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愴的樂章
——憶沈從文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20日 16:39)

　　作者 吳澤順

　　1948年底，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國民黨軍隊退守城內，兩軍對峙。城內外戒備森嚴，特務到處抓人，一大批文化名流已接到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從文也在南下名單之列。飽受戰爭顛沛流離之苦的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同時留下的還有他的朋友楊振聲、朱光潛、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

　　沈從文當時的心情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面，他的社會良知決定了他期望著那個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舊時代早日終結，一個能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盎然生機的新時代早日來臨，但同時又擔心自己跟不上已起了質的變化的時代，為新的時代所不容。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游離于兩個政黨之間的自由主義作家。1948年底，沈從文主持的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因平津戰役而停刊，12月7 日，沈從文在給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如是寫道：

　　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用筆者求其有意義，有作用，傳統寫作方式以及對社會態度，實值得嚴肅認真加以檢討，有所抉擇……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起步，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所追求的唯美風格與現實時代的差異，應該説沈從文已具有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對自己的創作就作了這樣的評價：

　　我能寫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寫偉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離于現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於此，我工作也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

　　國家好，人的自由競爭機會多，文學從一個極廣泛的要求生産，要求出産，我或者還可有以自見於世。國家不好，人孤立，便等於游離于糾紛以外，形成一種隱遁狀態，工作用筆時，也必然避開目前人人所呼喊問題，轉若自娛，欲深反晦。

　　這段話幾近讖語，數年後得到一一驗證。

　　時間發展到1948年底，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沈從文再也避不開“寫什麼”和“怎麼寫”這一涉及創作主體思想的重要問題了。

　　在給吉六的信中，他明白地寫道：

　　手中一支筆，很需要作一回嚴重檢討了，如檢討結果，有對於自己過去作完全否定情形，也應分擔當這個否定過去的痛苦，來重新邁步。有些事自然不易習慣，有些事終可望慢慢學好……試為重造自己來作一點努力吧。即覺得所習見學習方式，不容易與平時習慣相合，也得放棄了這個本來寫作情緒，作一些新的嘗試。為的是一支筆既還要用，還能用，學習用到大目標上去，實在合理多多！

　　沉痛的反思中，不無對自己的勖勉。如果説在感情上沈從文對鼎革後自己的命運前途多少還抱有一些希望的話，那麼在理性上，沈從文則以一個作家的敏銳眼光，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結局，為他的後半生埋下了伏筆，也實際上預示了整整一代舊知識分子的命運：

　　在這個社會由分解圯坍到秩序重得過程中，我們中年這一代，既由於種種問題難適應，可能會要犧牲大半，也不妨事……不幸的是社會發展取突變方式，這些人配合現實不來，許多努力得來的成就，在時代一切價值重估情況中，自不免都若毫無意義可言。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劇……只不過進展方式，或稍稍與過去書生所擬想的藍圖不甚相合罷了。（同上）

　　而這一點，在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多少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了。

　　在國共兩黨殊死鬥爭數十年即將見分曉，知識分子（少數右翼除外）將民主自由一寶押在共産黨身上，以致一邊倒的局勢下，不怎麼過問政治的沈從文，卻對現實保留了異常清醒的頭腦。只不過這個被巴金稱許為“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人”的沈從文，怎麼也不會想到他會成為新政權的第一個受難者。

　　幾乎就在他作出以上預測的同時，北平和香港的報刊上發表了一些批評他的文章，北大的民主廣場上貼出了許多批判他的壁報和標語，其中有一篇是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載《大眾文藝叢刊》1948年第1 輯）。郭在這篇措辭激烈的文章中把沈從文定性為“桃紅色”作家，並批判道：“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這位文壇權威帶強調性的政治結論，對性情溫和內向、為人厚道、與世無忤的沈從文來説，無異於一枚重磅炸彈。先前的些許擔憂，似乎過快地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正在向他收緊。由於對形勢和政策不理解，他期望有一兩個文藝界熟人同他談談，拉他一把，可是希望落空了。他開始陷於一種孤立無援的境地。

　　他常常一個人喃喃自語：“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

　　善良的生命真脆弱……”有時又用悲憫的目光看著兒子，摸著兒子的手説：“爸爸非常之愛你們，知道不知道？”仿佛在和親人作最後的告別。

　　槍炮聲終於沉寂，國共兩黨在北中國大地上最後的對抗，以共産黨的勝利而宣告結束，北平和平解放了。共産黨首腦機關從西北坡進入北平，一大批解放區文化工作者也以勝利者的英姿從各地進入北平。

