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調查》的成長脈絡———錢 鋼 

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18日 14:48)

　　記者：能否先談談跟《新聞調查》的緣分？

　　錢：我是《新聞調查》的老策劃，1996年夏天來到這個集體。其實從我來到《新聞調查》一直到離開，真正具有經典意義的調查性報道可以説基本上還是沒有出現。我離開《新聞調查》以後很多年，一直跟這個節目有著一種親密的關係。所以也很願意回憶一下《新聞調查》的成長脈絡。

　　記得《新聞調查》創刊的時候，中國新聞已經歷了1992年小平南巡之後新聞第一輪改革的熱潮。第一輪改革熱潮的標誌是一大批都市的小報，象央視《東方時空》、《焦點時刻》這樣一些欄目的出現，像我們曾經下了很大工夫所創辦的《三聯生活週刊》，我是《三聯生活週刊》創業的執行主編，這樣一些東西都出現了。但是到1996年的時候，由於種種現實環境，不是處在新聞改革熱浪的高峰，不但不是高峰，還是處在這個大盤的低位調整期。所以説有種種限制，有種種車軸。我也聽説，在我到達《新聞調查》之前，《新聞調查》曾經碰到過很多尖銳的題材，曾經做了很多經典的節目，這些節目事後一看，可能有的就是後來花了很多力量要追求的目標，希望追求到的那種調查報道。有的可能已經現出了某些調查報道的雛形、輪廓。但總的説來在我到來之前，做過一些尖銳的節目，有些節目沒有如願以償的播出，我所看到的是《宏志斑》、《淮河水》、《品牌》等這樣一些節目。

　　我接受的第一個節目是《歸國潮》。這樣一個時期，《新聞調查》有它自己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新聞調查》有它自己的思路和目標，這是一個大的情況。還有一個呢，我們走進《新聞調查》這些人，事後一看，可能過了五年，過了更長的時間，覺得我們已經有了符合國際通用標準的調查記者、調查理念等等，可是我們回到1996年沒有這樣的東西。或許大家濛濛朧朧知道我的名字叫調查，但是職業的調查報道，職業的調查人，職業的調查方式，職業調查規範，這是逐步形成的。另一個情形呢，進入《新聞調查》的很多人是80年代中國改革中間出現的懷有人文情懷的知識分子，這是很普遍的，無論你從袁正明的身上，從夏俊的身上，從我的身上，從張潔、劉春等一批人的身上，都能看到這種影子，就是80年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心憂天下，匹夫有責，未敢忘憂國這樣一些東西。

　　這個説來，是中國報業這樣一個傳統，就是中國報業跟西方，尤其跟美國很不同，美國的報業是在商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但是中國近一百多年來，它的媒體並沒有在那樣一個環境發育，有這樣那樣一些重大的調整和改變。所以中國媒體倒是一直有文人辦報、文人辦媒體的傳統。從早期的梁啟超的《識務報》到後來張俊蘭《大公報》，徐素成《文匯報》，一直到1949年以後，很多人因為做媒體而遭遇不測的，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大家無一不是傳承了中國文人辦媒體的傳統。文人辦媒體的一個基本東西就是説，文以載道。如果是報紙，就是報紙載道，到電視就是電視載道，希望通過一個媒體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體現自己的政治追求，這是最基本的。我要説，這種理想今天也會看到。但是在1996年，有著這樣一種人文情懷的知識分子，他們來辦媒體，未必就等同於我們講的標準意義的職業的新聞人。職業新聞人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

　　記者：當時您是怎麼來的呢？

　　錢：《新聞調查》在還沒有創刊的時候，夏駿就給我打電話，夏駿跟我是很早以前的老朋友，《河殤》的姐妹篇叫《五四》，《五四》的五個撰稿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寫過一本書叫《海葬》，《海葬》寫的是北洋海軍的興衰史，在《五四》這部文獻紀錄片裏，也分五集，第一集就把整個《海葬》濃縮了，就説了洋務運動的破産這樣一個故事。夏駿是在1996年早一些時候，他接受《新聞調查》的時候，他就一直跟我通電話，向我介紹有這麼一個欄目，可能做什麼事情等等。而我當時處在什麼情形呢？我是處在1992年接手辦《三聯生活週刊》當執行主編，在我周圍組織了一大批在京很有經驗的新聞人進行兩年的籌備，1994年正準備這本刊物面市的時候，刊物不能夠按照我們原有的思路和原有的班底辦下去。所以我在1994年的夏天停止了《三聯新聞週刊》的工作。從1994年下半年，1995年到1996年我都是閒的，那個時候我主要是在讀書，想了很多問題，讀了很多書，在家裏一直在看書。所以到1996年我聽了夏駿很多消息，知道有一個《新聞調查》，知道《新聞調查》正式推出了一些節目。

　　有一天他們打電話給我説，夏駿要到家裏來，然後説袁正明要來。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住在軍隊的院子裏面。當時他們倆還沒有到家，我就遠遠聽到從樓下傳來打電話的聲音。那時候手機很罕見的，我印象有一個有手機的人來找我，一路説著話，這是老袁，一路在佈置任務，我印象那時候手機很大，説著話就上來了。我想我當時的狀態是這樣一個狀態，我賦閒在家，穿著及其隨便，亂七八糟堆滿書。老袁説了一句，我很羨慕你這個狀態。我用了很短的時間，大約二三十分鐘，表達了我對新聞評論部的基本看法。當時新聞評論部已經有《焦點訪談》、《生活空間》、《東方之子》，當家的幾個大欄目，《新聞調查》剛出現。我記得我説的最重要的意思是這些都很好，但是我最看重《生活空間》，《生活空間》的意義在於讓最普通的中國人登上了所謂的神聖的殿堂，讓他們出現在這樣的鏡頭前面，在過去很難設想。我又向老袁談了我另一個思想，今天我們面臨很多的困難，我們必須有極大的耐心，我説我是一個毫釐主義者。為什麼是毫釐主義者？我是説，如果我們今天不能夠跳躍，甚至我們也不能一米一米跨越，那麼我就堅信仍然需要一厘米一厘米往前推進，哪怕是一個毫米一個毫米也是行的，只要是進步。這些當時老袁和夏駿都很有共鳴，我們大家一個共同的思想。就是説在這樣一個環境裏面，怎麼樣採用最務實的方法，推進我們的一個欄目，實現我們的理想，這是當時我記得老袁來找我的情形。然後很快就約定能不能來參與我們的工作，這樣我就來到專家公寓，最早見到了《新聞調查》各位當時的同事，見到了張步兵、見到了王堅平，見到了當時的策劃班子，裏面有陸建華，有何力，有很多普通的朋友。

　　第一次進入到《新聞調查》實質性的任務是《歸國潮》。《歸國潮》是説留學生的事情。《歸國潮》在今天看來絕對不是一個事件性的調查報道，但是它仍然是一個社會狀況的調查，是什麼社會狀況？是大批的留學生回到國內創業的狀況，是對這個社會狀況做的調查。最初的方案是由陸建華擬定的，因為陸建華是社會學學者，他做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這樣的調查。所以我要插一句，《新聞調查》的調查二字是有兩個分支的，一個分支就是英語上講的“事件性調查”這一路，還有一路是民意調查，那個意義上的調查。比如説發問卷，了解社會籲請，了解大家的觀點，了解你的支持率，這也是調查。調查事件的原委是調查，調查狀況也是調查，這是兩種不同的情況。

　　記者：他們請你，你認為他們是看重你的哪方面，希望你加入？

　　錢：他們來看我，我想夏駿是不用説的，因為夏駿對我非常了解，對80年代人文知識分子心目中所懷有的理想，這個理想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就是改革。因為改革是把我們的情緒、感情都凝聚在一起的東西，是這個字眼，所以夏駿不用多説可以理解。而老袁，我猜測，他當時跟我談了以後，他對於我採取的是比較穩健的態度，因為我不是急進的態度，我是毫釐主義者。我認為現在他們做的事情是積極的，我是肯定的。新聞評論部做的事情我是肯定的，是積極的，認為是有意義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認為穩住、耐心，一步一步來做，一步一步來推進，這是我的基本想法。可以説當時在我腦子裏沒有完整的調查理念，我不知道這個東西，後來我知道老袁其實心裏面有，有些調查理念，他對《美國60分鐘》的了解，當時我們沒看過《美國60分鐘》。

　　記者：他們第一次跟你接觸，你就同意來了麼？

　　錢：第一次跟我接觸，我沒有立刻同意立刻就來，但是後來參加過一次策劃會，應該説我同意加盟《新聞調查》是在參加了《歸國潮》拍攝之後，在拍攝的過程中，落實下來加盟《新聞調查》。原來夏駿給我一個寬鬆的邀請，説你完全根據你自己的時間，你可以過來參與我們的策劃會，給我們出點點子，不用廢很多時間。後來一旦捲入像《歸國潮》這樣的節目，進入《新聞調查》加盟，做《新聞調查》老策劃以後，實際我必須是全身心的投入。

　　記者：你跟《新聞調查》的從業人員結識以後，當時這個隊伍給你留下什麼樣的印象？

　　錢：96年給我留下多種不同的印象，因為這個裏面有年齡層次，個人經歷的多樣性，大概我的記憶力，有些事就忽略了，要説印象最深刻的，其實就是張潔。説到張潔，為什麼説張潔呢？因為我來到《新聞調查》認真觀摩的第一個片子就是《西古縣村紀事》。是夏駿當時帶著我在機房裏，我們在看《歸國潮》的素材帶，旁邊是羅芳華在編什麼節目，還有胡勁草在編《生命的救助》。羅芳華編什麼節目我記不清了，索貴軍在編《陶瓷節》，有個叫于江的跟著勁草當助編的，也在看素材。就在那個屋子裏面。夏駿中午要睡一會兒，就在行軍床上蓋大衣，睡覺，然後起來工作。他説有個片子你十分值得看，就讓我看《西古縣村紀事》。張潔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內心有一股傲氣，頭抬得比較高，由於《西古縣村紀事》沒有播出，心裏某種火焰、某種熱度、餘熱還在，是那種感覺。我得夏駿拍著張潔的後背説不要著急，怎麼怎麼樣。我沒有經歷片子不能播出的過程，但是我經歷了後面一些人還在寬慰他的過程。

　　當時劉春想做一個稅案調查，稅案追蹤，也在匆匆忙忙在那兒搞。心裏很焦慮，是那樣一個情況。而選題寬度很小，要説我對《新聞調查》同仁的看法，就要説一下當時對選題的第一個認識。先説做了《歸國潮》，我認為是極其中性的一個節目，正面的節目，是講我們留學政策，已經收到成果，有很多人回國創業。但是通篇如果分三個三分之一的話，前兩個三分之一是在展示他們創業的成就，第三個三分之一稍稍透露一點他們的牢騷、困境，他們回國以後遇到的文化衝突、不被理解，不能適應，不能習慣，對我們回來以後用人制度的一些溫和的善意的批評。為此，我們在我原來單位一個同事的家裏，折騰了一個下午，把他們的房子佈置成一個訪談的空間，讓幾個歸國回來的留學生談他們批評的意見。結果最後，審片的時候第三節完全沒有了，那一點點批評完全沒有了，進一步變成別的表揚，這是一個印象。第二個印像是一個節目叫《精神文明要有抓手》，正好碰到十四屆六中全會召開，要有一個節目叫《精神文明要有抓手》。這個節目後來叫做《精神文明始於足下》。

　　當時我一來到《新聞調查》遇到的環境就是，製片人的臉上完全是愁雲密布的，王堅平禮拜天在辦公室裏坐著，説錢鋼幫我想想辦法，這個職業道德簡直沒法弄，我不知道怎麼弄，領導一次一次通不過。後來我説堅平，我給你出個主意，立刻派人到石家莊採訪石家莊的出租司機，然後不妨上車做一點小調查，看一看石家莊所聲稱的他們出租司機的文明是真是假。然後他們搞了一個偷拍，在車上看看司機是不是有他們所宣稱的那一套東西。他很快就去了。

　　那個時候咱們駐日本的記者叫什麼？孫寶印，寶印站在瑞福祥那個大石頭那兒，拍了一個像電影一樣的，從二樓一步走下來串場，精神文明是什麼什麼，我們要有職業道德，中國的什麼什麼傳統。還有一段分三段式的，總之像這樣的節目非常非常困難。中間救過兩次火，一次火就是我們《歸國潮》後三分之一不能播出，要改的時候，老袁和王志、夏駿三個人開著車到我家門口，我們進了一個小餐館，要了一份大排骨，一邊啃排骨，一邊唉聲嘆氣，該怎麼辦。

