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五十年代》下

央視國際 2004年05月13日 10:04

　　在每一個或蒼老或年輕的面孔背後

　　都隱藏著一段歷史

　　將那些相似或相同的歷史連綴起來

　　就形成了一個時代的人們共同的記憶

　　生於五十年代

　　今天的人們回頭審視歷史時，都會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十年間出生的孩子統稱為生於五十年代的中國人。他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正是新中國誕生和成長的時代，新生國家所特有的激情和朝氣滲透在他們蓬勃的血液當中，與此同時，共和國所經歷的崎嶇與曲折的歷程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們成長記憶中。

　　陳丹青，1953年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幼年的陳丹青並不了解家中發生的變化。

　　陳丹青採訪：1957年，我父親變成右派，然後到1958年，我母親又變成右派，當時我小，三四歲，所以其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再大一點，就知道家裏很窮，經常在説，到月底了錢不夠用了。我父母后來告訴我，工資一下給割掉了。可當時小孩兒無所謂，我記得我在弄堂裏頭有個理髮店，我父親帶我去理髮，然後我還跟師傅説，我爸爸是右派，我還以為右派是一種職業，一種身份。所以我父親也很尷尬，當時他才三十多左右我想。

　　懂事後的陳丹青逐漸知道了右派對於他以及他的家庭的真正含義。

　　陳丹青採訪：你會在很具體的問題上你立刻發現你跟別人不一樣。比方你升學你就要填表，填表就要填出身，填出身你不能不填，可是填你有屈辱感。就像填我父親比如政治身份這一欄，我就得填右派。然後填到母親，我又得填右派。那麼填到我自己呢，就是等我長大以後就要填比方群眾。能夠填到群眾就覺得這個屈辱感已經就沒有了。你想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老要遇到填這種表那種感覺。

　　1957年，艾未未出生的這一年，他的父親艾青從一個著名的詩人變成了一個需要勞動改造的對象。童年的艾未未與全家人遠赴新疆生産建設兵團，開始了長達二十年在遙遠的農場生活的經歷。

　　艾未未採訪：我是八歲的時候曾經跟我父親很鄭重其事地説，我想去放羊。我們剛到那農村呀，看到那個羊，有四萬多只羊，在那個戈壁灘沙漠上，就是你跟在後面，他就在前面找草吃，然後黃昏的時候，你把他趕回到羊圈，你會跟著他走很遠，因為那個草附近已經走完了，所以我跟著那個羊倌我們一起放覺得很快樂，所以我就跟我父親説，我想去放養。那我父親他當時就説，那能不能考慮兩天，考慮兩天以後，他還是跟我説，還是上學吧，不要放羊了，所以我就結束了這個短暫的夢想，要去放羊。

　　8歲的艾未未重新回到學校。然而，他很快發現，學校和家庭都在一場巨大的運動中發生了變化。

　　艾未未採訪：本來我們家裏是有巨大的藏書的，非常大的藏書。但是有一天我父親就説這些書必須燒掉了，我們就把所有的書堆了一大堆，點著了在那個院子當中，很多小孩都來和我們一起少，把那個很好的那種從歐洲買回來的畫冊的封面，硬殼的精裝的上面燙著金的非常漂亮的很大的畫冊封面都撕下來，作為我們以後在學校作為一個夾子來用，但是把裏面內容全燒掉了，非常精美的一些畫冊。當然你知道家裏人的情緒也是太痛苦了，你現在想想，當時不是那麼清楚，因為這些書究竟是他多年多年最愛的，或是能夠通過很長時間積累起來的，那麼在一日之中就被我們全部給燒掉了。

　　對於生於五十年代的中國人來説，1966年，正是他們讀小學或是初中的年齡。一個孩子對於國家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是不可能有透徹和深刻的洞察的，但是，這場改變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的運動卻不可避免的降臨到當時還是孩子的他們的身上。

　　畢淑敏採訪：那我們讀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是1966年，那我想正是一個人求知慾望特別強的時候，突然開始文化大革命，然後告訴我們是停課。我想我當時第一反應是挺高興的，就覺得迫在眉睫的壓力頓時就消失了。而且在潛意識中也不相信有這麼大的一個變化，一個學生怎麼可以不讀書了呢？叫做全國大中小學校停課鬧革命。後來這一停就停了好幾年呀。所以我想真是在記憶力特別好的時候，在那種能夠學習很多的這種書本知識的時候，其實我們是荒廢了學業。

