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白:
在周恩來總理最後的日子裏,有一對兄弟陪伴在他的病床前。哥哥是吳階平,他曾經作為嘉賓來到我們《大家》的演播室。而今天來到我們演播室的是弟弟——我國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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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説: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一天,正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的吳蔚然接到一項任務,去中南海為毛澤東主席會診。事實上,這次會診的真正目的是讓吳蔚然勸説主席做一個小手術。
主持人:我聽説您曾經勸過毛主席做手術?
吳蔚然:那是個別時候。
主持人:當時是怎麼勸他的?
吳蔚然:我跟毛主席看病的時候不多,因為他是內科病,他沒有外科病。那是哪年我忘了,反正文化大革命當中,讓我去看他。他長了個大……,夏天,長了個——我們叫它有點像膿腫也好,癰也好,反正疼的要命,可是一看化膿了。
主持人:實際毛主席對醫生不是特別的信任,他特別有自信。
吳蔚然:毛主席看著我,也不説話,後來我看了,我就説:主席呀,你這問題“表面化”了,該解決了。我也沒説它膿不膿,我也不説挑不挑,割不割,我説這個問題很“表面化”了,應該解決了,他説吳蔚然。你這大夫會説話,那就辦吧。那就打麻藥把膿放出來,膿一放出來他就不疼了,就好了。
主持人:您操作的嗎?
吳蔚然:我操作的,那當時就做了,那你要跟他反反復復地説,這有點化膿, 這已經膿腫了,還沒破,又發炎了,打針也沒用,已經有膿了,打點麻藥挑開了。我就簡單説,因為毛主席説話,問題簡簡單單的。後來我也看過他,我看得不多,因為他沒有外科的,我就不太看。
主持人:您當時説這句話的時候是靈機一動説出來的,還是深思熟慮之後呢?
吳蔚然:我沒太多考慮, 因為我沒感覺害怕。那時候覺得見到毛主席都哆哆嗦嗦。
主持人:您是第一次見毛主席嗎?
吳蔚然:我第一次,我以前沒有親自跟他當面説話,就直接面對面地,沒有面對面説過話。當然在天安門城樓,或者某些時候見過。沒有親自跟他説過話,
主持人:所以 ,一般人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時候會緊張?
吳蔚然:那時候文化大革命,見到毛主席誰都哆嗦。我倒沒覺得,我對幹部,即使領導幹部,我覺得我還拿他當病人,我是尊重他。
主持人:您的眼裏只有這個疾病?
吳蔚然:我覺得就是病人,醫生就是看病的。你相信我,我就治,你説不相信我,那就換個人吧,反正我也不能要求非讓我治。
解説: 1920年10月,吳蔚然出生於江蘇省常州市。經商的父親曾希望自己的子女從政,然而吳蔚然似乎天生並不適合這樣的期望。於是父親給了他三種職業選擇:律師、建築師、醫生。因為在他父親看來,這三種職業可以保證子女將來一生衣食無憂。
吳蔚然:我父親説的這個呢,正好我大姐夫,我大哥就到了協和醫院讀書了。後來我跟吳階平,看到那環境很好,所以自然而然就(選擇了學醫)。那時候實際上不單純是為了學醫,有些人是因為自己家裏有病人,覺得總要學個技術,有的人早就有了治病救人的願望。而我們呢 ,那時候覺得,將來要有個謀生的一技之長。
解説:1941年秋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後,吳蔚然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1946年畢業,獲醫學博士。1948年進入北京協和醫院,從此成為一名職業醫生。
主持人:但您學了這個以後呢?
吳蔚然:學了以後呢,我越學覺得越感興趣,一方面感興趣是什麼:接觸的人,那時候很尊敬你,做醫生, 病人很尊敬你,很敬重你。二一個呢,你覺得給病人解決了一個痛苦,不光解決了他的痛苦,解決了他周圍甚至家庭的痛苦,你也感覺到很快樂,很高興。
解説:1974年,吳蔚然調入北京醫院。這是吳蔚然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工作變動,他戀戀不捨的離開了自己曾經學習和工作過的協和醫院。從此走近偉人,親身感受了他們的領袖魅力。從1955年吳蔚然跟隨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開始,到1976年周總理去世,很長時間,他一直工作在周總理的身邊,儘管那時他並不是周總理的專職保健醫生。
主持人:您可能接觸比較多的,應該是和周總理接觸比較多吧?
