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讀”出來的沈從文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20日 16:41)

　　作者 商金林

　　今年12月28日，是沈從文先生誕生100週年紀念日。沈從文被視為自從新文學運動開始以來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是自學成才的典範。讀者朋友也許都會以為沈從文那些風格獨特、自然、輕靈、雋永的作品是他發奮“寫”出來的，可沈從文卻説他的創作常常是被編輯“逼”出來的。他在1947年9月致定一的信中説：

　　弟二十年來多數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葉聖陶，徐調孚，施蟄存諸先生主持雜誌編輯時，用“雞毛文書”方式逼出。（《新廢郵存底二十二》）

　　信上説的是客氣話，但也是實情。沈從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大多發表在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新月》雜誌、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誌和葉聖陶主編的《小説月報》上。徐志摩和施蟄存怎樣“逼”沈從文為《晨報副刊》、《新月》雜誌、《現代》雜誌寫稿，我知之甚少。因為研究過葉聖陶，對聖陶先生“逼”從文先生為《小説月報》寫稿的事，倒是知道一些的。不過與其説“逼”，不如説“讀”。從某種意義上説，沈從文在《小説月報》上發表的作品是葉聖陶“讀”出來的。

　　1921年1月，《小説月報》革新，成了文學研究會的會刊，由沈雁冰主編。自1923年1月開始，改由鄭振鐸主編。因為刊登的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的稿子，《小説月報》受到了文藝界的批評，就連沈從文也曾説過偏激的話，指責文學研究會“獨佔文壇”。1927年5月，鄭振鐸赴歐遊學，《小説月報》暫由葉聖陶代編，由徐調孚協助。在以後的《小説月報》上出現了許多新作家的名字。1927年6月，葉聖陶在來稿中讀到沈從文的短篇《我的鄰》，覺得這個短篇寫得很有特色，就約請他多為《小説月報》寫稿。到1928年底，經葉聖陶之手，沈從文在《小説月報》上發表了《我的鄰》、《在私塾——一個老退伍兵的自述之一》、《或人的太太》、《柏子》、《雨後》、《誘詎》、《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等七個短篇，還發表了新詩《想——鄉下的雪前雪後》。1929年初，葉聖陶把《小説月報》交還給鄭振鐸主編（仍由徐調孚協助），1932年“一.二八”《小説月報》因商務印書館遭戰火而停刊。從1929年到1932年“一二八”，沈從文在《小説月報》發表的小説有《説故事人的故事》、《會明》、《菜園》、《夫婦》、《同志的煙斗故事》、《蕭蕭》、《血》、《樓居》、《丈夫》、《微波》、《逃的前一天》、《薄寒》、

　　《山道中》、《醫生》、《虎雛》等。雖説這期間《小説月報》的主編是鄭振鐸，可沈從文的作品卻仍是葉聖陶和徐調孚要來的，在沈從文給朋友們的信中可以看出來。

　　沈從文與施蟄存的友誼是人所共知的，而鄭振鐸與施蟄存則非常對立，鄭振鐸曾經猛烈地抨擊過施蟄存，施蟄存感到很不愉快，在給沈從文的信中説到了他的心情。沈從文在1934年12月25日給施蟄存的回信中勸他“莫太在小事上注意”，“不要太注意批評”，信中寫道：

　　西諦我不常見到，見到時也不會説什麼。我覺得他為人很好，只是許多事情熱得過分，便亂了一些罷了。（《新廢郵存底五》）

　　當時鄭振鐸和沈從文都在北京。假如鄭振鐸在1929年至1932年經常約請沈從文給《小説月報》寫稿，或者沈從文這期間在《小説月報》發表的小説都曾經過鄭振鐸的手，是不會“不常見到”，更不會“見到時也不會説什麼”的。而葉聖陶把《小説月報》交還給鄭振鐸之後，仍一直給鄭振鐸幫忙，沈從文的小説仍舊是葉聖陶和徐調孚“用‘雞毛文書’方式逼出”來的。沈從文在《小説月報》發表的小説多達二十二篇，他早中期的代表作《柏子》、《會明》、《菜園》、《夫婦》、《蕭蕭》、《丈夫》、《虎雛》都刊登在《小説月報》上。李同愈在《沈從文的短篇小説》（《新中華》第3卷7期，1935年4月10日）一文中説：

　　以甲辰的筆名開始，從北京寄到上海的《小説月報》發表了小説以後，沈從文的短篇才引起了大多數讀者的注意。許多學習寫作的年輕人也不知不覺地模倣起他的調子來，我就是其中一個。

　　固然，沈從文的成功成名要歸結于他的朝氣、才華，以及“端起來就不放下”（湖南話，意思是“抓住不放”）的執著，但也得力於《小説月報》的提攜，以及葉聖陶的欣賞和關愛。葉聖陶特別看重沈從文，不僅經常向朋友們推薦介紹，還循循善誘，引導孩子們欣賞閱讀沈從文的作品。