　　記者：被拿掉的三分之一內容是什麼？

　　錢：批評，是一幫留學生對於留學回來以後，各種單位、各種制度對於西學人才的不適應，很細微的，今天看來這些批評是極其溫和的批評，但是不行，因為碰到了一個敏感期，就是説這個秋天要開一個會，這個會是專門講精神文明的，這個敏感就是這樣發生的，因為這樣所以這樣。職業道德，張潔你記不記得還有賽納編的一段在裏面。

　　張潔：這是兩個節目，賽納做的是《精神文明始於足下》，你剛才説的是堅平做的《職業道德的今天》。

　　錢：這兩個節目都是非常困難，困難到什麼程度，我記得改到播出線等節目的時候，老袁駕著車從軍博衝進電視臺，大概在最後的一兩分鐘裏面把片子送上去，極其困難，都是三番五次的改，賽納搞到第二天我們去招考學生，賽納睡覺不能起來了。那時候有尋呼機，撥了一個尋呼機，跟賽納説，節目播出了，辛苦了，好好休息，我記得還發過這樣的。

　　記者：你覺得當時特別壓抑也好，愁雲密布也好，最大的原因在哪兒？是上面一定要讓你們説，你們不想説？或者是只有説些假話才能完成？

　　錢：我所經歷的無非是我們自己做的節目，批評內容不能做，別人做的節目無非也是因為太敏感，在選擇方面煞費苦心，最後選擇能夠讓人滿意的東西，完全是正面的，正面做的這麼苦，還有選題。。。

　　記者：當時選題主要的趨向是什麼樣的？可能有一個框框，框框的路子大致是怎樣的？

　　錢：《新聞調查》的領導都是通過實際的案例來指揮的，最高領導從來沒有一個非常明確這樣那樣的説法。有一天拿到一張條子，領導寫來的，最近《新聞調查》要做下列五個選題，一個選題是《熱情好客不等於吃吃喝喝》，要《新聞調查》做一個調查批評某些地方的吃喝風，算批評性的報道，面對的是吃喝風。一個報道是掃黃。第三個是精神文明也是生産力。

　　記者：具體做什麼，是你們去找嗎？

　　錢：還有第四個、第五個。領導很發愁，夏駿當時是個編導，這是一個著名選題的産生，夏駿拿著這個選題我們倆商量，我和夏駿的基本態度都是這樣的，一定要努力，要合作，這些任務要完成的，要做好的，你才談得説跟領導要求我去做什麼更好的東西。夏駿説這個五個選題裏我們做《精神文明也是生産力》，到張家港，當時我記得領導也是提過去張家港，因為張家港是精神文明的典型。但是我們儘量做的少一點八股腔，少一點宣傳味，把一個正面的宣傳變成帶置疑的正面宣傳，所以叫《張家港三問》，就是精神文明是如何導致張家港改變什麼環境，精神文明是如何給張家港帶來什麼，精神文明是什麼。像王利芬這樣一個雙目炯炯的後來的調查性記者，當時也是雙目炯炯的，把三個層次的問題問了幾十個小問題出來，向市委書記求證。正面報道也能置疑，用置疑來問。你知道這是一種烘托法，通過很多置疑問題求證。當然這個問題做的比較實，並沒有那麼多宣傳腔，領導滿意。這個滿意其他另外四個選題，我記不得是不是落實，至少《熱情好客不等於吃吃喝喝》是沒有做的。

　　其實我更想回答剛才你提出我還沒有説的問題，就是來的時候看到大家的情緒是怎樣，對這個隊伍的印象。你想在這樣一種情形下，他們已經做過《西古縣紀事》，他們做過《高樓拋棄案》，他們做過雲南的糧食大案，他們做過趙薇的無錫集資案。僅僅是幾個月之後，他們有的焦頭爛額改片子，有的在非常困難的找選題，我們選題這個也不能批，那個也不能批，我一來就報選題，難批的。這個時候確實有一種焦灼的心情存在，我印象最深的是，老袁召開了一次主力編導的述職會，有張潔參加。參加的人有老袁、夏駿、王堅平、張步兵、有沒有賽納我記不得，有劉春，我跟劉春住一個屋子，劉春正在搞稅案，晚上我們兩個人寫策劃案。

　　張潔你們應該還記得，那一次我來到《新聞調查》第一次面對所有的編導比較多的説了一番話，把內心的話説出來，這番話的大致意思，我們一定要有極大的耐心，在這樣一種輿論環境下有極大的耐心建設我們這樣一個欄目。我們是一個一週一次播出的，以周為節律播出的這樣一個節目，我們要跟全世界的週刊、週報學習，因為我做週刊出來的。我們一週一次能夠有力度來表達一些東西，然後千萬不要為眼前的事情而過於焦灼。我還引用了歷史上清朝的時候，有一些激進的官員向李鴻章提出來打日本，中國派軍艦打日本。這是後來作為李鴻章的女婿張佩倫説的。李鴻章當時説了東征，李鴻章紙上寫了一句話，東征之事不必有，不是現在就一定要做的，東征之志不可無。我跟張潔他們講，我們心裏的東西不能丟掉，但是眼前你做不到，一定要有耐心，要承認這個現實，我們要找到現實做的可能性來做，至少是我，但是我認為也包括夏駿，包括老袁等人，在此後我們選題方向的確定，是跟這樣一種思想有關係的。這個思想是什麼思想呢？我們大概用這樣一些詞可以概括：中性的。就是説我們希望《新聞調查》不是批評的，不是我們不想批評的，是難以批評。不是表揚的，不是歌功頌德的，不是兩極的，我們走一個非兩極取中間的道路可不可以？這是一個思想。

　　我們走一條平穩的路線，做一些實際社會問題的調查，可以不可以？還有能否抓住改革基本的一個要點，在國計和民生的結合部上做文章，來反映、來回答中國公眾所關心的一些問題。比如我們講衣食住行，今天已經從穿衣服的衣改成醫療的醫了。所以這才有了胡勁草做的《明天怎麼看病》，我們當時考慮很多問題，看病的問題，我們身邊很多事情，公交的問題都這樣提出來了。這是後來我多次跟老袁談，你想想這個問題，不是我們不想做更激烈的批評，是你根本全無可能。你用45分鐘的節目去進行摧毀性的，打擊性的批評，可能嗎？你可能嗎？這是當時的一個情況，所以我們做醫療，做鐵路，都是改革，我們看到很多改革的東西。甚至張潔做比較敏感一點的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選拔副局級的幹部都出來了。大概是這樣一種思想。我們不想做廉價的宣傳，我們不敢廉價的宣傳，我們不搞八股腔，不搞吹喇叭、抬轎子式的所謂正面報道，但是我們今天也不可能搞尖銳的批評。我説實話，用一個45分鐘的節目尖銳批評某一個對象，我想都不敢想，我不敢想有這樣一種可能性。

　　記者：當初你是總策劃？

　　錢：沒有，夏駿很想讓我當編導，夏駿跟我説，機器很容易學，對編機很容易學的。他拉著我在對編機房認真學過機器，我在日記本還記著，今天我已經可以把這段和另一段連在一起了，只是夏駿説還不夠流暢。夏駿説，《新聞調查》需要老記者來做編導，理由是充分的，我覺得這些人有某些想象力，一個過去當過很多年記者的人，他如果做編導，他可能會有他的獨特，其實有很多人有這樣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

　　那麼當時做完《歸國潮》我緊接著跟小草合作做醫療，緊接著不不斷報題，參與報題，這時候老袁確定讓我做策劃。我是一個全職的策劃，我們有很多兼職策劃，有徐方舟、方向明、何力。《新聞調查》第一次有了一個專職策劃。

　　記者：那時還沒叫策劃組？

　　錢：我是這樣一個策劃人。我想講講，從96到97，大概基本的旋律是這樣的，我曾經幫助老袁寫過一個給中宣部的報告，就是《新聞調查》是一個什麼樣的欄目。這時候我們有很多原則性的確認，從調查的理念，它的理念是什麼理念？它的理念是能夠對於中國的改革問題有較為深入的探究，要大器、厚重，有歷史感。要消色，這是老袁提出來的。老袁的心目中，他去參觀過美國的電視機構，他對西方新聞有些概念，他是有認識的。所謂消色是中立，價值中立，《新聞調查》價值中立，消色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色彩，中立，事實是第一，抓事實，服務於改革，能夠碰改革的公眾關心的問題。

　　什麼叫國計民生結合點？是政府想做的，老百姓關心的，基本是這麼一個東西。這是調查大的理念、調查的方式。大約在1996年年底開過一次國門會議，國門會議上，堅平進一步把調查的理念整理出瓜藤法，是我們通俗性的解釋，它的全文應該叫順藤摸瓜法。1997年産生很多調查的線索十分明確，比如説，胡勁草搞的《冷鏈》，《冷鏈》是講中國的防疫疫苗是要低溫保存的，但是中國的疫苗從疫苗的工廠出來以後，它要有一個冷藏的這樣一環接一環的運輸線，稱之為冷鏈，一直抵達到一個鄉、一個村，抵達到普通注射人的身上。中國的冷鏈究竟怎麼樣？我們的攝製組經過調查發現，很脆弱的，所以你看，《冷鏈》這個節目，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路徑調查。從疫苗生産的廠出去，一路跟隨著冷藏車運行，運行到省級市，運行到地級市，運行到鄉，它是一步步走的，越往下問題越大。最後放疫苗的冷藏包已經不冷了，很短很短的時間就要報廢，很窮困。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説，順藤摸瓜法的一個典型解釋。什麼叫順藤摸瓜法，什麼叫調查的路徑，什麼叫根據一個路徑去，是這個結果你事先不知道，你最後到達那個村子是隨機的，你看到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還有一個典型瓜藤法的例子就是，鐵路面臨改革。我們攝製組夏駿是編導，王利芬是出鏡記者，到了瀋陽鐵路局，一下火車就被瀋陽鐵路局的宣傳處長帶到一個吃早餐的地方説，“哥們，你們不要來説我們的壞話，你們休想説我們的壞話。”很難，做記者很難的，我們跟他説，放心放心，處長，你跟著我們，你天天跟著我，你跟我住在一起，你看我們幹什麼。結果這個處長跟著我們，我們跟夏駿講，無目標出發，無目的的，我們在東北鐵路線上無目的運行，我們沒有目標，我們下一站去什麼地方沒有目標，早上出發坐上瀋陽通往海城的通行列車，上去以後，到了海城那個站下來，隨機拍攝車站、拍攝那些人。我們要幹什麼？我們要了解中國鐵路到底怎麼了？説中國鐵路虛迷、虧損，很多問題，老百姓怨聲載道，到底怎麼回事，我們要做無目的的實地觀察。

　　我們幾個人都聽説他們講，鐵路是空的，火車沒人坐了，被大巴搶走生意，沒有人坐。火車上座率只有40％、50％，可是我們在海城吃中飯的時候，在鐵路旁邊，突然看見有一個列車進站，站臺上人山人海，上面的人下不來，下面的上不去。然後夏駿和我、王利芬説不吃飯了，趕快走，所有的人放下飯碗，就扛著機器衝進站臺，跟著那群人一塊擠上車。這個車是從海城通過盤錦到山海關這條線的一部車，目的地是上海。結果上了車以後，跟我們前面看到的完全相反的情況出現了，一個超員200％的車，老太太喊救命，一群打工妹，上去兩個，丟下三個，哭的喊的什麼都有。就在火車上採訪列車長，為什麼車上沒有水喝？他説這個車還能有什麼水喝，這個樣子送水的還能送水嗎？送水就把人燙了。好，我們從海城一路拍一路聊，到了山海關下車。説折返到瀋陽，立刻做了一個決定説，過瀋陽的由北方開往上海方向的車，我們在未來24個小時裏，過一步查一步，我們這個攝製組就呆在這個車站，過一步查一步，怎麼查？王利芬，策劃給她的工作就是，迅速給她做問卷，做了很多問卷，交給她，然後王利芬到一個車上調查。

