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緣何猝死
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緣何猝死
  A君的死實在是突然。

  不僅他新婚不久的妻子難以接受,甚至當他的一些同事初聞此訊,也只認為是個玩笑。然而,事實是無情的,噩耗千真萬確:A君于1997年11月23日淩晨2時左右去世,直接的死因是A君一直拒絕上醫院打針服藥,以致引發了糖尿病並發癥。

  而據A君的父母透露:A的妻子以及當時在場的另一個關鍵人物,杭州某研究所的計算機軟體工程師B女士在A君昏迷之際,這三位知識分子竟關起房間,求助於共同修煉的一種功法:法輪功。

  正是由於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愚昧,一再延誤了救治時機,導致了A君的猝死。

  我們不妨先聽聽A妻對此事的敘述。

  “A與我是今年4月結的婚,婚後租了一間房,建了自己的家。A對我很好,是個好丈夫。不過,他有糖尿病,是依賴性的,每天都要打針,不然就很難受。一次A與遠在吉林省的一位大學同學聊天時,對方建議他練練法輪功;嗣後,又給他寄了一本書:《轉法輪》。A照書練功。練了一段時間後,沒什麼效果,就不練了。

  “6月份的時候,他的病情日趨嚴重,他就又開始練法輪功。不久,他得知大關小區也有一個法輪功的練功點,負責人是B女士。”

  與B女士聯絡上後,A上她家去看了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的講法錄像,回家後説很受感動。此後,在B女士的介紹下,A君前往浙大參加了所謂的“集體學法”。回家後,A告訴妻子,在那裏他看到許多教授、研究生都在虔誠地練功,這更堅定了他對法輪功的信心,並表示不打針了。自此,他便每天起早與B女士等一起練功。

  一段時間沒打針,居然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不適,這更堅定了A對法輪功的虔誠。但據醫生解釋,當時藥物已經控制了病情,而且從體檢呈陽性到完全病發也要有一個過程。

  不過,A此時腦子裏已裝滿了法輪功。他逢人便説,他的病已經好了,甚至聲稱,上醫院檢查,所有的指標都已合格。但對後一點,A的妻子是這樣説的,自從練了法輪功,A再也沒有上過醫院,因為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在他的著作《轉法輪》中宣稱,所有的病都是患者在還前世的“業”,而上醫院治病就不可能達到還“業”的目的,也就不能修煉了。

  7月,法輪功杭州輔導站在富陽又一次舉行“集體學法”,A便拉自己的妻子一起參加。在他的再三勸説下,曾在復旦大學進修過的A妻也成為法輪功的修煉者。

  然而,儘管練功不輟,長期不打針服藥的A開始日漸消瘦,瘦得讓不少朋友和同事都感到擔心。他們勸他上醫院檢查。A卻説,這是在消業,是很正常的現象。他甚至宣稱,練了法輪功,他從此就與醫院“拜拜”了。

  11月18日晚,A與其妻參加了一位朋友的婚禮。半夜,A開始嘔吐不止。第二天一早,自感不適的A打電話向單位請假。單位當即派車找到A家,要送他上醫院。

  可走火入魔的A卻説:送我上醫院會把我(練的功)毀了。

  此後,在送一位朋友出國聚會中,A在吃不下其他任何東西的情況下,喝了幾罐椰奶。當晚又吐了。一位同事勸他上醫院,他再次拒絕。

  11月20日,A因病又折騰了一夜,21日就沒再上班。A妻開始擔心,便打電話向輔導員B女士求助,説:A消業太厲害了,你能不能過來看一下。

  於是,B來了。然而,她所做的只是坐在那裏,拿出《轉法輪》的書念給躺在床上的A聽。

  A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據A妻説,這天晚上,他幾乎每隔10分鐘就要起來一次,但力不能支,甚至上廁所小便也要有人攙扶。

  在此期間,同住的A的丈母娘、妻妹、妻妹的男友都曾勸A上醫院,但A都拒絕了。

  據A妻説,A的妻妹也曾再次找過B,B説:你先去吧,晚上我會再來看。A這樣是在過關,是師傅在考驗他,你們一個個叫他上醫院,他都不去,就這樣一關關地在過。

  22日,A妻妹的男友到A單位醫務室,值班醫生當即給了一張記帳單,要他們立即送A往醫院。A又一次拒絕了。此時A已虛弱到極點,數次接近昏迷的狀態。

  當天下午,B又來給A念法輪功的書。她還對A妻説:只要把一切放下,就不會有事,這是最後一關。她還稱,以前在武漢也有過先例,一個得了紅斑狼瘡的練功者就是這樣治好的。

  儘管對B的話深信不疑,見A的狀況不好,A妻還是給A在台州臨海的父母打了電話。A的父母當即乘車趕往杭州。父母到時,A的神智還清醒,當他們問他是否上醫院時,A再次拒絕。

