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CCTV.com
12-30-2005 13:38
正如所料，英語頻道的好消息成為很多國人的費解：楊銳是誰，他怎麼成為央視2004年度優秀主持人？
這也難怪，英語雖貴為中國的第二語言，但若評電視節目主持人，恐怕我的知名度還在瘋狂英語的老闆李揚之下。選我楊銳就成了選一個臉熟還是選欄目的實際影響力。一個日益開放的大國，她的媒體影響力必須內外兼顧。對外的英語頻道應運而生，並展示了中國人的生活變遷和觀點的碰撞。在央視的第十七演播室，在每天英語頻道的北京時間早晚各七點半，我和我的同事在七年的時間裏與全球各路英雄好漢，各界精英，就各種熱門話題展開坦誠的有時是針鋒相對的對話。中國的視角，全球的視野，職業的，平衡的和個性化的主持使欄目收視率迅速上升。英語頻道迅速成為亞洲的半島電視臺。但我們身後豈止是小小的卡塔爾，我們身後是讓世界都在調整的中國。
我躋身於央視十佳了。“你真配嗎？”回答是肯定的。接著還有一個問題：“你是誰？” 我自己也一直在問 WHO AM I？這個回答是一條從自發到自覺的價值曲線。
我的工作是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的訪談節目DIALOGUE的主持人。但是我的文化角色和國際角色是什麼？這些角色是否重要？除了這些公共疑問外，我自己窮四十年有二追問的一個問題是：我是誰？由此分出的另外三個問題是：我想幹什麼，能幹什麼和為什麼。任何人如果處理好了這四個問題就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礎和成功的可能。但更多人是從世俗的意義上回答這些貌似簡單的疑問。關鍵是如何看待這幾個人生命題揭示的存在與超越的關係。
我的職業是提問和對話。我問故我在。悲劇在於，對於60年代初出生的人，開始生活和生活的開始時都是沒有提問的空間的。那時的存在是麻木的，精神是窒息的。
但我很幸運。我的存在始於藝術，或者説紅色的藝術。可能是藝術首先不需要提問，只要想象，這符合我的年齡。那個年代這樣做也很安全。
十歲時我對美術産生了衝動，是一種自發，那是1973年。高音喇叭灌輸下的雖然是《東方紅》的時代色彩，但生活的基調卻是黑白兩色的樸素。東北白山黑水間的赤色生活幾乎是單一的革命主題，只有激情沒有靈魂；精確地説，在價值判斷上只是黑與白的非此即彼，是對人性的忽視。所謂藝術頂多是民俗意義上的年畫。一次我私下裏偶爾看到流傳於民間的當時屬於非法的俄羅斯素描教材，欣喜若狂！而俄羅斯畫派其油畫本身表現力的豐富和對人體素描的立體再現，算是唯一稱得上藝術意義上的心靈震顫。
生活是選擇。藝術尤其如此。可那時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擇，沒有選擇就是最普遍的選擇。拒絕個性和思想，選擇普遍和大眾，你就接近了現實甚至成功。那時沒有創作，只有缺少主觀的速寫。但我卻成功了。我的作品被評為1976年黑龍江省少年畫展優秀獎。主題是全國五十多個民族的少年載歌載舞盛裝雲集于牡丹江文化宮廣場，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可是當時的牡丹江只有三個民族：漢，滿和鮮族。藝術的主觀被政治上的隨想所取代。在那個年代，發生後的疑問取代選擇前的質疑。那時的我和成人一樣沒有提問，更不明白“我”是誰，只有等待政治的詮釋。外在的承認遠遠先於內心的認可。生命在被動中享受集體的快樂，但生命的意義往往因為有個體的痛苦才顯得完整。所幸當時的痛苦是在回憶和思考中為後來的自由所挖掘和證實，不幸的是沒有為當時的生命所體驗。當時只有生活沒有生命。在英語中，生活和生命是一個單詞，都是LIFE。但置於精神的放大鏡下，生活有長短，而生命卻有高低。換句話説，生命始於生活，但必須超越生活。 但中國的當時，政治大於生活，生活大於生命，生活沒有與生命同步，兩代人被殘酷地耽誤。戰後的重建被對人的踐踏和對大自然的摧殘所取代。
我是誰？在大夢初醒的時代，僅僅內心的反省都是具有顛覆意義的革命行為。我對藝術的自發，為後來發生的全民族的文化啟蒙進行了純個人的內心鋪墊。八十年代初，上海城市文化戰略研討會，對新儒家思想的學術探討及其對亞洲四小龍的經濟上成功的詮釋，《中國青年報》記者潘曉引起的人生觀大討論，華山搶險，二軍大張華救老農和對美國電影《冰峰搶險隊》的人道主義的探討揭開了兩代人對人生和生命意義思考的序幕。而當時輿論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論述的人的異化理論的探討涉及勞動究竟應該是人的第一需要還是謀生的手段，這場哲學上的討論則在精神上醞釀著劫後余生的人們善良的願望和高尚的追求。那是超越現實的衝動，是從必然王國邁向自由王國的嘗試。