　　結果發現什麼情況呢？發現24小時裏面，我們遇到四個由哈爾濱方向開往上海方向的旅客列車，是一熱三冷，一個車爆滿，三個車是空的。我們就把這些情況，都有數據，都記錄下來，記錄下來以後，層層追問，從瀋陽鐵路局的局長，追到鐵道部當時韓駐賓部長。當時韓駐賓説了一句話，我們鐵路的幹部如果有像《新聞調查》記者這樣的調查態度，我們的改革早就實現了。我們的調查説明什麼呢？就是這個鐵路運行裏面機制存在極大的問題，後來鐵路出現的什麼提速、優點，朝發夕至、夕發朝至跟我們調查都是有一定關係的。他説你是認認真真的帶著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幫助我們找工作中的漏洞，體制中的漏洞，不是簡單把人打死。時過境遷，現在我們可能對這些節目不過癮了，現在有很多烈性調查，很難的節目，但是當時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播到最後，一列火車從瀋陽開往北京，在晃蕩的臥鋪車箱裏面有幾句解説詞就説山海關什麼什麼，鐵路跟老百姓的關係吧。大魏看了都哭了，這是當時一個概念。我剛才説了冷鏈，説了鐵路，還有一個更典型的，就是叫《公交如何優先》，是張潔的節目。當時《新聞調查》大家最困窘的問題是主題性調查，你事件性調查不起來的時候，調查不就是主題性調查嗎？只不過主題性調查有兩種主題調查，一種是領導希望你説好話的主題調查。一種是我們真正出於改革的熱情，對於這個國家的熱點問題所進行的專題性調查，這是不同的。

　　張潔他們做什麼呢？做北京的公交要優先，要劃一條線讓公交開的快。公交跟老百姓的關係太大了，典型的主題調查在辦公室討論很多天，好多次，白岩松是主持人，是記者，説全北京範圍內怎麼調查公交的問題，我們當時的主題性調查是三段式，第一個是問題，第二個是分析，第三個是解決，一定是三段式，有問題有解決。問題很多，老百姓坐車難，分析為什麼坐車難，我們道路設置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怎麼解決，公交優先，推出公交優先就好了。有一天我坐在辦公室裏，看到大家討論非常熱烈的時候，老袁準備散夥，還突破不了，這時候我説等一等，我有一個主意，我説一下你們看行不行。就在辦公室，我記得很簡陋，白岩松在這兒，大家圍著一團，我就在地下畫。我説也不要在全北京面面俱到找問題的拍攝點，就找一個車，103路，103路在老北京叫13路，從動物園開到火車站，經過十分繁華的阜城門外大街、故宮、北海，路很典型，我説白岩松就是上這一個車，反復看，反復做，把北京的問題全搞出來。

　　我記得當時我一説這個的時候，白岩松他們全跳起來了，十分可操作。後來果然攝製組整個在103路上晃蕩來晃蕩去，當然也是順藤摸瓜，順著103一路一路走過來，也把這個問題弄出來了，這是載體。大概《新聞調查》在當年，我想時過境遷的時候，哎呀，你們當時怎麼這麼不勇敢，但是我説的是當時的環境。在當時那樣的環境裏，我們不是不努力的，我們是拼命想辦法，做一點好東西的。

　　記者：你一共在調查呆了多長時間？

　　錢：我從1996年的7月呆到1998年的9月，跨三個年頭，兩年多時間。我想補充另外一點別的情況。調查那些中性的，漸進的。我們的改革是漸進的，不是激進的，跟政府是合作的，不是不合作的，我們是有耐心的，不是躁動的。我們在調查的方式方法上，我們爭取找到那種所謂的瓜藤法，所謂的線性調查，所謂載體，所謂可電視化的，可看的，而辯論論文式。我覺得我最大的問題就是論文式，我策劃的，完整策劃的第一個《明天怎麼看病》，就是沒有載體，而胡勁草當時從《生命的救助》這個片子以後，也是面對第一次對一個特別複雜的問題，就是政策、法規、改革、大的民生問題，涉及到鎮江、九江，中國70個城市的改革。當時我作為策劃，這個策劃案是個論文，操作難度極大，攝製組幹的很苦。後來祝老師講過，你們《新聞調查》不是寫論文的，幹嗎寫論文，這些東西都是論文裏面説的東西。

　　張潔：後來這期節目，我在修改的時候，缺乏個案，就把其中一塊放大。

　　錢：老袁講，如果你們當時就用六兄妹結束全篇可能更好。

　　張潔：但是後來又把這塊放大了。

　　A：新聞調查早期是任何一個事情要大器，任何一個東西要做遍全國。所以叫做問題、分析、解決，什麼問題、怎麼分析、如何解決，三段式。但是我想也就在1997年有一天老袁召集大家，説給《新聞調查》找兩句話，大家想了很多很多，突然最後説，追尋新聞背後的新聞，記錄正在發生的歷史。老袁拿筆勾掉前兩個字，變成“新聞背後的新聞，正在發生的歷史”。我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叫做“正在發生的歷史”。“新聞背後的新聞”我想這是可以解釋的，我們大量的事情，比如説鐵路提速，背後是什麼東西。醫療要改革了，背後是什麼東西。公交要優先，背後是什麼東西。人事制度要選拔副局背後是什麼東西，清楚了。什麼叫正在發生的歷史呢？正在發生的歷史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我們把我們所有《新聞調查》所記錄的事情都有一個價值判斷，有歷史的價值。王利芬直到來辦經濟信息聯播的時候都説，我們要有這樣一種意識，我們眼前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我們所捕捉的那些大的事件就是明天的記憶中大的歷史事件，我們要有這個意識來做。但是還有另一層含義，就在於由於輿論的，我們跑道很窄，所以我們要多種方式運行，我們除了運行社會專題性的題目以外，我們要運行一部分歷史題材。這個也很有意思。這個偶然性、必然性都存在。

　　偶然性在於《新聞調查》裏聚集了很多有人文情懷，有歷史感的人，這是偶然性的，這些人都很愛文史，腦子裏有很多歷史題目。另一個，由於你選題現實的尖銳度是有制約的，因此常常我們報一些歷史解密的題材，又好看，是可以批准的。還因為《新聞調查》的播出是滯後的，你要想第一時間追新聞事件的難度，大大難於其他短平快的欄目。我舉一個例子，日全食，我記得我很早就給領導寫了一個報告説日全食應該直播，但是我不知道臺裏有一套直播的系統。我説日全食直播，《新聞調查》也可以直播。結果題批回來以後，直播已經有人做，因為日全食發生是在星期日，星期日全國做了直播，《新聞調查》的播出時間是星期四、星期五，從現場拉回來，還有五天時間，這五天時間，全國老百姓都知道了日全食，你還做什麼，很難做。老袁跟我商量，這時候我們採取了做歷史，就説20世紀中國一共發生過7次日全食。七次日全食中國人是怎麼對待它的，我們能不能尋找到七次日全食的史料，看出中國民族變化的過程。怎麼説呢？這種事你不去搜索，你不知道，一去搜索，也是很有魅力的。我們查到什麼呢？索貴軍帶著朱波，跑到北圖查出了中國世紀之初的那次日全食，清朝的道臺官員還要鳴鑼救護，救太陽，這個材料被我們發掘出來。文革中有一次日全食在新疆發生，科學院派了隊伍去，周總理有批示，日全食竟然成為國家的絕密。那個材料是絕密的。有一次日全食發生在二戰期間，全世界的科學家都要來，結果因為戰爭沒來成。結果這個片子在我看來是一個蠻有意思的片子，如果不是《新聞調查》，就是短平快搞出一個今天的鳳凰《週末大放送》之類的節目，那節目是不錯的節目，裏面很多老東西。

　　《新聞調查》那時候真是不惜血本，為了這麼一個節目，那邊的人在拍漠河的直播，王志戴著墨鏡拍直播，這邊陳新紅帶著一個隊到南京拍紫金山。朱波帶著一路人馬在北圖大興土木找東西，還有什麼人在找什麼，最後拼起來，那天晚上張步兵拉著我在旁邊，一段一段縫起來，好多對編機同時在編這個節目。編完一個陳新紅拿過來，我説不管了，給你30秒，你寫一段解説詞，“天黑了，又亮了，又黑了”，寫那個解説詞，那解説詞寫的很經典，到今天看來都是很經典的解説詞。就是那樣一個日子，很懷念那樣一種隊伍裏面大家的團結，那種奮鬥，那種同甘共苦。這是我經歷過的。我待會兒再講到《幼童》的時候，我們就能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了。《新聞調查》實際上在它發展的生命歷程中間，做過多次高水平的歷史解密。正因為這樣一些歷史解密，比如説有長江做的《國家的孩子》，講困難時期一幫很難養活的江南的孩子被送到內蒙古，在內蒙古人民的關懷下長大成人，這個節目是個不錯的節目。陳新紅做編導，長江做出鏡記者，張潔做的《真理標準討論》，沒有播，經典。劉春做的《高考20年》，很好。當然後來有些大題材，《大國的握手》，也是歷史的回顧性的解密的，回首中英談判。到後來我記得《新聞調查》做過《東方馬其諾》，徐慨做過一個《日本的華崗暴動》，你無意中發現，《新聞調查》在它自己的生長歷程中間慢慢發育出來一個技能，《新聞調查》實際上有歷史解密很強的技能積澱下來了，歷史感積澱下來，我們對現實題材也是帶著歷史感。

　　張潔：97年有過一次創作，在調查的節目裏面很特殊的， 2月份還是3月份，你和劉春做了一個井下工人脫身的節目，好象還是你第一次出境採訪。

　　錢：97年初我在拼命報題，我報過很多題，包括王府井，我插一些邊角料，包括王府井發現古人類，東方廣場施工的時候發現古人類，一個很好的題目。那時候《新聞調查》有20分鐘的節目，可以兩個20加在一起，我認為那是一個20分鐘節目，就連這樣的節目都不能做，什麼原因？東方廣場是某大老闆的投資，所有涉及大老闆投資的題目不能做。東方廣場發現古人類就因為這個不能做，我拼命報題，當時報題是來自北京的報紙，各個信息渠道，我覺得97年初題是越來越多，我自己掌握很多東西，有些單子批回來他們就去做。活開始正常運作，突然發現《北青報》報道了遼西義縣井下發生小煤窯事故，五個礦工被封在井底長達15天，最後進行救援，把他們救出來了，有這麼一個新聞。看了這個新聞以後，我立刻報了一個題説，應該去敘説非常罕見的一個故事。我跟老袁説這個故事是可以還原的，生死經歷，因為15天生死經歷，他們是怎麼度過15天，上面的人怎麼把他們救出來。這個題材在今天也可能做成另外一個樣子，就是對於煤窯的披露和批評。但是當時不是，我們這種所受整個環境的制約之下，我們考慮的是人性故事，是一個求生的故事，是一個救援的故事。當時報了題，可是一下子找不出出鏡記者，全派活都出去了，王志忙著什麼事。我就聽到老袁和堅平在後面商量什麼事，後來堅平跟我講，他説要不你自己試一把，你自己出鏡試一把。結果這個題材找不到出鏡記者，有兩個編導願意去拍，兩個都是好編導，一個是劉春，第二個編導是賽納，賽納説，劉春，我給你當攝像，我給你拍。其實呢，有一類題材，像井下求生有天然的魅力。選擇我去採訪也有一個説的通的理由，唐山大地震的時候，我採訪過五個礦工。後來我緊急抓了幾本唐山大地震，送了劉春一本，送了賽納一本，讓他們在路上看我當時採訪那五個礦工的情形，然後趕到義縣去做。這個故事是這樣的，由於我們得到了義縣電視臺的支持，義縣電視臺從故事發生的第一天就在現場拍攝，所以這個故事能夠被還原，是由於兩個原因，一個是義縣電視臺有實況非常精彩的記錄，另外我跟五個礦工的訪談，談出他們在井底的實況。作為我個人來説，在《新聞調查》第一次出鏡緊張得不得了，很緊張。我後來到《南方週末》以後，我回來開會，我跟《新聞調查》同仁們説，在《南京週末》遇到很大困難的時候，我勉勵自己的話是，我在《新聞調查》連出鏡那樣難的事都幹過，我還怕辦《南方週末》嗎？我能辦南方週末，我不怕，我出鏡都出過，出鏡是很害怕的。到後來電視出來的時候，我記得我是看著陳浩那個紅燈的，怎麼出來的時候眼睛看別的地方呢，我不能理解，我串場，我的眼睛沒有看鏡頭。當時很有意思，我們要還原現場，就下了井底，非常危險，不能下它那個裂口井，那個井已經封閉了，下到另一個臨近的一口地質形貌完全一樣的井，在底下解釋五個礦工的生命垂危時期的一些問題。我們還把攝像機裝到最危險的井的洞裏面，用吊車吊下去拍。我想是這樣的，儘管那個時候沒有後來的這些探尋事實真相的清晰理念。但是我們到了現場我們一定要看到現場，我們到了井邊我們人下不去，機器也得下去，所以機器特別下去一次，下到井底，把五個礦工當時冒頂塌方的地方拍下來。甚至在遼河油田打了一口井，放了一個鋼管，放到底下，給他們傳輸空氣、水和糧食，這個小的鋼管，賽納和劉春都決定要放微型攝像機進去，鋼管裏面怎麼回事看一遍，一直往下看。還做了一個很抒情的段落，小攝像機往裏跑，像時光隧道一樣這麼一個鏡頭。那個片子剪的時間很匆忙，但是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我們講這種故事，人文故事，也許不是《新聞調查》裏典型的調查報道，但是它確實非常典型的，像美國的《48小時》裏面的生命故事。你想我們想抓到什麼東西？——井下礦工最脆弱時候的心理。他們説他們在井下通過送水的管子，叫生命孔，曾經向上遞過許多次字條，字條在哪兒？我就到處找，最後從縣裏一個幹部的抽屜裏抽出來九張紙條，這九張紙條有的是在香煙殼上寫的，有的手紙上寫的，有的是亂七八糟的紙寫的，攤開一看真是震撼心靈。他們在生命最垂危的時候，他們寫的是，寫給自己的家屬説：各家趕快湊錢。叫礦東來救我們，他們不相信政府。因為上面不斷喊話説政府在救你們，他們説我們不相信。叫礦東，我們各家湊多少錢，幾個人簽字。還有一封信寫著，趕快給我們送藥來，那個藥指的是什麼呢？是鴉片，大煙，送大煙來。其實我也知道其實在東北農村，還非常普遍在抽大煙，抽那個東西。他們送的就是那個藥，這個紙條裏都有，我看了是十分震撼的，如果説了解，純粹了解一個生命的故事，了解這些人生命垂危時候的經歷，我得到很多東西，一點不亞於我在唐山時得到的東西，這是當時一個情景。

