製。

　　可是，問題出現了。我們沒有帶膠條。這時，我看見主席臺桌子上放著一卷藍色的膠條。我説，有辦法了。我走向主席臺，若無其事地將我們的話筒擺了擺。看看沒人注意，我用極快的速度將那卷藍色的膠條揣進了懷裏。幾分鐘後，我們的兩台攝像機周圍的地上出現一圈藍色的膠條，中間還歪歪扭扭地拼了四個英文字母：CCTV。

　　到了下午五點多，會議室裏的記者開始逐漸多了起來。各家電視臺、廣播電臺以及無數的文字記者紛紛涌入會議室。很快，主席臺變成了激烈競爭的戰場。本來，在主席臺上只有兩個麥克風，供主席臺上的人講話用。但是各家記者都想用自己的攝像機或者錄音機錄到講話的聲音。於是，大家紛紛將帶著各家標誌的話筒擺在主席臺上。這個人放上一支話筒，那個人也放上一支話筒，不會兒，主席臺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話筒。有的長，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細。有黑色，也有彩色的，藍的、紅的、黃色，色彩斑斕，就像一盆五彩的花籃，擺放在主席臺的中央。

　　（巴格達記者招待會現場話筒圖片）

　　記者中也有搗亂分子。有的記者覺得自家的話筒位置不理想，於是，跑上前去擺弄擺弄，順手將某一家的話筒往旁邊挪一挪。這一下立刻會遭到其他人的強烈反對。大家嚷嚷著衝到主席臺，各自將自己的話筒用膠條加固一層。就這樣，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每隔十分鐘，像在主席臺上爆發一次新的爭奪。每次主席臺出現騷亂，我們的錄音室趙雪松就會跑上去，認真地維護著我們話筒的“地位”。有一次，一位德國電視一台的錄音師跑到主席臺上將他們那個藍色的話筒又一次往中間擠了擠，他這一擠正好將我們的話筒壓到了他的話筒下面。站在另一面的攝像冀惠彥一看，急了，他不假思索地用中文衝著德國電視一台的那位老兄狂吼道：

　　“哎，幹什麼呢？不許動！放回去！”全場都被冀惠彥的吼叫聲鎮住了。那位德國電視臺的記者當然聽不懂中文，但從吼叫聲音的分貝，他感覺到事態之嚴重。他乖乖地將我們的話筒擺到了原來的位置，然後灰溜溜地下去了。

　　我們繼續等待。到了快九點，還是不見安南到來，大家慌神了。難道伊拉克官員真的取消了記者招待會？不一會兒，CNN的記者告訴大家，安南和阿齊茲現在仍在會談。大家放心了。會談還沒有結束，當然無法舉行記者招待會了。於是，我們繼續等待。此時，我們已經在這間會議室裏守候了整整六個小時。

　　那天中午，我們就沒有來得及吃飯，到現在大家已經餓得直髮慌。我叫阿布帶著胡陽出去給我們買一點快餐和飲料，其他人繼續在會議室等待。長期的等待使得在會議室的記者們筋疲力盡。有的人趴在桌子上打盹，有的人乾脆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會議室裏一片狼藉。將近十二點的時候，開始有人從主席臺上撤下話筒，走了。康銳問我，我們怎麼辦？我説，既然都等了這麼長的時間了，就乾脆堅持到最後。多年的新聞工作經驗告訴我，任何時候，只要有一線希望，都要堅持。因為，有的時候，一件新聞事件就是在人最不注意的時候發生的。

　　終於在十二點半的時候，會議室裏來了幾個新聞中心的官員，他們正式通知所有的記者：安南和阿齊茲的會談還沒有結束，今天的記者招待會暫時取消了。直到這時，記者們才開始收拾起各種器材，紛紛離開了會議室。從下午三點到現在，整整在這裡等候了九個小時，一無所獲。

　　出了會議室，我趕緊找到了路透社的史密斯。他告訴我，安南的助理剛才對聯合國團記者説，安南與伊拉克方面的會談“非常艱苦”。史密斯説，這看上去不是個好消息。這時，新聞中心休息廳的那臺電視上CNN也報告説，安南與阿齊茲從早上開始一共進行了九個小時三輪會談，雙方始終在最關鍵的問題，即伊拉克無條件同意聯合國核查人員檢查總統府屬地的問題上達不成協議，會談近乎于破裂。CNN還説，一切將取決於明天薩達姆總統是否會召見安南，即使召見要看會談結果怎樣。記者招待會被取消無疑是一個不好的信號。