吳蔚然:周總理接觸多,開始接觸是在萬隆會議以後,從1973年,他開始得了癌,那就經常接觸,一直到1976年1月8日過世。這接觸年頭比較多,總理有他的你沒法説的那些優點,但是他也有他的不足。
主持人:您都跟我們講一講,他的優點,他的不足都是什麼。
吳蔚然:那他優點太多了,總理頭一個,他那風度,就讓人服他。你不管誰,中國人、外國人。雖然衣服上也不是什麼講究,它總是一般料子,他比一般老幹部,也是一般料子,穿就不同,他總是燙得整整齊齊,刷得乾乾淨淨。這風度上 ,你比不了他的。而他對人的關心,為什麼那些,咱們現在看到,秦怡、黃宗英、 張瑞芳,那些一大堆電影人圍著他?他實在關心這些人的工作生活。他自己、他對人,要求也是很嚴格。有時候,可是你也摸不透他的心理,我雖然也儘量捉摸心理做事,有時候摸不透。有一次他手指頭不好了,給他弄了弄, 我給他包紮 ,用紗布。我想儘量包紮得秀氣一點,小一點,省得難看。那他是右手包紮,他説:你這吳蔚然 ,你怎麼包這麼小啊!那他們握手知道我有病啊。那握得我死疼,你包得大大的。他從那頭説,他讓人看到他不好,那你就摸不透他的心理。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
主持人:您跟他在一起的時候,給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麼?
吳蔚然:總理原則性很強,就説公私分明,原則性很強,克己奉公。譬如總理他是南開的,我也是南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請幾個南開的老同學,一個姓李的,我記得 ,有一個, 請大家呢,去西華廳吃飯。他買半隻烤鴨,他説我盡在外頭吃,有烤鴨吃,你們半個,我不吃你們就夠了。當然他自己花錢。他到杭州,尼克松最後離開,總理送他到機場。回來路上,過十二點了,突然走過西湖那樓外樓。西湖樓外樓不是吃糖醋魚有名嘛?總理很會吃, 總理是個美食家,不是一般老幹部隨便吃的,他很講究吃。他説我請你們吃樓外樓糖醋魚。那時候已經一點多,那時候人家都歇店了。
主持人:下午啊 ?
吳蔚然:下午一點多, 送走了飛機。那當然 ,人家一看總理來了,沒説的。完了他完全自費,沒有公家掏。他説今天我請你們吃,他確實,不是説的。他真是廉潔奉公,一點都不沾公家的好處。
主持人:您在總理身邊,應該説呆的時間很長,陪他的時間很長。
吳蔚然:真正呆的時間,也就是1973年到過世,其他都是出差,臨時的。出差就去,不出差、他不病,我在醫院工作。他在家裏,他事挺多的。總理除了他這種黨性原則以外,責任心以外,細心關心人也是他的,別人比不了的。但缺點也像孔明那樣,太多的事了。
主持人:你剛才所説他的缺點,就是這種事無巨細都要去管?
吳蔚然:也不見得事無巨細,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放一放的,可是有時候他細吧,他還真找出問題來,你們都趕不上。文化大革命時候, 五一、 十一,或者多半就五一、 十一,上天安門 ,有個誰上天安門了。不是有個笑話嘛,最後一句老是“還有一個余秋裏”。那一版全是名字,為什麼要登那麼多呢?那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命運)。詳細極了的名單,因為那個《人民日報》一版,都是那個名單。他一個一個要看,可是每次都讓他找出來了。你得看好幾個鐘頭,每次都讓他找出來落了誰。他倒沒説,我沒碰見他説,那這個不該上啊,還有誰誰怎麼沒有啊,落了,每次總讓他發現。
主持人:所以很多人説:周總理是累死的。
吳蔚然:總理辦公室老是這麼高一摞文件,哪天總理出訪了,小平同志代總理,兩三天, 那堆都沒了, 都給處理完了。他就是大事管,小的事就不怎麼管, 他批大事。總理來回看,可不文件越堆越多。
解説:在周恩來總理最後的日子裏,他和大哥吳階平同在總理治療小組,親身經歷了那一段難忘的歲月。
主持人:總理去世前,當時是您和吳階平,您兄弟倆都在身邊?