  A妻在淩晨將近1點時再次給B打了電話。B來了,她將其他人趕出房間,只留A、A妻和她自己三人,然後關上了房間,開始播放所謂的講法的錄音帶,説是希望師傅能助A渡過難關。門外不明就裏的家人在久候無動靜的情況下幾次敲門,據A妻説,當她想去開門時,B對她説,如果相信法就得忍著。還説,師傅會有功法讓他們改變腦子裏的想法,如果他們不來敲門了,就説明有希望了。過了一會兒,門外的人不敲門了,這讓A妻升起一線希望。B還説,法輪功這個大法很厲害,有時要讓人“去”幾下,才能把業清理掉。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A並沒有奇跡般地起死回生,相反,他的嘴裏吐出了黑水,體溫也逐漸冷下去。早晨5時,門外的人等急了,開始踢門。門打開了,A的父母看到的是,B盤腿坐在A的面前,A妻扶著A,而A已木然不動。

  在場的人給A單位的醫務室打了電話,很快來了救護車,可醫生們一檢查,A已死去多時。

  有關人員當即向大關派出所報案。

  值班民警是這樣敘述的:“我們早上8點多接到報案。趕到現場,一進屋就看到,死者單位的領導、醫務人員已經趕來,他的親屬和B也在。我們先進屋看了看死者,死者很年輕,但面黃肌瘦。

  “當時,他的妻子神情恍惚,説A是上山去了,很快會回來的,還説要跟了去。

  “死者父母對我們説死者練的功是害人的功,説搞這個功的人騙了死者很多錢,讓他買了很多資料、錄音帶和鏡框。

  “所以我們又傳喚了B,B在訊問中説:A在這個空間死了,在另一個空間還沒有死。”

  由於A的直接死因顯而易見,同時A自身也有相當責任,因而,派出所在稍作詢問後便將B女士放走。儘管B對A的死負有責任,但這已不屬於派出所管理的範圍。

  就這樣,畢業于杭州大學,習過武,自視甚高的A,在其新婚7個月之際,結束了其26年的人生旅途。

  A君的死引起了記者對法輪功的關注:法輪功,起于何時何地何人,它宣揚些什麼?

  由於A君之死,A妻痛悔莫及,她一再説,早知如此,説什麼也不會讓A去練法輪功。但本來同樣應該對A君之死感到內疚的B,卻並未因此放棄她修煉“大法”的“決心”。此後每天淩晨4點多,她仍然堅持起床練功。

  她的這種癡迷不悟,更激發了記者探尋法輪功之秘的決心。

  由蒐集到的一些有關法輪功的書籍、錄音帶和組織情況為線索,記者逐步開展調查,調查的結果真有點觸目驚心。

  首先是法輪功宣揚的內容已遠遠超出了氣功的範疇;其次,由於法輪功借用了一部分佛教教義為基本理論,又摻入了包括道教、氣功的一些道理和修煉方法,並涉及了人體生命科學和自然科學中一些尚無科學結論的現象和領域,作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對於人心的迷惑性極強,因此,在杭州,虔誠修煉者中相當一部分人屬於高知識階層;同時,法輪功修煉者組織的嚴密性,和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及法輪功的極度虔誠也讓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過從浙江省氣功科學研究會、浙江省佛教協會得到的一些資料,以及閱讀李洪志的《轉法輪》一書,記者初步勾勒出了李洪志及其法輪功的一些輪廓。

  李洪志是吉林省公主嶺市人,出生於1952年,1955年隨父母移居長春市,為吉林省長春市糧油供應公司停薪留職人員。1992年初“出山”傳功。1993年8月被接納為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直屬功派。隨著修習法輪功的人越來越多,李洪志開始在傳功過程及所著的書《轉法輪》中自我神化,並將功法神秘化、宗教化。

  如在《轉法輪》一書中,李洪志明確表示:“我們練的這東西太大了,按照宇宙在練,包括一切。我們的基點落在佛家,從主要理論上、特點上都是佛家的。但是這個法超出了佛、超出了道。”而什麼叫按宇宙在練呢?那就是“任何物質都有佛性——真善忍,那就是構成宇宙的東西。佛法,也叫道‘道’”。因此,“它其實不叫氣功,叫做什麼呢?叫做‘修煉’。”