　　新聞中心裏各個單位的編輯們正在以此作為當天的頭號新聞向各自的編輯部發出報道。我拉著康銳先拍攝了新聞中心記者們的工作情況，然後我們來到外面拍攝大街上的情況。那天午夜的巴格達，似乎有一種不祥的感覺。大街上行人很少。新聞中心門口的出租車司機們神色緊張，各個身上裹著棉大衣站在寒風裏等候著。這時，胡陽和阿布買了幾塑料袋的食品趕回了新聞中心。我們把情況告訴了他們。坐在返回飯店的車上，阿布一聲不響默默地開車。我問他：

　　“阿布，你怎麼啦？為什麼不説話？”

　　阿布還是不吭聲，繼續開車。過了很久，阿布看著車裏反光鏡對我説：

　　“WAR，ITWILLCOME（戰爭，戰爭要來了）！”

　　回到飯店門口，我讓阿布和另外一位司機當天夜裏不要回家，就住在車裏，我們隨時有情況好找他們。上了樓，在我的建議下，報道組全體成員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大家分析了當天的各種情況，一致認為形勢已相當嚴峻。安南此次巴格達之行是和平的最後一次機會。一旦他失敗，戰爭隨時隨刻就會爆發。面對這種局勢，一方面，我們要作好戰爭爆發及時報道的準備，另一方面，我們自身也要作好應付最壞局面的準備。

　　按照電視臺領導的指示，一旦美軍對巴格達開始轟炸，我們立即進行現場直播。那兩天，電視臺領導已經在北京編輯部安排了專人二十四小時值班，任何時候有我們的衛星信號，他們會立即中斷正常節目，切入我們的報道。

　　我們大家討論了戰爭爆發進行直播報道的各種方案，以及我們的設備器材目前的狀態，並同時做了細緻的分工。按照分工，我的任務是以我們設在新聞中心樓頂平臺的演播室為陣地，作為出鏡記者隨時向觀眾現場報道最新情況。胡陽和一位攝像作為機動記者，及時拍攝巴格達市區各方面的情況。錄音師和兩位衛星技術人員負責保證衛星線路的暢通和聲音畫面的質量。侯明古作為領隊負責總體的協調，並隨時和北京編輯部保持聯絡。

　　研究完報道方案後，我提出，我們每一個人應該立即準備一個應急的包。裏面放上護照，有效證件、現金、防毒面具和鋼盔以及急救藥品。我建議，這個包不離身，睡覺的時候就擱在枕頭邊上。一旦有情況，拿起包就可以走。至於其它東西，比如衣服、甚至是有的設備，緊急情況係都可以扔了。在我看來，作為記者，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該具備一點求生的本領和隨機應變的能力，應該有勇有謀。在戰爭情況下，我們首要的任務不是衝鋒陷陣，而是發出關於戰爭的報道。

　　開完會，已是深夜三點。透過拉希德飯店房間的窗戶，巴格達市區裏的燈火星星點點。在如此寧靜的深夜裏，巴格達顯得格外安詳。然而，我相信，此時此刻一定有許多人和我們一樣在緊張和不安中度過。我打開窗，趴在窗臺上。看著滿天的星辰，我想，至少今夜還不會有導彈突然飛來。

　　（一九九八年二月在巴格達拉希德飯店。海灣戰爭後，美國總統布什的頭像被鑲嵌在飯店大堂入口處地上圖片）

　　第二天早晨，伊拉克大使孫必幹打電話來叫我們派人到使館去一趟，説是有重要的事情。半小時後，我和侯明古以及康銳趕到了使館。大使將我們帶到了一間會議室裏。他非常嚴肅地對我們説，現在的形勢很微妙，也極度緊張。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使館決定將大部分人員撤到約旦首都安曼，只留下五位使館的黨組成員留守。他説，最後一批撤離人員已於今天早晨出發了。孫大使説，他已接到國內的指示，同意使館人員撤離。

　　“國內的指示其中有一條和你們有關。”孫大使一字一句地説道，“家裏指示我們負責你們的安全。你們是否要撤離原則上由你們自己根據你們的工作情況來定。如果你們要撤，由我們使館負責安排你們的車輛，並派專人護送你們離開巴格達。”

　　大使説，他已讓使館的人為我們專門留了兩輛奔馳車，車子現在就停在院子裏。我們謝了大事，並同時告訴他，我們已經開會研究決定，不到萬不得已，我們暫不考慮撤離。大使聽了後點點頭，説道：