　　人們歡天喜地迎接解放，但這對沈從文的情緒沒有絲毫改變，因為在他看來，鮮花屬於勝利者，而勝利進程的加速，意味著他厄運的加速降臨。他仍處於極度的精神紊亂和恐懼之中。新進城的解放軍幹部中，有他的熟人、同鄉，他們都來看望這位平易務實、成就卓著的作家，並不以政治地位論尊卑而藐視他。這一點讓沈從文感到高興，但在短暫的興奮之後，他仍回到恐懼之中，因為這些人都不是文藝界的負責人。其實，他和他的家人心裏都明白，在這種尷尬處境中，他心裏不是沒有期待，他一直在期待著一個人，一個朋友，一個在困境中曾得到他真切關心和幫助、進城後已擔任文藝界負責人的朋友。但她沒來，這個人是丁玲。後來得了丁玲的消息，沈從文前去找她，受到了客氣的接見。沈從文很失望，最後的一線希望破滅了，他仍然回到孤立恐懼之中，病情更重了。

　　關於這次丁沈會面，沈從文一直緘口不提，多少有些難言之隱。

　　沈從文去世後，前中宣部副部長劉祖春和沈虎雛的回憶文章都曾提及，而陳明先生則有否定性的看法，認為所謂丁沈會面純屬子虛烏有（參見《新文學史料》）。詳情不得而知，但我們從沈從文于八十年代初致徐遲的信中，不難察其情緒之端倪：“我對他們夫婦已夠朋友了，在他們困難中，總算盡了我能盡的力，而當她十分得意那幾年，卻從不依賴她謀過一官半職。”客觀地回顧那段歷史，共産黨尚未獲得全部政權，新中國的建立亦正在醞釀之中，百廢待興，在這個過程中，對一個游離于兩大政黨之間的自由作家，有那麼些不公正或疏忽之處，尚可理解，而個人之間，或因政治的原因，或因世風的影響而改變固有的關係，也是那個時代在知識分子精神人格深處烙下的一道鮮明的印記。在那個萬象更新，人人追求進步的時代，且不説沈從文昔日的朋友，就是他的家人，又有誰能真正理解他，並與他精神一脈相通呢?三十多年後，當中國人重新發現沈從文的價值時，他的家人亦痛感認識他太晚。沈虎雛在他父親去世後寫道：“我不大理解他。沒有人完全理解他。”

　　沈夫人張兆和本是蘇州名門閨秀，知識女性，北平解放後，來看望他們的解放軍首長動員她到華北大學接受革命教育，然後參加工作。

　　這在當時是一種進步，一種時尚，然而，精神處於紊亂、草木皆兵的沈從文，以為這是迫害者釜底抽薪的手法，以便從家庭內部來整垮他。

　　他越來越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他在幻覺中感到絕望，在絕望中逐漸地失去了自我。

　　“我”在什麼地方? 尋覓，也無處可以找到。我“意志”是什麼?我寫的全是要不得的，這是人家説的……

　　我終得犧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這裡，本來即是為孩子在新環境中受教育，自己決心作犧牲的！應當放棄了對一隻沉船的希望，將愛給予下一代。（1949年初致夫人張兆和的信）

　　一片渾茫中，他想到初到北平求學時的情形。求學無門，親戚又不願資助，只好向素不相識的鬱達夫求援。對當時的社會十分不滿，且同樣窮困的鬱達夫，認為沈從文想通過讀國立大學然後求職的想法過於天真，便以諧謔的筆調給沈從文回了一封信。其中給他指出了兩條路：一是自殺，二是當小偷。

　　“你現在不是只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 你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的。但是還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 啊啊，我真不願意説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説我在嗾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説倒説出來了。”（《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載1924年11月16日《晨報副刊》）

　　這當然是文人的一種調侃。事實上，鬱達夫對沈從文的出道曾給予過熱情的幫助。但陷入精神迷亂的沈從文，此時卻依稀想起了老朋友的這一“忠告”。青年時代缺乏的勇氣，現在卻回到了中年的沈從文身上。也許他還想到了王國維，那個在頤和園自沉的一代國學大師。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遺書）想像中的網一步步在向他收緊，迫害既已無法解除，士可殺而不可侮，不如自行解脫。1949年的春節剛過去幾天，早晨，他開始實現這一悲壯的舉動，被兒子制止了。兒子走後，他又用幾種方法尋求解脫，幸好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小舅子張中和及時來到沈家，解救了他。或許是天道未泯，一代大師本不該如此離開人世；也許是天意輪迴，中國的文物研究註定需要此人。不管怎樣，沈從文僥倖逃過了這次命運的劫難。在我看來，這是他個人之幸，更是國家之幸。