　　1968年，在“復課鬧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學校的大門又重新開放，但“教育革命”成為了學校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務。學校有知識教育的場所變成了階級鬥爭的戰場。

　　在沒有書可讀的日子裏，陳丹青並沒有放棄他繪畫的興趣。

　　陳丹青採訪：從14歲那年，就是剛進中學那一年，就跟著我們學校的美術老師就到處去畫毛主席像，你現在想想看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就是非常大的鐵皮或者墻面，好幾米大的然後就打著格子用炭筆弄一弄，然後抹了顏料就上去畫起來了，我那一兩年裏，14到15歲我畫了，我後來算過120多張毛主席像。有些就是拿墨，就在墻上直接畫，畫了以後第二天，那個里弄裏的大嫂呀大爺呀，群眾就開始對著那個毛主席像開始念語錄，唱歌跳舞還，早請示晚彙報。最大規模的我記得是在上海郊外靠東海的地方，叫吳涇化工廠，居然也會把我叫過去，還有另外一兩個年輕的工人畫家，就爬上去，五六米高的大鐵皮，絞手架弄好了，毫不猶豫就抹了顏料就往上畫，毛主席的嘴唇眉毛都一兩米長呀，非常大的毛主席像，初生牛犢，我就這麼開始學油畫。

　　少年陳丹青夢想成為一個畫家，然而，在拍攝完這張全家福後，17歲的陳丹青帶著畫筆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匆匆踏上了上海開往贛南的列車，開始了八年的知青生涯。

　　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之下，全中國掀起了持續多年的“上山下鄉”的熱潮。城市裏的每個家庭幾乎都有“上山下鄉”的孩子。而生於五十年代的人們當時正值豆蔻年華，對於理想的追求和未來的憧憬，此時都化作青春迸發的激情，於是，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離開他們的父母和生活多年的城市，投身到上山下鄉的大潮之中。

　　吳歡是新鳳霞與吳祖光最疼愛的孩子。1969年，16歲的吳歡還是背著家裏報名參加了赴北大荒生産建設兵團的隊伍。

　　吳歡採訪：當時去北大荒是一個進步青年所應該選擇的道路，因為我是一個出身非常不好的一個家庭的孩子。而政治上要求進步，去北大荒是我唯一的選擇。因為我不能落後，我不能比別的孩子們差。他們都選擇去上山下鄉到農村去了，那麼我作為一個農民，我覺得是我最高級的選擇，因為只有當農民，當工人，當兵才是地位最高的。才是真正的心理上的貴族。而當兵我不合格，當工人我也不合格，當農民我才勉強合格，所以能夠當農民對我來説就是最大的奢侈了。

　　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媽媽説走的時候不許哭呀，大家都不許哭呀，跟我奶奶大家都説了不許哭。但是我發現我一早上起來我媽就在她那屋那哭，但是我媽媽這個認識非常堅強，我就記得我媽媽送我到車站的時候呢，車站已經哭成一片了，惟有新鳳霞，所有的人一看新鳳霞來送兒子了，就新鳳霞眼淚一滴都沒掉，她不掉，我想，因為我畢竟十六歲呀，我當時我也沒哭。

　　畢淑敏採訪：我記得我去送一個同學，她其實是有車票的，但是她好像認識一個朋友，我們就沒有檢票，她就是把我們帶進車站。但是車馬上就要開了，她突然説，我要在車票上邊刻一個剪過的口，就用那個檢票鉗子剪的口，我説這個有什麼必要嗎？他説如果不剪的話，這個票好像我們就不是一個完整的這張票就不是一個完整的東西，後來我當時想她可能要把這張票留作一個紀念，我就看她拿那個小刀子把那個票就剪出一個刻出一個像檢票鉗子剪過的口。所以我當時在那一剎那會覺得這真的有的時候有一些我們不經意的東西可能其實會長久長久的留在我們心中。

　　姜昆採訪：大家決定第二天送我，送我的時候大家要唱一首歌，這支歌不能夠讓人聽得出來我們要哭，要表現歡樂，這是第一點，第二個呢，這支歌他不能和現在社會流行的，得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歌，大家在一起湊了一個三拍的歌曲，當時不能唱的，我們今天就要分手，親愛的戰友，心中的話兒説不完，歌兒唱不夠，再見了親愛的戰友，去迎接新的戰鬥，革命友誼花不敗，永遠在心頭。