  此外,他還大肆吹噓:“4歲起有佛家獨傳大法第十代傳人全覺法師親自傳功”、“1970年起又得長白山高人傳道家功”、“1974年以後相繼有20多位佛道師傅傳功授法”、“功力達極高層次,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預知人類過去未來”等等。

  將氣功宗教化違背了氣功的宗旨,1996年12月,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將法輪功從直屬功派中予以除名。

  《轉法輪》一書對佛教界頗多貶抑之詞,中國佛教協會所編的交流資料《研究動態》1997年的第2期對李洪志的法輪功進行了剖析:李洪志在《轉法輪》一書中對於傳統的佛法僧的否定,其實是想以自己和法輪功取而代之。如李洪志在書中稱:“釋迦牟尼講,修煉有八萬四千佛法門,佛教中才有幾個法門,……所以它概括不了整個佛法,它只是佛法的一小部分。我們法輪大法也是八萬四千法門中的一法門,和原始佛教以至末法時期佛教沒有關係,和現在的宗教也沒有關係。”同時他還聲稱,“釋迦牟尼、老子當時講的理,都是我們銀河系範圍之內的理。我們法輪大法練的是什麼呀?我們是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煉,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標準指導我們修煉。我們煉了這麼大一個東西,等於是煉宇宙。”等等。

  實際上,法輪功既非氣功,也非佛法,而是“一種頗具宗教性的新型的民間邪教”。

  一般説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很難被一些玄幽空靈的迷信説教所誘,那麼法輪功是怎樣迷惑A,從而導致他一步步走上絕路呢?

  如果説A君初學法輪功是出於一種偶然,同時並未使其篤信不疑,那麼主要就是由於有了輔導站、有了集體學法那樣的氛圍,才使他一步步陷了進去:他購買了書籍、資料、李洪志的講法錄音帶和錄像帶,在家裏,他還挂起了李洪志身披袈裟的像片、法輪功標誌的兩個大鏡框。

  “進入”之後,自然事事都要遵從“李老師”的話去做,尤其是關於治病,“李老師”在書中有相當的篇幅對其進行闡述:

  “從昨天開始聽完課以後,我們很多人感到一身輕。但是極少數病重的人先行了,昨天開始難受了。昨天我把大家身體上不好的東西摘掉後,我們大多數人感到一身輕,身體非常舒服,可是我們這個宇宙中有個理叫不失不得,不能夠全部都給你拿下去你一點不承受,這是絕對不允許的。也就是説你病的根本原因、身體不好的根本原因,我們給你拿掉了,可是你還有一個病的場。

  “我們都得把它翻出來,都得給你打出去全部從根上去掉。這樣一來,可能你覺得病又犯了,這是從根本上去業,所以你會有反應。有的人會有局部的反應,這麼難受,那麼難受,各種難受都會上來,都是正常的。我告訴大家不管怎麼難受,千萬要堅持來聽課,只要你走進課堂,你什麼症狀都沒了,不會出現任何危險。”

  對照A、A妻及B女士在A生死關頭的一些行為,我們不難發現:正是以上這些話成了他們當時行為的指導準則,他們已把這位“李老師”的話奉為了聖旨。也正是這種盲目的崇信最終使A君走上不歸之路。

  A君雖然死了,但在杭州甚至在全國,法輪功的信徒仍在不斷增加。那麼,他們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隨著調查的深入,記者感到了沉重。

  從已得到一份資料來看,杭州現有法輪功的輔導站19個,遍佈杭州各個地區。而在輔導站的名單上,居然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一些高等學府都赫然在列,輔導站的輔導員中還有一部分是大、中學校的教師。

  B女士告訴記者,對A的死,她也很難過,但她又説,自己修煉的層次還很低,還看不清這當中的因緣關係。她説,她至今仍然相信法輪功,相信“李老師”,甚至對其神話般的學法經歷也深信不疑。至於她最初如何接觸法輪功,她對記者的解釋與在派出所不同。她對記者説書是成都的同學寄來的,但當初在派出所,她卻説是從新華書店前的書攤上買的。