　　記者：那個節目播出的時候，有那些紙條上的內容麼？

　　錢：都有，播了一部分，像大煙沒説清楚，煙土沒説清楚。

　　記者：讓礦東來救他們呢？

　　錢：有。

　　記者：不相信政府呢？

　　錢：這個話沒有，不相信政府是我們的理解，因為政府一遍一遍喊話。這個節目97年1月31號，獲得第一季度銅獎。節目名字叫《376小時》。

　　錢：376小時播的時候效果是很好的。當時羅明是總編室主任，老袁在辦公室，羅明走出來看到他，還有幾個人看到老袁説，《新聞調查》做了一個像電影一樣的片子。

　　張潔：這個節目在調查的歷史上也是，就跟《滲灌》那個節目對調查後來的影響，是第一個帶有人性色彩，生命色彩的。救助還算一個主題性的東西，是大的東西，這是一個單一的事件，挖掘人性的色彩。

　　錢：當時我記得小草他們拿來，《48小時》裏面拯救凱利，因為《48小時》我看過很多，這路故事是他基本的東西，小孩掉到縫裏去了，多少時間搶救一個小孩，很多這樣的題材，拍得非常好，整個訪談、現場，結合都非常好。

　　因為我沒有參與後來的99年、2000年激動人心的歲月，但是對我來説97年是激動人心的，對我個人來説，因為我直接參與非常多的節目，無論策劃也好，還是我自己出來也好。96年底，我們當時有一批這樣的節目是從《焦點訪談》撐大了拿來的。當時我們調查節目不夠播的，每個月三個自己做的節目，要有一個從《訪談》撐一個節目出來。這個節目是講的物業，今天已經變成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就是物業管理的民主化，社區民主問題，選擇物業的問題。當時柏楊做了物業。

　　我想我進入新聞評論部大概也是這樣一種形象，老袁帶著我到評論部坐下來，這邊有孫玉勝，這邊有老袁，這邊有柏楊審片，我參加過很多領導審片，主任的審片我在旁邊呆著。主任問我，你有什麼看法。弄完以後，好象有點不滿意的地方要改，但是怎麼改沒想明白，柏楊有事走了。走了大約有半個小時，老袁、玉勝、我都坐在那兒挖空心思想，後來我突然跟老袁説，老袁我可能有點建議，然後我用紙，我現在已經説不上我提的是什麼具體建議，大概紙上畫了一二三，一定是主題調查的典型的方法，怎麼進入、怎麼推論，怎麼概括上升，你們很熟悉那套方法，我一開始帶來這個方法。老袁一聽就高興了，立刻尋呼機呼柏楊，勒令他趕回來，説錢老師有主意了。柏楊回來了，跟我談，有什麼高見，我就把我畫的紙給他看。

　　調查的同事對我特別好，我歲數稍微大一點，是個老大哥，所以有很多時候調查的編導拍回來以後，乾脆把場記本給我看，我想無論是吳越也好，陳新紅也好，杜曉靜也好，都有過這樣的經歷，拿著場記本讓我在上面勾，哪句話是重要的，哪句話怎麼連。97年，當我們有了《376小時》，《鐵路改革》獲得金獎，有了《尋蹤日全食》，張潔的《選拔副局》。其實在97年的時候，《新聞調查》已經開始有比較好的口碑，因為這些題目都不是簡單的歌頌，都不是簡單的宣傳，他離宣傳已經真的是越來越遠了。

　　這個時候有一個值得説的，就是在97年出現了一個《鬍子工程備忘錄》。我跟你們説當時一個情景，《新聞調查》題目哪兒來的？最初我一個人來到軍博的時候，沒有第二個全職的策劃，沒有正式的報題制度，每個編導自己報，沒有一個規範的報題制度。我來了以後，夏駿從自己家裏抱來一大堆，大概近三個月的報紙，往我那兒一放。我就在軍博的房間裏看三個月來的報紙，因為我自己家裏也沒有報紙看，也沒有那麼多靈感，看了以後剪。我拿本子剪了若干個題，有些題我剪給老袁看，比如説有中國的煤田大火，我印象比較深，有中國一起關於私營和紅帽子問題，就是企業的紅帽子問題，就是企業歸屬權的爭議，有蘇州的沉降問題，都是從問題出來的。大概我給老袁送過一本慢慢給他看，等到97年的時候，報紙越來越多，電腦給我換了586，老袁給我極好的待遇，製片人在裏面房間，一齣門就是我的一個大桌子，最大的桌子、最好的電腦，特別好的一個辦公區給我，讓我在裏面工作，讓我報很多題。可是我們的報題來源還是很有限，這時候編導告訴我沒有題了，到處找題沒有題了。

　　這時候我突然在老袁辦公室的字紙簍裏發現了一本新華社的內參選編，大家看過丟掉。我就撿過來看，我一看內參選編上有個雲南的鬍子工程，立刻勾了這個題，立刻就報，報了以後領導立刻就批了，劉春立刻打電話給新聞社的人，立刻打電話給陸建華，讓陸建華做具體策劃跟他走，陸建華跟到現場。所以這個選題是來自字紙簍裏的一本內參。我們是抓到籃子裏的菜。

　　97年的時候有一件特別大的事情，就是老袁曾經帶著全班人馬奔赴上海，帶著夏駿、王利芬、王堅平，劉春，還有一個編導，這麼大一個班子在1997年春天到達上海，為什麼？是要搞四期連續的《新聞調查》，講國有企業的改革，這也是我經歷過的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叫做總體策劃，就是對於一個月的四期節目用一個總的主題、分主題，總問題、分問題，當然都是問題，我們還請了曹遠征給我們講課，請來很多經濟學家，到了國家發改委、經貿委一路談過去。可以説我們的主題性調查到那時候走到極致了。我們想幹那麼大的事情，想用《新聞調查》連續四期來解讀中國的國有企業，來展示國有企業的變革。但最後沒有搞成，投入人力、物力，策劃案全部拿出來，這些東西都在，具體的策劃案，具體點都看好了，像王利芬要拍上海的紡織、鋼鐵，都看好了。最後領導決心有變。

　　這時候我想説夏駿離開了去搞一個大的紀錄片《改革開放20年》。這時候我也離開一段時間去搞《中國之路》，還是18個《焦點訪談》的系列，我沒有搞成國有企業的四個《新聞調查》，卻到《焦點訪談》做策劃，搞了十幾個為十五大服務的。97年是黨代會之年，十五大之前大家都在看國有改革，因為十五大最大的動作是股份制，講體制改革。

　　這年很重要的節目是《恢復高考20年》，這個節目是很重要的。我想講這一年，小草她從搞了《生命的救助》以後，第二個搞的是《明天怎麼看病》，第三個是《冷鏈》。然後是《大雁》。她作為一個編導，她的選題有這樣一個特色，我想當時有一些花絮值得説的，她做完《生命的救助》以後，我和老袁幾個人在説，其實《新聞調查》應該有一個編導老是盯著醫院，我當時有一個濛濛朧朧的感覺，如果有一個人對醫療有很多了解，老是跑醫院，成為一個白衣記者，她可能會獲得很大的成功，再有一個我歷來認為生命的題目是很重要的。事實證明是這樣的，後來《新聞調查》也涉及很多醫院的題材，包括眼球，包括換腎，跟醫院的關係很大。其實《冷鏈》、《看病》、《生命救助》三個醫院的題材，《鳥兒》、《垃圾》兩個環保題材。第六個是俄爾尼諾。結果胡勁草變成這樣一個編導，她始終在這樣兩種選題上，一個是生命的題目，一個是環境的題目，人、自然，始終這樣。我記得我當時也給小胡提過這個建議，我説其實每個人幹的是有限的，你下決心幹好一個，在一個方面多學點，多幹一點，所以説當時我做策劃的時候，也考慮不同編導的長處，當時也有這樣一個特點。其實97年完了以後，胡勁草的特點已經很鮮明了。就是關於生命的題材、環保的題材。

　　這一年我們還做過《初級意味著什麼》，這個實際上今天好比説三農如何如何，三個代表如何如何，是一樣的道理。

　　我想1997年的選題跟我有很大的關係，大部分選題是我報出來的，有很大的關係。選題方向裏面的這種無奈，很多時候選題分量的失重，分量很輕是很無奈的，比如大家可以記住這些選題，《反季節蔬菜》、《賣舊貨買舊貨》，這些選題都是我報的，當時我心裏是這樣的想，我們調查有些編導適合做某一類題材，不那麼強烈，但是還有一個原因，這類題目比較好批。《反季節蔬菜》説的是一個經濟問題，貨品流通問題。海南的反季節蔬菜如何打入內地，是經濟問題。陳新紅拍回來真是非常尷尬。反季節蔬菜回來的時候，我記得新紅和張羽在我面前有一種無奈，這個節目很不好做，很不興奮，我也很無奈，幫他們弄，這個解釋詞怎麼連，賣舊貨、買舊貨裏面有很溫馨的場面，講貨品流通。真的是我辦《南方週末》，就是在經濟版一篇文章而已，一般不會做大，這樣的東西。可是在《新聞調查》當時沒有辦法，把它放得很大。但是整個97年，我自己覺得我還是很多的興奮，你看香港回歸的時候，也沒有題目，《新聞調查》也沒有題目，什麼敏感都不可以做，逢年過節、逢會、黨代，這都是選題的柔軟期，所以我就報了一個《守望者的見證》，又當了一次出鏡記者。沿著深圳各個海關採訪一些老海關關員，這又是歷史解密。怎麼説《新聞調查》一直積累著歷史解密的興趣和本領，這都是歷史解密，利用老照片、老史料。

　　説來有趣，這次《幼童》裏唱主角的被採訪者劉深寧，當年也是我們為了採訪，《回歸者的見證》我認識的，是《守望者的見證》裏第一個採訪的人。上過鏡，歷史學家劉深寧，然後我敲門走進他的辦公室，到他的學校裏面去。拍這樣的選題。但是我覺得帶著這樣一種心情，我尊重那個時期，尊重那個時期所有人的汗水，尊重那個時期所有的編導，所有的製片人他們所做的努力，我還給王猛出過一個題目，《川北拍賣山平糖》。那是王猛的處女作。王猛和劉山英，劉山英做具體的策劃，在我那臺586上面，王猛説，錢老師你給我打，説一句打一句，我那個時候在《新聞調查》也常常兼有這個功能，幫大家錄入，那時候打字的人很少，看我會打電腦挺時髦的。打一篇，邊打邊説，説三平糖的拍賣，大邏輯、小邏輯，大問題小問題，怎麼套的，一環一環怎麼走的，我想想很溫馨，我一想到當時王猛和劉山英在一個禮拜天，滿頭大汗，三個人擠在586前面，這個題目真的是，也是《南方週末》都不一定會登的，但是領導可以批。這樣就説到98年了。