　　在醫院，他仍然處於極度的精神錯亂中，把戴著口罩的醫生認定為偽裝的迫害者。出院後，不斷有朋友來看他。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慢慢從紊亂中解脫出來，變得安靜了。但人一旦恢復理智，又會陷入莫名的痛苦與回憶之中。沈從文早期以寫作為生，憑寫作養家糊口，後來雖然在大學做教授，為刊物編副刊，但寫作是他生活的主分內容，更是他生命的本質所在。中年的沈從文，是中國少有的幾個多産作家之一，但他對自己的成就並不滿意，常常為抗戰以來的十幾年時間裏因動亂不安未寫出好作品而自責。1948年7 月，在和兒子的一段對話中，他還許諾“要好好的來寫些，寫個一二十本”。僅僅半年時間，他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會發生這樣的變故，他寫的東西都是“桃紅色”的，都是要不得的，自然，他不能再寫作，但他能幹什麼呢? 有人説他是中國的托爾斯泰，托翁為了走出圍城，去尋找他的理想，最後悽然離家出走，死在一個荒涼的鐵路小站。自己呢，生命將何以延續? 出路又在何方? 他常常在書桌前久久獨坐，沉思冥想，他仍然寫，寫了撕，撕了又寫，據説是詩。這些在時空錯亂中零亂記下的心靈獨白，永遠消失在時空之中了，人們已無法猜測。但來自沅水的沈從文，肯定想到了曾在他故鄉澤畔行吟的屈子，和在湘江邊鬱鬱北望的賈太傅。

　　瞬息閃現在他大腦中的“胡思亂想”，或許正是他寫作生命能量驟滅前的最後幾聲爆響。

　　沈從文喜歡音樂，因為音樂和文學相通，更與心靈相通。在這段非常的日子裏，音樂成為他最好的朋友。他常常對著收音機，木然不動，讓音樂緩緩流過心田，撫慰他那顆受傷的心靈，梳理他早已失去平衡的思緒。

　　雖然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讓他感傷自己的命運，但音樂畢竟讓他的生命意識開始復蘇。一和好的音樂對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認輸。它是唯一用過程來説教，而不是以是非説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師。一到音樂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們一樣，整個變了。我似乎是從無數回無數種音樂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當前從一個長長樂曲中新生了的。（1949年9 月20日致夫人的信）

　　不能低估音樂對沈從文的影響。正是音樂的滋潤，心靈豁然洞開，沈從文已領悟到了生命的深層內涵：

　　“生命在發展中，變化是常態，毀滅是常態。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於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沈從文別集抽象的抒情》）

　　在汩汩流淌的音樂聲中，沈從文觸摸到了生命的律動。即使不再寫作，難道生命就會失去那份神聖的莊嚴麼? 菩提本無樹，何處惹塵埃? 大徹大悟的沈從文，不再在意個人的毀譽得失。

　　“國家事大，個人太渺小了，算不了什麼的……我愛國家，因為明白國家是從如何困難掙扎中建立起來的……

　　我是個中國人，眼見近四十年的血和火對於萬萬人民的教訓，又如何由於一種進步思想的發展，推進，緊密和千百萬人民情感生命結合，把一個廿年專政的官僚統治推翻，從極端媚外懼外貪污腐敗、自私無能的惡劣政治現實中，轉而為一個生氣勃勃的嶄新局面，怎麼能不愛? ”（《沈從文別集凡事從理解和愛出發》）

　　1949年6 月，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代表中卻沒有沈從文，這是不公正的。文藝界的朋友沒有一人出來為他説話，因為誰為沈從文説話，誰就可能成為第二個沈從文。工農政權下的文人們，當時都帶著沉重的原罪感，總覺得頭上高懸著一把達摩克裏斯的利劍。但沈從文對此淡然處之，“他臉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們打聽文藝界朋友的近況，他關心每個熟人”。（巴金：《懷念從文》）吳晗代表組織來看望過他。談到他今後的打算，沈從文提出到磁縣去燒磁。吳晗感到很為難。

　　後來安排他到故宮博物院工作，他自己也願意，因為他喜歡收藏，對文物有些了解。1949年8 月，沈從文正式告別文壇，到故宮博物院上班，開始了他下半生默默無聞的文物研究生涯。同時在北大博物館係兼課，因為北大博物館係陳列室的部分瓷器和漆器是他捐贈的。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後，沈從文完成了周總理交給他的任務，寫出了我國第一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具有戲劇效果的是，為此書作序的正是當年《斥反動文藝》一文的作者。

　　到博物館不久，沈從文就被送往西苑革大政治學院“洗澡”。一年後，臨近結業時，小組長約他談話，轉告上級的意圖，希望他仍然回到作家隊伍中搞創作，被沈從文婉言謝絕。不一定完全是因為情緒，生活體驗尤其是用筆方式，不能説沒有差距。

　　“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中，恐怕出差錯。也對‘做作家’少妄想。且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曾試寫了個《炊事員》，也無法完成。”（《沈從文別集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