　　那是1936年1月，開明書店《新少年》雜誌創刊，由葉聖陶主編。葉聖陶在該刊開設了“文章展覽”專欄，每期選登一篇現代人的文章，在每篇文章之後加上評析，有的是指出這篇文章的好處，有的是説明這類文章的作法，有的是就全篇説的，有的只是説到其中的一部分。葉聖陶認為“能寫文章算不得什麼可以誇耀的事兒，不能寫文章卻是一件缺陷，這種缺陷跟瞎了眼睛聾了耳朵差不多，在生活上有相當大的不利影響。”（葉聖陶《〈文章例話〉序》）因而希望孩子們通過看“文章展覽”，養成閱讀和寫作的習慣。“文章展覽”一共“展覽”了二十四篇，這些文章中有的是小説、詩歌、戲劇，葉聖陶也把這些文藝作品看作普通文章進行講解，後來結集為《文章例話》，1937年2月由開明書店初版，到1949年曾經再版十次左右，在讀者中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中就有沈從文的《辰州途中》。

　　《辰州途中》，是從《湘西散記》中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節選出來的，原文有27個自然段，4600字左右，葉聖陶節選了其中的六段，即原文第三至第八個自然段，大致1400字。葉聖陶認為這六個自然段可以獨立成篇，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旅行記，就給另起了一個題目——《辰州途中》，在後面寫了將近2000字的講解，刊登在1936年8月25日出版的《新少年》第2卷4期上。將《辰州途中》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作一番比較，就可以看出葉聖陶的節選特別精當，非但沒有影響到內容上的完整性，反而使文章更加凝練、辰河的風物更加鮮明、內容更加突出，沈從文寫旅行記的手法和技巧也更加清晰。葉聖陶稱沈從文這篇旅行記的寫法“是把自己印象最深的事物記下來，宛如攝一套活動影片，與此無關的簡直丟開不寫”；很欣賞沈從文描摹“灘水險急”、縴手老頭兒“對於生存還那麼努力執著”，以及“那小山水村如畫如詩印象”的手法和語言，一一指點這篇旅行記的“佳勝”和“意味”之所在，最後歸納説：“原來旅行者連篇累牘寫在旅行記中的，往往只是當地人以為不值一談的，甚至是從來沒有關心過的事物。這不全由於‘當局者迷’，也由於旅行者的眼光和心胸超過了一般人的緣故”，他的這些講解處處給人以豁然開朗之感。

　　記得一位老作家在談到《辰州途中》時説過：“沒想到好文章也可以刪，而且刪的這麼好！”從這個意義上説，兼作家，教育家與編輯出版家三重身份于一身的葉聖陶“讀”作品是有他特有的“眼光和心胸”的。沈從文在1930年12月發表的《談中國創作小説》（《文藝月刊》第1卷5期，1930年12月15日）中，讚美葉聖陶“以最誠實的態度”創作他的故事，他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還適宜於學習取法的”；他的作品，“在過去，以至於現在，還是比其他人某些作品為好些。”沈從文在1934年1月寫的《論“海派”》中歷數“海派”惡劣品質，同時鄭重指出在上海從事文學創作雜誌編纂的葉聖陶“不會被人誤以為海派”。沈從文1935年8月在《大公報》發表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稱讚葉聖陶主編的“有五萬份銷路”的《中學生》雜誌，“謀出路的態度或方式”，是把《雜誌》“辦好”，説“《中學生》雜誌許多大學生還應當看看，因為它上面有許多文章，值得全國學生注意”。沈從文在寫給朋友的信裏指名道姓罵編輯，説編輯都是給書店老闆賺錢的，可對葉聖陶從來沒有一句閒言碎語，只有尊重的話。

　　正是出於對葉聖陶的敬重，沈從文把他的作品交給葉聖陶由開明書店出版。1987年，葉至善先生應上海三聯書店的約請，把他和他父親葉聖陶撰寫的書刊廣告匯集起來，編成《葉氏父子圖書廣告集》正式出版。我協助至善先生把聖陶先生撰寫的有關從文先生作品的廣告收集起來，經聖陶先生審閱後選定了《春燈集》、《黑鳳集》、《邊城》、《湘行散記》、《湘西》、《長河》、《月下小景》、《從文自傳》等八部書的六則廣告，編入《葉氏父子圖書廣告集》，1988年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後又編入《葉聖陶集》第18卷，1994年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雖説這六則廣告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寫的，經過六、七十年的過濾和沉澱，今天讀來依然感到非常親切，對沈從文研究仍然富有指導意義。遺憾的是，葉聖陶的這些精煉的評述在當時未能引起評論界的重視。且看短篇集《春燈集》《黑鳳集》的一則廣告：

　　《春燈集》《黑鳳集》

　　作者被稱為美妙的故事家。小説當然得有故事，可是作者以體驗為骨幹，以哲理為脈絡，揉和了現實跟夢境，運用了獨具風格的語言文字，才使他的故事成了“美妙”的故事。我國現代文藝向多方面發展，作者代表了其中的一方面，而且達到了最高峰。讀者要鑒賞現代文藝，作者的作品自不容忽略。……

　　在我國現代作家中，葉聖陶素以“認真”和“嚴謹”著稱，為人處事講究規矩和分寸，説話辦事留有餘地，不走極端。象“美妙的故事家”、“代表了其中的一方面”、“達到了最高峰”這一類絕對肯定的評斷，沒有十成把握他是不會輕易説的。廣告辭寫得這麼精美，這麼高瞻遠矚，富有創見性，説明葉聖陶對沈從文的作品品味得深，“讀”得相當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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