　　記者： 96年、97年那個時候，《新聞調查》在理念上實踐上，題材可能比較廣泛，或者比較謹慎，就像你剛才説了走了一條中間的路線，總的説這個時候有一種什麼特點？

　　錢：我想再勾勒一下，除掉我們受的環境制約，你不得以的無奈這樣一個問題以外，仍然有很多積極的探索，這些積極的探索，我個人認為為事後《新聞調查》的發展積累了一種資源和經驗。比如説我們自己建立了一個“科情辭典”，我們常常在我們出版的叫做《調查月報》雜誌裏，登了一個小欄目，叫“科情辭典”。有很多詞，什麼瓜藤法，什麼拉動力，什麼漂流式採訪。這些東西除掉幽默笑話的一面以外，需要理解的是已經有一種概念説，《新聞調查》的結論不是在調查之前的，《新聞調查》的調查過程應當盡可能是隨機的。什麼叫漂流式調查？漂流式調查就是説，你的橡皮筏子從長江源頭放下去以後，遇到礁石、遇到浪都是隨機的，這叫漂流式調查。你怎麼到長江後並沒有任何一種既定的航標、路線，是你順著漂下去，這是漂流式的調查。

　　記者：哪一類節目是屬於漂流式的調查？

　　錢：其實《冷鏈》就是一個漂流式調查，《103》也是一個漂流式調查。這些概念其實在心裏一點點積累起來，還有一個東西，事後看非常重要，大家非常枯燥、非常難受的卻完成了對中國國情的學習，這是不簡單的，那麼多專家跑過來給我們講經濟課，講中國改革大的問題，講中國改革過去、今天和明天，不能小看。雖然對節目來説，可能節目沒有，但是事後很多人，很多編導的知識儲備裏有了這一層，對國家大局的把握，這點也是重要的。因為我們牢牢抓住改革，牢牢抓住中間突破，牢牢抓住國計民生的結合部，實際上《新聞調查》的題目是盡可能走公眾關心的公眾話題的，這是沒有疑問的。還有一個，《新聞調查》在劉春《一言難盡擇校生》節目裏已經露出一種意見的多元化，這個也有端倪了。在某些中性的題材的時候，你可能包容不同的意見，沒有一個簡單的結論，這個態勢已經開始出現了。基本的立場，這個國家要走向什麼地方去，這個國家舊的體系要解體，新的東西産生於民間，對民間力量要呵護、要支持，這個時候不得不説到一個特別重要的節目，就是張潔97年做的《嘉華改制》非常典型。這個過程是個完整的過程，怎麼會做到《嘉華改制》？前面有我們四期流産的總策劃的國企改革，好多人卷到國企改革裏，對《新聞調查》可能是個國企改革年，而事實的結果是國企改革的片子真正出現的是什麼呢？是《鬍子工程備忘錄》，是一個交通的改革，叫做《四通大橋》，這些節目不好看，有很多是不好看的，但是它背後改革的深度，改革的尖銳度是很強硬的。《四通大橋》講的是什麼，講的BOT模式，就是興建高速公路的模式，什麼人投資，然後國家用一段時間再歸還這個人，再歸還國家。然後大橋建好了，私營企業家投資的大橋建好了，國家的準生證還不給他，還要在旁邊興建一所別的橋，分流別的車輛，可能把他的財産葬送于一旦。王利芬做完那個節目，他自己很激動。

　　所以我想是這樣，97年有了那麼多學習，如果能按原有的計劃播出，張潔的《嘉華改制》是非常厲害的。這個節目沒有能夠播出，卻成為三聯生活週刊一個非常重要的封面，成了這樣一本週刊在當年起飛的一篇重要的稿子。

　　張潔：97年幾個特別的節目，很另類，但是符合收視趣味，比如《376小時》，比如《國家的孩子》，比如《鬍子工程備忘錄》，其實三期節目到99年就是主流了，故事性、人性。但是在97年這三期節目年初、年終出現了，也蠻有意思的。這三期節目的出現，有的跟你關係也很大。《鬍子工程備忘錄》是97年5月份，《376小時》是97年1月底播出的，《國家的孩子》是97年8月份，這三期節目在整個97年裏比較另類，比較少。97年就這麼一些輿論監督色彩的節目。

　　錢：實際上《新聞調查》選題總有這樣一個問題，選題空間很小，我們主要從縫裏往外鑽，你知道那個正面選題在我看來一定需要趣味的，比如《空中傳奇》講的是一個飛行員，他的飛機突然出事故，座艙爆了，他在即將爆炸的情況下，進入螺旋，這個人昏了，這個飛機下來以後他醒過來，把飛機開過來，把一個破飛機開回來的故事。

　　到《從市長到囚犯》之前，始終陷入選題的苦悶期，在十五大以後，這是一個規律。大家總以為開過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立刻會出現輿論監督或者輿論寬鬆的高潮，其實不然。《哈爾濱市長》什麼時候播的？

　　張潔：98年2月份。

　　錢：那天晚上本來是要播哈爾濱副市長朱勝文的。哈爾濱已經萬人空巷，街上的出租車，《新聞聯播》都預告了，結果我們正在吃飯的時候，突然誰傳來信息，説這個節目取消，在播別的節目，把《新聞調查》的備播節目播出來了。這個節目在《新聞聯播》已經預告的情況下突然撤掉，在全國是很大的事情。

　　後來我們飯也沒有吃好，坐著賽納的車回到《新聞調查》。《新聞調查》有這個氣氛，一旦一個節目沒有播以後，好像是一個特別大的災禍發生了。我慢慢説下去，這樣一個時候，我自己很苦悶，我們的策劃組已經有了，策劃組裏有楊繼紅、朱波，還有我們的助手，楊紅宇，有一個小組，我們小組廣泛去聯絡選題，去接觸部委，爭取找到選題。基本的思路跟97年是相銜接的，還在做中國改革問題。比如我和張潔去過一次山東，試圖做山東的房改，還是國計民生，百姓關注，告別計劃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這樣一些基本的觀念。這個時候由於98年要開人大，那個秋天和第二個春天之間題目又是不容易操作，為什麼呢？黨大剛完人大要開，什麼題目都很難做。這時候報了一個再就業，為什麼呢？新一屆政府會把再就業作為一個特別大的問題，《新聞調查》趕著派了三個組做再就業，賽納心臟都犯了病了，累的。

　　胡勁草是一組，到了遼寧，還有一組是賽納，到天津是王志一組，還有陳新紅編導，一個《新聞調查》分三個組，我帶了一個組，帶了杜曉靜到哈爾濱做下崗工人。我等於説是替杜曉靜把現場的採訪完成，替她擬了一個編導案以後，杜曉靜第一次獨立當編導，然後王志飛過去，王志幾頭跑，他是出鏡記者，幾頭跑。那個節目比較生動，那幾個姐妹也是挺好看的，這又是《新聞調查》的一個東西。《新聞調查》要做這些主題式的調查，在97年、98年之後已經不那麼枯燥了，有很多鮮活的故事，有人物、有故事，有很生活化的拍攝，很多東西很好看的。但那個時候在我內心想，試圖選擇一些比較好的題目，這個時候我發現，朱振江這個市長到囚犯，他的故事已經被《求實》雜誌登過一次，叫“一個市長的懺悔”。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被批准的可能性是絕對大的。所以我把這個題報給了玉勝和東升，既然《求實》雜誌都登過這個東西，我們重點在於挖掘一個罪犯的內心，敲響警鐘，為黨內的廉政教育提供一個教材。領導覺得這個可以。

　　鋻於我是一個老記者，我請纓去監獄採訪。怎麼會有這樣的壓力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在97年之後，中國的媒體裏面出現了獨樹一幟的《南方週末》，之前不是沒有《南方週末》，96年以前的《南方週末》現在回頭看一下沒有這樣的鋒芒，它的鋒芒是在96年之後到97年變成為國人皆知的反腐敗報紙。我記得98年年初，在《新聞調查》一次全體會議上，我很難受地説了這樣一番話，我説《新聞調查》是一個成長期很長的一個名貴植物。同時我説的話是，今天我們要想想為什麼我們的節目沒人看？不是因為我們不會做人性故事，不是我們不會做新聞故事，而是我們根本就喪失了像《南方週末》那樣的反腐敗、大案、要案的題目。我在98年年初在《新聞調查》有一次有點失態説過這個話。那是李大同來給我們發獎，我當時講過這個話，那是稍晚一點的事情。但是就是在98年考慮選題的時候，我試圖跟領導報從市長到囚犯這樣比較厲害的題目，領導也批了。事後過了幾個月，李東升見到我，説我頂著很大的壓力，批這樣的節目。也可見領導的一種心態。

　　我想這個節目大概是這樣一種東西，是一種心理的探究，如果説心理的調查也可以，這樣一個調查。我想説的一個意思是，同時《南方週末》，後來我的部下在鄭州採訪，可是因為我們是中央電視臺，我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們獲准在河南省紀委的幫助下，在監獄局、反貪局的幫助下，成功進入監獄跟市長談了三天。《南方週末》的記者完全不可能進去，在外面，用外圍的材料。最後《南方週末》出了一個頭版頭條，叫“三貪官怎麼怎麼貪污百萬，一市長獄中懺悔萬言”，有這麼一個頭條。後來我見到他的時候，雙方相視一笑，因為我有條件進去，他沒有條件進去，《南方週末》沒有多少材料，但是搞的非常烈性。我們有很多材料，我們只能做的比較溫和。溫和在哪兒呢？我跟市長談的時候，我對體制的問題多有逼問，這個市長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環境裏，什麼人可以監督他，什麼人可以跟他有什麼關係，我問過紀委跟他的關係，問過報紙跟他的關係，問過新聞記者跟他的關係，我繞著圈問了很多問題，統統被刪掉。當然最後剩下來一個什麼呢？剩下來一個對於他的譴責性的，有些問話在譴責他，變成非常鮮明的，我們解説詞更多的一些譴責。

　　我看到過有一個美國記者在獄中採訪一對兄弟，我和堅平看的時候，我們都説我們什麼時候也要這麼做一次，這個理想醞釀的時間很長，最後終於有機會做了這麼一個東西。後來《新聞調查》大家也越來越善於做獄中的訪談，怎麼能夠做的更加平等，記者更加中性等等，這樣一些問題。很艱苦，談話非常艱苦，他根本不配合的，我想背後可能還有一點威逼的意思他才配合，背後有反貪局的人，有紀委的人，他才勉強配合，是非常不配合的。而且反貪機關抓住的證據是不大的，把他弄進監獄是40萬，不明資産70萬，今天看來都是小意思，當年是這樣一個情況。但是對我來説是一個很大的鍛鍊，這麼一個艱苦的採訪，我不能完全用文字記者那一套，你還要兼顧你是在拍攝，兼顧片子是要剪出來的。好在賽納、堅平他們都在現場，《新聞調查》出了最強大的陣容，這邊有陳威、李宏衛這樣一個隊伍。

　　這個節目出來以後，在圈內有很多爭議，對我的採訪方式有很大爭議，是否是記者採訪，或許你這是檢察官的審訊、法官的審判，這是有爭論的，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有些這樣那樣。但是理解中國當時的語境和氛圍，反腐敗成為公眾的一個極大的需求，這樣的節目在播的時候激起的社會反響是很大的。當時我們新來的策劃，就是現在在部裏面那個陜西來的，叫孫金嶺，到機場打個電話回來，説機場的電視正在播這個節目，所有的乘客全部不出聲在看那個東西。我走到各個地方聽到他們的議論，我收到很多很多來信，都是講《新聞調查》把一個人完全給扯開來，看他的內心，把一個貪官、市長扯開來看他的內心，這與過去我們做國計民生是突然一亮的一個東西。緊接著第二周，《大官村裏選村官》，這是緊接著兩個節目，先是市長，再是大官村。又一次受到公眾的好評。所以在那次開泰山會議前後，《新聞調查》有一個特別大的收視的熱潮。

　　張潔：當時做這個節目一對一的採訪，對40分鐘的節目，能夠盯下來，是要很大的心理準備的。

　　錢：一個人對一個人的採訪，我在一開始覺得是值得一搏的。問題是什麼題材？因為我認定像這樣一個題材是值得一搏的，對方是一個原市長，現囚犯，他的命運有一個很大的跌蕩，我這40分鐘是想勾勒他的人生軌跡。實際上你看，我不論採訪礦工也好，採訪這樣的人也好，我有一個本能，我的本能是從人性出發來看他的問題，他原來是個善良的孩子，他當孩子的時候是怎麼回事，讀大學的時候是怎麼回事，考上大學沒有錢買車票去讀大學，他怎麼到車站扛活，説的時候都是失聲痛哭的，我是慢慢跟他磨這個東西。一點一點跟他談這個東西，我為什麼覺得值得一搏？我知道有困難，但我不是一個職業的電視編輯，我對他的難度想象可能遠不如賽納、堅平看到的這麼大，因為我看過美國的節目，既然他可以做，為什麼我不能做呢？