　　“沒關係，如果局勢極度惡化，你們也可以搬到使館來。”他説，使館已經在地下室裏準備了大量的水和乾糧。“大使館的門永遠是朝你們敞開的。”孫大使看著我們，認真地説。

　　告別了孫大使，我們三個人朝使館的大門走去。快到門口，我回頭看看。使館大院中間有一個十幾米高的旗桿，旗桿上挂著一面國旗。此刻，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下，五星紅旗正在迎風飄揚。看著國旗，想想大使剛才的話，我心裏感到一陣輕鬆。

　　“這裡就是咱的家！”我自言自語道。

　　十一點左右，我們來到了新聞中心。一上午，絕大多數的記者都在這裡等候安南的消息。CNN等幾家電視臺的記者每隔一個小時就跑到新聞中心樓頂平臺上，對著鏡頭“嘰裏呱啦”向觀眾報道上午安南和阿齊茲繼續會談的最新情況。大約中午十二點，有消息傳來説，安南和阿齊茲的會談已經結束，雙方沒有發表任何講話。安南在會談後直接回到了下榻的賓館。這時，新聞中心一樓的那間記者休息間裏擠滿了人，大家圍坐電視機前，一邊看著CNN，一邊等候著進一步的消息。此時，大家心裏都在問著同樣一個問題：薩達姆會不會在今天會見安南？如果薩達姆會見安南，那就説明還有一絲希望。如果薩達姆乾脆拒絕見安南，那就意味著安南與伊拉克方面的會談失敗了。

　　幾分鐘前，路透社的史密斯告訴我，安南的專機現在已經停在薩達姆機場，準備隨時起飛。我坐在休息廳電視前的沙發上，百無聊賴地看著電視上正在插播的廣告。這時，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女記者側過頭，主動和我搭腔。她問我是哪個國家的記者。我告訴她是中國記者。這位金髮碧眼的記者略顯詫異地看著我，説：

　　“中國的確是開放了，現在你們的記者也開始關注起這裡的事情了！”

　　我沒有接她的話，心中有一絲不悅。很多次在國外遇到西方的同行，對方聽説你是中國人以後總是一副大驚小怪的樣子，好像中國記者從來就不敢出來採訪似的。在安曼的時候，我們到機場採訪途經安曼回國的伊拉克外長薩哈夫。等待的人群中有一位美聯社的記者，當他發現我們是中國記者後，似乎感到發現了什麼重大新聞。他立即拿出手機打電話給他們的編輯部，説：

　　“我現在正在安曼機場等候採訪伊拉克外長。在與我一起等候的幾十名各國記者中，我意外地發現有幾名中國記者。這是我印象裏中國記者第一次出現在本次危機報道的現場。”

　　金髮碧眼的女記者繼續對我説，她是德國一家報紙的記者，在巴格達已經呆了一個多禮拜了。她準備今天夜裏就去科威特。我有點好奇，於是問她，現在新聞都集中在巴格達，這時候你為什麼要跑到科威特。女記者手裏夾著一支香煙，她往面前吐了口煙，説道：“這裡太危險了，戰爭一旦爆發，誰知道巴格達會是個什麼樣子。我準備到設在科威特的美軍基地去採訪。那裏應該好一點，至少美國人有‘愛國者’！”她指的是海灣戰爭時期屢次成功攔截伊拉克發射的“飛毛腿”導彈的“愛國者”導彈。

　　我沒有再説話。我不想再和這位記者説話了。因為，在我看來，她根本就不應該幹記者這一行。我站起身走出門外。這時，一群記者提著攝像機和攝影器材從我的身後急急忙忙地跑出了新聞中心的大門。我追上去問他們怎麼回事。其中一位喘著粗氣對我説：

　　“安南不見了！”

　　原來，幾分鐘前，一直守候在安南住所門外的記者看到安南乘車離開了賓館。但聯合國官員拒絕透露安南的去向，只説他“出去了”。偌大一個巴格達，此時此刻安南能上哪？會不會是去見薩達姆了？我一邊飛快地在腦子裏判斷著，一邊衝進休息廳。我拉起在那裏待命的康銳和冀惠彥，對他們説：

　　“快，快跟我走！”

　　在新聞中心甬道盡頭處的移動衛星地面站旁，我找到了正在給北京打電話的侯明古。我向他彙報了安南的這一動向。我們當即決定立即前往安南下榻的賓館。下午一點半，我們來到了賓館的門口。那裏已經有五六十位記者圍在門前。有的電視臺的記者以賓館為背景正在進行現場直播。