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校園裏，我們配合輿論組織該校史上首次學生會的選舉。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通過演講和辯論組織全校學生進行人生意義的大討論。這是精神自由的初夜權，這是偷償禁果的合法嘗試，這是一次小小的成人儀式的洗禮。其時代背景則是一次全民族的反思：傷痕文學在《十月》和《收穫》月刊上的異軍突起，文學評論中《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的不同凡響，一曲《鄉戀》引起的歌曲通俗化的辯論，和後來第五代導演在電影藝術上的大膽突破及國際上的率先承認，標誌著選擇終於從自我開始，從內心開始，生活被賦予了生命。生活方式的變革和思維方式的啟蒙同時到來，而且是伴隨著農村包圍城市的生産方式的變革。
我無比懷舊。未來能否超越過去成為我發自內心的悲哀。城市化伴隨著世俗化，世俗化伴隨著精神的墮落。只是晨曦中的多元躁動多少讓人對未來抱有幻覺。94年我曾在倫敦海格特公墓的馬克思墓前肅立兩個小時向我們以前的精神導師默默地坦言了我內心的尷尬。他墓碑上的第一句話是：“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有人戲言，後面應加上另一句，“打敗中國的資本主義。” 是呀，廉價的中國商品正席捲全球。重物質，重消費，輕理想，輕精神，我們學到了資本主義消極的一面，卻依然保留了左傾的和封建的壞的一面，當然引起公憤。
精神自由始於藝術審美的多元取向。西方名著潮水般的涌入成為繼“五四運動”後中華民族第二次與國際社會的接軌。中國的崛起成為正在進行時的事實。人的啟蒙和民族的崛起幾乎同步，中國真正開始有別於過去。雖然這只是尊嚴和道德重建的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但世界已經開始刮目。就在這個背景下，我步入了中國對外英語媒體傳播的行列，自信地站在中外交流的最前沿。
對外傳播和對內宣傳雖然在職業意義上遵循著共同的規律，但社會層面上卻承擔著不同的使命。英語頻道的新聞工作者無法回避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廣義上的‘我’到底是誰？”
這個回答非常明確和響亮：“我是中國人”，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外國人，當然還有境內大量用英語和學英語的知識階層。但這個回答並不排斥國人。有的同胞並不一定能夠理直氣壯地正視和回答這個問題。落後，人口多和素質差的國情階段性地令人窒息。所以，有人選擇漢民族文化上的優越感卻回避自己種族意義上的認同。強調“我是中國人”的現實意義即在於此。可是僅僅這樣回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未免顯得比較狹隘。有時我在想，以往人們傾向於認為“越是民族的越是國際的”。這話是否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我個人的回答是，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我們應對這個命題有所豐富和發展。NATION-STATE（民族國家）的傳統定義受到信息時代的諮詢革命和跨國公司金融資本的巨大衝擊。人類的共同價值伴隨著産業國際化的分工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正成為衡量大國的標準和其軟實力的驗證。然而無法取代的是，社會制度及國情的不同使得中國的媒體只能當仁不讓地對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大聲説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理直氣壯地反對。中國的崛起已經無可爭辯地成為21世紀全世界最重要的事件和現象。當世界為之做出調整和反應時，中國也有可能參與重新制訂和解釋國際規則。這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中國在改變歷史的進程和人類的發展。我們説什麼和怎麼説成為英語頻道新聞時事訪談欄目《今日話題》的時代使命。
十歲時始於對藝術的自發演變成為了今天對輿論引導的自覺。這既是我個人精神成長和解放的歷程，又恰逢我們祖國和民族偉大復興的開始。OPINION MAKER （輿論製造者）是西方對新聞工作者的稱謂。這也許是對我職業的詮釋，但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和世界對這種影響的期待成為“我是誰”的文化和國際角色的定位。正因如此，楊銳是誰就變得並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對話欄目探討了那些讓世界輿論注目的話題，他所請的嘉賓如何解釋世界和中國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重要的是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是誰，它代表的是誰和它的影響力。這些成為2004年度央視優秀主持人評選委員會理所當然要考慮的選擇。
楊銳
Editor:Chen Zh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