　　我還是比較自負的，對於文字採訪那方面，覺得我已經抓住一個極其富有戲劇性的人，我能夠把他的故事採訪出來，呈現出來。加上堅平，我知道堅平很著急，他們聽我採訪的時候，常常覺得我跟他沒有交鋒，有的時候常常休息一下，加強交鋒，要有這樣的溝通。後來李東生審片的時候也説，很多問題他已經把很壞的話放出來，記者不去批判，不去給他回擊，沒有回擊他。

　　記者：好多人記住你就是那期節目。你剛才談到，對你的採訪方式有一些爭論，有人認為你是記者，有人認為你是法官，今天反過來想，你對當時的採訪方式有些什麼感受？

　　錢：我是這麼看的，我説我自己的實話，我講了，我們來到新聞界，從一開始並不是職業的新聞人，我們受的新聞職業訓練較少，我們是帶著文以載道的文化人的情懷進入到這個媒體的。進到我的〈三聯生活週刊〉，進入《新聞調查》，無不是這樣的。因此當我坐在他面前的時候，我知道我應該控制我自己的情緒，把我自己變成一個較為中立的，因為我並非不知道中立、消色這些概念，但是坐在他面前的時候，特別是當談到他竟然收受一個下崗工人送給他的錢，我自己內心很難控制，説實話我很難控制，我做了很大的調整來控制自己，但是有的時候很難控制。跟他問話的時候，有的時候確實是一種內心的流露，這是我的看法。如果有另一種態度更為沉穩，而不易流露出來，是值得效倣的。但是我絕對不同意另一種做法，就是臉上表現出偽善的笑。對著這樣一個是非本應相當分明，在你自己內心有著真實情感這樣一個場面下，你有意為了證明我是記者，然後給他設圈套，跟他套近乎，進入到你的話題來，我不採取這種態度，我覺得那樣的記者同樣是醜陋的。

　　對我們這樣走過來的人來説，沒有什麼比內心的真實更重要，所以我願意接受很多批評，你這個採訪像審判官、像法官，我在日後的採訪裏，如果有機會我會一點一點調整它，當我來到〈南方週末〉的時候，我對我的記者的要求是這樣那樣等等。當然還有綜合的原因，包括我們位置的設置，光線的擺布，進場、入場，還有一系列的，這是大家一個共同的實驗。

　　我準備非常多的問題，我把所有跟市長相關的卷宗，我提前去了將近一個星期，就躲在河南省紀委的招待所裏面看卷宗。可以説我對朱振江的細節非常熟悉，對這個人走到那一步所有的東西非常熟悉，我心裏是有底的。我排了好多表，收受賄賂的時間表，事件、結果，起訴，認定的事件，判決認定的事件，那個表當年我都特別清楚。但是你要知道，我跟後來的調查記者，跟後來〈南方週末〉調查記者，咱們《新聞調查》調查記者有很大不同，我們現在很多很多非常堅硬的法律知識，從法律角度要去弄清這個真相，但是我當時不是弄清真相，我當時來説是探究內心，是試圖對這樣一個市長一生的人生的軌跡來還原。説到底還是從前做報告文學積累下來的這種理念。

　　張潔：98年創作裏面，還有哪些印象比較深的？你參與策劃的。

　　錢：98年我參與策劃印象還比較深的，我最後一個節目是關於大學面臨改革。

　　張潔：是擴招嗎？

　　錢：不是擴招，是合併，浙大合併了若干個大學，是我第五次出鏡。由於我仍然不會串場，所以這個節目記者沒有串場，我太怕串場，成了一個習慣性的恐懼症了。一個典型的笑話是，我在浙江醫科大學的草坪上串場，一遍又一遍，我怎麼也記不下串詞，串詞是我自己寫的，我還記不住。串了很多遍之後，王忠新提醒我一個細節，錢老師，在你開始串的時候，有一個蜘蛛爬到我們的攝像機上來織網，你看一看現在怎麼樣了，我看這個蜘蛛已經織成一個完整的網了。我不會串場。那個節目是改革思路的延續，我們《新聞調查》改革的題材，涉及各種各樣的領域。甚至有一個問題，我寄予極大希望的，叫做《瀋陽怎樣過冬》，我們對體制上的很多問題，從農村的土地承包，從城市的供暖體制，從教育制度，從鐵路的思路，很多問題都在涉及。

　　我補充一句，我剛到《新聞調查》第一個節目《歸國潮》拍攝過程中，我和夏駿請曹遠征老師吃過一頓飯，曹遠征老師是《新聞調查》一個特別好的一個經濟方面的專家，他是中國銀行，中英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第一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學博士。我們問曹老師，《新聞調查》怎麼做？怎麼介入中國的改革？曹老師説了兩句話，第一句話是不遺餘力的去鼓吹競爭。第二句話是不遺餘力去呼喚競爭中的秩序。這成為我和夏駿很長一段時間腦子裏想的問題，就是競爭和公平，效率和公平。所以《新聞調查》的選題涉及到國計民生方方面面的問題，一個一個去碰，從國企碰到供暖體制，都在碰，大學也是這樣，大學體制該怎麼辦，等等。

　　這個節目做得很苦，也不怎麼成功，就是這樣一個不怎麼成功的節目差點被槍斃。真的，很難受的。為什麼呢？這個節目播出期是在6月，6月初，又是到了一個日子，所以領導特別，很慎重吧。

　　張潔：98年《新聞調查》發生過第一次領導變動，夏駿提拔為製片人，你作為調查的核心樞紐，你覺得兩位製片人在你的在任期間，你感覺夏駿接手以後，他對調查的發展做了哪些調整，你幫助他做了哪些規劃？

　　錢：準確的説夏駿接手是在98年2月份，夏駿接手到我走這個時間很短，因為我跟夏駿在96、97一路走過來，這時候有很多共同理念，包括剛才講的這些東西，我們問曹老師，問到一些東西。但是夏駿來了以後，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理念——收視率。就是在夏駿身上你看到來自市場更大的壓力，雖然《新聞調查》沒有直接市場壓力，但是間接市場壓力夏駿看得非常重，夏駿對於收視率看得非常之重。這是一個。

　　然後夏駿準備調整內部結構，怎麼調整的，我現在已經説不很仔細了，也説不很全了。希望調整整個內部結構，包括我們策劃組的一些功能也有所調整。他跟我商量過，是否我要有更多的時間到第一線採訪，他還是很鼓勵我去做一個出鏡的採訪記者的，他認為生薑還是老的辣，老記者還是有老記者的一套東西的。還希望我去採訪。當時還辦了一個《調查月報》，因為我是辦刊物出身，這個對我來説很容易，也是很想玩票的事情，所以第一期、第二期都有我的玩票。這個過程不太長，夏駿和前任之間有什麼理念上的遞進關係，我不能説的特別詳細。因為這裡面有一點，可能張潔考慮到，在夏駿接手之前，我一直跟老袁有直接的工作關係，袁正明坐鎮這個地方，雖然步兵是製片人，但是有很多時候我覺得很多決策是老袁在直接帶著做。一直到我們到山東去，都是老袁在定選題。

　　張潔：夏駿的收視率，你跟他有抵觸嗎？

　　錢：這個倒沒有什麼抵觸，因為《囚犯市長》創了高的收視率，《海選》創了高的收視率，我們都是這個收視率直接受益者，覺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尤其到後來，他的《三戰洪水》也都創了收視率，是很好的事情。那個時候張潔病了，我經常在醫院裏跟張潔聊一個事情，我們倆聊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放在他枕頭邊的《南方週末》，因為強大的壓力到來了，像那樣一份報紙，他的主張、他的理念。後來楊洪宇來的時候，大量的選題是，《南方週末》想報什麼東西。我們都想做《新聞調查》，都不能得到批准，有很多大案要案，很多尖銳的東西，都不可以做的。所以越來越感到那種壓力。

　　記者：後來是什麼原因使你離開《新聞調查》去了《南方週末》？

　　錢：去《南方週末》的由來很久，我沒來《新聞調查》以前，《南方週末》就希望我去的，95年我從《三聯生活週刊》出來，他們就希望我去。當時他們有一個新的刊號，希望我辦一個週刊。後來一直刊號沒拿下來，我就來了《新聞調查》。大概有一個直接觸動的原因，是《南方週末》老的主編老左他退休以後，仍然在那裏堅守著，他突然得了一場重病，腿不能下床，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當時很難過。你也可以理解，其實我更想到一個更大的能發揮的空間裏去，《南方週末》當時有這樣一種空間，所以他們招喚我去的時候，我是願意去的。而且做平面媒體，我自己還是有更多的優勢。所以我從98年答應的老左，大概有小半年的醞釀，這個年初我已經去過一次南方，就是我們拍完市長以後，我們又飛回北京，我是拍完市長以後飛到廣州，去參加《南方週末》的一個會議。我跟《南方週末》談了很多東西，所以請你們理解我對新聞的一個基本的看法。

　　一方面我當年來到《新聞調查》，我對張潔他們説，不要急，不要躁，一步一步穩穩噹噹走，要堅持，一個厘米、一個毫米的拱。98年我來到《南方週末》也看到群情洶湧，群情洶湧，就是對這個國家的改革，對這個社會的不平，充滿了洶湧，我又一次回到96年剛來到《新聞調查》的狀態，我給他們非常嚴肅的一次講話。我給他們講話，提出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反貪官，別當水滸好漢；第二句話是，反霸權，別搞民族主義；第三句話是反偽科學，千萬要給真科學的發展留下空間。這全是衝著中國當時一些缺陷來的，因為他們大有水滸好漢的，綠林好漢的樣子。在對待霸權的問題上，有時候流露出民族主義情緒，反偽科學的時候，他們把一切不可理解，人類不可理解的現象都説成偽科學，有這個情況，其實這就是我的內心，我無論做《新聞調查》，做《南方週末》，我都是有一個不變的，我自己的一個理念，我覺得這些年我沒有變過。

　　有意思的是，為什麼我講，我雖然對於《新聞調查》職業化的調查貢獻甚少，就是後來的這些同事們做出了十分輝煌的調查性報道，而我在《新聞調查》幾年我沒有參與這個，但是調查的同仁仍然把我視為他們的一個摯友、好朋友，在精神上有密切的聯絡，認為我跟調查理念是一致的，什麼原因呢？首先是調查的人文情懷的基礎是一樣的。再有一個，我來到《南方週末》，我反而實現了自己的調查理想。我一到《南方週末》，就面臨改版，16版改成24版，立刻把調查版創辦起來。《南方週末》每一期至少有三個調查，頭版一定是調查，調查版一定是調查，可能還有一個調查。

　　然後我們旗幟鮮明提出來，一個新聞記者的珠穆朗瑪峰就是調查報告，你想登上你事業的珠穆朗瑪峰嗎？請你寫一篇調查報告來。《南方週末》很清醒把調查作為自己的立身之本，作為自己商業，在市場運作中他商業中切分的一塊市場，它很清醒的。然後對於調查理念，一整套的東西慢慢在98、99、2000、2001年成熟了，我們有一支非常好的調查隊伍出現了，調查記者出現了。所以為什麼後來張潔給我打電話，劉春給我打電話，這裡的朋友給我打電話，覺得我跟調查仍然是那麼親近，我想這是離不開的。我在這裡可能沒有實現新聞人的這樣一種實踐，我到《南方週末》遇到了。甚至連瓜藤法，甚至連漂流式調查，甚至連我們原來的求證這些基本的概念，我都帶到了南方，而且被我的同事所接受。我們叫做一個調查，一定要有調查路徑，調查路徑一定可顯示，在一個報道裏可顯示，為什麼？顯示你的正確性。然後人證、物證要上版面，全出來了。然後記者一定要排除自己主觀的是否、好惡判斷，去做真正的調查，“割舌”案就是這樣的調查。我曾經在《新聞調查》把“割舌”案全過程講給他們聽，不把你的情緒帶到調查過程裏去，而是帶著一切的置疑，置疑權貴，也置疑受害者。看起來挺殘酷，要置疑。