　　車站

　　1969年，17歲的畢淑敏穿上了令人羨慕的軍裝，作為衛生兵，她從中國的心臟北京坐列車出發，一路向西，到達中國海拔最高的地區西藏阿裏，從此開始了十幾年的軍旅生涯。

　　畢淑敏採訪：我在西雙版納的同學喲一次他給我寄來一封信，後來我覺得那封信特別厚，打開一看，在裏邊掉出來一個花兒，就是一個幹硬的花，一個標本。後來他説，畢淑敏你特別遠，我在地圖上看你特別遠，我這封信要繞一個很大很大的圈子，她説你回信的時候你能告訴我這朵花是什麼顏色嗎？它現在是一個鮮花，我已經把它壓在信裏邊了，我可以看到那個畫壓在信紙上的痕跡，然後我跟他將你的花是黑色的，因為它就是黑的，她是一個純粹黑色的，後來他第二次那個信返回來，她説，我告訴你，那是一個粉色的，粉色和白色非常美麗的花。

　　我想如果沒有那種大的政治的氛圍，像北京的一些十六七歲的女生它不可能從北京這個地方出發，有的人去了內蒙古，還有同學在黑龍江，那還有去了雲南，也還有的在北京，像我去了西藏，我們從原來就是那種上下鋪的朋友，突然之間到這個幅員那麼遼闊的一個國家，那麼邊遠的地方，我們互相還有這樣的聯絡，當時也會覺得是命運那麼一種我們所不能掌握的安排。

　　或許，沒有準確的數字説明，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有多少中國的青年遠離父母家庭，到祖國的各地繼續他們的青春理想。在最敏感和多思的青年時代，歷史選擇了他們在與社會的碰撞中完成成長的過程，而他們也不可回避的承擔了歷史賦予他們的角色。

　　1970年，16歲的陳丹青與同行的知青輾轉從上海到贛南農村，到達公社的時候，已經是夜晚了。

　　陳丹青採訪：那是很絕望的一個記憶，我覺得全部黑下來了，我上海大都市長大的然後就那麼一個油燈，然後門口全是農村的人圍著我們看，一直看到隊長把他們攆走，要睡覺了。然後我們三個男同學就擠在一張床上，我記得晚上就是幾乎醒著那樣的，又累可是又醒著，然後被子上就是很大的老鼠，那老鼠我想有這麼大，幾斤重的老鼠，就整夜在我們被子上竄來竄去。然後第二天醒過來時下雨，那種雨打在瓦片上的聲音，這麼醒過來，非常茫然，然後出來叼根煙，就站在那樓裏邊看著那個秧田，那個四月份下雨的山，就是絕望，然後腦子裏是空的。

　　吳歡作為奔赴北大荒生産建設兵團的知青，被分配到坐落在小興安嶺的基建排。

　　吳歡採訪

　　對於幾十萬曾經經歷過這段歲月的人來説，當他們褪去了包裹在年輕心靈上最初的夢想，所要面臨的就是在真實的人生中重新思考和定位自我的價值。他們在佈滿荊棘的道路上艱難地尋找和修復自我，也學會了在歲月的蹉跎之中把苦難當作人生的良師，於是，在播撒青春的道路上，他們收穫的可能是更為珍貴的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念。

　　姜昆採訪：很多人都説，我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把我們的青春葬送在了北大荒，因為十八歲十九歲，二十二歲到二十七歲我回到了北京，那麼這段時間都在那裏種地，都在那裏頭，每天早晨四五點鐘扛著鋤頭下地，然後就跟著一條垅在打交道，吭哧吭哧，到天黑了，那個垅到頭了，然後我們用小鐮刀去打敗機械化，我們在幹這些很無聊的或者是這樣的事情，我反反復復也考慮這個問題，我有的時候談一談，我覺得北大荒呢，儘管那個時候有那個時候的社會環境，但是我們這些人給北大荒的和北大荒給我們的，都是很了不起的東西，它至少是鍛打了我們的筋骨，我現在有的時候經常這麼想，無論是這個世界屬於我的我的不到的，或者不屬於我的我想去得到的這些東西，對我來講，我一想起北大荒來，什麼全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