　　經過了一番緊張的“地盤爭奪戰”和將近三個小時的等待後，賓館的鐵門終於打開了。記者們蜂擁而入，來到院子裏一棟別墅的臺階前。十幾分鐘後，安南的發言人埃克哈德出現在了臺階上。大家屏住呼吸，靜靜地聽他講話。埃克哈德説，幾個小時前，安南秘書長前往一處不能公開的地點會見了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他同薩爾姆進行了近三個小時的會談。

　　“在會談結束後，秘書長表示，他感到我們現在已經‘接近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埃克哈德引用安南的話説道。他同時宣佈，安南將與阿齊茲一起于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在新聞中心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詳細宣佈他們至今會談的成果。

　　當天傍晚，我們通過衛星向北京發回了一條新聞，標題是“安南表示，伊拉克危機接近取得突破性進展”。第二天中午，我們又參加了安南與阿齊茲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安南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他已與阿齊茲在當天上午正式簽署了聯合國在伊拉克進行武器核查的協議，伊拉克方面同意無條件允許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對包括伊拉克總統府屬地進行全面地檢查。阿齊茲在招待會上説，這個協議的簽署是伊拉克和聯合國的勝利。在記者招待會上，我還爭取到了一個機會，代表中央電視臺向安南提了問題。

　　到這一刻，在場的記者們已經確信不疑，持續幾個月之久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基本上可以説是雲開霧散了。溫文爾雅的安南在極為艱難的情況下力挽狂瀾，終於為和平爭得了一次機會。戰爭的烏雲終於飄出了巴格達的上空。幾乎也是在這同一時刻，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八個人此次的巴格達之行已經接近身尾聲了。回家！一個強烈的願望不自覺地萌發了。

　　回家！回到那個屬於我們自己的環境。回到那個沒有戰爭威脅，和平的國家。回到那個喧鬧但卻不用每夜擔心導彈會隨時飛來的城市。此刻，我想起了幾天前母親在電話裏對我説過的那句話：辦完了事就趕緊回家。現在似乎快到時候了。

　　不過，在離開巴格達之前，我還想再幹一件事：採訪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從北京出發前，我就想，一定要爭取採訪到薩達姆。到了巴格達後，我又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孫大使，請他一定想辦法幫我聯絡。孫大使當時一臉的苦笑。他搖搖頭，説：

　　“你這個願望估計希望不大。我到伊拉克已經三年了，至今還沒有見過薩達姆呢，就是我遞交國書的時候也不是他，而是副總統接的國書。”

　　儘管如此，孫大使還是表示盡力幫我爭取。同時他建議，如果薩達姆“沒戲”，伊拉克副總理阿齊茲倒是有一定的把握。他告訴我，他和阿齊茲交往還算比較頻繁，能説得上話。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孫大使通知我，阿齊茲同意當天上午接受我們的專訪。既然薩達姆顯然已經是“沒戲”了，那麼採訪阿齊茲也應該算是一個重頭戲。我拿出事先準備和採訪阿齊茲的問題，連同準備採訪薩達姆的問題一起帶上，和七位同事浩浩蕩蕩出發了。中午一點，阿齊茲在伊拉克總理府的一間辦公室出現了。他頭髮銀白，鼻樑上架著一副黑色的寬邊眼睛，身穿一身墨綠色的軍裝。那天，阿齊茲精神矍鑠。他面帶微笑，雙手交叉在一起放在大腿上，耐心地回答著我的一個又一個問題。我首先慶祝他成功地和安南秘書長簽署了解決危機的協議。安齊茲説了聲“謝謝”，緊接著，他説道：

　　“我在這裡也要感謝中國。感謝你們為和平解決這場危機所採取的公正的立場。”

　　阿齊茲果然是伊拉克的首席外交官，他總是在適當的時機，説出恰如其分的話。我們從剛剛過去的這場危機談到了聯合國對伊拉克的制裁，又從伊拉克目前的經濟形勢談到了中國和伊拉克的合作。採訪的氣氛非常好。阿齊茲有問必答。但遇到刁難一些的問題，他立即躲閃開，用一些外交詞令讓我無法找出破綻。比如，我問他，許多人總説伊拉克善於和美國人玩捉迷藏的遊戲，這次危機是否是伊拉克的又一次遊戲。阿齊茲笑了笑説：

　　“伊拉克不想要戰爭，伊拉克要維持自己的尊嚴，是美國人總和我們過不去。”