　　到底有沒有被警察割掉舌頭，以至於最後到北大的法學專家去，請他張開嘴，看到舌頭，做出了法醫斷定説，這個舌頭受到鈍器的重創之後，一切才大白于天下。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很有戲曲性的一個情形是，當我原來做新聞的時候，我或許自己做過一兩件調查的事情，比如説唐山大地震第七章是真正的調查，我調查除了地震局何以漏報了唐山地震這樣一個，簡直是太可怕的一個歷史事實，但是我沒有更多的機會做調查，我做雜誌，做這個、做那個，來到《新聞調查》一直是在補臺，在合作，在溫和的前進。在勸説我的小弟弟們少安毋躁，不要急，不要急，然後我跟大家一起做事，我們再苦，我們熬，選題不行，我們做差的，一定要做出來，欄目一定要保住，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自己的素質要提高，要會做。

　　記者：98年離開後，你現在從《南方週末》再回望《新聞調查》，是什麼感覺？

　　錢：我到了《南方週末》以後其實跟《新聞調查》從來沒有斷了聯絡，幾乎每期都看，常常通電話。我記得印象最深，我有幾次看完節目立刻發短信或者打電話的，有《絳縣的經驗》，有《跟神話較量的人》，還有《眼球丟失的背後》等等，我會隨時跟他們聯絡，這些節目，我很高興，看到這些節目，後來發現在2000、2001越來越多標準的調查出現了，探尋事實真相成為一個最基本的東西，當然我對《新聞調查》還有過這樣的擔心，就是不要把它作為唯一的目標。我們可能還有大量的節目要是溫和的，保護欄目過關的題目。調查性節目它是我們一個理想目標，是我們最高綱領，但是我們還得做最低綱領的事情。

　　特別後來看到新的一幫調查人起來，我心裏特別高興。我就希望職業化是十分正確的，要職業化，新聞要職業化。但是你是在中國，你不可能丟掉中國老祖先傳給你的東西，因此那種文人情懷，那種人道情懷，那種文以載道的東西，仍然是重要的。我不能因為這個商業社會，因為所謂的職業化我變得冷冰冰的，不可能的。我們不要超越這個時代。有人説《南方週末》辦的是不像美國西方的報紙，價值中立，而是很多情緒、很多表情，《南方週末》表情豐富。這不奇怪，這個時代太多不平，是不是？有的時候讓年輕人有一點表情可以的，有一點主觀情緒可以的，我們慢慢走向健康的標準的新聞的職業時代。可千萬不要在新聞職業這樣一個旗幟底下，偷運媚骨、喪失原則、喪失立場。或者成為自己的逃遁的一種解釋，成為一種精神逃路是不可以的。你必須為這個社會承擔責任。

　　記者：你在央視做調查的時候是國家媒體，然後到廣州做《南方週末》是一個地方的報刊。在這兩者之間，或者兩種不同的管理體制下，你是如何平衡對待的？

　　錢：其實是一樣的限制，《南方週末》也是一個黨報報業集團下面的子報，它受的限制更大。唯獨不同的是它在某些方面多走了一步，市場的壓力更直接，它的觀念更為開放。還有一點非常重要，也是我特別珍惜的，就是我們的小環境，無論是我的主編姜一平也好，我也好，我們大家誰也不把自己的官位看成什麼東西。這樣我們少了很多煩惱，我們有一個記者去調查一個黑社會的情況，公安的人來到廣州，我們主編姜一平打給我的記者説，小楊，公安的人來了，小楊很害怕，他認為説不定我們的姜主編會被搞定，會被他們買斷。姜一平説，他們來了，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你去調查的事是真的。一個調查記者馬上就感到一個巨大的溫暖，他後面有這樣的主編撐著我，我怕什麼，這是我們的小環境，這是不同的。所以有很多來自更高層的，來自什麼地方的一些掣肘、制約是有，但是在我們的小環境裏，我們仍然堅持很長時間。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可是因為我是呆過央視的，我的這種合作的心態，我的這種漸進的心態，讓我的同事能夠少安毋躁，穩定前進的心態，是存在的，所以我可以把在《新聞調查》吃的很多苦，所換來的東西告訴我的同事。讓他們如何生活得更為智慧。

　　記者：離開《新聞調查》去《南方週末》，調查的很多同事不希望你走，想了各種方法來留你。

　　錢：是啊，調查的同事為我開過一個小晚會，熱騰騰的爆米花，我現在還感到它的溫度。我特別捨不得調查這幫同事，特別捨不得。但是人生有很多抉擇，我現在看來我去一趟南方也很值得，對我整個新聞鍛鍊來説，我是喜歡鍛鍊的。十來歲來到軍隊，來到軍營，我對社會底層很多東西不熟悉，如果不是到南方走一遭的話，缺得太多了。

　　記者：你怎麼評價你在《新聞調查》的生活？

　　錢：我是一個好大哥，做了該做的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像在一個一片瓦礫上面起房子，完全沒有基礎的，所有都是從最基礎的事情做起的，有人很急，有人不急。而我心裏面態度是，什麼事情要過些年以後看才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每一個厘米，積少成多，最後發現你突然可以邁出一大步了，這是我當時一個心情。《新聞調查》對我很厚愛，無論是老袁也好，所有這些製片人也好，他們對我十分厚愛的，我來到專家公寓開會，我家住在月壇北街，到專家公寓很近的，因為我當時94、95年我離開三聯週刊以後，我基本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所以我來開會，老袁一定讓當時的，我想司機就是大魏吧，讓大魏開車送我。老袁不但讓大魏送我，而且對周圍的人，對王志他們説，這個人我們一定要用車送他。

　　後來有一天，我不記得在哪次晚上開晚會，喝酒的時候，王志説起這件事情來，竟然抱著老袁嗚嗚哭起來了。不要説，像張潔、小草他們很多編導，我跟他們那些日子，我現在想起來都是巨細無疑的。可能是場記單上幾個字、幾句話，或者我們一起寫錯了東西，我們《冷鏈》，我寫解説詞把廣西自治區寫成廣西省，還弄的小草罰款，他們不罰我，罰他們。想起來真是很溫馨，但是如果理解到像我們這樣一些人特殊的背景，走過來特別不容易的道路和我們內心的東西，我想後人是可以理解的。

　　記者：對你來説，未來的夢想，未來的新聞是什麼樣子，你希望它是個什麼樣？

　　錢：我夢想中的新聞應該是獨立的，它獨立的承擔這個社會的責任，獨立承擔對公民的義務，它不為權力左右，也不為金錢左右，它不唯權力的馬首是瞻，也不唯資本的馬首是瞻。我到所有的大學去跟學生講的時候，我都引用民國初年張太炎對新聞記者所説的一段話，警告新聞記者，“諸君，當不務諂媚”，務必的務，你不要做諂媚事情，“不造誇詞”，你不要去製造誇大的詞藻，“要正色端容”，存天下之直道。給所有的新聞學生講這句話，你想想什麼叫正色端容。

　　記者：記得《新聞調查》開播五週年的時候，您也引用了這句話。

　　錢：是，這是我的一個想法。然後就是陳希闕講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覺得新聞記者應該有最起碼的底線，應該有這個東西。我也跟老袁講過，我説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錢，則天下太平矣。可偏偏到了新聞記者這個地方的時候，不怕死和不要錢都是需要存在，要不然你會變得非常懦弱，要不然的話你會變得非常貪婪。

　　記者：你這幾年跟調查的關係一直沒斷？

　　錢：一直沒有斷，跟調查一直沒有斷，一種血脈相連的關係。

　　張潔：從前年開始又第二次親密接觸，合作了一回《幼童》。

　　A：很早以前，美國一個週刊，他是整個編輯部回家，就是80年代向90年代過渡，我想我們是千年過渡，不要忘了，今夕此生何處？你不要忘了你處在什麼時代，你站在什麼土地上就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調查對我來説非常重要，雖然到我走的那個時候，後來意義上的標準的事件性調查、探尋事實真相的調查，如果不是説完全沒有的話，也是微乎其微，非常少的。可是為什麼我覺得，我的三年也是激動人心的，這個必須放到中國新聞改革，在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之下，它的特殊語境之下來理解。如果你不知道環境的艱難，你就不能知道這些突破者它的每一個毫米、那個珍貴，那個價值，事後你能一步跨三米，一步跨十米，你想你那一毫米算什麼。可是你想到他的語境，他的限定性，就知道那個毫米多麼珍貴。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我們不是天生的職業新聞人，我們職業新聞的概念是在具體的磨礪中積累起來的，《新聞調查》恰好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吊詭的事實，你會發現為什麼1957年很多有骨氣的新聞出在人民日報，到了80年代很多優秀的新聞人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我出在解放軍報，永遠不要對體制內帶著一種很簡單的看法，這個體制內或許孕育著將來中國新聞未來格局裏非常珍貴的一些力量。為什麼我對於新聞評論部，對於央視，對於我們這個團體，有這樣一種期待和熱愛，它的原因在這兒。

　　記者：那三年中你感受到《新聞調查》這個團隊的生存狀態是什麼樣的？

　　錢：我的三年中感受到團隊，團隊也有很多問題，也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情緒有高有低，都是有的，但是整體來説，《新聞調查》這個團隊對我來説是很溫暖的，因為我們是這樣一個團體，就是當你不幹活的時候，你一肚子煩惱，你很多事情，這樣那樣的苦惱。説實話，在三年的時候，大家對苦惱相對麻木一點，為什麼呢？人們的生活還沒有到後來發生那麼多現實的變化，因為人年齡會大，你要有房子的問題，孩子的問題，那個時候大家似乎更簡單一點，我不知道張潔住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穿著個牛仔褲，後邊愛立信手機插在後面的口袋裏面，就跑過來，編片子，一晚上一晚上在那兒幹活，是吧？

　　記者：那時候有生存壓力嗎？

　　錢：當然有生存壓力，但是你要知道，人就是這樣的，越往前看，你就知道生活的粗糙是人們共同接受的，而生活的細微的那種提升，那種品味還沒出現，一幹活把這些全忘光了，幹活是最愉快的。我記得那個時候拍《垃圾》這個組，在赤日炎炎之下，跑到北京，我回來聽他們講，每次回來聽小哈、小李子，學戲曲那個小李子他們回來講，蓬頭垢面，《新聞調查》跑到那邊。還有到遼西去，你們回來給送的對聯，都挺有意思的。怎麼講？官方媒體不是一切都壞，私營媒體可不是一切都好，是指著將來不受這兩種東西的制約，權和錢的制約你都不受，你有這種自由感。所以説最感謝的是，大概很多新聞人都把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當作自己人生特別特別重要的一個黃埔軍校，這樣一個歷練的地方。我自己個人也受了三年，學了三年這樣一屆。

　　這不是誇大，要是沒有這些經歷，我早就老去了，我的解放軍報的一些同事，他沒有這些新的經歷，他早就已經過期了，過時了。

　　記者：你下一步準備怎麼發展？比如方向啊，未來的走勢啊？有一個什麼樣的設計？

　　錢：人總是會老的，要有一個更替、更迭的階段，所以我現在把自己的階段，應該講離開《南方週末》不是一個自然的切斷，是人為的一個切斷和更換。但是不要緊，這個之後，我還要把自己的今後的定位定位在服務，站在二線為一線服務。所謂做新聞研究是為一線服務，不是為了自己做理論，我是為了給一線服務，幫你們做事。

　　記者：你最新策劃完成《幼童》已經播出了，這個片子想傳達一種什麼樣的理念？

　　錢：我現在先想説，就是前面曾經有一個我們談到《新聞調查》在我呆的那幾年，一直到今天為止，《新聞調查》八年間，如果我們單把歷史揭密題材給挑出來看的話，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財富，你光是《新聞調查》的歷史揭密可以出一本很好的書。這個過程中，《新聞調查》培養了自己的歷史揭密能力，厚重的歷史感，對歷史的看法，還有很重要的是去還原歷史的方式方法，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簡單説一下，像《幼童》這樣一個片子，我們花了兩年，在此之前或許還有些別的準備，包括歷史基本知識的準備，但是真正著手去説，我們要去做，我們不是把前人已有的材料簡單做一個電視化，有很多政論片是這樣的，前人已有的材料做個電視畫面，我們不是。因為我們一個攝製組就是一個探訪組，或者説我作為總策劃，小草作為總編導，就是兩個研究者，就是探尋者，要去探尋東西的，挺大的風險。美國人給我們探尋的第一件事情就一個月，想辦法得到資助，又有一個月，攝製組再有一個月，總共三個月。其實頭兩個月必須把東西拿到，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概我們由於過去所受到的訓練，所在《新聞調查》磨礪處理的東西，其實是受用不盡的，《新聞調查》的“探尋事實真相”這樣一個理念，包括它一整套的體系和方法，當我們運用到歷史題材的時候，照樣是非常管用的，是我們的制勝的法寶，很管用。這是些什麼概念呢？就是説你一定要抵達現場，今天也是，你一定要抵達現場，你一定要找到證據，我們一定要看見原件，是不是？通過這些東西，你把那個活的歷史還原出來。所以我們講你要把130年前的故事還原交給讀者、交給觀眾，你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一個，回到現場，去把已經成為碎片的瓷器把它復原、拼接起來，你才能拼出那個樣子，真的不知吃了多少苦，不知跑了多少路，不知有多少無功而返的日子。我也許坐了很長時間的大巴，跑到一個中學，翻了一個下午的檔案室，一件東西都沒收到，我想找薛有富寫給女生信背後的東西，想找到薛有富和凱利的關係，人家很熱情，把我接到這個學校，這樣那樣。最後我真是，我明明知道那裏有東西，我找不出來。