  C是一位50多歲的中學語文教師。有人告訴記者,她就是法輪功杭州總站的負責人之一。但她不承認。她説她只是學法較早,知道得多些,她每天早晨在武林廣場練功,輔導二三十個人,同時還有其他地方的人也來向她請教。説起她修煉法輪功的原因,她説:我對這個大法很相信,我60年代讀的大學,以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但在生活、工作、家庭中有很多事都難得解釋,我讀了很多哲學書,以後又學過氣功,看過佛教書、《聖經》等書,但它們都沒有像法輪功那樣把很多事情説清楚。她又稱,對比法輪功,孔子、老子都説得淺了,甚至現代科學都有很多局限。她還提出,像布魯諾當時提出日心説不也被看成是異教邪説,法輪功現在遭受非議也是正常的。

  某大學一位心理係教師也作了大致相同的回答……

  記者又在一天清早(各輔導站開始練功大致在每天的5點至7點半之間),來到下城區體育場的法輪功練功點,這個點本來設在浙江工業大學,後被校方“請”出了校門。由於下著雨,練功的人集中于場邊的車棚裏。一共是八個人,大都為中老年婦女。她們或站或坐,正合著錄音帶的節拍做著各種動作。據她們説,因為下雨所以有許多人沒來,否則,整個車棚都坐不下。她們稱練功自會有不同程度的功效。當記者問練這個功是否不能上醫院時,她們點頭稱是,並解釋説,病是前世的業報,是消業。

  望著她們,記者不由得暗暗擔心,如果她們中有人得了重病,是否也會重蹈A君的覆轍呢?

  而從中國佛教協會編發的《研究動態》提供的情況來看,這樣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1994年,在哈爾濱的冰球館,李洪志的傳功會上,曾有一位婦女吵著要讓“李大師”救她父親的命,當時,路邊正停放著她父親的屍體。這對父女是專門從錦州趕來學法輪功的。據她説,她父親來後不久就發燒,由於堅信“李大師”説的修煉法輪功的人沒有病,就硬挺著,堅持聽課。當她發現不對勁,找人送父親上醫院時,醫院已無能為力。於是,她又來求“李大師”。但李洪志看了説,他一般不給人治病,何況送來晚了,已咽氣了。最後,李洪志在其弟子護衛下提前從邊門溜走了……

  在調查中,記者還發現,當問及書籍、資料和錄音帶的來源時,幾乎所有的人有著統一的口徑:是託人買的、同學寄的、新華書店有的。而據記者了解,國家新聞出版署已明令禁止發行此書。

  同時,當問及法輪功杭州總站的情況時,大多數人稱不知道,或説沒有。但記者手中有一份可以説是李洪志“語錄”的資料,資料中有這樣的話:“關於目前各地站長的工作方法問題是要説一説了,執行總會的要求是對,但是要講方法。”可見各地的確有工作站,還有站長。同時,這些資料應該是源源不斷從香港而來,資料上顯示,最遲的“訓示”發佈在10月17日。如無相應的渠道,這些資料很難迅速傳到各級信徒手中。

  由於所有的法輪功信徒都對資料來源及杭州總站的情況諱莫如深,我們也可看出法輪功組織的嚴密性和近乎地下工作的神秘形式,這更應發人深思、警醒。

  儘管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及中國佛教協會都對法輪功採取了他們職權範圍內可行的措施,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對於法輪功在各地的迅速發展,我們仍然缺乏有效的制衡。

  據杭州市民族宗教局局長翁煥燦介紹,法輪功如屬於宗教,那未經登記,自然是違法。

  但由於法輪功有著氣功的外衣,修煉者又為自覺自願,公安局很難插手干涉。

  而據浙江省氣功科學研究會有關人士介紹,該會是民間組織,對氣功界的管理主要體現在,有關功派到民政部門登記前應經其審查,審查合格可以登記註冊。該協會現有下屬功派25個,協會所能管的也就是這些功派的活動。而對法輪功這樣假氣功之名,行邪教之實的行為,他們就無法管理。據他們介紹,目前,氣功宗教化和宗教氣功化正成為一種潮流,其中隱藏的危害不小。因此,他們呼籲有關部門能根據這一情況,及時制定對策。

  對於法輪功這樣的民間邪教,我們希望有關部門能認真管一管!