　　1953年9 月，第二次文代會在懷仁堂舉行，沈從文被提名為出席大會代表。毛澤東、周恩來接見大會代表時，沈雁冰逐一介紹，當介紹到沈從文時，毛澤東説：“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説吧。”簡短的兩句話，至少説明兩點：一、毛澤東早就知道沈從文是小説家，可見沈從文名氣不小；二、沈從文現在不寫小説了，應該再回到作家隊伍。受過委屈的沈從文，當時“興奮感激，眼睛發潮”，終於明白“我前後寫了六十本小説，總不可能全部是毒草”。毛澤東的勉勵，實際上已給沈從文摘去了“桃紅色作家”、“反動派”等強加於他的“桂冠”，這對沈從文來説，實在是改變命運的一個有利的契機。當舊日同行們為謳歌新中國而改變用筆方式，因而成為顯赫大賓，出國飛來飛去時，沈從文卻再一次放棄了成為新中國作家的機會，自然也放棄了可能獲得的地位，甘願在故宮午門上做了十年解説員。在命運的徘徊口，沈從文再一次顯示出異常的冷靜和理智：

　　若重新寫作，一切得重新學習。照我這麼笨的人，不經過三年五載反復學、寫、改，決不會出成果。同時從延安隨同部隊，充滿鬥爭經驗，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壯有為，聰明才智出眾超群的新作家又那麼多。（《沈從文別集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

　　知人易，知己難，事實證明沈從文的抉擇是完全正確的。如果沈從文回到文學界，亦或回到大學做教授（解放初輔仁大學合併到人民大學，聘沈從文為教授，被謝絕），他後半生的生活道路將很難描述。

　　他的舊日同行們，雖然在應變能力上超過他許多倍，有些也曾輝煌過一時，但有幾人不是帶著深深的遺憾和滿腔的憤懣離開這個世界的? 讀巴金的《隨想錄》，如讀懺悔錄，讓人感到心靈的重荷，而曹禺晚年在病中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我要寫一部真正的名作”，死不瞑目啊！這是作家絕望的哀鳴，更是在心靈長期擠壓窒息之中呼嘯而出的帶血的吶喊！有機會翻一翻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學》，將會獲得不少歷史的啟迪。表揚稿式的新文體，扛著掃帚掃大街的打油詩，充斥于代表國家文學水平的文學刊物，昔日的大師們，難道真的就淺薄如斯，平庸到製造文化垃圾的地步? 當年斥責沈從文為反革命，其作品為桃紅色的郭沫若，又何嘗不是抱憾終身。“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闖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你能想象這是那個才華橫溢的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嗎? 也正是這位文壇泰斗，在“文革”颶風來臨之際，大義凜然地宣稱自己一生的著述毫無價值，應該付之一炬，以徹底的自我否定為“文革”的“焚書坑儒”運動帶了一個好頭。

　　從某種意義上説，沈從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因為他沒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沒有虛擲寶貴的光蔭，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態度，平靜而執著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于地。

　　巴金在《懷念從文》中充滿感情地寫道：“我還記得兆和説過，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靜，看樣子他明白一生在大風大浪中已盡了自己的責任，清清白白，無愧於心。他的確是這樣。我多麼羨慕他！可是我卻不能走得像他那樣平靜，那樣從容，因為我並未盡了自己的責任，還欠下一身債。我不可能不驚動任何人靜悄悄離開人世。”懷念朋友，更是自我感傷。巴金説出了他們那一代人想説卻未説出的心裏話。

　　1948年的歲末，辭舊迎新，具有雙重的含意，而對沈從文來説卻是一串尷尬的日子。他曾以生命進行過抗爭，在他的人生舞臺上，演奏了一曲悲愴的樂章。然而在新中國的文化大潮中，這僅僅是一個山澗小溪式的舒緩平和的序曲，沈從文的同行們，大概也不會想到序曲之後就是山呼海嘯、激浪排空式的“金蛇狂舞”，胡風、丁玲、馮雪峰、老舍、吳晗、鄧拓、周揚，還有大大小小的各色文人們，不論其政治色彩，也不論在朝在野，敵我友仇，都被一批又一批地淹沒在波峰浪谷之中，拋上去，又摔下來……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文壇，的確是一個多事之秋。在世紀之交的今天，回眸過去的那一段歷史，還讓人心驚神悸。我們祈願中國的文學藝術（亦或政治）從此風清月白，如草原牧歌般悠然地傳揚。“國家好，人的自由競爭機會多，文學從一個極廣泛的要求生産，要求出産，我或者還可有以自見於世。”這是沈從文當年的願望，我想這也恐怕是大多數文人們翹首祈盼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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