　　在採訪中，我有意把一些原本打算採訪薩達姆的問題向阿齊茲提了出來。雖然我知道阿齊茲不可能有什麼令人意想不到的回答，但畢竟他是我唯一能採訪到的伊拉克高級官員，我想聽他怎麼説。我問他：

　　“在西方，許多媒介將薩達姆總統形容成一個——請恕我直接引用他們的原話——壞蛋，而我們在巴格達卻發現薩達姆總統被許多伊拉克人視為他們敬愛的領導人，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差？”

　　阿齊茲頓了頓。我似乎能感覺到此刻他的思維在快速地運轉。不知道他用什麼來抵擋我這個自認為尖銳的問題。他開口了。然而，兩句話之後，我就意識到我失敗了。我不僅沒有難住這個被伊拉克人稱為“不倒翁”的職業外交家，而且我自己還陷入了窘境。阿齊茲説：

　　“這很容易理解。西方有些人總是對一些領導一個國家人民實行民族解放的領袖人物惡語中傷。想當年，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也曾被他們形容成一個壞人……”

　　想不到阿齊茲把薩達姆和毛主席相提並論，也許他很明白我們是不會採用他這番話的，所以才給了我這樣一個閉門羹。我沒有死心。很快，我把話題轉到了另外一個尖銳的問題上：海灣戰爭。我問他：

　　“副總理先生，七年前的海灣戰爭令許多人至今記憶猶新。事過七年，伊拉克現在如何看待那場戰爭，你們是否認為當初伊拉克把軍隊開進科威特是一個錯誤的行動呢？”

　　這回，阿齊茲似乎遇到了真正的挑戰。他挪了挪坐在扶手椅裏的身子，慢慢地説道：“我們現在不去考慮已經發生了的事情。那件事情的是非將由歷史來裁決。我們現在面向未來。我們已經表示，伊拉克將和所有的國家發展友好的關係，包括我們的鄰國。”不知是否是巧合，對阿齊茲的專訪為我們報道組的巴格達之行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當天晚上，我們接到了北京的指示：同意我們撤出巴格達回國。聽到這個消息，我們八個人在已經人去樓空的拉希德飯店的走廊裏禁不住高興地又蹦又跳。大家一致商定，第二天全體人員前往著名的古巴比倫遺址參觀旅遊，第三天一早打道回府。從二月十五日夜裏到達巴格達，報道組八位年輕人，除了睡覺、吃飯，就是拼命地工作，幾乎沒有一刻是清閒的。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去放鬆放鬆了。

　　（危機過後愉快地參觀伊拉克古巴比倫遺址圖片）

　　去古巴比倫前的早晨，我在浴室裏美美地洗了個熱水澡。然後，我從衣箱裏翻出了一件來巴格達後一直捨不得穿的紅色T恤衫，外面再套上一件休閒式的西服外套，戴上墨鏡，一副黑手黨的打扮，出發了。

　　迎著和煦的春風，沐浴著暖暖的陽光，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愉快。在我的眼前，一切都顯得是那樣的可愛。可愛的小樹，可愛的大沙漠，可愛的阿拉伯姑娘。還有，坐在我身邊開車的可愛的阿布艾哈麥德。我拍拍阿布的肩膀，説：

　　“阿布，以後歡迎你到我們中國來，到時候，我來為你開車。”

　　阿布高興地説：

　　“THANKYOU，MASTERSHUI（謝謝你，少爺）。”

　　“不要這樣叫，我們是朋友，是兄弟。”我再一次更正他道。

　　聽到這話，阿布忽然變得很激動。他説：

　　“明天你們就要走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還能再見面，我會想念你們的，真的！”

　　（與阿佈告別圖片）

　　我扭頭看看阿布，只見他兩手扶著方向盤，嘴巴閉得很緊。我發現阿布眼睛紅紅的，我知道他現在一定很難過。十天的朝夕相處，已經使他和我們成了“哥兒們”。是他和我們一起度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又和我們一起迎來了今天這樣明媚的陽光和如此輕鬆的心情。我對阿布説：

　　“阿布，沒關係，只要你們這裡不打仗了，有了和平，我們隨時都可以見面的。”

　　阿布贊同地點點頭，用他那略帶阿拉伯語口音的英文對我説：

　　“YES，PEACEISVERY，VERYGOOD（和平真好）！”

　　和平真好，直到今天我還一直記得這位伊拉克“哥兒們”説的這句話。和平真好！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