  《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緣何猝死》一文之後,社會反響強烈,讀者來信至今不斷。

  在讀者的來信中,觀點十分鮮明:大多數讀者稱讚此文有教育意義,也有一些人對此文持有不同意見。

  不妨先聽聽那些法輪功受害者的訴説——

  嘉興市輕工機械廠陳祖賢在信中寫道:“我是流著眼淚看完那篇報道的……”在信中,他講述了其妻與A君有驚人的相似遭遇。她也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去年初聽説法輪功能治好糖尿病,為此,她也參加練功,並也停止了打針服藥。陳雖多次勸説,但妻子執意不聽。到了11月中旬,她的病情加重,雖送入醫院搶救,但最終還是失去了生命。

  相對於A及陳的妻子,另一位讀者親屬的遭遇就較為幸運。他同樣患有糖尿病,同樣也因練法輪功拒絕打針吃藥,但他的妻子及兒子硬是將他送進了醫院,才使他倖免于難。

  從不少來信來電中也可以發現,法輪功使不少家庭蒙上了陰影。

  富陽一位姓楊的讀者來電説:其丈夫“苦練”法輪功,有病也不去醫治,為此夫妻間口角不斷,由於看法不同,兩人甚至鬧到了離婚的地步。她稱,那篇文章幫了她的大忙。

  瑞安一位姓吳的讀者來電説:她的丈夫練了法輪功後,稱佛教都不如它,練了以後可以上天,可以遨遊宇宙,家庭也無所謂了,工作也可以放棄了。她一有不同看法,兩人就吵架。她憤怒地稱法輪功為“離婚功”。

  令人感動的是,一位姓張的讀者還專程從富陽趕到杭州,向記者反映了其妻練法輪功後,荒廢了生意,疏遠了家庭,導致夫妻間感情不和的情況。

  杭州一位姓陳的讀者則來電稱:“這篇報道寫得好,説出了我心裏想説的話。”原來,他的岳父母也相信另一種宗教性氣功,稱外地“大師”發氣,杭州就能收到並治好病。他們不但自己相信,還灌輸給9歲的外孫,有時小孩生了病也不讓去看病,説是只要發發功就可以了。看來,氣功宗教化已成為社會上一股不容忽視的暗流。

  臨安市板橋拉絲制釘廠的讀者張家來信説:“難以想象,過去迷信的人極少有知識分子,可現代迷信卻堂而皇之地步入知識分子中間……我可以肯定它(法輪功)是更緊地抓住了人們的‘私心’。這‘私心’就是通過練法輪功可以達到常人難以達到的境界。知識分子常言:人活著要有意義,而這意義在法輪功面前居然變色了。”他又寫道:“世上有數不清的事現代科學尚無法得出結論或解釋證明……然而並非因此人們就可以子虛烏有地想入非非……説來也可笑,一個無窮大的宇宙居然讓一個普通的留職停薪的‘李大師’用三個字‘真善忍’概括了。這樣的話竟然騙倒了一些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分子!”

  與此同時,法輪功的一些“信徒”也紛紛來信來電,也列舉出了許多所謂堪稱“奇跡”的事例。

  如有一位未留地址、名叫劉康秀的法輪功修煉者來信説,她患有多種疾病,練法輪功後,就沒再上過醫院也沒吃過藥,她認為所有的病好像都有了好轉。

  還有一位匿名的法輪功修煉者稱,有人練了功後,從癱瘓開始了正常人的生活。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法輪功法如此神奇,為何最終還是未能挽救一些“虔誠信徒”的性命呢?

  至於法輪功信徒來信來電指責那篇報道的所謂依據,則是他們稱《轉法輪》等有關法輪功的主要書籍“都有書號,是正式出版物”,並稱在許多書店都能買到,為何文中稱國家新聞出版署已明令禁止此書出版?

  然而只要打電話給發行《轉法輪》一書的出版社,人們就可核實,

  此書雖由該出版社在1993、1994年前後出過,但其後已明令禁止出版,各地的書籍均為盜版。杭州市新華書店的電腦記錄也顯示,此書在杭州僅出售過6本。人們不禁要問,杭州那麼多的《轉法輪》等書究竟是從何而來?

  此文發表後,杭州市公安局的有關部門向本報編輯部通報的情況倒是可以説明一些問題。據他們介紹,在一次行動中,他們從法輪功杭州總站的負責人之一、某公司辦事處一位姓汪的職員的辦公室中,發現並收繳了將近兩個集裝箱的有關法輪功的書籍。這些書大都從外地運來,其印刷點還在追查中。

  公安局的同志還將有關法輪功的各種書及小冊子,送浙江省新聞出版局等有關部門進行了鑒定,鑒定後,已將其定性為宣揚迷信、偽科學的書籍。杭州市公安局的同志已明確表示,對於這樣的書籍,一經發現一律予以收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