　　最後學校下課了，關門了，門一鎖，我一個人躺在門外的草地上，對著天空，一肚子的遺憾。我知道我走了，再也來不了了，這個地方。霍力奧克這個中學。很多次這樣的經歷，但是歷史對我們真的是很厚愛，有的時候很奇怪，從天而降的一些驚喜。我和小草到了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午睏了，我有點瞌睡，她有很多要聯絡的事情，要去講，很多人談，還要去查電影資料。她搬出來兩個盒子，説，錢老師你看一下，這盒子裏也許有東西。我瞌睡朦朧的就開始看這個盒子，看著看著，瞪大了眼睛，中國派往西方各國的美國人樸丸成，1868年，帶著中國使團到美國的照片原件出來了，一幫滿清大臣中間一個美國人，背後翻過來，1868年攝于紐約第五大街什麼什麼照相館都還有。很快小草轉回來，我們倆就開始找，太吃驚了。所以説一方面很多很多的無功而返，另一方面上帝在冥冥中保祐我們，給了我們很多材料，給了我們很多老照片，個人的手記，找到了他們住的房子，找到了接待家庭的太太的日記。不要説我高興，當時跟著去的美國歷史學家都激動的顫抖。

　　怎麼講？歷史被你摸到了，那感覺真是好。所以這個片子你問我，要表達什麼東西，就是歷史故事，120個孩子的命運，是一個富礦，包含極其多的內容，但是一個基本的東西是我們國家之命運，正如一個幼童發表的演説是“中國之未來”，你從歷史裏面知往見來，夠我們學、夠我們想的。

　　記者：是什麼的力量使你非要促成這件事？

　　錢：我在十多年以前寫《海葬》這本書的時候，就知道有這幫孩子的存在，但是對我來説是一個謎，他們怎麼去的美國，他們是什麼人，今天我們問的所有問題，在十多年前我都問我自己一遍，想找沒有材料。我想找美國幼童的姓我都找不到，因為看不到台灣的傳記文學這本雜誌，找不到。後來斷斷續續找到一些材料，也就是幾宗材料，我很想找人投錢做這個事情，我甚至看留美幼童打棒球的照片，請求一個台灣的投資棒球的一個體育商人，我説你能不能投錢，我們做一個電影，做一個紀錄片來講這個故事，突出一下棒球。當時老闆説，可以可以，後來就沒有下文了。我希望他看到我們的片子以後，應該是後悔不迭才好。但是還有一點就是，説起來每個人都知道，五千年泱泱大國，近百年屈辱的歷史，再説細了，你會發現很多人很多人的歷史知識僅僅是中學課本，太多的歷史事實需要我們一一理清。理清以後，你對歷史産生的是什麼情懷，首先是尊重。這個我和小草有共同的感覺，130年中國人已經做了這些事情，130年前這些梳辮子的小孩已經被送到了世界博覽會上，看著工業革命的起飛，我不知道大家看沒看這個片子，看到這裡我都很感動，我自己都被我們找出來的這些材料感動，那是什麼感覺？真的是，不要再錯失機會了。因為過去我們喪失太多太多的機會了。

　　記者：那段歷史已經被塵封了，不但塵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還被作為一種賣國求榮，喪權辱國的歷史來解析，在那樣一種口號下，真實的東西給淹沒掉了。但是看了這個片子，很多非常珍貴的，中華民族那種內在的精神，在這些幼童身上都被體現，雖然已經被忘卻很多，甚至他們的價值已經在社會上消失了，實際他們還是存在的。

　　錢：沒錯。賽納、小鵬、呼和、王忠新、宏衛、董倩、譚蕓，還愛小姚，好多人都參加了。這個集體裏曾經有好多人都捲進去，到威海拍攝，到福州拍攝，很多人捲進來。最早是在世紀壇旁邊的河邊跟張潔徘徊，在談這個題材。

　　我再説一個有趣的事，我參加第一個節目《歸國潮》裏面，還用過今天我們用的120個小孩那一批人的照片，你們今天把《歸國潮》找出來，你可以看到榮洪，可以看到幼童，這多有趣，我做的第一個節目和我今天又做的這個事情。我挺頑固的，守著自己那一點點東西，多少年不變。

　　張潔：對這個節目滿意嗎？

　　錢：很多東西超出我的想象，因為我如果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我可能會無窮多的文字要求，想要增加這個，增加那個，最後我發現什麼叫電視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範例。因為電視某些地方做加法，某些地方一定要做減法。比如戰爭，我用文字寫的時候或許會寫成一個非常細的，技術化的戰爭的過程，但是電視，我們是用寫意的方法完成了對中法海戰、中日海戰那樣大的事情的描繪，我看了挺高興，一樣達到效果。這個片子是一個陰柔為主調的片子，不是以陽光為主調的，也是很好的一種風格。

　　還有一句話非常非常重要，我得益於陳虻主任的。陳虻説，不要單單追求信息量，更要追求信息的可抵達性。我覺得我和我們劇組整個做這個片子的時候，我們經常談到這個問題，信息的可抵達性，如果不可抵達，再深刻沒有用的。我覺得這次比較好的實現了陳虻講的可抵達性。對我來説，我覺得這些史料至少在很多人中間抵達了，大家看懂了，明白了，甚至感動了。

　　張潔：你今年五十幾？

　　錢：我今年到下半年才51。

　　張潔：你老有一種理想和熱情。今天談話是這種東西，幾年前仍然是這種東西，燃燒的原料從哪兒來的？

　　錢：沒有一個單一的原因，原因肯定是綜合的，很多不同的歷史，這些源流導致一個人今天的一個性格，其實性格就是命運。大概我們這些人最重要的是，為什麼我們這些人是人道主義者，因為我們遇到一個喪失人性的年代，我們自己的人性就是失而復歸，你不得不承認這一點。為什麼我們愛？因為我們過去太多恨。我們的愛也是失而復歸，失而復得的，我覺得這點很重要。我們這些人典型的説就是文革這一代。最近卡瑪編導拍了一部新片，《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説的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事。我們這代人今天所有的東西，你反過來看就能理解了，我們是反向的。我們是對一個荒誕、荒謬的，一個不正確的東西的反動，那麼就能理解了我們今天是這樣的。

　　記者：您為什麼會走上新聞這條路呢？

　　錢：説來有趣，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我讀了五年小學，小學畢業的時候，差一點有一個可能性是，將來當戲曲演員，要被送到戲校去，後來我的老師堅決不讓，我的父母也不會讓我去戲曲學校。然後我的老師説，錢鋼將來可能會當記者，沒想到一語成真了。可是我從前不是記者，我在軍隊，一直是一個文學青年，學的是文學，小説、詩歌、戲劇，我還寫過話劇，我還很長時間學習各種各樣的文學形式。但是後來突然1979年爆發了中越之間的邊界戰爭。軍隊需要一批能寫的人到前線去做戰地記者，然後我就被選了，這是一個純屬偶然的機遇。我當了記者以後並不安分，因為身在報社，心在文學，還想搞文學，所以還是寫報告文學，寫很多東西。

　　後來去讀了解放軍藝術學院，讀的是文學系。我的老師是徐懷中，徐懷中將軍寫了兩句話，“許多大作家原本是記者，許多大記者原本是作家”，所以我就知道世界上肯定有一種合二為一混血的人，在文學和新聞兩邊跑。他們拿出的作品叫報告文學，他們可能非常容易去操作，記錄電影、紀錄影片，是這樣一種人。

　　張潔：其實從錢鋼來調查這麼多年，他給我什麼樣的影響，就是剛才我問的理想。別人可能問我，怎麼那麼多年你還是這個樣子，我就告訴他們，我説我的上面有錢鋼的，因為他50多歲。其實你在調查那麼多年，這種影響，可以説傳承到我們這批人的身上，通過我再往下傳承。我感覺我其實也是錢鋼在調查特別重要的一個成果，你通過你的言傳身教影響一批新的人。錢鋼這麼多年對我説的最多一句話就是堅持，一定要堅持。可我們堅持下來的那天會是什麼樣？

　　錢：我們堅持下來的那天，在今天誰也不是算命先生，誰也不知道將來堅持下來那天，如果以我們有限的生命來説，我們堅持下來的那一天，很多舊的東西不存在了，很多舊的苦惱不存在了，但是新的煩惱撲面而來，我相信是這樣的。所以其實是，我們堅持下來，應該有更多的東西在往下傳下去，讓這些責任感，讓這些公信力傳下去，傳給下面的人，他們再堅持下去，可能會看到更多的，更為理想化的那樣一些東西。我覺得以我們有限的生命，我們大概説，達到一個理想的境界是不可能的。

　　記者：對《新聞調查》目前的現狀和它幾年的發展，是您希望的嗎？

　　錢：調查的現狀是我期望中的，這個期望中的意思，就是原有的文以載道，對人文知識分子的理想而言，我今天看到調查很大部分，是合乎我們原有的理想。但是我一再跟調查的同仁説，僅有這個理想是不夠的。我在調查五週年的時候説的意思是，“秀”時代之《新聞調查》。説的是什麼？調查必須順應“秀”時代。什麼是“秀”時代？我當時説了，是商業時代，是這個市場化迅速蔓延的這樣一個時代。所以所謂的獨立性既相對於權利，也相對於金錢。但是我所高興的是，今天的調查它不但很清醒地承傳了原有的這種公信力責任感這樣的理念，同時他由於很清醒的認識到在多元化、分眾化這樣一個媒體競爭時代，你唯有抓住調查你才是抓住自己的市場份額，抓住自己的定位受眾，你才能有自己真正的核心競爭力。所以我是高興的。

　　張潔：那麼對一些才20多歲的年輕人你會奉獻給他們哪幾句話？

　　錢：對於20多的年輕人來説，我希望他們理解我們，理解經過文革，理解經過很多困難這樣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們所走過的路，希望理解我們當時的苦惱，希望理解我們當時的語境，理解我們當時的這一切，因為他們會碰到很多生存危機，會碰到市場壓力之下很多的市場競爭的策略技巧等等很多問題。但是我想就是這句話，老子所説的，“不失其所者久”，所是所在，所是立身之本，是個根本的東西，所以“不失其所者久”，想想這“所”是什麼？我想《新聞調查》也是這樣的，“不失其所”的《新聞調查》才是長久的。

　　吳徵：我謹代表我個人，如果我個人作為一個剛剛加盟六個月的策劃，請六年前的錢老師再回到《新聞調查》，你怎麼回答我這個問題？

　　錢：我首先真的是很感動。我想説的意思就是，因為每一棒交出去以後，後一棒的人要跑得更好，那麼在我這裡，我已經交出一棒。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責任，我想是這樣的。如果能給你們大家服務，能給你們做點事情，開闢一個更好的平臺，這是我想做的事情。可能比我現在再為張潔提供一個月30個選題，四個策劃案可能會具有別有一番價值。明白我的意思嗎？

　　吳徵：我覺得調查是我們這批人可以一起做一輩子的事情。這對我在調查呆下去，是一個最大的動力。所以我特別想錢老師能夠重新回來。

　　錢：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我其實不在調查的花名冊上，但是我自認為我還是調查一分子，我們現在可以通過很多方式來溝通聯絡等等，都是可以的。我跟調查有非常深厚的友情，跑不了。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你對今後的《新聞調查》有什麼期待？

　　錢：現在競爭特別激烈，還是那句話，要少安毋躁。因為躁也可以造就成就，你焦躁、狂躁也可以造就成績，但是會掏空的，我現在仔細看《新聞調查》新一撥人，我還是希望，如果有時間，能夠有深呼吸的時間，能夠有充氧的時間，有充電的時間，而不要掏空了，真的還得靜下心來學一點東西，這是我的切身經驗之談，不是泛泛讀書，而是在一兩門上有一點深入的功力。《新聞調查》是需要大器的沉靜的編導和領導者的。

　　採訪記者：趙華

責編：武林 來源：CCTV.com