吳蔚然:都在。總理很苦的,總理長的癌比較複雜,他不是光膀胱癌,他有腸癌什麼的,都做過手術。周總理到現在沒有留下片言只字,我們當初也提過,説您不願意寫,那時候已經有——沒有現代這麼高級的錄音機——那老的錄音機,你説一些事情,或者留在百年後人家將來研究。他知道的一些事情誰也不知道,百年後也可有個歷史,他不留。所以到後來,至少直到現在,據我知道的, 除了文件檔案館有,總理個人的東西沒有留下。自己沒留下什麼話,或者回憶錄那一類性質的東西,或者寫過什麼東西。
主持人:包括他在生病期間,在生病期間也沒有任何的交代?
吳蔚然:沒有任何交代,有些事情跟鄧大姐都不講。不是表揚他,書上説,他黨性強嘛,鄧大姐都不能隨便進他辦公室,好多他們政治上鄧大姐不該知道的事,都不跟鄧大姐講。所以總理是個完人,你説那點缺點,那不是缺點,就是他工作的一個方法問題。
主持人:最後的手術,包括最後去世之前這段日子裏,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麼啊?
吳蔚然:他到最後,很重了,要見一個人,他説他要見羅青長。後來也知道,羅青長是負責台灣工作的,所以他唸唸不忘台灣這一攤工作。找羅青長來談一談,他一定有些事情要交代。大家分析嘛,這是關於台灣統一的事情。所以他一直想著政治,他對他自己,好像生死他沒談過。他説這次恐怕活不了,或者怎麼樣,他從來沒給我們這麼表現過。
解説:1973年,周恩來總理曾對鄧小平夫婦説:“小平的保健你們應該從吳家選一個人。” 三年後的1976年,吳蔚然正式開始負責鄧小平的保健工作,而此時的鄧小平正處於他一生中第三次政治逆境中。
吳蔚然:他住在東交民巷 8號,8號 ,從前也是老幹部住的地方,賀龍也住過,羅榮桓 、張鼎承都住過那房子。就把他擱到那兒,擱到那,就有一點略含貶義的意思。他原來住很大一個獨門獨院,那時候他的醫療關係,還是屬於301總參,有一個保健大夫。不過那301的蒲院長,蒲院長有一天跟我説,他説小平住在8號,離我們醫院是很近的,因為東交民巷離我們北京醫院很近,那就歸你管吧。我説那我可管不了,我説他是你們總參的人,我是地方幹部我怎麼管?他説我們醫生還在,有大點事,你就負責辦吧。那我就跟院黨委請示,我説他讓我管,院黨委也沒説不行,那到底他什麼意思,或者住的距離太遠。不怕, 我就管 ,那時就有一個護士,一個大夫。
主持人:那時候鄧小平的政治境遇其實不好?
吳蔚然:很不好,説得不好聽等於隔開,並不能出來隨便活動的。我就管著了,後來因為跟小平同志,跟他夫人卓琳同志,跟家屬相處的關係比較和諧,他們就説你別走了,你就上你的班,但是我們這攤事,你就過問過問,管管。以後越管越多,以後他恢復工作了,等到打倒四人幫以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面工作 我就要去得多點了。實際上還是301作為直接管理,我不過作為一個比顧問稍微重一點的工作吧。
主持人:您那時候接受這個任務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他當時的政治境遇很差,而這對您來講實際上也許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吳蔚然:開始做保健工作的時候,就知道,做保健工作是一個危險的職業。帶有一定風險,不叫危險,風險性的職業。不是業務上的風險,是政治上的風險,這個東西政治上複雜。所以那時候,我也跟吳階平商量,我説咱們不做,組織上讓你做;做,那就只能豁出去了。
主持人:但那時候您接到這個任務之後,您看到鄧小平在那個時候,他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什麼樣的狀態?
吳蔚然:小平同志本來就不太愛説話,他人在沙發上一坐,除了打橋牌説幾句,他很少説話,即使跟家裏人,卓琳 、樸方,他話都很少。
主持人:但那個時候,您看鄧小平在逆境當中,包括後來他復出的時候,那時候您覺得他情緒上有些變化嗎,心情上有些變化嗎?
吳蔚然:那你還是感覺到他的情緒有點,雖然不説話,那沉悶跟愉快的心情……1992年回來講話,到上海以後,是那一年還是晚一年,説給上海政策給晚了,上海改革開放晚了。他從情緒上講,就這麼跟他們上海人講,給你們政策晚了,你看他情緒就比較高昂。
主持人:你學鄧小平的話學得很像啊!
吳蔚然:沒有,四川話嘛。他是個很深沉的人,所以他思考問題非常深入。
責編:戴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